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大先

　　我最初阅读邱华栋，是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些以《手上的星光》为代表的描写北京外乡人、闯入者的都市题材作品。那些外地来京的青年主人公，内心虽不免忐忑与恐惧，但更多的是搏击未来的激动与勇气。嘈杂浮华的景象与纠结复杂的内心相互激荡，显示出人们对于现代化大都市的无限憧憬。此后，邱华栋以敏锐的直觉，观察与描述日新月异的北京蓬勃发展当中出现的新现象与新人，陆续写出了《时装人》《公关人》《直销人》《化学人》《平面人》《广告人》《电视人》《环境戏剧人》等一系列以“都市新人类”命名的作品。新世纪以来，时代不一样了，传统制造业占据的地方，如今全部都变成了现代商业、金融业、传媒业和网络经济业的地盘。这里过去都是一些衰落的国有企业的老厂房，像什么机床厂、木材厂、纺织厂、轴承厂、酒厂什么的，都衰落下去了。现在，老厂子通过土地置换和买卖，把自己置换到郊区去了，继续苟延残喘，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这些老厂房的地皮上，很快崛起的就是这些新的写字楼和高级公寓建筑群了。在高级公寓里居住的，是这个社会新出现的中产阶级和富人新贵们，他们就是这些新兴行业的从业人员，白领、金领、职业经理人、老板和传媒从业者、艺术家。他又以2007年《教授》这部长篇小说，为一个转型的时代立此存照。这些作品从宏观到细部、从建筑到人群、从城市规划到情感与精神进行了全景图式的展示，因为有着亲历经验而具有了记录城市变迁的史料价值。

　　那些当然只是邱华栋作品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他实际上还写过一些建筑、电影与文学评论，以及历史题材小说。他近几年以历史上十位侠客为题的中短篇小说集《十侠》在2020年出版，我读过其中的篇章，觉得是以一种质木素朴而内蕴劲道的笔法在讲述那些一再被讲述的故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人们需要这样的故事，它们凝结着经过时间检验的智慧与经验，为任何一个听到的人提供教训与启迪，如同偶尔裹进飞虫的松脂在岁月的沉淀中净化了杂质，转变成晶莹剔透的琥珀，传递着久远时代的信息。那些在故事原生时候的芜杂、龃龉、荒诞、不合理乃至愚不可及的东西，都在一次又一次讲述的过程中被锤炼和洗刷，最后锻造成精纯、坚固而不可磨灭的母题。不同的人们都能够从中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当他们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就感觉似曾相识，再次重读的时候仍然能够得到新鲜的见解，如同卡尔维诺所说，这样的故事其实已经成为经典，它在时光中走过，对于它的阐释和重述本身也形成了我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对“传统”的踵事增华与层叠累积的书写实际上意味着人文的记忆与传承。新近出版的《北京传》爬梳史料、文史融合，我认为是一本“北京流变的雅正之书”。

　　邱华栋是一个吞吐量很大的作家。他成名极早，涉猎极广，却并未局限于某种文学批评所赋予的符号化概括(如“新市民小说”“新生代”“晚生代”)之中，而是依然勤奋写作、多向开掘。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巨兽一样的存在，批评的关注略显不足，这个小辑约请了几位青年评论家围绕邱华栋其人其作就各自感兴趣的点自主选题，奉献给大家。

　　徐阿兵在全面掌握邱华栋创作历程与实绩的基础上，重读了他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从“人与物的关系的变化”中窥见北京乃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物质与精神变革。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徐阿兵归纳出邱华栋的叙事风格是以不动声色的“发现”造成现代性震惊体验，在此基础上，再揉入本土化的新奇人事、情绪化的城市经验以及不失时机的反讽和幽默，从而使作品蕴含着巨大的社会现实与心理内容，并进而认为直至目前为止中短篇小说是邱华栋最高成就所在。我认为这个判断是自洽而有力的。陈若谷则将邱华栋的北京书写置诸世界上诸多都市的虚构和纪实的横阔背景以及北京想象的深厚久远的历史脉络之中予以定位，尤其就《北京传》的视野审慎地提出了一种在已知与未知之间那种无法规约与范型化的生长性书写，可以与“空间的生产”相并提为一种文学与观念的生产。张凡、袁亚冰选取邱华栋作品中不怎么为人关注的地域经验角度切入，认为他以“在地性”经验为创作初源，发现并挖掘新疆这一地域文化所蕴含的表达空间，关注风景与生态、生存及死亡等话题。从乡村到都市、从边疆到中心的邱华栋，空间上的“位移”使他在当前这个碎片化时代不断地拓展个人的创作视野和观照层面，着意自然生态、成长主题以及边地想象等层面来呈现对地域经验的追忆与回望。《西北偏北》《夏天的禁忌》等再现了少年成长的灰色记忆，同时表现草原文明遭遇现代文明介入后的尴尬与无奈。基于史料而创作的历史小说《贾奈达之城》以历史事件为框架聚焦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戴安娜夫人、赛麦台等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灵嬗变，表现对边地历史与过去的一种浪漫想象与建构。邱华栋超越性思维积蓄的创作力量旨在呈现一种现代话语表征和文化归属感，新疆故事于是也就成了普遍意义上的“中国故事”。江飞以中篇小说集《唯有大海不悲伤》为中心，认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是重审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终极价值、探究生态危机的“生态写作”，从中阐发分析出邱华栋的生态美学：有意识地把“中国故事”由本土城市搬演到了异域山川，试图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有限度、有条件地反思和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由此重建了人物的心灵境界，提升了小说的生态伦理意识和生态品格，为中国当代生态写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和启示。但同时江飞也指出只有认识到“生态的人”是文学表现的中心，生态写作才有可能真正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长期困扰生态文学的难题。

　　感谢四位作者的支持，相信读者对于他们的见解与观点，同意或者不同意，都会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