李洱历时十三年创作的《应物兄》甫一问世，便引起高度关注，而这部作品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别具一格又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为它显得过于精英化，而难于被大众所接受。“五四”以来，中国的作家便在持续关注、努力书写现实，却很难力透纸背地写出琐碎现实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作家长于写历史，写家族史，写有一定时间距离感的小说，而很少作家能处理好直接进入小说的此时、此地的经验。”这便使得创作十三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的《应物兄》，在文坛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孤独感”。
《应物兄》讲述了三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现状，勾勒出一幅知识分子群像。在小说中他们对待学术、对待欲望、对待人生的不同态度，也反映出知识分子的分化。面对各种不可控的外部因素与内在冲突，如何“应物”已然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难题。有些人凭借知识活得滋润，有些人活得无耻，有些人则活得悲哀。在各种社会关系和个体欲望的纠葛中，一些知识分子渐渐失去了自我，陷入沉默与焦虑中，而落入一重又一重的困境，以至于挑战了普通民众对知识分子的认知。我们不禁要问：知识分子究竟怎么了？这些顶着知识分子名号的人，究竟能否算是知识分子？
一、知识分子丧失话语权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资本的力量不断渗入精神生活领域，而原本充当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则在社会结构中被边缘化。这些“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里的直接生产者”却面临着“此前那种先知先觉的导师心态，真理在手的优越感……在商品流通中变得一文不值”的局面。面对物质欲望、权力，知识分子们在知识领域反而开始沉默，逐渐丧失了话语权。这是因为，占据社会舞台中央的是集团老总黄兴、副省长栾庭玉等人，他们借不同名义进军知识界，不过是意图借着学术之名扩充自己的经济或政治资本。这是知识分子遭遇的第一重困境：在知识领域，知识分子反而丧失话语权。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知识分子从普遍性人类良心的代表，转变为所谓“特殊知识分子”。这已经意味着知识分子从广场退守“岗位”，但至少“这些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一个行业中工作，但无论如何都能运用他们的专长”。而到了李洱的笔下，知识分子连退守专业领域都不得。应物兄在儒学研究方面有理想和追求，他应邀主持筹建儒学研究院，却全程没有话语权，比如面对葛道宏邀请师弟费鸣做他助手的现实，他心中不愿却也无法拒绝。小说的核心情节是筹建儒学研究院“太和”，而社会各界都要来分一杯羹。抢“太和”这块热饽饽的有这么一群人：吴镇，设陷阱威胁同事而成为清华国学院客座教授的伪学者；陈董，好色成性、想借研究儒学以禁欲的内衣大王；黄兴，给安全套配上词牌名而兜售的“当代子贡”；还有铁梳子、雷山巴等一群人。这些人来自各行各界，为了各种利益都掺和到“太和”之中，而这导致了应物兄四处奔忙，疲于应付场面上的琐事。他名义上是“太和”儒学研究院的负责人，却处于对院舍的修建进程不知道，研究人员的选择没有自主权，连人品败坏的吴镇要来当副院长也一无所知的尴尬局面。
由此可见，表面上他受到各方尊重，但在研究院相关事务上，他永远停留在被通知的尴尬位置，不过是各色人等台面上的傀儡。面对荒诞而又无聊的现实，应物兄内心愤懑而想要拒绝，却只能试探性地表达自己的质疑和不满，而无法提出一句反驳的话。对外，他要强撑笑脸，统筹各方，戴上面具应酬；对内，他只能将所有的埋怨变为无声的自言自语，把对这些人的不屑与憎恶吞进肚子。应物兄在场面上云淡风轻，内心里波涛汹涌，其内心的话语和说出的言语存在着明显冲突，而这显示了知识分子内外人格的分裂。
究其原因，这种丧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吊诡现象，鲍曼称之为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身份转变。即“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简言之，即知识分子从“权威性话语的建构者”变成了“增进社会集团之间交流的阐释者”。
在《应物兄》中，以应物兄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无疑也面临着这种尴尬的身份转变。他们看似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基本是在象牙塔内高谈阔论。现实社会中的他们，在权力与金钱面前往往处于沉默失语的状态，话语权则被来自政界、商界的各种人物所攫取。因而，知识分子被边缘化，成为权力和资本在知识领域开疆拓土的中介物。但特别要注意的是，在知识分子普遍性的价值失落中，应物兄的分裂源于他内心仍然存在的那份坚守。《庄子》中说“哀莫大于心死”，但心死了还哀什么？对于应物兄而言，哀莫大于心不死，甚至可以说，哀莫大于心不得不死。他不甘心像那些伪知识分子那样，表面上加入高扬人文精神的众声合唱，背地里为名利苦苦奔忙。
朱光潜曾言：“人心之坏，由于‘未能免俗’。什么叫做‘俗’？这无非是象蛆钻粪似地求温饱，不能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作高尚纯洁的追求。”正是那些“俗”人加剧了应物兄的人格分裂，抢占了知识领域的话语权。比如，黄兴是程济世的得意门徒，知识分子与商界大亨的双重身份使其既代表程济世的学术权威，又体现了金钱的现实功用。济大为迎接他，甚至专门成立了“黄兴先生接待工作小组”，细致到连其宠物都要有专人接待。他本是为了“太和”研究院而来，却在酒席上与副省长栾庭玉聊起了经济建设，而本该是对话主导人的应物兄被隔离在对话之外，成为一个陪衬式的存在。“我终于把太和的事提了出来。哎呦，要找到这样合适的插话机会，还真是不容易。应物兄这么想着。”宴席上应物兄的失语，实际也就暗示了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中的失语。随着儒学研究院筹备工作的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人情世故等都被搅进名利场，以栾庭玉、铁梳子为代表的学术圈以外的人将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财富梦想，一并纳入儒学研究院的发展计划之中，使“太和”研究院几乎沦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属品，失去了原本存在的学术意义。
二、日常生活中知行合一的困境
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丧失让他们看似积极“入世”，却又不断试图逃离。随着时代的发展，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理想信念，与现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缝隙，而这使他们又一次陷入困顿与迷茫。知识与思想究竟能否改造现实生活？知识分子该如何用知识来解决现实的难题？这就构成了第二重困境：日常生活中知行合一的困境。
即便是小说中所塑造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像何为教授、双林院士仍坚守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面临理想与现实的交锋时，仍交不出一份令大多数人都满意的答卷。小说中人人追捧的硕儒程济世，仿佛博闻强识，德高望重，最终却也被不肖之子和畸形的后代耗费了太多精神，没能逃离功利生活之网。以应物兄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理想信念与人生追求，对自己的纵欲与虚无有着清醒的认识，却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自己在资本与权力的倾轧之中一步步沉沦。应邀上媒体节目前，他时时提醒自己注意学者身份，不要被哗众取宠的媒体带偏，但到了自己登台时又不免夸夸而谈，使知识被媒体用来博人眼球。到了第三代知识分子，知识的神圣性和他们对知识的敬畏心早已消失殆尽，更枉论知行合一了。
小说中知识分子知与行背离的困境，不仅表现在他们所讲知识与所做之事的乖离，还表现在他们对知识本身的亵渎。这部小说从大量知识细节的内部审视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小说中的知识似乎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引来的各行各界之人都表现出对儒学的莫大兴趣，对程济世的崇高敬意，对“太和”研究院成立的巨大期望。即便如此，小说中的知识大多没有改造或纠正生活不合理之处，反而为生活的苟且涂脂抹粉，说穿了就是知识沦为名利场中的人们附庸风雅、攀谈关系的中介物。在社交场合的知识，虽然“出场”且仿佛是“在场”的，但其本体性价值是“缺席”的，最多只有“异化”了的工具性的价值。
相比于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这部小说在揭示此困境的成因上更为深刻。以往的知识分子小说大多写知识分子在时代环境之中的沉浮，意在揭示困境的成因是世风日下影响乃至改变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内在理想追求和现实间构成了矛盾张力，仿佛知识分子的各种困顿与挣扎主要是因为外部社会环境，而非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当然，外部环境的快速转变固然会对知识分子造成一定影响，但人生的选择权更大程度上还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如此一来，《应物兄》的超越性则在于，它在知识场域内部展示知识分子的言行，从知识话语内部透视知识分子的精神，从而展现知识分子知与行间的扞格。小说中混杂了各个学科领域极具专业性的知识，关于柏拉图、尼采、孔孟、风水、蝈蝈、“羊杂碎”、“鱼咬羊”等，让读者透过知识外衣看到知识分子心灵的卑琐。这群知识分子在各自的知识领域引经据典，夸夸而谈，看上去似乎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他们在现实面前却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懂得这么多专业知识，却无法以之为据而过好现实人生。这一方面揭示了知识被工具化后，在现实面前难以为继，对人的心灵救赎功能弱化的无奈局面。另一方面却表明知识只是外在于知识分子，未曾转化成他们的内心经验与强大的精神力量。正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广博知识并不能贯穿于人生之中，所以知识未能救赎他们的卑琐人生。因此，如何实现知识与实践的真正统一，在喧哗、游戏、自由、腐朽的万象中保持清醒，仍是当代知识分子要继续求索的。
三、知识分子自我认知的困境
无论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还是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往往具有入世精神和忧患情怀。他们关注国家大事，介入公共领域，从道德和文化的角度审视和反思社会生活，从而承担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受传统儒学影响后，“为天地立心”等“四为”曾经是他们心中的治学理想。然而，知识的繁杂，时代价值的悄然改变，知识分子自我认知能力的不足等因素，使得知识分子阐释和传播传统文化时无法走出这个困境。在这一困境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坚守自我，而一些人却逐渐迷失，陷入价值虚无之中。这就构成了第三重困境：知识分子自我认知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他们一方面想保持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尊严和自省意识，另一方面却又被利益和诱惑所驱使，游走于各种人情关系之中，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建造儒学院，复兴儒学本身是应物兄的理想，但随着研究院的成立，各种社会关系卷入进来，使得他一步步陷入金钱、欲望、权力的纠葛，从难以抑制舌头的爱说话的人变成了真正的沉默者，而与理想渐行渐远。在小说后半部分，我们几乎听不到应物兄的声音，他似乎成了一个背景墙，存在的意义就是引出其他人的“中介者”。而生物学家华学明为了迎合程济世寻找童年记忆中“济哥”的梦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一次次人工帮助蝈蝈交配的实验，庄重而又荒诞。最终成功繁衍出“济哥”的他，以为这是一项足以震惊全世界的伟大成果，却不曾料到“济哥”并未被证明完全灭绝。野生“济哥”的出现给了他致命打击。因为名与利的渴望取代了学术追求，他才难以接受功成名就的美梦被现实无情打碎，因而陷入了癫狂。
四、结语
总而言之，《应物兄》通过书写身处中国当代的三代知识分子，揭示了三十余年来，知识分子由中心走向边缘后面临的种种困境。这些困境一方面源自外部世界，特别是权力、资本等对知识及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挤占；另一方面也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知行背离，进退失据。小说提出了一种文化换韵说，认为传统如同诗歌一样，在一次次的断裂与延续之中，不断“换韵”“转韵”，最终形成了历史的韵律。这似乎是作者在这场荒诞的戏剧落幕之后遗留给世人的一丝希望，他通过这种形象的方式告诉读者，传统是一直延续的，在混乱、萧条、崩坏、绝望之处也存在着再生与新生的可能性。复兴传统儒学的路是漫长艰辛的，但总有人在为之不懈努力，知识分子在困境中的突围之路虽“道阻且跻”，但总有人会拨开现实迷雾，以念兹在兹的真理渴求战胜时光的偏见。注释：
①谢有顺：《思想与生活的离合——读〈应物兄〉所想到的》，《当代文坛》2019年第4期。
“预防腰椎管狭窄症，第一，要保持正确的坐姿，要坐直，腰不能弯着。第二，不能躺卧看电视或者玩手机，因为躺着的时候，你要么屈颈，要么屈曲胸椎和腰椎，否则的话你是看不到电视的，在这种情况下腰椎的稳定性特别不好，得腰椎管狭窄症的几率就更大一些。第三，我们要用正确的姿势搬运重物，要直腰、屈髋、屈膝来把重物搬起，而不是直腿弯腰，搬运重物时不正确的姿势会造成腰肌的扭伤或者劳损，也会增加腰椎管狭窄症的风险。第四，我们要积极锻炼腰背肌，主张做小燕飞或是游泳。其他的运动锻炼对身体也有好处，但是对腰背肌作用很小。”
②此处“三代知识分子”源自周大新：《把中国现在的三代知识分子写得活灵活现》，参见《〈应物兄〉：建构新的小说美学》，《湖南日报》，2019年1月11日。
③雷蒙德·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92页。
④陈平原：《近百年精英文化的失落》，《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⑤萨义德著，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页。
⑥齐格蒙·鲍曼著，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⑦庄周著、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新编诸子集成·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7页。
⑧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⑨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43页。
⑩李洱、张杰：《长篇小说在试图与“碎片化”对抗——李洱访谈录》，《青年作家》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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