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艳花

　　孙频是我一直关注且喜欢的青年作家，从她2008年开始发表作品起，其就以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极致书写与苍凉风格在当下文坛独树一帜。自2017年《松林夜宴图》发表以来，孙频的创作逐渐呈现出新变的趋势。《天体之诗》最早发表于《北京文学》2019年第1期，它既沿袭了孙频一贯的写作风格，又呈现出明显的新变迹象。我认为，《天体之诗》是孙频以别样视角重返“却波街”的“基因经验”，虽然仍以女性作为小说主人公，然而这一次“重返”体现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记忆中处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将时间与被叙述的命运置于历史反思的视角。小说采用了“摄录者”的视角，更将孙频小说的抒情性向前推进为某种寓言的结构。

一

走向历史，审视过去，孙频新近的中篇小说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她不再将叙事局限在女性狭窄的生存空间进行个人言说，而是开始关注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生活，在异常开阔的时空背景上思索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这与其早期的创作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从题材上来看，作者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倒闭、工人下岗的那段特定的时代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与此相关的作品有《狮子的恩典》《我看过草叶葳蕤》《光辉岁月》《天体之诗》《鲛在水中央》等。孙频曾讲，“我生活在北方的小县城，在我10岁左右，县城一半国企倒闭，到处是破败的工厂、无处谋生的下岗工人，这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为了突破之前《自由故》《醉长安》《同体》等侧重描写女性出走题材的瓶颈，孙频向自己的记忆深处取材，将对历史的书写定格在自己曾目睹的那段幽暗的“下岗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批国企停产倒闭，上千万的工人被迫下岗。工人阶级作为曾经光荣无比的社会中坚力量，当时却沦为被时代抛弃、被社会牺牲掉的一代人。《天体之诗》不仅在反映这股时代洪流的众多作品中，而且在孙频此类创作中都可谓是写得极好的一个中篇。它以一个小县城的国企倒闭，大批工人下岗为时代背景，描写个人被裹挟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无法抗拒又拼命挣扎的悲剧性命运，既具有高度纪实性的对特定时代、社会的批判性思索，又不乏浪漫诗意的人性关怀。而且尤为珍贵的是，作家对那些深陷时代的泥淖中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普通人给予了深切的悲悯与礼赞，他们就像茫茫宇宙中无以计数的既渺小无比又暗淡无光的“天体”一样，即使生命荒芜不堪，却依旧渴慕灿烂星光。小说的命名应来源于此。

　　“却波街”是孙频的故乡山西省交城县县城的一条商业街，也是孙频从创作伊始为自己确立的写作地标。在经历了北京求学、工作调动、婚姻迁移之后，孙频再度调动“基因经验”，像福克纳一样经营“邮票大的小镇”。但与乡土小说的抒情发微顺序不同，孙频早期小说反而侧重从风景画、风情的视角描绘古旧破败之下女主人公的命运悲剧。《天体之诗》增添了“曾经有多么辉煌，当下就有多么凄凉”的视野，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仍是交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的国企大工厂曾红极一时，县城十分之一的人都在这儿上班，人们以能进这里上班为荣。后来伴随着国家的经济改革，工厂被下令倒闭，工人被迫集体下岗。于是就出现了小说开始的一幕。县城的边缘有一大片破败、死寂的工厂，废弃的厂房犹如一座荒凉的废墟，荒草丛生，蝙蝠横飞，目之所及，到处是锈迹斑斑的机器，油漆斑驳的铁皮柜，堆满破铜烂铁的楼道，长满暗绿色青苔的澡堂，神秘而恐怖。时代的阵痛波及了每个置身其间的工人，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生活和命运轨迹，使之无可选择地成为那个美好时代的终结者。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小说展现了工厂倒闭这一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社会事件对普通个体的沉重打击，塑造了众多下岗工人的悲剧性命运。厂长为了保护自己的工厂不被关闭，员工不被下岗，和车间主任密谋，不惜选择在电解车间自杀，然后嫁祸给无辜的女工李小雁，企图借此造成强烈的社会轰动，达到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目的，以改变工厂被倒闭的命运。这种飞蛾扑火、螳臂当车式的行为虽不乏荆轲刺秦王、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与疯狂，但时代的滚滚洪流岂是凭一己之力就能阻挡得了的？最终工厂因李小雁意外认罪而告破产。结局看似偶然却具有必然性。老车间主任曾是一名技术卓越的八级钳工，年年都是先进，年轻时还参加过省里的青年钳工大赛并得了第一。他以厂为家许多年，不承想一朝下岗。他和厂长一样，都是被时代无情抛弃的下岗工人中的一员，无处容身，不知所措。为了留住即将逝去的光辉岁月，厂长以性命为代价，拼上最后的力气想在时代的洪流中激起波澜却最终难免无声无息的悲剧命运。车间主任，作为指证李小雁杀死厂长事件的唯一证人，希望李小雁能反抗他的指认，如此这件凶杀案就能沸沸扬扬，引起社会轰动，但最终事与愿违。此后十几年他一直活在“被下岗”的命运之中，妻离子散，为了借助“我”拍的电影出名，不惜自暴隐私，目的仍然是引起社会对下岗工人的关注。作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这种献祭式的悲怆精神令人唏嘘不已，但历史的真相远非如此。

二

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主人公李小雁的命运更为沉痛。李小雁，普罗大众中的一员，出身寒微，天资平庸，长相平凡，其人生的最大目标就是成为老师和同学眼里的好学生，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好女人，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初中毕业后去广东打工，年近三十时回到故乡，凭着父亲的工伤进厂当了企业工人。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期而至，即使再努力工作，还是下岗了。作为一个一心只想美好的人，她没有杀人却甘愿认罪的理由是不愿意让别人议论她艰辛谋生的过去。这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她真的任由命运无情地摆布，自己不做任何的反抗吗？事实并非如此。她反抗过以不发工资为由侵犯她的男人；反抗过被下岗的命运，为此多次找厂长，甚至不惜当着厂长的面脱衣威胁；入狱后也曾多次寻死，但最终于事无补。命运如果能够反抗的话，那还叫命运吗？面对残酷、不公的命运，幸好她还有诗歌为伴。在平淡无奇的短暂一生中，她热爱诗歌，“写诗”是她唯一与众不同的事情。她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写诗，虽然写得并不成功，也从未能发表，但她写诗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对苍白生命的一种诗意点缀，以此来抵抗人生无处不在的寒意。这还远远不够，李小雁还不断从脑海中臆想出自己的恋人，可爱的孩子，来慰藉冷酷命运的肆意摧残，甚至自欺欺人给“我”来信说她自己靠摆摊做裁缝为生，还收养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事实却是不久之后李小雁就病死了。孙频曾在创作谈中说道，她笔下的这些人物是用自己渺小的力量为“千千万万的同代人发声”，他们的生命固然是卑微的，但又是一种倔强的存在。《天体之诗》是其向作为天体的人的致意。小说中的厂长、老主任、李小雁，他们都是平凡如尘埃的人，内心却始终热爱美好，渴慕星光，他们身上具有所属时代的印记和光彩。

　　虽然在小说中，孙频的笔下主人公一如既往是县城女性，她还在描写底层女性的悲惨性命运，但其创作的新变也已明显。她一改二十几岁初登文坛时的那种极端化的苍凉书写，开始变得平和冲淡；从狭窄空间中的女性言说开始转变为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探索个体生命在时代面前的无奈和悲凉。这里，女性的性别意识并不像之前作品中那么鲜明，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首先都是人，都在争取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此不惜自杀、不惜坐十五年冤狱。孙频把他们作为那个时代中国大地上无数下岗工人的集中代表，来展现他们被时代抛弃后的悲惨命运，为他们默默无闻的牺牲进行沉重的呐喊，从而使小说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孙频擅长描写人性的复杂，在《天体之诗》里也延续了这一特点。李小雁在广东试图找第一份工作时就被人骗了，无依无靠的她找同乡求助，却遭到了拒绝。她喜欢写诗，却被人看作最可笑的人。人们经常在背后议论她在外打工时的种种不堪。生活中的凛冽寒气无处不在。但李小雁却是一个多么想美好的人，她写大自然的风花雪月，生活中的小美好。即使坐牢十五年，年过半百才出来，却依然渴望着那些美好的符号，不愿意放弃自我。老主任当年和厂长密谋，诬陷李小雁是杀人凶手，多年来他以疯狂撞树作为锻炼身体的方式，一直在等李小雁出狱，希望能说出真相，为这个无辜的女人洗刷罪名。“我”，一个致力于独立电影拍摄的导演，默默地给予出狱后的李小雁许多帮助和温暖。这里，人性的凉薄险恶和良善美好交织呈现，使得小说显示出“从容又饱满，荒芜又丰饶，灰暗又明亮，纯粹又沧桑”的基调，显示出作家孙频创作风格的新变，她已从之前作品的极致苍凉书写走向了宽容、温和的风格，从与世界的紧张对峙关系走向了一种和解。这应该与孙频年龄渐长，生存环境和人生状态的变化，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与理解加深有关，令人欣喜。

　　值得一提的是，李小雁这个人物在孙频笔下的人物系列中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存在。她极其平凡甚至可以说是平庸，长相、出身、智力都不出色，行为、想法也是随大流，早年出外打工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想要得到爱情和家庭也属人之常情。但她同时又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可以说，她一生都挚爱诗歌，把写诗看作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事情。虽说她的诗歌并不曾发表过，但她的诗都是写给自己的，是她抵御悲惨、无助命运的一种方式，渴望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惨淡的命运和浪漫的诗歌既形成了巨大鲜明的反差，同时又如此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让这个人物极具光芒，这种真相苍白和想象美好的特点还表现在她的精神特质方面。如果给她贴标签的话，她应该属于堂·吉诃德或者阿Q一类的人物。她不顾荒凉、惨淡的现实，愣是把它想象成人生应该有的美好模样。她臆想出自己和厂里男工的恋爱，臆想出自己有一个可爱的孩子，睡觉时会在床上特意留出孩子的位置；给“我”来信说她一切都好，每天摆摊做裁缝，最多时一天能收入三十多块；还收养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等。这些都是她头脑中的想象风暴。难道她醉生梦死，完全丧失了现实感吗？其实未必。自欺欺人对人对己未必不是一种善意的安慰。她用美好的臆想世界来滋养自己干枯的心灵，以此来抗拒命运的不公和寒凉。想象有多么美好丰满，真相就有多么悲惨暗淡。喜剧的表现和悲剧的内涵交织在一起，读来令人心痛。

　　“人能够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李小雁可谓是平凡的悲剧英雄。出外打工十几年，无果而终；返乡后好不容易进厂当了工人，结果不到两年就下岗；被冤入狱十五年，出狱后却拒绝老主任为其申冤。她的遭遇令人泪目，她的坚韧令人钦佩，她用浪漫的诗歌来点缀苍凉的生命，用臆想的美好来抵御生活的惨淡，她是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虽然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邪恶的命运，但她始终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表现出抗拒命运、不向生活屈服的姿态，虽卑微渺小却可敬可叹。在李小雁身上，孙频表现出了对于千千万万下岗工人的悲悯和礼赞。

三

在小说写法上，孙频也呈现出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的趋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引入。发表于2019年的另外两篇小说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且为下岗主题的“同题异构”之作。《鲛在水中央》讲述因下岗而下海的几个人被诈骗后杀人逃逸，四处逃窜无处安身的悲剧。最终“我”在幽闭的环境中守护逝者的尸体，并在机缘中与死者父亲建立起奇妙而温暖的关系。这部小说具有非常典型的自叙传抒情小说特质，由于“我”常年处于废铅矿中，向山外的老者借书竟然成了唯一的外在活动，所以整部小说以“我”的心理独白构成主要内容。开篇“昨夜山间淅淅沥沥的一场微雨”即奠定了全篇的基调，这时无奈的杀人犯已经落入由《红楼梦》《唐诗三百首》构筑起的“时间黑洞”。 《狮子的恩典》中的“我”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到家乡经营小卖部。1999年，县国营百货公司倒闭，“我”的母亲杨国红等大批职工下岗，她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承包了一间门市部。小说三线并进，不断穿插三家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这一次“我”不再是小说故事的全部经历者，而同时成为见证者。在与母亲和另外两家人的相处中，“我”观察着他们处境的艰辛以及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从“我”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一种不一样的下岗职工的生活现状。《天体之诗》以“我”，一个脱离学院体制、自行拍摄电影的导演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用摄像机不断拍摄下工厂和人物的真实影像，一方面更为真实客观，另一方面随着“我”的目光所及，人物一个接一个出现，一件隐匿多年的惊天凶杀案也被层层披露。跌宕起伏，悬念横生。

　　孙频惯用限制性视角叙事，之前主要体现为以女性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展开，2019年的第一人称叙事实验的层次则更为丰富，并且大胆运用男性第一人称挑战小说的叙事基调。三篇小说并置来看，无论从性别叙事还是从叙述视角理论方面，都可以引起我们一些新的思考。首先，如《鲛在水中央》中男性主体的“私人叙事”值得关注，孙频的女性叙事经常体现为“作者的叙述声音限于在私人的话语圈子里发生作用”，这样就造成了《同体》中女性的自我升华和《自由故》中审视男性、《祛魅》中嘲讽男性、《一万种黎明》中依附男性等等，就其根本，作者是在女性叙事构起的同心圆中不断旋转，本质上仍然暗含公共领域内男性霸权的维持。《鲛在水中央》的叙事则部分突破了女性写作者的性别焦虑感，使得公开表述话语成为可能。其次，就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与第一人称视角的表现来看，里蒙·凯楠并不认为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他指出：“聚焦和叙述在所谓第一人称回忆性叙述作品中也是独立可分的。”不论是《天体之诗》的“我”所“看到”的，还是《鲛在水中央》的“我”所“讲述”的，孙频的下岗系列第一人称小说中显然出现了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两重性，这也使小说叙事在略微突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心理叙述”的紧张。

　　从叙述人物和故事人物的关系来看：《鲛在水中央》的叙事者即为主人公，《狮子的恩典》的叙事者为故事人物之一，《天体之诗》的叙事者成为主人公的“摄录者”，叙事者与故事人物的距离似乎在逐步远离。《天体之诗》比之前两部进而有了更大的文体实验空间。在小说的第一节，“我”用大段独白讲述成为独立制片人的过程，这差一点让读者误以为“我”即主人公。而在第二节，“我”打开了摄像机让纷乱的采访录音以引号的方式大段出现。第三节插入变体字，呈现街道和路人甲乙丙的“影像”。直到第四节，女主人公李小雁才姗姗出现于摄影机的前方，而摄影机时而“关机”，李小雁所作诗歌此时不时插入文本。但这个逐渐从主人公位置退后的“我”仍然值得关注。第一，作为一个生活窘迫得到处流浪的人，“我”和小说里的下岗工人如老主任、李小雁等更容易产生共鸣，有助于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形成平等对话。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我是谁”的问题。这个“我”显然在文本中并非简单的作者“上帝视角”的呈现，在孙频的小说中叙事者是心理张力的重要元素，或者说，在叙事者与主人公之间存在着一种焦灼感。在小说的结尾处，李小雁“融化在镜头的无边黑暗中”，这个“镜头”恰可以置换为“我”，象征型视点由此开启，“我”承载了时代之痛，更可能甚于李小雁。

　　日月星辰，沧海桑田，万事万物都在历史的时空中不停地运转。孙频小说创作的新变也在不断地发生。对孙频，我一直抱着拭目以待的迫切心情，等候新作，等待惊喜。因为她一直都是个异常勤奋、求新求变、攻坚克难的作家。

　　注释：

　　①陈曦：《80后，光辉岁月，苍凉人生》，《现代快报》，2018年7月29日。

　　②孙频：《身在泥淖，渴慕星光》，《小说月报》微信专稿，2019年1月28日。

　　③张莉：《一个多么想美好的人——读孙频〈天体之诗〉》，《 北京文学》2019年第1期。

　　④苏珊·S. 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⑤里蒙·凯楠著，姚锦清等译：《叙事虚构作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