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叶恭绰与朱祖谋、徐乃昌、周庆云、夏敬观、刘翰怡、黄孝纾、龙榆生等在上海聚会,议决设《清词钞》编纂处,“期以一年观成”, 并推举朱祖谋为总编纂兼审定编纂，名誉编纂达四十余人之多。1930年2月,《文字同盟》刊登《编纂清词钞征书》，以正函向各地图书馆征求书籍，这则“征书”对成立编纂处的背景、日标等作了说明。
当时的诸多词人、学者都参与了《清词钞》的编纂工作，声势十分浩大，详细的编纂人员名单见诸叶恭绰《全清词钞例言》：
是编工作，始自一九二九年，倏逾廿载。其间采访、选录，以迄编次校订，多赖同好诸君。自彊村先生以次，如夏闰枝(孙桐)……吴湖帆(万)……吴瞿庵(梅)、张艮庐(茂炯)、易大厂(孺)、石弢素(凌汉)、卢冀野(前)、王佩诤(謇)……饶子伯子(宗颐)、石子矩孙(秉巽)。其间综览鉴定彊村翁致力至勤。搜罗选录，张艮庐程功称最。手钞至廿册。
这份名单十分可观，阵容空前。可知，如《全清词钞》此类伟业，乃是同好诸君共同襄助所成。编选之时，叶恭绰广泛联系南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杭州、苏州等地词学家，共同参与清人词集、词选的筛选、抄录、校订工作。至于编纂《全清词钞》的具体工作流程，则由于“文献不足征”之故而无从得见。
庆幸的是，近年来陆续整理出 “叶恭绰友朋信札” 数十通，其中收有吴湖帆、张茂炯等人致叶恭绰信札，其中有相当可观的内容是围绕《全清词钞》的编撰而进行的。这批信札的整理出版，为我们还原《全清词钞》的具体工作细节提供了条件，以小见大，由此我们也得以进一步理清《全清词钞》数十年的编纂历程。
一、苏州地区人员分工情况与具体流程
根据上述文献可知，苏州一地的词人及学者，对于编纂工作的贡献尤其突出。其中，苏州词人“艮庐”张茂炯被叶氏誉为“程功称最”者，张茂炯无疑是叶氏编著《全清词钞》时的得力助手。根据近年来整理发表的吴湖帆、张茂炯等人与叶恭绰的往来信札，苏州一地的编纂工作已经十分明朗，下面本文就此逐一分解。(一) 人员构成与分工情况
1. 苏州一地由张茂炯总负责，王謇、顾建勋参与抄录工作在朱祖谋、叶恭绰等人的安排中，苏州一地的主要负责人是张茂炯。
张茂炯(1875—1936)，字仲清，号忏盦、君鉴，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张茂镛弟。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宣统时任度支部司长，宣统元年(1909年)官盐政院总务所长，民国初任职财政部盐务署。五十岁以后，杜门无事。始刻意为词，著有《艮庐词》一卷，续一卷，外集一卷。自序云:“作词喜拈僻调,必依四声。”叶恭绰对于张茂炯的词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艮庐词》审律甚严，而绝无粘滞肤廓之病，当在乡先辈红友、顺卿之上”。
叶恭绰、张茂炯何时开始交往，暂时还不可考索，然而想来沤社词人众多，必定有与之熟稔通谊者。现存二人最早往来信件为1933年左右。在这之前，朱祖谋已于1931年(12月30日)过世，此后编辑工作便由叶恭绰主持。1932年间，张茂炯致信叶恭绰云：“词钞事得公主持，仍前进行，甚善甚善！”此外，他还向叶恭绰介绍抄录进程：
佩诤因保古事，贤劳特甚。巍成亦以教务，仆仆苏中间，故于词钞事均未能着手，现在巍成藏词已由炯担任抄录，已十得八九。
信中提及的“佩诤”便是王謇(1888—1969)，江苏吴县人。原名鼎，字佩诤，号瓠庐，晚署瓠叟。年轻时从沈修为师，后又列章太炎、金松岑、黄摩西、吴梅诸大师门下，学业日进。民国四年(1915年)从东吴大学文科毕业后，即从事教育工作，时任振华女中教务长、副校长。后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移居上海。王謇学问渊博，善治周秦诸子，长于版本目录、金石之学，又对昆曲情有独钟，此外又精熟吴中文献、掌故。1931年，《吴县志》总纂吴荫培去世后，李根源继任总纂，便邀王謇任修志局委员会委员，助纂“金石卷”。从此，王謇足迹遍布吴中，全方位勘探考察吴地碑刻，还与李根源一起参加了“吴中保墓会”，制止乱掘乱盗古墓葬，保护文物。信札中云王謇“因保古事，贤劳特甚”，便是指此事。信中提及的“巍成”便是顾建勋(1881—？)，字巍成，号瓠斋，江苏吴县人。1928年春，曾在苏州与吴梅、蒋香谷等缔结词社“琴社”。
20世纪30年代，王、顾二人皆因经济拮据，故奔波劳累，多方参与工作。如顾建勋，吴梅得知其生活紧张，故而带他参与编撰文学史，撰有《辽金元文学史》等，以此补贴家用。二人好填词，又痴迷于藏书，故而对词学文献也十分熟悉。
张茂炯既然担任苏州一地的总负责人，那么叶恭绰自上海发出的计划安排，自然经由他传递给王、顾二人，“前奉惠书，适有湖州之行，未及即复。归后拟将尊函送交佩诤”。
2. 吴湖帆担任信息传递工作
叶恭绰当时身居上海，要组织如此规模庞大的编纂工作，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当时上海设立有“编纂处”，然而各地与上海的信息人员往来却是个特别困难的事。尤其是广州、北京等地，距离遥远，双方通过何人何物又如何交流事宜，这都尚待考索。
由于多次往来苏、沪之间，又与叶恭绰关系亲近，所以吴湖帆(1894—1968)理所应当地充当了信使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初，叶恭绰致信尚在苏州的吴湖帆，可见此前已曾有诸多事宜相托：
湖帆我兄:前寄苏一缄计达。闻大驾不久回沪，所有前函奉布各节，敬祈费神为感，因此外无人可托也。
综上可知，苏州一处，有王謇(佩诤)、顾建勋(巍成)担任选抄工作，而由张茂炯负责汇总，再经邮寄或吴湖帆转交至上海叶恭绰处。吴湖帆多次往返苏沪之间，传递相关信笺、书籍等物什。
在1933年左右，叶恭绰似乎是受到编撰《清代学者像传》的启发，突然准备收集参与编选《清词钞》的人员照片，以备日后绘成图册收藏。吴湖帆被委托代为收集苏州一地的参选人员相片：
(二) 编选工作流程
编纂一代词学总集，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收集词作文献，这就要求参与者广泛调查，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收集各类词作别集、选集、总集等各种类别的书籍。在这之前却是要因人求词，将清代词人数目进行一个大致的统计，进而才能在统计的基础上安排相应的任务分配，也方便参与者明确自己今后的工作进度。编纂词作总集最为关键也最为基本的便是收集词作文献。苏州一地词学文献众多，词人收集词学文献本就要有独到的眼光。叶恭绰本人在信中更是着重交代寻访词集的重要性，并做了细致规划。
1. 编辑目录,考订词人生平
收集词籍固然为编纂工作中重中之重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先决条件却是做出一份全面的词籍目录来。
由上述文字可知，众人积极收集词籍目录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互相交换藏书信息，涉及书籍版本、作者姓名、词集卷数，未免重复劳动，造成不必要的精力耗费；其二，叶恭绰另有编辑一份详尽的清词目录的计划，即文中所谓的“词学书目”。
在张茂炯寄给叶恭绰的信中，词集目录也是经常提到的一个重要名词，从中可知叶恭绰对于此事的重视程度，也足以见众人对于交换词集目录的迫切性：
现存上海图书馆的叶恭绰信札中，便存有两张附带在信札之外的“词集目录”，经笔者整理之后，现在节选如下：
《倚楼词》 赵植庭(赵词已于《尊酒消寒集》中录过数首，兹是专集，拟再录数首)
《曼香词》 吕儁孙
《句娄词》 方恺(赵、吕、方三家合为一册，称《三家词录》)
《云起楼词》 婺源齐学裘
《银藤花馆词》 休宁戴延介
《清梦轩诗余》 了璞 方外
《瑶华阁词》 钱唐袁绶(此词已收《百家闺秀词》，谅已选)
《湘痕阁词》 钱唐袁嘉 闺秀
此即前文所云“另纸开呈”之“词目”。在各处拟定词集目录以后，便要抄录一份副本，用以传递交流。由上文可见，目录十分简略，除了包含词集名称、版本及词人姓氏、乡里、身份之外，张茂炯下有小字注释，讲明选词细节，以供叶恭绰参考。
《全清词钞》最终成书时，将汇集到的这些信息分别撰写成词人小传，将所有入选者姓名、字号、籍贯、仕履及相关词学之著述作了著录，为清词研究者提供了一条搜集清词文献的重要线索。
2. 收集当地藏书
之前成立编纂处时，众人就已经公开向海内广泛征集词集，并且拟定有一条条细致入微的条陈。这种公开征集的举动虽然声势浩大，但难以达成良好的效果。毕竟《清词钞》编纂处只是一个民间自发性的组织，相对官方政令来说，并不具备那么强的号召力。今番委托众人寻访书籍，免不了要直接求助于本地的藏书家，这便要专人专函，以示尊敬。叶恭绰自然是料及这一点，故而在致信吴湖帆时尤为谨慎：
苏州本地的藏书家固然很多，然而专门收藏词集的却也屈指可数，偏偏这几位参与编选的词人都热衷于收集词籍，所结交的亲朋也提供了很多便利，这便是近水楼台，先天上就有优势。苏州本地最富声望的家族便要数潘氏了，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以来，潘氏词人层出，到了民国年间，文风未替。当时的潘承弼、潘景郑兄弟就积极施以援手，这些也反映在张茂炯的信中：
张茂炯是吴梅的前辈好友，二人在吴中词坛中经常有结社唱和之举，如1929年7月，二人曾与邓邦述、吴伯渊、顾建勋等八人结“六一词社”。潘氏兄弟又从吴梅学词，所以潘氏兄弟对张氏本人也很敬重。
苏地三人之中，藏词最富的当属顾建勋。其室名“燕营巢”，藏书丰富，以清词集为著，达五百余种。《全清词钞》部分选源也取用了顾建勋的藏书。据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第八八条“顾建勋(巍成)”云：
望齐台下燕营巢，五百清词稿校抄。
更有师门龚氏子，卢熊苏志付浑淆。
前人也曾记述过，叶恭绰编选《全清词钞》多有依仗王謇、顾建勋“燕营巢”藏书，此处可辅证其说。
张茂炯本人就收集有一定量的词籍，这在他给叶恭绰的回信中可见端倪：
从文中“原稿掷还”“敝帚自珍”等语可知，张茂炯亦收藏一定量的词集。张茂炯故后，叶恭绰信云：“张仲清之子现住苏州何处，王佩诤现在何处，均盼查示，因有书件须还彼也。”当是之前所借藏书未及归还，如今只有还给张氏后人了。
潘氏、王、顾而外，其他苏州藏书家叶恭绰亦有留意，这其中邓孝先、宗子戴两位便是叶恭绰信格外关注的。从叶恭绰致吴湖帆的信中可以看出，苏州当地的藏书家似乎与他都有交谊：
无论如何，以公函形式征求书籍，毕竟不如当面恳请来得直接。于是叶恭绰不惜劳烦挚友，委托吴湖帆直接前往，现场征集：
3. 抄写词集，汇集上海
上述基本步骤完成之后，最后的工作便是将所选词作并词人词集信息按体例抄录成册，经由邮寄或者吴湖帆携带，统一传递至上海编纂处。
抄写酬劳及格式方面等方面信息，在叶恭绰给吴湖帆的信中也有记述：
综览此事过程，或斟酌裁定，或搜罗选录，或抄录校对，或编次校订，或查撰传略、厘定书目，分工明确而有序。正是因为有这些一流学者的通力合作，所以叶恭绰谦逊地说自己是“受成而已”。
二、从博收到删订：词钞编纂中的一桩疑案
笔者以为，上述说法并无误记或者舛讹的可能，之所以会有看似抵牾之处，原因在于几位回忆者的视角不同。如果我们细致梳理叶恭绰编纂清词选集的活动历程，便就不难明白就中缘由。
(一) 少时景愿：准备续补《箧中词》
叶恭绰的祖父叶衍兰是晚清著名的词学家，与海内诸多著名词人都有着密切往来，故而叶恭绰幼时就能大量接触到前辈词人的教导，也广泛阅读了清词，进而对清代词选有了一个大体上的认知。在少年叶恭绰看来，众多清词选本都大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而唯有谭献的《箧中词》让他甚是佩服。
虽然叶恭绰存有这个念头，“从事十余载，所得不少”，却最终因为走上从政之路，不得不暂且搁置。
(二) 从《清词钞》到《全清词钞》
1928年，叶恭绰退出政坛寓居上海，开始准备再着手进行之前的想法，逐步编选《后箧中词》，补录谭献《箧中词》未收的明清之际的词人，并续录晚清民国词家，也是为了“补词补人，庶几免遗珠之憾”，并在此时收集文献。只是天不遂人愿，《清词钞》的工作却率先占据了他的工作日程。这部有意编选有清一代词作钞本最初的设计及其定位，都是由朱祖谋敲定的：
在此之前，朱祖谋、叶恭绰都有过汇刻清词别集的设想。1933年，叶恭绰致龙榆生信中曾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朱祖谋对叶恭绰另编订的词选抱有期待，也着重在信札中指出“若《清词钞》，则尚可多录也”，这就给叶恭绰等人继续编纂此书留有很大的余地。
20世纪30年代，叶恭绰与龙榆生等人逐渐生成一种新文学观念“声文合一”，其大意即是词作为过去的一种旧文学，在新的时期即将完成它的使命，他们准备集众人之力生成一种新的文体。当时词学界的鼓舞，及自身新文学理念的影响，使得叶恭绰产生了在“清词钞”之前补上一个“全”字的想法，有意做成一部全清一代的词，“来供给文艺家、文艺史家作参考研究的资料”。虽然，之前朱祖谋给词钞的定位是宽严适中的“词钞”，此时叶恭绰却想扩充它的容量，尽最大努力收集更多的词作，以便给文艺工作者创出的新的文体提供素材。
据后来饶宗颐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叶恭绰已经将词钞突破百册之多。饶宗颐《全清词顺康卷序》云：
可知，从朱祖谋过世到抗战爆发这六年之间，《清词钞》的部头扩展了近两倍之多。这些自然与叶恭绰编纂思想的转变，及众多参与编纂的工作人员勤奋努力是分不开的。经历数年的艰辛采备，扩充词钞容量虽然顺利进行，《清词钞》已然规模宏大，却也延缓了此书的成书过程。不但未能定稿，也顺带拖缓了他其他几部书稿的编订进程。
(三) 补充又复删订的艰难抉择
编纂伊始，朱祖谋任总编纂和终审，连同四十名名誉编辑，众志昂扬，“期以一年观成”。然而事与愿违，一年多后，不但离当初规划尚遥，朱祖谋也遽归道山。数年之后，形势愈发严峻，随之而来的是时局动荡和抗日战争的爆发，编纂的困难从内转外。当时尽管是国难当头，《清词钞》的编纂工作持续进行。
关于叶恭绰删订《清词钞》稿件一事，我们可以根据现今大量整理出版的叶恭绰友朋信札试着提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叶恭绰在致刘天行的信札中自剖心迹，对《清词钞》的编纂工作做了细致的介绍：
叶恭绰提到，自己在朱祖谋过世后的编纂岁月里，“不忍不继其志，遂沿以为例”，这当是可信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正同时准备数种词选，这几部词选各有规划，体例命意也各不相同，旨在与《清词钞》“相辅而行”，唯有《清词钞》是注定广泛收集清词作品的大型总集，所以广收博采，以至于篇幅空前扩张。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此时的编纂工作困难重重：首先，正值抗战，疆土大量沦陷，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其次，人员零散，此时已经很难再寻觅众多得力的助手，共同完成此事。加之自己身体尚处病中，这些都给《清词钞》的编纂定稿带来重大阻碍。然而最为实际的苦难却是经济拮据 ：
此书在叶恭绰生前最终未能印行，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后来中华书局曾于1965年将该书列入出版计划，并且已经开始排版，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此后，叶先生家属从中华书局索回原稿，并设法运至香港，最终于1975年由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正式印刷出版。距离1929年，已经过去了46年。
综上，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70年代，由众多词人、学者发起并参与编纂《全清词钞》这部大型清词总集，是20世纪词学史上的一件盛事。其间苏州一地的编纂任务由张茂炯等词人负责，在收集文献、选词抄录等方面贡献最巨。词钞虽然最早由朱祖谋任总编纂，并拟定选词目录，却在后期由于叶恭绰词学思想的转变，意在存史的意旨进一步强化，大大扩充了全书的篇幅。由于上世纪前半叶国运多舛，词钞的命运也随之坎坷不断，最终形成而今的面目。
注释：
①叶恭绰：《全清词钞例言》,《全清词钞》，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页。
②叶恭绰：《全清词钞例言》,《全清词钞》，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页。
③陆昭徽、陆昭怀：《书如其人 回忆父亲陆维钊》，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④张茂炯：《艮庐词自记》，《艮庐词》，民国二十年(1931年)刻本。
⑤孙克强、杨传庆、裴哲：《清人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9页。
⑥丁小明、赵友永整理：《张茂炯致叶恭绰信札七通考释》，第一则，《词学》第四十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1页。
⑦丁小明、赵友永整理：《张茂炯致叶恭绰信札七通考释》，第一则，《词学》第四十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1页。
⑧叶志明：《艺夺天工》，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
⑨丁小明、赵友永整理：《张茂炯致叶恭绰信札七通考释》，第一则，《词学》第四十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1页。
⑩何闻辑：《叶恭绰致昊湖帆尺牍(续)》，第一一八篇，《新美术》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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