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貘夜行》可以与《方舟》相提并论并不仅因为它们分别写了一组相似却各有囹圄的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它们写了两种女性与世界的关系，隐含着女性境遇在四十年来的变迁。从张洁的《方舟》开始，女性在世界中的压抑有了具体所指，是有情有性之人仅仅被视为生育工具，是来自周遭的尖刻批评与窥视，是来自异性的不怀好意，是正当离婚却要身败名裂，是无情剥夺青年女性健康与前途的历史浩劫，是粗粝外表之下敏感正义之心与理想抱负竟无人能识……这一切把梁倩们压得透不过气，歇斯底里，带着眼泪嚎叫。到了《白貘夜行》，曾经的紧张逼仄似乎化为无物之阵，大龄未婚、潦倒还乡、烟酒消愁、嫁入豪门却又离异……康西琳们与梁倩们的经历有相似之处，虽事事可哀，但似乎无事可怒，一切都被接受了下来，直到康西琳重新出现在县城，关于女性的生存、女性与世界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审视。
一、两个时间坐标：孙频写作十年与女性写作四十年
有必要把《白貘夜行》放置在孙频的个人写作史和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历史中去讨论，因为这一篇看起来很不孙频，却又非常孙频式的小说正与女性写作的日常化倾向“合流”。这一“合流”，对于孙频来说，是一个异数，因为她既不以书写日常为特色，也以难以归类为名。从写作对象来说，这不是孙频第一次写师专女生，《祛魅》中的李林燕、《凌波渡》中的陈芬园、《却波街往事》中的任小青都属同类，若将师专女生的范围稍放大到校园体制内的女性，《自由故》中的吕明月、《无相》中的于国琴、《丑闻》中的张月如也可以纳入其中。这一系列女性形象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在精神上近乎偏执的追求令人印象深刻，当批评家们以堂·吉诃德指认孙频及其笔下人物之时，无疑是在指认她们精神方面的求索，这也成为孙频小说中最具标识性的一点。但是，《白貘夜行》却并不如此。小说对四个师专女生的书写首先是通过细密的日常生活搭建起来的。梁爱华嗜酒，年轻的时候寄出过一封又一封没有回信的密信；曲小红做微商卖保健品，曾嫁入豪门现今离婚；康西琳爱读小说，在街头卖饼的同时读小说；以姚丽丽为视点对这四人的人生观察也基于日常。
孙频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写出了女性情谊的真相一种。这种“真相”，略加比较《方舟》对女性情谊的处理，便可知其差别。既有的批评往往肯定《方舟》中梁倩们同舟共济之情，将其作为一个紧密团结、近乎悲壮地共同抵抗外部世界的女性群体加以赞誉，但是忽略了荆华面对十八只碗碟的“牢骚”——“这不行，以后连洗碗也要订个轮回的制度”。不过，这一偶尔露出的“牢骚”也非张洁书写《方舟》的主要意图，“为了女人，干杯”更能概括张洁写作《方舟》的缘由。孙频笔下的康西琳们是一个拥有相同困境，却并不紧密的女性群体，她写出了四个女生同病相怜却又彼此较量、暗含嫉妒的隐秘心理。四个师专毕业、被分配到学校的女生是县城中的“知识分子”，再加上青春张狂，颇为显眼，但是，没人对来自制度的分配感到心满意足。对太过骄人的年轻女性来说，四处落满煤灰，与文明城市千差万别，只有矿工、男老师、煤老板、公务员几种男性的闭塞县城确实太过贫乏而且枯燥。悲剧在于，她们意识到了这种贫乏，却没有好的离开机会，想借考研离开却宣告失败，完全放弃现有工作又太过孤注一掷，唯一真正离开的康西琳是因为感受到恋爱同居带来的羞辱。婚恋问题依然是世纪之交青年女性生活的重要问题，一个毫无价值的美术老师讨好康西琳引起姚丽丽暗暗的嫉妒，姚丽丽又自省于这种嫉妒的荒唐可笑；一张速写可以迅速拉近姚丽丽与康西琳的内心距离，却又因宿舍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康西琳的速写又迅速拉开；两次恋爱而搬出集体宿舍的康西琳感受到巨大压力，大声质问姚丽丽为什么没有恋爱，洞穿“蒙古包”的质问声更是针对寝室中另外两个人的，将年轻女性多次恋爱视为“淫乱”的偏见，要通过暗示对方可能成为“老处女”来破除，后者是比前者更为恶毒的歧视。“文化整体”施加给女性的戕害，也是女性施加于自身的。
时间跨到二十年后，姚丽丽是四人之中“看起来过得最正常也相对最体面的那个”，但是，偷着喝酒和抽烟所暗示的需要排解的人生之苦将她在其他人面前摆出的“类似于族长的威严感”打碎了。依然是四个女性的日常，二十年前的青春张狂不再，中年女性的生活一地零碎，离开多年的康西琳回到县城卖烙饼，成为再次牵起四人过往的中心话题。女性现实与精神处境的再审视正是从姚丽丽窥视康西琳的日常生活开始，康西琳卖饼的小推车很干净，康西琳在卖饼的同时读小说，康西琳皲裂的手擦护手霜很有少女感，康西琳见到“我”毫不尴尬，康西琳认为自己的千层烙饼很好吃，康西琳还会画画，康西琳还有一个比她年轻十岁的男朋友，康西琳自述几经起落……康西琳竟然还很快乐，姚丽丽难以相信康西琳的快乐是真的，但是却又无法证伪。在这样的日常中，《方舟》中女性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女性自我认同之中的焦虑感，都彻底改变了。
荒林认为“重建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价值的强烈女性主义意图与实践，是当代女性写作与现代女性写作的区别所在”，其贡献在于“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生机活力，在日常生活层面寻求女性和人的解放，甚至以日常生活的生命活力反省和再造非日常生活精神空间”。孙频对于康西琳们的日常书写似乎给出了一种与此颠倒的看法，姚丽丽能够摆出“威严”正说明了日常生活中的性别秩序、身份等级依然存在，不仅延续了《方舟》所揭露的问题，而且将问题的方向指向女性群体内部。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跨越四十年历史的命题依然有效正是对女性在日常生活层面能够寻求到解放的怀疑。并且，对于康西琳来说，女性解放不再作为必须追求的重要命题，所以，过往孙频小说中偏执的气息有所消散。康西琳的光泽来自《浮出历史地表》所指出的张爱玲、苏青笔下女性对于自身处境的清醒，这种清醒能够带来的是，她的人生选择是基于女性个体生命存在的真实体验，而不再被关于女性的宏大命题和世俗潮流所裹挟。
这样看来，虽然《白貘夜行》中大量日常生活的书写使得孙频写作进入了时代主题，但是她关于人物命运、前途的思考却还是属于孙频的“这一个”，而且是不同于往日孙频的“这一个”。
二、两个主题：女性与启蒙
孙频是以写女性起笔的。在《女人与女人，女作家与女作家》一文中，她谈到1980年代的女性文学对自己的启蒙，把自身文学的根接回50后、6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提出作家内在精神的地理学。文章的末尾，她提到自己开始写作之后，毫不费力地理解了她们，“她们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类”。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精神传承与性别认同是无需质疑的，问题是，这种传承和认同给孙频的写作带来了什么？除去研究中不断指出的县城空间与女性尊严可以被视为孙频小说颇为明确的“地理学”和“母题”，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女性议题与乡土叙事中启蒙内涵的叠加。这样理解的话，对于孙频文学之根的溯源恐怕要更进一步，推到现代文学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直至推到鲁迅那里。关于孙频与鲁迅精神的关系，吴天舟和金理合著的论文有颇为精要的洞见，他们认为“孙频喜欢用现代主义眼光进行社会幽暗的勘察，她的人物刚毅豪壮，充盈着搅动灵魂的自我角力，即便随时面临湮灭的困境，也绝不放弃捍卫尊严的战斗精神。这样的文学态势，与其说全然是张爱玲式的，不如说还融入了另一位现代主义巨匠鲁迅的基因”。这或许可以概括孙频不少作品呈现出强悍精神力度的原因，但是，《白貘夜行》却不属于上述饱含“战斗精神”的作品。那么，在女性议题与启蒙内涵之间，《白貘夜行》又给出了什么样的思考？
《白貘夜行》虽然不是孙频首次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但却是首次使用女性作为第一人称叙事的载体，带来的明显改变是将叙述主体“我”安放于叙述对象之中，在某些时候，叙述主语“我”可以顺利扩展为“我们”。这使得以“我”为视点对四人的严厉审视之外，增添了理解和体谅，甚至包含一定限度的认可。小说在“我”未必不是以“世俗”之见打量四人生活的叙述中，出现了“意外”时刻，“我看到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身体里脱离出来，轻盈无比，踩着自己的肉身，如踩着属于自己的那匹坐骑，四匹坐骑沉甸甸地卧在那里”。毫无疑问，从沉重肉身脱离的“人”，是精神的“人”，轻盈的飞升时刻，是“我”在师专女生的共同身份认同之外少见的共同精神认可时刻，对县城女性现实与精神境况的关注是《白貘夜行》的写作起点。
反过来，无解的女人的问题，真正陷入了无物之阵。
三、 两种出路：文学与劳动
诚然，现今已经不是《倾城之恋》《蛾》的时代，女性只能困于性别秩序中谋生存；也不同于《方舟》的时代，女性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两个世界”，但精神层面所面对的性别道德依然板结一块。《白貘夜行》是关于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似乎提供给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似乎减少了对女性的性别道德束缚，但是这个时代的女性依然面临一种独特困境，或者，笔者可以将这一困境命名为“精神上的花木兰”。今天的社会生活不再要求女性带着男性面具出现在社会生活中，19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对铁姑娘形象的改写卓有成效。从表面上看，女性的性别特质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挥，这也是姚丽丽最初发现康西琳卖饼之时颇具性别意味的审视所包含的内容；但实际上，女性若想要真正在社会生活中立足，必然要求精神上的“强壮”，一旦“强壮”，性别意味随之剥落，这便是姚丽丽对康西琳的审视从怀疑到肯定，康西琳形象的性别意味不再突出的原因。读者当然可以质疑此段论述对女性精神性别的本质化设定，但笔者想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何女性立足社会生活最先要求的是“强壮”而非其他性格质素？为何一旦“强壮”，女性的性别意味必然消失？为什么现实生活中青年女性的家庭职能转嫁给上一代妇女之后，发挥社会职能要求她们必须成为“精神上的花木兰”？这是不是再次暴露了整个社会的竞争规则依然是父系社会的力量原则，价值导向依然是单一的雄性的导向？这是不是《白貘夜行》原本是关于女性问题，最后却只能在“人”的意义上寻找出路的原因？这个时代给了女性做“人”的权利，却没有真正给予她作为一名女性的机会。或者说，一切非男性的主体尚未获得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机会，他们的原则、价值观念依然未能与男权社会的主流原则、价值观念抗衡，不同价值观念对话的可能也就无从谈起。
注释：
①因孙频出生于1980年代，前几年80后文学颇为热闹的时候，难免被归为80后作家。不过，孙频在这一群体乃至当代文学语境中的异质性也是有共识的。张莉指出，孙频在当代文学语境中具有独特性，从出场似乎就特别成熟，没有经历过多数80后女作家书写都市青春的时代。见张莉、刘芳坤、孙频：《我是女性，但不主义》，《青年文学》2017年第4期。李国平则认为，“孙频的创作有点和时代某种文学趣味、文学风尚、文学提倡格格不入”。转引自舒晋瑜：《孙频：我的小说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写实主义》，《中华读书报》，2018年6月20日。
②刘芳坤称孙频小说集《三人成宴》是“一个女版‘堂吉诃德’的求索”。见刘芳坤：《三人成宴》，《新京报》，2015年5月30日。张莉指出，《天体之诗》中“‘写诗’让李小雁成了工厂里最可笑的人。她实在有点儿像当代的堂·吉诃德”。见张莉：《一个多么想美好的人——读孙频〈天体之诗〉》，《北京文学》2019年第1期。
③张洁：《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
④孙频：《白貘夜行》，《十月》2020年第2期。
⑤荒林：《日常生活价值重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⑥在《浮出历史地表》中，作者指出，“《倾城之恋》《金锁记》《蛾》都同有‘蛾’的特点，清醒而自投灯火，这一举一动连同这一情节，正不是弱者、气馁者所为，而是女性摆脱了压在头顶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坦然面对自我时对自己的界定”。见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0页。
⑦孙频：《女人与女人，女作家与女作家》，《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
⑧吴天舟、金理：《通向天国的阶梯——孙频论》，《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1期。
⑨孙频：《白貘夜行》，《十月》2020年第2期。
⑩指责女性“依附”性格的批评往往只注意到了女性对于男性的经济依附，而忽略男性对于女性的生活依附，所以，只有女性的“依附”成为问题，就连一些女作家也不得不承认女性的这种特点，其影响是，我国对于女性意识的培养格外注重“独立”“自强”这些特征。关于女性文学“寻找男人”的论述见亦清：《一个充满活力的支点——也谈“寻找男人”的女性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2期；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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