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飞

　　少年成名的邱华栋从来都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作家。三十年来，他不断探索新的题材、挑战小说的各种可能，从最初的《夏天的禁忌》《前面有什么》《夜晚的诺言》等成长小说，到《来自生活的威胁》《可供消费的人生》《正午的供词》《教授》等以新北京为背景的“社区人”系列、“北京时间”系列都市小说，再到《骑飞鱼的人》《单筒望远镜》等以西方人在中国为背景的“中国屏风”系列历史小说，成功塑造了“外省青年”“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都市群体形象，其小说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远非“当代都市文学圣手”这样的标签可以涵盖。

　　近期出版的这部中篇小说集《唯有大海不悲伤》更是让人惊叹，收录的《唯有大海不悲伤》《鳄鱼猎人》《鹰的翅膀》三部中篇，分别讲述了如何潜水、抓鳄鱼和攀登雪山的故事。在我看来，与其把它们看作“极限运动小说”，不如说是生态小说或生态文学，如封底所言，“代表了作者的文学新思索，寻找当代人古老而别样的精神出路，展现了一种走向高山大海的生态写作”。生态写作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美学研究，还是艺术创作，都受到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深刻影响，形成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生态写作(生态文学)最基本的美学规范。那么，邱华栋的生态写作究竟表现了他怎样的生态美学，对当下的生态写作有何启示，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出走与回归：从物性的城市到人性的大海

毋庸置疑，在北京生活近三十年的邱华栋最为熟稔的莫过于以“北京”为代表的现代都市。在其城市小说中，集中再现了“欲望的城市景观”，深入表现了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孤独、压抑、焦虑、彷徨、失落、虚无等各种心理病症，即“城市精神现象学”，“城市”成为其小说营构的典型人物行动的典型环境，让人又爱又恨的一种城市生态空间。比如，在其成名作《手上的星光》中，城市“令人恐惧”，“像一个黑洞一样吸食所有的光线、理想、梦境与时间”。在一次访谈中，邱华栋曾直接撕开“城市的脸面”说道：“城市具有巨大的物的属性，人创造了城市，但个体生命渐渐变得无能为力，生活被城市主宰。工作在市区，住在郊区，每天花几个小时在路上。城市就像机器，吃掉人，把人变成它的血肉。好莱坞的很多电影描述人被机器统治，这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城市的钢筋水泥是没有亲和力的，而人和没有生命的东西朝夕相处，就像是在慢性自杀，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像待宰的兔子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或者知道也无能为力。”然而，城市又让“我”、杨哭、林薇、廖静茹等这群外省年轻人激动不已，“我是爱着这座肿瘤般膨胀的伟大的城市的”，他们因为渴望所以无法抵挡中产阶级美好生活的召唤，为此，他们放弃了批判，甚至放弃了爱情。邱华栋都市小说的意义之一，正在于揭示出城市生态空间对于外乡人心理所造成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干净有序、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城市，被视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进入城市意味着获得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这成为一种难以抵挡的都市想象和魅惑；另一方面，这样的“物性”的城市生态同时又使身处其中的人不断被吞噬、被异化，人性扭曲，精神困顿，从而又使人心生“逃离城市”、回归故乡的意愿。正因为邱华栋对城市的这种“物性”和“生态危机”感同身受，所以在其笔下“人与城市的关系”表现得也最为深彻，最为动人，这是其城市小说系列成功的奥秘所在。

　　这一次，邱华栋从中国城市走向了异国他乡，从人山人海走向了高山大海，可以说是一次预谋已久的“出走”，也是一次有意识地融入自然生态之中、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回归”。对地图、地理和海洋纪录片的长期热爱，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尤其是近些年来频繁的国际旅行，使得邱华栋的这次“出走”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如果说“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是指以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关系作为切入点，以生态整体利益作为终极价值尺度，以生态和谐为目标，探讨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的文学”，那么，此次邱华栋的“出走”无疑是一次重审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终极价值、探究生态危机的“生态写作”。

　　比如在中篇小说《唯有大海不悲伤》中，突然而至的海洋直流带走了他十岁的儿子，妻子情绪崩溃，二胎流产，夫妻分居，随后离婚，胡石磊突然就被命运的直流带到了暗黑窒息之地。此时，制造死亡的大海成了他的仇敌，让他“掉进了悲伤的深海”，让他“泪流满面，悲愤满怀”。通过观看关于大海的纪录片，尤其是革鳞鳍的繁殖和黑鲨的捕猎让他开始理解了大海的生命逻辑；通过加入自由潜水组织，经过几个夏天在太平洋几个点的潜水，他亲身感受到了大海的生态之美，珊瑚礁，大量的水藻和海带构成的海底森林，花斑海鳗，与抹香鲸母子的亲昵，目睹抹香鲸和大王乌贼的一场恶斗等等。由此，他的丧子之痛在美丽鲜活的海洋生态世界中得以缓释，“大海以她那无比宽阔的胸怀，吸纳了他的悲伤，瓦解他内心里的痛苦和忧郁。大海能够让他内心里积郁的、由儿子死亡带来的黑暗——那种东西很难形容——就像乌贼逃跑时吐出来的一团黑乎乎的墨汁，在湛蓝透明的海水里逐渐地被稀释，然后，世界重新变得透亮”。胡石磊下潜到一定深度，仰躺着悬浮在海水中，“内视自己的生命，外视海里的景观”；继而抛弃这种“内”“外”的主客二元之分，大海不再是外在于“我”的自然，“我”成为海水中的“一只海生物”，而在他身边来来往往、热闹非凡的海鱼，也把他看成一条无害的大鱼；“我”继而感觉自己回到了母体，“作为胎儿回到了大海母亲的怀抱。他感觉好多了，这一次真的好多了。因为他的儿子和他一样，早就复归于大海母亲的子宫里了”。“大海母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更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割不断的亲缘关系，而这种“复归”是人与自然的真诚和解，是消弭了怨恨和痛苦之后的相互拥抱，主客为一，母子一体。胡石磊“安静地待在海水中间冥思”，不是一种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恰恰相反，是一种消解了主体性、复归混沌一体的原初存在。小说中，即使是潜水大师大卫·霍克尼也曾在加州海域的潜水狩猎中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他告诫胡石磊道：“海洋是它们的地盘，是它们的天地，在这里，人类不过是些客人，最好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主人。”是的，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而是存在的守护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显现出来”,正如没有胡石磊在生存中对存在的领会，大海的存在就无法得到显现和解蔽。他不再是存在者的“主体”，大海也不再是一种与他对立的客体性的存在，而是作为具有人性的“母体”在存在之光中显现于他的面前，并与其身心合二为一。在这里，邱华栋流露出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识，带有终极关怀的意味。

　　或许有人会疑问，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会不会挫伤人类生存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呢？答案是否定的。邱华栋所坚持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识是一种深度生态论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人在自然中统治地位的陨落，使人作为存在的守护者，在对自然万物的看护与照料中，反而赢得更多生存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因为只有在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态境域中，人才能获得人之本质，才能作为绽出的生存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走上一条本真本己的生存之路，即诗意化和审美化的人生之路”。正如小说《唯有大海不悲伤》的结局，大海帮助胡石磊实现了自我救赎，重获新生，很快他便在同病相怜的郭娜身上重新发现了美，并一起在红色珊瑚礁下欣赏了海马生命诞生的美好景象，开启了自由诗意的人生之路。

二、和谐与共生：自然的壮美与人性的崇高

“每个人都有自己隐秘的痛苦”，这是小说《鹰的阴影》中最平常的一句话，却是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平原低谷，也都有高山大海，如果说胡石磊是为了疏解丧子之痛，潜入大海，暗自疗伤，向死而生，那么，陆英勇则是为了疏解离异之痛，攀登高山，舍生取义，由生入死。邱华栋的高明之处在于，有意把人抛入生活的潜流、暗礁、旋涡里，让其直面突如其来的生活的变故、心灵的痛苦和命运的真相，同时又将人类与自然相互对照，人性的壮美有情与自然的壮美无情交融互渗，彼此映衬，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情境，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种“大美”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它往往存在于平庸之人难以企及的高处。而对于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类而言，它的静默本身便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召唤，召唤敢于挑战自我的人——比如登山者陆英勇和周翔——来领略他的“大美”：

　　现在，他们站在一片极其开阔的高台上。可以感觉到雪地下面是坚硬的岩石。从这里能看到眼前无比广大的世界，喜马拉雅山向西延伸而来的喀喇昆仑山的山体纵横开合地形成的大海。是的，这里是山的海洋，群峰竞起，峰峦叠嶂，高峰并峙，森严、冷漠而高拔，傲岸而遗世独立。这里是阔大和冷峻的世界，没有小山小水，都是大山和白云。白云在山峰之间缭绕，在他们的眼前流过。

　　

　　

　　顺便说一句，《唯有大海不悲伤》和《鹰的翅膀》在人物、情节与结构上十分类似，或许是邱华栋有意为之，使之形成可以互相参照的“姊妹篇”。主人公都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得益者”，然而都突然遭遇到生活的直流，不得不承受婚姻生活的失败和内心的痛苦，又都从山水自然生态中获得安慰，在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上(登山)下(潜水)求索”中寻求救赎，只不过最后的结局不同，前者重获新生，后者英勇赴死。我以为，陆英勇之所以赴死殉难，与其说是为了救周翔，不如说是为了保存对爱情、天空、自由的永恒向往与追求，“自从我开始登山之后，我距离天空越来越近，而离她越来越远了”，他目睹了安娜在未婚夫殉难处的痛哭，最后给妻子祁红写诀别信，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有情有义、有充分准备的人。然而，从胡石磊和陆英勇两位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的失败婚姻，又不难觉察：都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可以摧毁一切确定性，物质生活无法代替或决定精神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是现代都市文明别有用心的“馈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则是后现代生态文明疗伤救赎的“家园”，从小说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伦理最终让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这可能是都市人未来的可能走向，是作者邱华栋已然洞察却隐匿其中的意旨，引人深思。

三、“生活的人”与“生态的人”：生态写作的“中心”难题

　　

　　

　　当然也必须指出，邱华栋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活动的半径越大，自然被破坏的范围越大，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越紧张，越对立，对于人类过分改造自然的贪婪行径，邱华栋的批判是点到为止又一针见血的：

　　

　　这段话显然不是小说的虚构，而是现实，蕴含着作者对当下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反思批判。生态危机的根源正在于，国家利益、跨国资本、经济掠夺等常被置于生态保护之上，眼前的物质利益(往往是狭隘的发达国家民族的利益)被置于长远的全球生态整体利益之上，归根结底，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作祟。热带雨林的消失，地球上留下一个又一个“疮疤”，岂止是“煞风景”，又岂止是“道歉”可以偿还和弥补的？邱华栋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至少表示了有限的不满，而这样的不满又显然隐含着意识形态色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邱华栋的生态美学或许可以称作一种“有限度的生态美学”。

　　

　　

结语：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

总体上看，邱华栋的《唯有大海不悲伤》有意识地把“中国故事”由本土城市搬演到了异域山川，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背景转换，而是试图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有限度、有条件地反思和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由此也重建了人物的心灵境界，提升了小说的生态伦理意识和生态品格，为中国当代生态写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和启示。

　　

　　

　　注释：

　　①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②邱华栋：《迷恋城市的作家们·邱华栋版城市》，《新周刊》，2005年2月25日。

　　③李玫：《生态写作的回顾与前瞻：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④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9～40页。

　　⑤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1页。

　　⑥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8页。

　　⑦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8页。

　　⑧曾繁仁：《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

　　⑨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149页。

　　⑩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