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芳坤

　　至今仍清晰记得孙频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你终于来了！”那是九年前我们相识的情景，彼时我刚博士毕业回到家乡，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她的作品研讨会。我和孙频年龄相仿，她的老家交城县距离省城很近，但是非得是在某个特定时刻，通过文学这一特定中介，我们产生了“终于相识”的眼神交汇。直到最近，我还在思考着这种“终于”：80后一代人分享集体记忆，但是，每一个人却存在区隔，我们的灵魂深处无时不渴念着“终于”的情景，这恰恰寓意在孙频几乎所有小说的结尾——灵魂终于解脱，与你终于相遇。

　　从50后到70后作家都不曾拥有这样的机遇，而80后的文学实践和成名过早，似乎让我们的文学比任何一代人都“与青春同行”。我甚至至今在课堂上还会骄傲地告诉学生：在我大一时，同代作家就涌现出来了，但是你们现在没有代言人。然而在我们跨入中年之际，那些新锐的、弄潮儿式的“残酷青春”却成为反讽。80后文学真正负载起我们的时代约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也就是自2009年孙频发表处女作《姐妹》起的十年。我第一次读到的孙频的小说是《鹊桥渡》，主人公是一对母女，在母亲身患绝症的逼迫下，“豁出去不嫁”的县城大龄女青年终于和生活妥协了。小说写“她终究是个绝缘体”，我登时震颤，因为即使在自己生活的周围又有多少绝缘体呢！后来读了孙频的《醉长安》《祛魅》《凌波渡》等篇章，我就开始跟周围的朋友打听这个作家是谁。我其实早就该想到，这是我的同代人，因为这些小说的怜悯像把很多人的内心一起清空了，它似乎隔岸观火，然而那倒出来的却是自己的血肉。

　　如果说批评家的第一直觉是就着作品谈论小说的本质，面对孙频的创作，我却最想谈论“女人是什么”或“我是什么”，不是说她的创作直指性别经验，而是“终于”有个人写出了“我”与这世界的关系，把“我”的经验悲壮地释放了出来，那是《自由故》中决心退学，用自由反抗学术吞噬的女博士吕明月，那是《祛魅》中走不出日常生活魅影的县城文学爱好者李林燕，那是《一万种黎明》中被无数个追寻的黎明所拥抱的山庄主人张银枝。2014年夏天到2015年秋天是我和孙频来往最为密切的一年，孙频是一个在创作时可以敞开交流的作家，那一段时间我们谈了很多，比如经验、细节、语言，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转型和纵深。我们深谙小说中发自“我”疼痛的经验，然而在真实表达、快意释放的同时，我们是否可以将其放置在历史和时代的洪流之中？我们即历史，那是我们，但却不仅仅是我们。此后，孙频不仅扩大了自己阅读的范围，而且多次回到故乡交城去寻找答案。接着，她考上研究生，待到毕业前夕，她的小说就愈发“厚”了起来。

　　本次专栏的四篇文章均围绕孙频小说的“变”与“不变”展开，四位学者不同角度的论证为我们带来在80后代际意义之外，孙频创作的“恒常”或者说“经典”内涵。马婧和闫东方的论文从文学史的纵深发现立论，分别从零余者的形象体系和女性写作四十年的话语体系出发讨论孙频小说创作的意义。艾翔和张艳花的论文则分别从《我们骑鲸而去》和《天体之诗》两部作品出发，探讨孙频“转型”的突破。四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达到了一个共识：孙频的创作不断从自身经验中攫取精神宝藏，其叙事逐渐向历史纵深拓展。

　　伍尔夫曾不无失望地谈道，百年以来作家的写作之路不过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冲击，一条运动轨迹却大体构成了周而复始的圆形。一代人也许从来也不会站在有利的高度，我们一直在地平线上，淹没于拥挤的人群，任由尘土迷离双眼。而孙频的创作也许最终还在这一序列当中，但我对她仍存在“嫉妒”——是对一个幸福的战士的嫉妒。作品的经典性最终会由文学史家定夺，但哪怕是在走向历史尘埃的孙频也留下了倔强的姿势，这种姿势足以激励我。我甚至经常如此感叹：由张爱玲的“不彻底”到孙频的酷裂决绝，竟是如此漫长而激烈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