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若谷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讲过这样的故事：忽必烈汗对马可·波罗说，他想让所有的城市按照他理念中的样板演绎，其中一切都符合常规，可现存的城市都偏离了常规；马可·波罗对可汗说，他的样板城市充满例外、不一致和内在矛盾，所有现存的城市都是对这一样板的剪葺。今天再看这个寓言，我们不得不感慨可汗的预言，只不过，他将会看到征服世界的不是他的铁骑的威严，而是另一种无形的诱惑。差异化的空间可以通过拆毁重造的方式来实现对其障碍物的处理，全世界的大都市都有万变不离其宗的“理念”，即现代化、智能化，更高、更快、更强。古典邦国或城郭市井，本身具有无穷的矛盾和冲突，但由于共同生活的一些通行制度规则加入，逐渐修正了这些毛刺的部分，使得城市更多地追求求同存异。而一些无法掩盖其历史性的城市，则在相似的面目下依然张扬着自己的独特命运。

一、世界都市的虚构和纪实

世界上几乎任何大都市都拥有前赴后继的书写者。可以说，现代小说诞生于城市。城市的突变、延展，承载着野心和抱负，以及阴险和血污；它的品味、色泽，又烙印着平和的生活与繁华优美的艺术。巨型都城更是一切典型中的典型，极端中的极端。在与文化、艺术和政治的交互中，都市拥有无尽的书写题材和透视角度。狄更斯以《双城记》连接了革命巴黎和雾都伦敦两大城市，乔伊斯以《都柏林人》为爱尔兰人写下“精神史的一章”，布尔加科夫写过《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马丁·艾米斯《伦敦场地》描绘了凌乱的伦敦，保罗·奥斯特以《纽约三部曲》写作充满悬疑的纽约，川端康成的《东京人》留下一幅战后东京的浮世绘。这些作品，既白描低视角的生活世界，又熔铸高视野的理性世界，是由现实生活、议论阐述和历史意识交融而成。

　　彼得·阿克罗伊德在《伦敦传》里尖锐地抓住了伦敦的都市本质，即“市场”的缩影：这里人来人往，唯利是图，一向奉金钱为主神。然而，这是伦敦的独特性吗？平心而论，大都市本身建立在不断扩大规模的交易基础上，喧嚷与暴力是城市的常见景象，旧的脏污不断被掩埋，新的从而成长诞生。虽然丰富的革命史不断摧毁旧伦敦，但伦敦因此也获得了永远的重生，无数的历史遗产堆叠下来，加上不断汇聚而来的商品与人潮，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空间。“近两千年来，黏土、白垩岩、砖土被用于建造伦敦的住宅和公共大楼。简直可以说，这座城市从原初的根基上自行拔地而起，从往古时代的蒙昧材料里创造出人类定居地。”伦敦人艾略特才能体会并精炼地表达出过去、现在、将来之间互渗的时间观。艾略特长诗《四个四重奏》说道，“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这是他所把握的伦敦最令人赞叹的部分。

　　若昂·德让所写的巴黎，更多着眼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现代城市生活形态，在《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中，讲述巴黎的最初设定如何奠定了现代城市文明的基本概念。开篇的巴黎新桥(Pont-Neuf)即被确定为“走向现代的起点”。新桥坐落于法国西堤岛的西边，联结巴黎的左岸与右岸。它的“新”在于，当时所有的桥都配备桥上建筑，而此新桥是敞开式无遮拦设计，这意味着桥不再仅仅是交通媒介，还是风景的媒介、美的媒介，这又意味着人们尊重、享受城市的风景和此在的生活。城市之美就这样成为共有的体验。公共空间的塑造和运行，让群体在个体的意义上，逐渐形成区域文明的观念。在拿破仑三世手里，首都巴黎的命运几乎得到彻底改变，而他的得力干将，被誉为“城市规划学科创始人”的奥斯曼，也终于将其打造成为一座宜居的新型城市，并成为全世界公认的美丽、优雅、休闲的文明都市。

　　在一部讲述罗马的非虚构作品里，克里斯托弗·希伯特简明地分析了罗马帝国神权、军权和文化的关系，绕开了处处存在的宗教陷阱，而令人信服地赞同这个观点，在帝国消亡的时候，罗马这座文化艺术城市的历史才开始起步。《罗马：一座城市的兴衰史》认为，罗马如今在文化上强盛的生命力，和它从文艺复兴时期让渡了古代罗马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力有关。虽然罗马丧失了军事扩张的能力，但这却使得古代世界文化典范得以传承，米开朗基罗、贝尼尼这些艺术家，使得罗马实际上成了现在的文艺复兴风格的艺术圣地。“文化”成为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的罗马，借以重塑自身形象和身份的重要话语，由此，罗马才是今日之“永恒之城”。这本书更为大胆之处在于，大篇幅的注释基本上可以另成单元，是作者本人夹带的私货，使这本书既是文化历史著作，又是游览罗马的指南。

　　写作城市历史，需要包含的必要内容是物候、历史和传统造就的城市个性，市民的习俗信仰、记忆隐喻等文化生活又共同构成了城市的底蕴。在城市书写里对于空间的聚焦，是现代人从生命的时间坐标上产生的另一个感觉坐标，也是对自己生存维度的多层探讨。就这点而言，书写一座座“看得见的”，异彩纷呈的城市，和书写一种关于城市的理念和样本，并且探讨此种规范及参差背后的现实原因和历史沿革，都应该是当代写作者的重要任务。

　　在人类具有高速行走能力之后，空间逐渐消弭了其天然的屏障，个人日常生活在越来越多样的空间中开展。空间作为生活的先决条件，毫无疑问宰制着人的精神结构。福柯、列斐伏尔等将空间与文化政治连接起来。福柯认为：“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德波一针见血地用景观展览替换了此前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商品堆积，让“异化”温和地与日常俗世结合，指出20世纪中叶之后资本社会里城市景观近乎具有宗教性。以上洞见必然产生于现代时间，因为现代文学的空间书写，或者说当代书写空间，不再像古典文学里那样是以天地山水作为审美对象的客体呈现，而是一个人为的、立体的批判空间。对空间的触碰能力，反映着一个写作者的视野和立场。

二、北京想象：半为砖石、半为血肉

同世界上有名的许多其他都市一样，北京有着悠久的文明，无数的人曾经或正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存在形态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使北京集中了中国社会所有的对立因素和矛盾因素，无论是“前现代”“现代性”“后现代”，在这里都有存在的土壤。而这一片土地本身有着反复修改的边域。北京文化层垒丰富，因此其书写就像一座天然的博物馆。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波动，北京并未能留下更多实体的、可看可触的历史印记给今天的人们。好在，文学表意亦是历史记录。从明朝开始保存下来大量的诗文、笔记、史传共同形成了事实建构，“从公安三袁的旅京诗文、刘侗等的《帝京景物略》，一直到二十世纪的《骆驼祥子》、《春明外史》、《北京人》、《茶馆》等小说戏剧，以及周作人、萧乾、邓云乡关于北京的散文、随笔，乃至上个世纪80年代后重新崛起的京派文学，关于北京的文学表述几乎俯拾即是”。

　　在通常所说的京味文学谱系里，老舍是公认的集大成者。老舍的《茶馆》《四世同堂》等作品发掘了北京方言的内在神韵。那种百姓的语言与踏实的生活紧密相随，凝练而有韵味，形象又感情充沛，因此独具市井人情的光泽。同时，京味文学这块典型高地也包含着与海派文化有着明显区分的文学趣味，如废名、萧乾等旅居北京的作家，他们的文字讲究的是纯正典雅、散淡悠长。与海派文学形成鲜明对照的地方还在于，京味文学书写的传统风韵独属于具有乡土人格的北京。在当时较为特殊的是林语堂，他在横跨中西的文化体系之间，想象了一个艺术化和唯美化的繁华京都形象。20世纪70年代后期，第二代京味小说家邓友梅、陈建功、刘心武、汪曾祺等接续并且进一步推动了北京书写，再之后的十几年，王朔笔下的新市井小说真正对北京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

　　王朔创造了一个大相径庭的北京形象，他潜在的对话对象其实有两个：一方面，他针对的是北京和北京文化的尊严，其语言颇多痞气，涤荡了庄重温暖。另一方面，他也不遗余力地对20世纪50至70年代极具政治化的首都书写发起挑衅，正如张莉所言，“一种文学语言的范式建立之后，需要传承，更需要变革或拓展。王朔语言中有与老舍一脉相承之处，即对民间话语的拾取，但是，也有极强的反叛性——王朔舍弃了老舍笔下老北京人的文雅和‘礼’，而对特殊时代所遗留的粗鄙、色厉内荏的东西进行了形象生动的传达”。总体而言，这些文本基本都以“国都”伦理和政治文化作为北京的正宗历史基因。

　　20世纪80年代后，城市书写逐渐变得真正具有现代感、节奏感和速度感，北京跳出了乡土精神和政治结构，寻找新的表达形象。在科技集成和消费主义的加速度时代，北京的书写甚至爆发了更为繁杂的景象。较为典型的是对于此在的拥抱和迷惘，及拥抱的激情和剧变中人的不适感。两种维度看似背道而驰，实则互为镜像。北京的鸽哨、屋顶、友谊宾馆、国贸……在叶广芩、王朔、冯唐、石康等作家笔下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他们的作品里一些变的，一些不变的，相互印证，当他们返照历史连续性时，其实正意味着北京这座城市及与其相关的岁月都在与外在和遥远的一切产生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在同一消费文化和共享的世界规则下，北京和上海、香港、东京、纽约等全球都市的各种表征形态都变得愈发相似，作者们多角度的书写共同参与了城市景观空间的象征性生产和改造，并且由此留下深刻的文化意义，例如宁肯和徐则臣都写过曾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中关村笔记》和《跑步穿过中关村》分别讲述科技发展及外来底层人群在这个高速发展环境下的感受。而关于北京的知识圈，更是有徐坤等作家书写知识分子在学院与消费场所的穿梭游弋。

　　无论怎么样，关于北京的文化表达都是丰富的，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际化都市，巨额贸易、重大信息和高尚文化的集聚与扩散枢纽。但近三十年里最显著的特征是物质化灵魂的无限膨胀。在这一群作者中，邱华栋可能是最忠实于其物质细节的，他从不写麦苗与村庄，也不写大院和胡同，他的作品和他本人只表达强烈的当下性(presence)：“北京有7053盏白炽灯、34480盏钠路灯、58071盏汞路灯、257个灯岗、417座自动信号灯、425座手动信号灯、544个巡逻岗、801个交通警岗、6117公里安全示意栏、25205套隔离墩、35859面交通标志、129127米护栏；……”这是一个庞大单调的叙述文本，无垠的玻璃和水泥丛林，数据盘桓其上。在《环境戏剧人》《时装人》等作品中，邱华栋塑造了林林总总的新北京人，表现出物质景观对人心灵结构的强大塑造能量。这个90年代的北京没有迂阔和缓，灿烂千阳的怀旧美感，直接和历史剥离，在消费文化中独立成为一个单纯的客体，一个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社会空间。

　　郝景芳《北京折叠》以空间折叠的方式，批判社会阶级的区隔和人类的不同命运。但如果以“折叠”为关键词，郝景芳的北京并不是科幻意义的北京，而是一种全然的现实主义写作。正如邱华栋早就描绘了北京的区隔：“三元桥及其延伸地区是当代北京一个最逼真和浓缩的景观，社会分层从大官大款大腕到高级欢场女郎以及中级市民，到低级站街女、民工，这里的生存景象的多层和两种空间以及它的国际化，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了。这两个甚至是多个层面之间都是不互相沟通和流动的，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共存共荣地生活着。”二者一个区隔时间，一个区隔空间，共同实现了对于北京的改造式的文化建构。这些无可比拟的恢弘物质和冰冷时间将本来整体格局下的时空进行了拆分，也与人的分裂形成对照。

　　如果人不再拥有对空间修葺、完善的能力，那么剩下铁塔一般无可撼动的城市核心，就像遵循了忽必烈汗理想中的理念。酒吧、写字楼、人头攒动的电子产品卖场，折射的是钻石的碎片光影，新的现实生活排斥深度意义和宏大视角，历史的连续性时间涣散了其深刻的意义。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城市人”形象的类型化和模式化与作者写作本身的迅速复制相关，反映了作者在涉及只与己相关的“城与人”过程中必然遭遇的自我限制。“这种同样可以视为‘成长经历’的难题，同样也是作家本人作为‘城市人’精神状态的某种反映。”这意味着，单向度的面孔体现的是作者本身无法成长的困境。如果对“北京城与人”的关系无法再提炼出有效的表达系统和认知体系，那么作家对于城市的捕捉将既失去现实感，也失去历史感，他们所操弄的文字将成为真正无所贡献并可有可无的文字。其实，对于人类共同生存环境的描述总难以逃离人们想象力和理解力的藩篱。当狄更斯怀着智者的洞见说这个时代最好也最坏的时候，他表达的又何尝不是所有空间与历史的迷思？

三、“今天”：邱华栋的北京视野

文学和历史的承载单元都是语言文字，有限的文字需要首先打通自身的认识价值，许多作者有意识地以文、史结合的纪实形式，宏观地表达思考观察。叶兆言以史为纲爬梳剔抉，为南京树碑立传，他的《南京传》历数从东吴霸业一路走来，到明清隆替和民国风云，剖开每一块砖墙里的文化基因。稍晚于《南京传》，在北京的邱华栋也一转笔锋，捧出一部《北京传》。从目录上看，《北京传》的叙事性和形式感可能远比不上《南京传》。但叶兆言写的是发生在南京这个舞台上的英雄、草莽，爱恨、权谋，而邱华栋写的是舞台本身的起落和变迁。从城邑到都市，北京是一个已经存在了三千年的空间，他把北京作为一个庞大的主体去总体观察。

　　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珠玉在前，他以一个寻访者的身份去勾勒庞大族群的历史。这和虚构性质的小说有极大区别。小说家可以说，是笔下的人物自己勾画了摹像，推动着作者的笔。但用历史化的方法写作一座城市，有关于“我”的视角必须足够强大、完善，自信而谨慎地贯穿历史。《北京传》和其他北京书写不同的是，在视野更宏阔的历史视线里，价值判断并不在个体的悲欢中沉溺，而是一种历史的倾向甚或理想，由“我”这个当代人去投射。

　　式中，?为线性系数，可以根据光强检测仪器的分辨力结合线性系数，估算检测系统检测微悬臂偏移的分辨力.检测系统并不需要计算出实际的腔长，只需在当微悬臂的偏移造成F-P干涉仪的腔长改变而偏离参考点腔长时，将偏移量反馈给AFM系统中.

　　在《北京传》中，邱华栋需要处理的线索极为芜杂，但从基本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方式上看，比较接近于他在附录中列举的《帝京景物略》与《日下旧闻考》。此二种书以北京风物人事为主要记录和稽考内容，是关于北京历史、城坊、名胜、建制、宫廷、风俗的资料集合。邱华栋的写作，也是沿着这一逻辑脉络进行的。永定河的风波，悯忠寺的来由，元大都的海棠……或宏观或微观，都是北京的切入口，庖丁解牛般逐一剔除多余的枝蔓，呈现利落的骨骼。不过，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古典学者和考据学家的一面也同时显现了出来。比如，虽不如徐则臣写作《北上》以“小波罗”为主线埋伏大运河的历史般大胆，但在堪称正传的作品中，邱华栋引入自己对马可·波罗的相关材料的判断，其实说明了作为一个现代人和中国人，不可能不去处理外在世界与中国的关联。

　　《北京传》这本书对于历史的讲述有疏离感，没有挽歌，也没有颂歌。文中对于幽州城、离宫苑囿、东交民巷的详细爬梳，是出于其一直坚持的空间视野，在书中细致描写方位、距离、构造材料，是因为古代中国的权力结构正是具有空间性的。空间受制于社会进程，但也限制人类行为方式，而且从砖墙上渗透出水珠凝结出文化内涵。事实上，帝都模式以宫殿为中心，作方形辐射，核心是庞大的权力体系和文化秩序。古建筑背后漫长的时间纵深，让建筑被抽象化和符号化了。它是规训着每个人的思维模式的制度，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占有和处置的空间。这是书中邱华栋对皇城表达冷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君王必须位居城中央，君权神授，受命于天，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带有着与上天沟通并且达成和谐的‘奉天承运’的基本理念。”1949年以后的“梁陈方案”已被奉为建筑学和城市塑造的经典而被广泛接受，而此后的城市，其实已经从“家国”与“历史”的接壤处进行了空间转型。因此，“新中国首都”一章，不仅仅写天安门和所谓“十大建筑”，更要写民居的分布。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北京传》要舍弃那么丰富的历史细节，以2019年才落成的中国尊开篇，最近一百年的历史却要占据全书篇幅的四成之多，这就是“今天”的格局立场。

　　另一个需要重点讨论的是终章与第十一章，在作者看来，“智慧北京”是对“未来之城”的延续，也是一个可能的答案。必须承认，这些字眼无法唤起“纯文学”胃口的兴趣。未来、智慧、城市，这几者的组合很难被理解为有性灵和有温度的，在一个资本笼罩的技术主义都市，智慧的冰冷本质更多的是智能化、自动化。这令读者警惕，城市更像是一种管理机器，每纳米微米的空间都被有效组织到微观政治中。而这点，恰好是审美实践无法直视或者说文学生产无法艺术化想象的一种东西。“智慧北京”可不可以成为一种新北京的文化物品，或者说能否成为有效的话语体系？也许可以，只不过这个物品太抽象，它不是一座恢弘的实体，而是通过万物互联、人机交互的技术形态来实现的。这在历史中，可能是千年古都的基因里最大的一次突变。

　　因此，我们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北京的文化究竟是被什么建构的？这些文化物品可以解释，什么才是应该并且能够编织进记忆的有效叙述。总体而言，书中描绘的那些建筑、工程等物质实体，都是在一代代历史洪流中，被冲刷淘洗，从其具体的环境显露出来，成为现代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遗迹”，北京正因为这些容器形态的不断改造和修葺，而成为携带着旧日基因的新城市。无论它还在被使用还是仅供瞻仰，都是在构造北京的形象，为北京这座城市在全球化的国族建构中发挥力量。因此，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遗留，我们都不可对其身上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偶然视而不见，并要从空间中寻找我们当下思维方式中北京或者其他伟大城市的文化表达。不得不承认，写作历史与现实中的北京，恰好代表着一种有关“今天”的潜在风险。

　　如果我们承认仅仅有部分东西才值得留恋，才属于北京，那么另一些无法获得我们承认的东西，异质性是如何造成的？我们希望看到北京是如何从古代走到现代，我们已知哪些东西顺流而下，却不知哪些东西无声搁浅。当然，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详细回答，从中国尊，到元大都遗址，再到天安门，到智慧城市，它其中的逻辑勾画不够清晰。但他提供了许多容易被遮蔽的环节，比如我们何时开始认定，北京具有文化中心的功能。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简直是不言自明，“向来如此”，但实际上它依然有一个刻意的建构过程。在第八章，邱华栋讲述了1928年到1937年，成为北平特别市后的北京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即成为行政设计的“东方文化游览中心”，借旅游与商贸策略，提振经济，打开外地尤其是外国理解北京的文化窗口，以此自觉，加上新文化运动，新式教育开展，以及“京派”文学等相关的新文学实践，共同将文化中心城市的特征保存至今。邱华栋的《北京传》在梳理城邑历史之外，更想要参与的是当下北京。对于近三十年的北京书写而言，这样的视野虽然略显毛糙，但也已算是足够的僭越。

　　卡林内斯库在分析现代性概念的时候，曾尖刻地指出一个问题，当代公众慑于过去的巨大声名，保护着古典主义者。这解释了当今时代为何不敢要求它所需要的东西。在司汤达那里，文学现代性观念所涉及的某些突出悖论已然显现。最为突出的一个是，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作家应该努力给予他的同时代人一种他们似乎尚未准备好去享受，也许甚至是不配享受的快乐。那么，北京的未来到底是什么呢？邱华栋抽离出“未来城市”是“智慧北京”这一方案，它脱离了物化的封建权力景观，也终于摆脱了天下帝国伦理，但它从资本和消费的泥沼里抽离自己的动力有多少还未可知。无论如何，它没有被历史定型，在文化上也缺乏说服力和审美感，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绝对不代表忽必烈所企图的那种常规样板。我们往往发现当今时代并未准备好接受它最需要的东西，但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必须拒绝的是什么。在未知和未决之间，北京的书写也将永远继续。

　　注释：

　　①彼得·阿克罗伊德著，翁海贞译：《伦敦传》，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③陈平原：《作为文学想象的北京》，《北京观察》2004年第5期。

　　④张莉：《序言 “京味”的新声与新变》，《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序言第3页。

　　⑤邱华栋：《白昼的躁动》，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⑥邱华栋：《北京的显性和隐性生活》，《中国作家》2006年第10期。

　　⑦张立群：《文化互动与空间转向——论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文学”》,《学术界》2011年第10期。

　　⑧邱华栋：《北京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

　　⑨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幅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