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屏瑾

　　笛安是成功跨越了青春文学的作家，虽然她的青春文学作品仍令人记忆犹新。在当代文学史上，新世纪前后出现的青春文学热，标志着新一代人进入文学场域的姿态与方法，这一入口由若干要素组成：深入推进的城市建设、市场加速转型、原子化的个人及小家庭的普及、大众文化的网络化等等。纵使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迷惘，但这一代年轻写作者的迷惘与自我寻找，在这四十年里，还是有着鲜明的标识度的。这就是为什么不断会有更年轻的读者为笛安的“龙城世系”小说所打动，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历史的分水岭，而笛安的几部成名作就有翻山越岭、青春跋涉的印记，使后来的年轻人总能在“龙城”这样一个象征化的北方中等城市里，找到自身成长与之相似，并不断翻版的内心冲击。这也构成了我们重读笛安青春成长小说的一个基础。

　　当然，重读行为的发生往往还是因为作家本身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笛安的写作雄图不小，无论选取怎样的时代背景，在几度锻炼长篇小说的虚构技术之后，最后还是落到了当代城市书写。在我看来，《景恒街》是近年来少有的抓住了城市核心事件的小说，这缘于她对城市中漂泊着的年轻人所具有的高度共情能力。重要的是，从自我寻找出发的小说家，把自我寻找的冲动进一步扩张为表现客观世界的动力，这一跨步是非常重要的。在专门为这次评论小辑而写的创作谈中，笛安讲述了她对小说写作从全身心投靠到疏离自省，再到冷静回归叙事技艺的过程，最后她不断强调一种属于“叙事者”的独立逻辑与品格，试图将之与“笛安”区分开，这种“自我的辩证法”确证了小说家的成熟心智，我觉得这种成熟在这一代青年写作中是十分可贵的，也是标志性的。

　　此次“笛安评论小辑”中的四位评论文章的作者，都比较年轻，都是从笛安小说的热情读者转型为了研究者，我们能从他们的文章中看到这种“粉丝”的痕迹，当然更多的是研究者的客观评价态度。王都的文章《“更北的北方”与“更南的南方”——论笛安的龙城世系小说》，从“北方”与“南方”的区分入手，考察“龙城三部曲”的空间隐喻。王都注意到，三部曲里的“北方”如同一个无尽笼罩的象征物，笛安试图用异乡感来书写故乡，刻画作为城市的龙城，也就“超克”了城市现代性文学的一般模式，即城市书写的某种陈词滥调，而把人的主体化，在笛安这里是情感的主体化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王斐然的论文《复归的旅程抑或无乡的漂泊？——重读〈西决〉对“家族共同体”的书写》则进一步聚焦于“龙城”系列中的《西决》这一部，关注“家族共同体”问题，指出笛安青春小说的特别之处，是把青春成长与对家族共同体的探究结合在一起，使得青春成长不是脱离历史，而是进一步地融入历史，为解读、表现父辈历史提供了更加复杂的角度。这一观察我觉得十分重要，今天的青年写作之所以会被认为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必须面对父辈历史，笛安小说较早地传达出这个信号。

　　孟令欢的文章《属于都市的日常经验与情感模式——论笛安的小说创作》，回到了城市主题之上，与王都不同的是，她不认为笛安的小说是完全反都市的，她用威廉斯和西美尔等人的理论，去印证笛安笔下城市的感觉结构和日常经验。不过，她最后同样指出笛安描写城市的特点，在《景恒街》里，情感的求真意志与大都市、大资本的运行对撞，双方都不会轻而易举地成功，情感书写表现生命的本真追求，而异化的都市生存则使其化为一曲挽歌。最后刘媛的文章《文学传统、自我来路与历史意识——笛安论》引入文学史视野，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笛安小说的创作环境，以及80后写作的断裂等问题，她特别提出笛安的写作中包含着的历史意识，即自我塑形与时代变迁的共振相生、互为因果。刘媛认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就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原创性、思想力、想象力而言，目前尚没有任何一位80后作家能全面超越笛安。”笔者对这个判断也表示很大程度的认同。

　　最后感谢《新文学评论》的组织，笛安和四位评论作者的供稿。希望通过这次评论小辑，能与更多的朋友就以上这些问题展开更深层次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