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笛 安

　　最近这些年，有一个字面意思非常简单的问题，给我带来了越来越深的困扰：“我为什么要写作？”起初，连我都嘲笑自己一定是过于矫情，没有当回事，但是它却越来越顽固地在不同时刻出现，像是游戏里那只总会在某个洞口冒出头的地鼠。我总算明白了，我不应该像打地鼠那样对这个念头围追堵截，以为只要掐灭就一切太平，我应该正视它。

　　那么要从哪里开始呢？写下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我19岁，它被发表出来的时候我20岁，所以我一直把19岁看成是我整个人生的分水岭。完整地把我虚构的故事一个一个地变成屏幕上的汉字——从那一天起，我的人生有了目的。所以我知道我的运气很好，我并没有在二十出头的那几年度过所谓“迷茫的岁月”，但是命运总还是有办法让你意识到，基本上你无法逃脱该上的课，只不过是早晚而已。

　　我敢说，直到今日，我也并没有百分之百的“作家意识”——我是指，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很少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少女时代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写是因为我开心”，那个时候我讨厌现实生活，却羞于承认我对生活真的没什么兴趣，同时也惧怕着不知何时就被生活一拳打趴下再羞辱一番——于是我专心地沉醉于我所有的虚构里，虚构中最美妙的瞬间，就是那些把自身真实的经验与感受揉碎了，混杂进虚构里的时刻，那种时刻让我相信创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那种时刻让我明白这些已经揉碎了的“自己”最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结构，只要找到了那个最正确的结构，或许可以传达些微的天意。

　　我并不认为这种工作方式算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作家”的方式，我确实不够关心文学史，我也不关心别的作家的创作，我决定写一个题材是因为我想写而不是因为我认为我有写它的责任，我会对这个题材产生兴致是因为它触动我内心隐秘的脆弱而不是我想要借助它传达我的价值观。对于写作我至今没有什么称得上“理念”的东西，也学不会用评论家的那个语言体系去阐释自己的作品——十几年前这样，此刻也这样。我就像是一个资深的乐高玩家，经常用兴奋或者骄傲或者难以置信的语气，告诉你我知道这里该如何拼接。总之，很多对作家这个职业充满善意幻想的人是无法在我这儿得到满足的。

　　所以，不知不觉间，起初那个“为什么要写作”的问题，逐渐被替换成“为什么始终热爱虚构”。“写作”肯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但是对于我，可以说“虚构”是其间最迷人的部分。

　　因为是虚构教会了我如何有意识地摆脱关于“自我”的执念。

　　每一个以表达为生的人最开始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的，因为自我的经验中得来的感受是每个人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根本方式。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小说中绝大部分的场景，都发生在一个名叫“龙城”的北方工业城市，因为我就是在一个跟龙城很像的地方长大的，所以自然而然地，很多小说的背景都选用了那个最初塑造我的地方。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我小说的主角是高中生；在我26岁的时候，“龙城三部曲”里的男女主角们就是一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都是自然而然且非常便利的操作……在这些故事里我可以写尽青春少年时那些激烈的痛苦，或者刚刚成年以后面对世相时的茫然与惊叹，真实的体验融化在虚构的人物们身上，一切看似合情合理——大家渐渐认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所做的工作，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痛苦就紧跟着来了。

　　那是非常真实，并不强烈却一直存在的那种痛苦。它未必影响我日常的生活，可是时刻悬在某处，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发出一声轰鸣，就像带着“嗡嗡”共振的钟声。它渐渐蚕食掉了很大一部分最初由创作带来的喜悦。那种痛苦可以用一句非常具体的话表达出来，只是我用了很久的时间才有勇气做到：“真的只是这样而已吗？沿着这条路走就够了吗？我心目中的那种优秀的作品，好像不在这条路的尽头。”

　　从问出这句话的那一刻起，我好像来到了一个非常空旷的原野上，我知道从此以后所有的路都要靠我自己走了，没什么方向，没什么地图，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目的地在何处。自由其实是一件非常艰难并且昂贵的事情，我在随后的岁月里会慢慢学到这个。于是最近五六年的写作，我开始试着离开龙城，这标志着我在有意识地放弃曾经熟知并熟练使用的东西——我自身的经验和我对个人感受的种种表达方式。我自然知道不可能完全放弃的，我只是想，不要让生活里的那个“我”完全搅和进作品里，甚至不要让“笛安”每时每刻都在给这个作品打烙印——风格并不是创作者最该追求的东西，创作者要的是接近“完美”，而风格不过是在追求的路上无意留下的倒影。写作的时候我开始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做减法，这个过程极为煎熬，也非常奇妙——从开始的焦躁，不确定，自我怀疑，自我贬低到逐渐安静下来，开始享受这个与熟悉的自我慢慢保持距离的征程。

　　决定性的转折应该出现在某个瞬间，我已经忘了那之前或那之后发生过什么，只记得我突然想清楚一件事——我所有的自我怀疑和否定，其实都不完全是自己的内心戏，其实是在撒娇，撒娇的对象是传说中的文学，我在不停地问文学类似这种问题：“你还爱我吗？我真的是你选的吗？你会不会放弃我了？”——很像一个怨妇吧？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震惊到了，然后不得不在羞赧中承认自己的低级。文学当然不会爱我——一座山或者一个湖泊为什么要爱我呢？文学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对它虔诚或者忠诚，它甚至不在乎我有没有才华——如果有，无所谓；如果没有，那我自求多福。我是自由的。我从来都是自由的。是我自己选择了在那个名叫“文学”的山脚下或者湖畔安营扎寨，它毫无感情地接纳了我，就像接纳草丛中随便开出的一朵野花。我随时可以离开，我不想离开那是我自己的事，我们之间所谓的契约，都是我一厢情愿。

　　自由在某些情况下，带着一种必须清醒的残酷。

　　“写作”不一定是种修行，但“创作”一定是。学会停止提出那些你只是希望得到肯定答案的问题，学会放下那些无休无止的自我感动与自我欣赏，学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别人”来观察自己的行为……心可以热，但血必须凉。久而久之，在创作的时候，另一个全新的，属于叙述者的人格就会静静浮现，这个人格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呼吸着，就像在百无聊赖的初冬下午，决定独自看一场电影。

　　当这个新的人格慢慢被我找到，我发现自己对于虚构的技艺有了新的理解。“你自己没那么重要，你想表达什么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重要。”这是我现在经常跟自己说的话。冥冥之中，似乎有谁拿着一只比较大的橡皮擦，把我与世界之间的边界——就是我的轮廓，擦得淡了很多。那么在此刻，什么才是更重要的呢？更重要的是看见你曾经无法看见的东西，曾经在你心里一闪而过但你没有注意的东西，曾经在意识深处有过细微震动但是你没想过付诸语言的东西——世界在我眼前呈现着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的样貌，而我用来构筑虚构的原材料，似乎有了越来越细的分类。

　　我是一个非常在意锤炼技巧的人。有时候这几乎是我自己跟自己做的游戏。写小说的时候，我会刻意地训练自己在每1000字的叙述中能做到什么，训练自己能够在这1000字里展现出来多少人物的视角，或者训练自己如何用尽可能短小的篇幅有效率地传递故事的信息与氛围——那个潜伏于字里行间、比较淡漠的叙述者，和电脑前面敲键盘的笛安磕磕绊绊地合作着，如果叙述者成功地操纵了作为旁观者的笛安的视线或角度，那么我就认为这一段写得合格。当然，如果把某个主角的视角作为变量加入其中会更为复杂，那种感觉有点类似于突然间戴上了3D眼镜。现在我已经有了经验，若有一天，叙述者和笛安合作得过于顺畅和默契，那并不是好事——那就是叙述者的人格需要再一次改变甚至是升级的前兆。

　　然后我就发现，我正在逐渐虚构出来一些我曾经没有注意到的瞬间，一刹那幻灭后的无聊也好，空虚之中的狂喜也好，某种非常隐秘的自我厌弃也好，允许自己堕落之前的那一点点寂静也好——这些微妙的，也许只会发生在一个人隐秘的意识中的片段瞬间，被我用虚构的情节表达出来了，那似乎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意志使然，我只是听见了一些未必浮现于表面文采，但是最终决定作品流向的深层的节奏。

　　我相信真实的痛苦可以通过虚构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信念。现在我可以给这个信念加一个脚注——某些我本人并未真正体验过的痛苦，也能够通过虚构传达出去——然后我好像骤然听见了一个古老的声音：“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曹雪芹是每一个用中文写小说的人都无法绕过去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写下上面那两句诗的时候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不过，我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创作者对自己工作的总结。假作真时真亦假，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命题。

　　我还是不知道接下来我会写什么，也许若干年后又会回去龙城，也许再也不回去了。我面前的路还有很长。但愿虚构赋予我的那种力量，能够持续得久一点，让我相信，在这无边无际的孤独里，我是勇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