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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的中国应用——郝景芳《流浪苍穹》解读

时间:2023/11/9 作者: 新文学评论 热度: 14467
□ 王侃瑜

  近年来,随着刘慈欣、郝景芳相继斩获雨果奖,中国科幻文学在海内外受到广泛关注,自然也不乏来自学界的研究兴趣。可惜的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部分研究者将视线投注于男性作家的文本上,除了零星提及夏笳、郝景芳等几位女作家作品之外,极少数研究者关注到中国女性作家的科幻文本,相对而言其研究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前者。在对郝景芳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目光又集中在她的雨果奖获奖篇目《北京折叠》上,而对她的唯一一部科幻长篇《流浪苍穹》关注不足。作为一部长篇处女作,《流浪苍穹》有着很高的完成度,其探讨的议题也从两种制度的对比和思考延伸到对于历史、哲学、技术、艺术等人类文明诸多经典主题的讨论,在对火星的环境改造以及地球和火星两个世界的描绘中亦体现出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怀。同为讨论两颗行星、两个世界、两种制度,《流浪苍穹》不免让人想起厄休拉·勒古恩的《一无所有》,而厄休拉·勒古恩本人及其创作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很大影响,尽管郝景芳从未直言受到勒古恩或道家思想的影响,我们仍可以试着从生态女性主义和道家思想的角度来分析《流浪苍穹》及其对《一无所有》的承继,开拓郝景芳研究的新视野。

在《流浪苍穹》的前言与后记中,郝景芳曾提及自己的创作之路。她于2006年开始提笔写作,2007年开始创作《流浪苍穹》,前后断断续续花费两年,于2009年定稿①。出版时,由于篇幅过长,作品被分为两册出版,分别为2011年的《流浪玛厄斯》②和2012年的《回到卡戎》③,而完整且恢复原名的《流浪苍穹》则直到2016年才再版。2020年4月,由刘宇昆翻译的《流浪苍穹》英文版Vagabonds④在英美出版,更是将该书介绍给更多英语读者。值得一提的是,郝景芳早年的另一部短篇小说《谷神的飞翔》⑤,与《流浪苍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共享同样的火星--谷神世界观,更有几位相同的角色——朗宁、汉斯、路迪,同时进一步细化了谷神星的处置,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同样会将其纳入考量。

  《流浪苍穹》的故事始于地球历2190年、火星历40年,人类已殖民火星一百余年。火星严酷的自然环境导致殖民开发过程艰苦卓绝、危机重重,地球试图将自己的经济制度带到火星,推动实体买卖、权益兜售和无形资产交易,却因一次事故中大公司的无作为而引发战争。试想一下,同样的事故若是放在地球,可能不至于出人命,毕竟地球是人类的摇篮,有着温和的自然环境和丰饶的物资。战争之后,地球和火星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地球延续资本主义的逻辑,崇尚消费、制造欲望、大公司瓜分市场、设置门槛阻止知识产权的自由流通;而火星却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建立中央服务器和数据库,每个人都可以经由公共终端登录自己的个人空间,每个人都需要注册一个工作室,与所有人分享自己的创造与研究成果,物资由中央统一分配,各取所需。战争之后,两星断绝往来,仅有一艘孤独的船往返,交换物资和技术,承载起外交使命。待时间淡化了仇恨与苦痛,人们意识到交流的重要性,一群在火星出生的少男少女被派往地球留学五年,他们学成归来之际,双向展览会在两星举行,地火交流重启。

  这一背景设定与勒古恩的《一无所有》⑥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阿瑞纳斯和乌拉斯是两颗互为月亮的双行星。前者同火星一样贫瘠荒芜,自然环境严酷,与《流浪苍穹》中的火星一样实行类似社会主义的制度,集体至上,在低物欲的条件下保证全体成员的生存;后者同地球一样资源丰沛,自然条件温和,与《流浪地球》中的地球一样实行类似资本主义的制度,鼓励竞争,贫富差异巨大。一位在阿瑞纳斯成长的科学家因研究的缘故而脱离自己的母星投奔乌拉斯,历经两个世界,做出诸多思考与讨论,最后回到自己的故乡。

  两书都专注于两种制度的比较,辩证性地思考其优劣,没有哪种制度绝对好或绝对坏,公平意味着僵化,自由意味着阶级,在两颗星球上的人看自己的星球和对方星球的态度都不一样,判断随视角变化而变化,而成长于一种制度中的人前往另一种制度中看到的东西又不一样,当他们回去后更是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勒古恩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她十几岁时便通过父亲接触到《道德经》,几十年后,不懂中文的她更是将《道德经》翻译成了英文,她的写作也“一直在以不同作品、不同意象向西方的读者阐释道家思想”⑦。她对于《一无所有》中两种制度的态度可以用道家的阴阳思想来理解,没有绝对的阴和绝对的阳,两者相生相克、相互转化,在动态过程中达到平衡。很难说郝景芳在创作《流浪苍穹》时丝毫没有受到勒古恩《一无所有》的影响,两者从主题到写法上都不谋而合,因而我们不妨推断《流浪苍穹》也间接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另外,两书都曾多次强调,两种社会制度的建立其实和两星的自然条件脱不开关系。资源贫瘠的星球不得不由中央统一规划,以保证社会存续和全员福利;资源丰饶的星球则为消费和享乐提供了发展的温床,人们得以自由追逐个人的喜好。《流浪苍穹》中另一关键的情节便是围绕谷神星处置办法的山派与河派之争,是走出火星上的穹顶城市,制造开放的生态环境,还是留在水晶盒子里,将谷神的水化作绕城的河流,两派观点争得不可开交,不同的工程方案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未来。值得注意的是,在火星议事厅里针对两套方案发表演讲的无一例外全是男性,火星的领导者们也无一例外全是男性,女主角洛盈和其同伴纤妮娅引导的革命不过是倡导现有社会制度下房屋的流动,与迁居还是驻留的讨论相比像是小孩子的游戏,女性在决定火星人类重大命运的场合中是缺席的。而从《谷神的飞翔》中,我们得知,在火星决定未来的同时,谷神注定是被牺牲的、没有主动权的,无论采取哪一套方案,这颗小行星都将注定会被解体,谷神的居民也将失去自己的故乡。这样的权利关系暗示了西方二元论所导致的压迫,女性与自然在此处注定是他者。因此,我们同样可以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流浪苍穹》。

  下面,我将进一步讨论道家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结合,以及为何道家思想在研究当代中国科幻时仍然有效。

早在1974年,美国人类学家谢里·B.奥特纳(Sherry B.Ortner)便在《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就像自然与文化吗?》(IsFemaletoMaleasNatureistoCulture?)一文中强调了妇女与自然的联系,她注意到道家思想中代表女性的“阴”和代表男性的“阳”与西方二元论中的阶级秩序截然不同,是彼此平等的,“两股力对立、转化、互动使得宇宙中所有的现象得以发生”⑧。但她并未深入考虑道家阴阳范式的其他维度,而是转向讨论世界各地对于女性的普遍低估。同年,法国女权主义者弗朗索瓦·德奥博纳(Fran?oise d’ Eaubonne)在其激进女权主义宣言《女性主义或死亡》(FeminismorDeath)中谈道,这是个“生态问题”,只有女性运动获得成功才能使全人类存续,并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这个词⑨。遗憾的是,尽管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生态女性主义发展出诸多分支,尽管道家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有诸多互通之处,但将道家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结合考虑仍非主流,仅有少数几位学者对此做出重要论述。

  丹麦学者吉蒂·纳罕娜格(Jytte Nhanenge)在其2011年的论著《生态女性主义:将对妇女、穷人和自然的关怀整合入发展》(Ecofeminism:TowardsIntegratingtheConcernsofWomen,PoorPeople,andNatureintoDevelopment)中将“阴”作为她解读生态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的关键词,她认为“逻辑的、定量的、男性的、阳的框架是现代科学、经济、技术和发展的基础。推动这一简化框架的人没有接触到完整现实,而完整现实要求纳入直觉的、定型的、女性的、阴的视角……唯有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局限,将两者结合,才能观察到世界是活的、动态的、互相联系的、和谐的整体”⑩。中国学者韦清琦回应了Nhanenge的理论,回顾了国内外多位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和道家思想结合的讨论,完成了《阴之道:跨文化语境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中国建构》(TheWayofYin:TheChineseConstructionofEcofeminisminaCross-CulturalContext),他同时注意到形而上的道家哲学观并不能直接落地,机械化地应用于当下的环境思考中,“因此对于前现代信念的重新解读必须被仔细对待,才能不陷入单纯只是怀旧而非解决当代问题的指责”。

  作为一种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哲学思想,道家似乎从未在政治上占据主流,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个政治制度来说,道家的影响似乎远不如儒家,而其在今日中国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更是令人怀疑。但是,韦清琦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道家的‘无为’或者说不干涉思想在方方面面上都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造成了巨大影响”。中国人亲近自然的理想生活方式、热爱自然的古诗审美传统,中国传统艺术中对女性身体的欣赏源自其对自然韵律的借用,而非像西方艺术那样将其客体化,作为灵感来源,欣赏其高度完美和纯粹,中国人的整体思想是女性化的,是阴的,与西方的父权压迫结构相反,具有整体性,万物共生共存。推而广之,纵使在当今中国道家哲学并非主流,但太极拳、中医、风水、道教等这些与道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分支仍然贯穿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再继续往下追溯,《西游记》、修真类型网络小说、被引入中国的厄休拉·勒古恩的科幻小说都间接传承了道家的部分思想。道家的影响并非在现代中国失踪,而是化作无形的“气”融入丝丝缕缕的文化脉络之中,造成了无迹可寻又无处不在的间接影响。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20世纪末开始被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被高度提倡,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梦和文化自信的建构,这些都导致了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同时选择坚持民族身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质疑他们曾经支持的西方现代思想,重新诉诸传统思考和价值,寻找中国办法。越是面向世界,便越是想要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使得回归传统成为当下中国的一大文化趋势。相较强调尊卑阶级、暗含父权思想的儒家来说,道家天生对秩序外的想象、在野的民间智识更具亲和力。

  具体到当代中国科幻层面,作家们具有强烈的“赶超”意识,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科学精神”的萌芽,并用现代观点加以解读;同时试图发掘出一种能与“科学精神”势均力敌的“东方智慧”。另一方面,中国科幻在世界范围内愈发流行,中外科幻作家的交流越来越多,外国科幻作家和读者时常好奇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科幻如何体现“中国性”,不少本来对此没有特别多做思考的作家反倒开始追寻中国话语,从传统中寻找资源。对于当代中国科幻的“民族化”议题,王瑶也有精彩论述,她认为“无论作家以何种方式尝试捕捉和表达‘民族内在的魂魄’,后者都并非某种亘古不变的本质化的存在,而不如说是在将作为他者的西方内在化的过程中,所建构出来的一种关于‘东方’的自我想象,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文化奇观,一种以差异和多元之名而被赋予文化商品属性的同质”。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如果我们机械性地在中国科幻中寻找传统元素,那获得的结果可能是自我建构的“东方主义”,更值得研究的反倒是那些表面上看不到东方元素、思想内涵却受到中国传统潜在影响的那些作品。

  郝景芳的《流浪苍穹》虽将舞台放置在遥远的未来,人物名字多为西方人名,找不到明显的中国传统元素,但若仔细抽丝剥茧,就能发现其内里深层次与道家思想的呼应。下面,我将在道家文化框架下分析该书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怀。

在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阴阳范式。在道家思想中,“阴”和“阳”是最为重要的一组概念,阴/阳不仅仅可以表示女/男,还可以代表地/天,死/生,黑暗/光明,等等。“阴”是柔软的、保守的、被动的,“阳”是强硬的、进取的、主动的。阴阳之间没有阶级上下、好坏差异,也并非静止不变,它们可以互相渗透、互相转化,通过互动达成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而这种平衡是雌雄同体的。“气”则是一种无形的存在,联系万物的中介,使万物得以感应融合,成为互相关联的整体。《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意思即是“万物都内涵着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阴阳两气在互相冲突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和谐统一”。

  同《一无所有》一样,《流浪苍穹》也以“物”开头。《一无所有》中的墙象征隔阂,象征二元对立的社会间流动被禁止;《流浪苍穹》中的船则象征交流,象征两个世界间的纽带,象征阴阳之间流动的“气”。整个开头是以船的视角来写的,将本该没有生命的船作为有生命的物体来对待,船仿佛具有了情感、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这是一种对于西方有生命/无生命二元对立的反抗。叙事从船的外部转向内部,介绍完船的外观和历史转向介绍船的内部构造和船上的人物,视角游动仿佛“气”的流通。船因为迟缓庞大而不被认为是威胁,因此得以维系地火之间的平衡,“它以拙取胜,以缓慢胜迅捷,以不能胜能”,这与道家以退为进、以柔弱胜刚强,倡导“阴”之道的思想策略不谋而合。

  船连接的是火星和地球,两个世界,两种制度,火星的制度固定、僵化,地球的制度灵活、流动。在这里,火星为“阳”,地球为“阴”,但如同之前所说,阴阳本没有好坏,全书一直思辨的也是两种制度的区别与比较,却从未判断孰高孰低。而具体到两星社会治理中关键的网络部分,阴阳又颠倒了过来。火星网络又由中央服务器加上公共终端构成,每个人都可以从任意终端登录数据库,拥有个人空间,网络构成是流动的,是“阴”的;地球的网络则是每人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个人数据保存在自己的电脑上,网络构成是固定的,是“阳”的。若是考虑两星城市建设的对比,火星城市位于穹顶之下,是封闭的、出不去的;地球城市却在大气层的保护之中,是开放的、可以自由进出的。这方面,火星又成了“阳”,地球又成了“阴”。但从地球环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地球上巨大城市的发展挤压了自然的空间,城市与自然的区隔是“阳”,而火星的花园城市、人与自然融合却正和他们心意,那即是“阴”。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同一样东西,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通过这种比对与反复,郝景芳的叙述在地球和火星两方的视角中不断游动,体现出阴阳的互相转化、变动不居。

  两星的制度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地球曾有过机器大时代,人的自由被压制,成为机器系统的零件,在故事发生的年代已重归自由动荡的不确定,每个人可以自己选择生活,因而地球制度是经历了“阴—阳—阴”的过程。而目前的火星在地球人看来则类似于他们的机器大时代,是“阳”的。需要注意的是,火星的制度并非主动的选择,而是受自然环境的条件限制。不同立场的人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进行主观臆断,在地球人伊格看来,火星建筑使用玻璃是集体主义的安排,但火星人的解释却让他瞠目结舌:火星上自然资源匮乏,只有砂土,没有黏土和岩石,无法使用其他的建筑材料,而这里的玻璃都可以调节透明度,保护个人的隐私。即便是火星上的砂土,也不只有一面,借文中人物之口,作者道出火星上的砂土具有晶莹和粗犷两面,人们看到的只是晶莹剔透,却 “不知道墙壁是复合玻璃,电池板是无定型硅,墙上的镀膜是金属和硅氧化物半导体,屋子里的氧气是硅酸盐分解的副产品,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砂土中来。我们的房子从砂土里面长出来……谁能明白晶莹和粗犷只是一件事的两面”。如果我们将砂土对应为“道”,那这一段描述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体现的思想完全一致,万物源自同一原点,而阴阳只不过是事物的一体两面。

  针对火星未来生态环境改造工程的讨论,山派与河派的两套方案也是既阴又阳的。山派的方案是走出去建立山谷生态系统,冒进和迅捷对应“阳”,建立开放的生态系统对应“阴”,“山”本身对应“阳”;河派的方案是留在穹顶城市中修建绕城的河流,保守而缓慢对应“阴”,留在封闭的城市中对应“阳”,河本身对应“阴”。两套方案各有好处和坏处,没有绝对的“阴”和绝对的“阳”。在讨论山派方案的风险时,书中角色瑞尼的想法也与道家不谋而合,他指出“人是一只和周围保持气压平衡的水球,周围气体变了,人的体内立刻会变……瑞尼说着,似乎看到自己的身体伸出了千丝万缕根细线,和空气紧紧连接……他并不把人看成雕塑一样的独立的形体,而是看成一层膜加上里外两边的气体”。“气”是理解这种思考的关键,“气”将人类与外界环境相连,保证“气”的平衡才能保持人的生存。

  纵观全书,类似的论述比比皆是。同样借瑞尼之口,作者道出世界上只有两种系统,固体(阳)和流体(阴),“固体的特点是结构稳定,每个原子都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原子和原子之间有着强大的力和纽带,而流体的特点是自由来去,相互间独立,任何小颗粒之间都没有固定联系,也没有力……很多价值不可得兼”。云是个例外,但云需要外来的光。云在书中因而成为一种隐喻,它“负阴抱阳”,达成了平衡,但这种平衡却需要借助外来的力量和催化,暗示纵使目前是成年男性们在山派河派间抉择火星的未来,真正达到平衡还需要这些曾经游历过地球的少男少女们的推动。尽管在上一代火星领导人中没有女性,但在留学地球的水星团中却有未来可期的少女,无论是跟随爷爷登上玛厄斯的洛盈,还是曾经引领革命的纤妮娅,她们年少时便展露出卓绝的才华、视野和关怀,极有可能与她们的少年伙伴们一同成为引领火星未来的关键人物。小说最后,山派获胜,火星人选择走出去,建立开放的生态系统。他们知道风险,低压、低氧、高辐射,但他们选择和火星一起进化,将土地作为自己的依存。先前被视为征服对象的火星的恶劣自然环境,如今终于成为火星人类真正的依存。可以想见,曾被视为“他者”的女性和自然,在火星的未来发展中将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全书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怀,在于二元结构不是被颠倒而是被打破,女性和男性共同执政,人类和星球共同进化,火星的未来将是阴阳平衡的、和谐的、整体性的未来。

  郝景芳的《流浪苍穹》虽然没有刻意操用中国话语,但是却在字里行间以及全书思想层面透露出其对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的继承,无论是对制度的讨论、对自然的改造还是对性别的暗示,你都读不到激烈的冲突和对抗,更多是平和的思辨与对话,这是道家所崇尚的“阴之道”,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寻求的和解,是面对当下环境问题时我们所应该借鉴的整体性思想。

  注释:

  ①郝景芳:《流浪苍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版,前言第1页、后记第346页。

  ②郝景芳:《流浪玛厄斯》,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③郝景芳:《回到卡戎》,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④Hao Jingfang.Vagabonds. Trans. Liu Ken. Head of Zeus/ Saga Press, 2020.

  ⑤郝景芳:《谷神的飞翔》,《幻想1+1》2007年2月号。

  ⑥厄休拉·勒古恩著,陶雪蕾译:《一无所有》,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

  ⑦李学萍:《道家思想与厄苏拉·勒奎恩的生态女性主义》,《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3期。

  ⑧Ortner Sherry B.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M. Z. Rosaldo and L. Lamphere (eds),Woman,Cultureand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68-87.

  ⑨D’Eaubonne, Fran?oise.LeFeminismeouLaMort. C. Pierre Horay, 1974.

  ⑩Nhanenge Jytte.Ecofeminism:TowardsIntegratingtheConcernsofWomen,PoorPeople,andNatureintoDevelopment. UP America, 2011. p.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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