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媛

一

近年来，无论是在公共媒体，还是文学批评界，围绕80后文学的讨论终于进入了低潮。显然，作为文学批评话语的80后文学概念已在过度使用中逐渐丧失了边界和效用。随着80后作家们的成长，笛安、张悦然、颜歌、周嘉宁等同时代作家业已展现出彼此迥异的文学风格。曾经围绕这一群体的迷思——“‘80后’作家是不是‘只是’、‘只会’、‘只能’写物欲横流的‘巨型时代的小时代(小青春)？”——也随之不攻自破。同辈青年作家之间无法通观的差异，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被化约为80后的写作者们指出了新的出路：当文学评论不再以群体、代际来描述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才正式开始；当个人创作不再需要通过群体、代际来获得自我确证，作家才终于诞生。

　　假如确实存在一个以代际命名的80后作家群体，笛安无疑是其中最早“诞生”的作家之一。和同时代许多写作者一样，笛安从写作之初就表现出对“读书加恋爱”的青春故事的偏好，但她有意识地回避种种关于青春、成长、情感的刻板认识，因此她的青春书写既跃出了通俗言情的陷阱，也跳出了自恋书写的情绪漩涡。以长篇小说为例，“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共享成长主题的同时，尝试将家庭伦理、重大社会事件、城市乃至时代的变迁纳入青春书写的结构，力图召唤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南方有令秧》固然可以视作女性成长故事在历史时空中的另类演绎，却也渗透了作者独特的历史观念和现代意识，隐伏着接续明清以来的中国世情小说传统的野心。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长篇小说通常被视作最具难度的小说门类，标记着作家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高度。但具体到笛安，她的中短篇小说却有着更为丰富、绵密的文学质地：中篇《请你保佑我》介于自传、小说、散文之间，弥合了想象与真实的界限，将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对生命的敬畏熔于一炉；短篇《圆寂》“贴”着最鄙琐、卑微的人物而作，重新定义“人”的庄严和伟大；短篇《胡不归》以“新写实”的琐碎日常和叩问生死的“零度叙事”消解宏大叙事、重构历史，先锋的血脉隐约可辨；中篇《莉莉》则以童话寓言体，融汇了异化论与齐物观……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就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原创性、思想力、想象力而言，目前尚没有任何一位80后作家能全面超越笛安。

二

笛安缘何从80后作家群体中脱颖而出？

　　我们不妨先回到“80后作家”概念本身。“80后作家”概念的最早提出，不仅凸显了“文学批评命名的无力”，也与年轻写作者们“对于‘断裂’的渴求”密切相关。以“断裂”的姿态，确立一种“新”，并非80后作家们的独创。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断裂”无疑是一种普遍而典型的话语建构，它意味着与既有的文化传统的区隔、割裂乃至对立，暗含着一种简单且直接的价值预设——新颖的必然优于旧有的，独创的必然优于重复的。

　　笛安并不认同这种普遍的“断裂”渴求背后对文学传统的漠视。在自述文字和访谈中，她不断地肯定着文学经典无可撼动的地位，也一再地确证着前辈作家对个人创作的影响：她将《红楼梦》视作“完美小说”的范本，向张爱玲学习，领会“非常大的情节和波折的推动，都是在生活的小细节里”的秘技，从萧红和郁达夫的作品体悟创作者的“卑微”；她熟读《喧哗与骚动》，被《双城记》影响价值观，钟爱三岛由纪夫、纳博科夫、加缪，赞美《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伟大的作品”，“希望用一生去接近”……古今中外，不一而足。

　　正如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到的，“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紧密联系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原则，也是重要的文学创作原则。笛安也不止一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论及最为推崇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作品时，她提到“19世纪的大师们的确是把小说技巧演练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我从对经典的阅读里总是能够得到纯粹的享受，以及一种‘我也要赶快写，写一点好的东西’这样的冲动”。显然，笛安对于传统的态度迥异于的求新求异的同龄人。她不仅自觉地追认着伟大的文学传统，更将前辈作家作品中最有力的部分视作其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来源。

三

对于“断裂”的渴求，不仅影响着作家对文学传统的态度，也影响着作家的自我叙述。“断裂”式的自我确证意味着只有与“旧我”切割，漠视、否认乃至批判自身的历史，才能确立“自我”。如在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中考察，会发现“断裂”式自我叙事不仅影响着80后作家群体，更直接建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形象，以“新民”自居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就曾发出“断裂”式的自述，“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这种激进的、“断裂”式的自我建构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革命意义。但具体到80后作家群体的写作，围绕他们的普遍质疑——囿于“小我”的书写，无法与更广阔的世界建立真正的关联——其根源恰恰在于青年作家对自我来源和自身历史的否认。

　　然而，“断裂”式的自我确证并没有发生在笛安身上。她的“我”，不是抛弃“旧我”而生的“新我”，而是经由既有的生命经验一点点累积、一点点扩大并逐步确立起来的“我”。这样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从这个角度看笛安的自传体“小说散文”《请你保佑我》，不难发现它的可贵。

　　《请你保佑我》完成于2007年夏天。其时，在法国攻读社会学硕士的笛安回到家乡太原度暑假，正好迎来二十五岁生日。那一年，她已经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并在《收获》《钟山》等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作品，累积了一定声名，但显然，最好的作品尚未到来。不同于80后文学中习见的自恋式摩挲和自怜的把玩，《请你保佑我》不仅一点点地追溯了自我的来由，更包蕴了理解笛安及她后续一系列创作的关键信息。其中，暗含的三条叙事线索彼此交织、缠绕，最终聚焦于对艺术家而言格外切要却也分外抽象的话题——自我、现实人生、艺术创作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大胆发问：二十五岁的笛安，为什么突然尝试自传体写作？标题中的“你”指涉的是什么？“你”和“我”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请你保佑我》从早年的语文教育写起。众所周知，笛安出生在文学世家，父亲李锐、母亲蒋韵都是颇具盛名的职业作家。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下，四岁的笛安就能背诵《红楼梦》中的经典段落，堪称“天才儿童”。但笛安并没有将这段经历视作传奇的开端。实际上，她并不感念这段经历。在她看来，早期的文学教育阻碍了自我与现实人生的关系，“蛮横地”影响了她的生活，几乎成为“所有伤痛，甚至是悲剧的开始”：

　　我一直都笃定地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对仗工整。我以为万事万物都有精致的平仄在里面。任何一种生活的场景，任何一种人世间的感情都是押着韵的。在我还根本就没有完整地确立起来“我”这个观念的时候，我已经被他们抛到了文字的世界制造的幻觉里。或者说，抛到了文字制造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幻觉里。

　　在笛安的记叙中，她一度将不及物的抽象概念、艺术化的表达误认为现实的人生，因而不得不经由“非常非常惨痛的切身经验”自我教育，艰难地辨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回忆起“文艺腔”“文学梦”对尚未确立的“自我”的伤害，笛安的笔调无不沉痛，几乎可与张爱玲十九岁发表的处女作、自传性散文《天才梦》对读。张爱玲在篇末的“醒世恒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同样隐喻着艺术化的表达与现实人生之间的差异和对峙。从自我的切身经验出发，辨识艺术之“美”与现实之“真”的界限，俨然是青年作家们不可或缺的自我教育。

　　第二条线索则是对“奇迹”的渴求。笛安这样定义“奇迹”：

　　所谓奇迹，就是指庸常到不能再庸常的生活里，一些非常奇妙的瞬间。在那样的瞬间里，我们生活的世界跟文字里的世界产生了一刹那的无比优美的重合。在这样的瞬间到来的时候，我能清楚地听见这两个世界“咔嚓”一声，像两个金属的齿轮，准确无误地链接上了。

　　对“奇迹”的渴求无疑指向了一个普遍而典型的艺术创作原则：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来源于生活，意味着艺术家必须体验生活，向生活学习；艺术高于生活，却要求艺术家在具体、日常的生活中必须怀有艺术家的矜持和优越感，去发现、提炼、裁剪生活，进而将生活“上升”为艺术。如细究起来，这一近乎真理的艺术创作原则，实则掩盖了诸多具体问题：当艺术家面对现实时，是否应该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回避暴力、残忍、侮辱等“丑陋”的现实，去创造“让人喜欢”“让人觉得活下去是值得的”“美丽”的故事？当对“奇迹”的渴求走到极致，漠视生命，自我欺骗，艺术家又该何去何从？笛安细数着成长历程中的诸多“奇迹”，她为之沉迷、狂喜，也为之迷惘、受伤。

　　第三条线索则是“上帝”给予“我”的启悟。每当“我”被“奇迹”所伤，每当“我”发现“无条件信任的东西第一次在我眼前呈现出来丑陋的一面”时，上帝便以普通人的形象降临在“我”身边，安慰“我”，鼓励“我”，启发“我”放弃预设和定见，勇敢地“看”世界。尽管笛安在访谈中曾透露宗教信仰对自己创作观念的影响，但这里的上帝形象显然并非真正的神明，而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在《请你保佑我》中，二十五岁的笛安一次次地化身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回到成长的情境中，回到那些最艰难的时刻，给往日的自己以抚慰、以提醒、以祝福。可以说，正是通过自传体书写，“今日之我”得以与“昨日之我”对话。从这个意义看标题“请你保佑我”，可谓意蕴深长，它既有“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和解，也有“今日之我”对“往日之我”的确证。

　　《请你保佑我》一直写到二十四岁，写到“我”最终回归庸常的日常生活，落脚到“我”出生的地方——龙城——便戛然而止。至此，一个青年艺术家的形象终于确立。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笛安在二十五岁才有了明确的“自我”，而是说从开始尝试文学创作起，至晚到写《请你保佑我》的时候，笛安终于确立了作为艺术家的自我。

　　区别于许多80后作者所表达的“断裂”式的自我确证，笛安的自我是通过肯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自传，是沿着生命的来路追溯自我；自传的完成，就是对这个自我的确认的完成。正是借助这部自传体作品，笛安从既往的经验中确认了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自我的特质也随之明朗。通过书写自传，作家回顾了自我的来路，辨认了现在的位置，进而确定了未来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自传体书写或可视作对青年作家生涯的指示，它是对优秀作品的召唤，预示着作家的创作巅峰状态即将到来——恰如《天才梦》之于写作《传奇》的张爱玲，《从文自传》之于写作《边城》的沈从文——在《请你保佑我》后，笛安的“龙城三部曲”接踵而来。

四

笛安对文学传统的肯定、对自我来路的确证，无疑也渗透了一种历史意识：自我塑形与时代变迁的共振相生、互为因果。如对笛安的文学作品加以考察，不难发现，从一开始创作，她就自觉地将这一历史意识渗透其中。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还能看到这些人与转型中的社会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也正是这种在80后作家群体中罕见的历史观念，使笛安的创作就有着区别于同龄写作者的阔大气象。

　　自传体散文小说《请你保佑我》的结尾落笔在龙城，其原型正是笛安的家乡太原，这座中国北方城市在历史上一度被称为龙城。从处女作《姐姐的丛林》直到“龙城三部曲”，笛安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其背景大都未跃出作者基于家乡想象出来的龙城。这一系列以龙城为背景的创作，可以称之为“龙城世系”。但颇为微妙的是，她对现实中的故乡似乎无甚留恋，对虚构的龙城却心有戚戚了；现实生活中，她一次次离开故乡，而在虚构(或半虚构)作品中，她笔下的人物即使有过漂泊的过往却一次次地回归龙城。

　　笛安曾这样描述自我、现实中的故乡、虚构的龙城之间的关系：

　　

　　我的家叫龙城。它位于一个广阔但是贫瘠的高原上。每年春天，黄沙散漫，所有的历史都在这萧索的风中垂首而立。它们是奇迹，可是风沙中的我们很卑微。

　　

　　对于笛安而言，故乡似乎是一个意旨含糊的语词：一方面，她无法与现实中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建立真正的血肉相连的情感连接；另一方面，对自我来路的渴求，又驱使着她不得不去追认一处乃至许多处故乡。对于这种暧昧而游离的心态，笛安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她将自己与现实故乡的“隔”归诸第二代移民的身份：

　　

　　笛安的困境在80后中无疑具有普遍性。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新世代，80后在成长的过程中，目睹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见证甚至亲历空前开放的人口流动，乡土的面貌不断迭代，自我与地理空间的关联一再动摇。如何在现实情景中确证历史的连续性和自我的连续性，无疑构成了这个时代文学书写的困境之一。当大多数80后作家以“断裂”的话语建构回避这一困境时，笛安却以正面强攻的方式直面这一挑战。

　　

　　

　　在“龙城三部曲”中，笛安不仅沿用龙城这一设定，还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现实元素，如化工厂爆炸、非典暴发、汶川地震、日本福岛地震。但较为遗憾的是，这些现实元素固然倾注了笛安对现实、对当下的关注，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近乎新闻报道的真实、一种凸显典型意义的客观，并没有给小说中的人物带来真正的改变和成长；相应的，龙城——作为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中国北方城市——也未能经由笛安的叙述进入具体的时代情景和历史语境，仅仅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背景而存在。

五

　　一旦理解笛安的历史意识，看似例外的《南方有令秧》，也就在意料之中。长篇小说《南方有令秧》讲述了明朝万历年间，南方小城休宁年轻的孀妇令秧为家族荣誉换取贞节牌坊的传奇。故事从令秧十四岁被安排订婚写起，一直写到令秧在三十二岁，赐贞节牌坊后慨然赴死。尽管有着历史小说的外壳，但《南方有令秧》的内核仍是青春和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南方有令秧》或可视作“龙城三部曲”未能完成的青春传奇的延续。但相较于“龙城三部曲”，《南方有令秧》无疑有着更为鲜明的历史意识。前者立足于典型的现代时空——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叙写青春和成长；《南方有令秧》则将现代精神的诞生和自我意识的萌芽追溯到了更为悠远的时空——明代万历年。

　　笛安这样描述《南方有令秧》中的“现代精神”：

　　

　　在通常的叙事中，贞节牌坊被视作封建权力的象征，它压抑、否认着女性的主体性，牌坊和女性之间构成了一种极不平等的“沉重”关系。但笛安笔下的少女令秧却颠覆了这一关系，她将占有贞节牌坊当作自己的事业，也在探索了情欲的自由后，主动选择结束被压抑的一生。在实现自我价值、肯定自我欲望的过程中，少女令秧摆脱了封建权力的压迫，逐渐确立了一个具有现代意味的主体。

　　值得一提的是，笛安是80后作家群体中罕有的对“现代”有所省思的写作者。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现代中国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现代意识的诞生，则被视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结果，意味着一种“觉醒”，一种“断裂”，一种对既往历史的切割、否定、批判。但笛安并不认同这种“断裂”式的历史观。她试图在肯定历史的延续性的基础上理解“现代”，因而将现代精神的萌芽追溯到了明代的民间世界：

　　

　　我们或可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与《南方有令秧》对读。前者作为一部专门的历史论著，立足正史，将明代中期视作封建制度走向大崩溃的开端，洞见了封建制度的积重难返；后者则在明代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的闭塞小镇，在皇权意志无法彻底渗透的民间世界，在正史所不载的小人物身上，演绎了现代精神的萌芽。封建制度的衰朽和现代精神的萌芽互为因果，构成了正史内外的两种面向。

　　那么，明代果真有令秧这样的女性吗？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就已经混淆了艺术创作与现实的界限。《南方有令秧》提供的并非文献意义上的真实，而是对历史的洞见，对自我的观照。透过令秧的命运，我们看到成长的历程、女性主体的确立、现代精神的诞生，进而也看到青春书写及物、贴地乃至入史的可能性——“龙城世系”中未能确立的自我，终于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得到验证。

　　注释：

　　①何平：《“我还是爱这个让我失望透顶的世界的”——笛安及其她的〈南方有令秧〉》，《东吴学术》2015年第2期。

　　②此外，“80后”概念的最早提出也与商业炒作密切相关。《萌芽》杂志发起的新概念作文竞赛及后续的出版计划，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但笛安并非直接受益者。她虽然也曾参加过“新概念”作文竞赛，但并没有像同龄作家韩寒、郭敬明一样脱颖而出，进而与80后作家的集体“加冕”仪式失之交臂。实际上，直到2009年，笛安才因为长篇小说《西决》的畅销，被追认为80后代表作家之一。笛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商业运作，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故略去不表。

　　③杨庆祥、黄平、林森、李峥、金理、蔡东、宝树、戴潍娜、罗皓菱：《还需要一个“80后文学”的概念为我们加冕吗？》，《江南》2017年第3期。

　　④李唐：《80后作家笛安:我喜欢绝对的创造》，《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19期。

　　⑤《人物》杂志：《柔与韧》，华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83页。

　　⑥艾略特著，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51页。

　　⑦汪元：《笛安:要创造一个世界》，《中学生天地(高中综合版)》2013年第2期。

　　⑧笛安：《威廉姆斯之墓》，鹭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284页。

　　⑨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⑩笛安：《威廉姆斯之墓》，鹭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284～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