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聪聪

　　鲁迅旧体诗的研究属于传播与接受的范畴，在这一学术研究范畴中，媒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媒介之镜，既能窥探近百年来鲁迅旧体诗研究的个性，也能窥测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存在的共性，而且可以对鲁迅及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当代旧体诗的研究趋势和发展变化有更直观的把握。

一、传统媒介与鲁迅旧体诗的初步研究

1925年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之前，鲁迅旧体诗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处在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发表鲁迅旧体诗研究成果的报纸和杂志主要分布在北平、上海、重庆等核心城市，且数量较少。北平的有《京报》《北平晚报》《新苗》，上海的有《文艺新闻》《人间世》《古今》《青年界》，重庆的有《文坛》《新华日报》等。此外还有《狂飙月刊》(太原)、《诗创作》(桂林)、《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广州文化界》等。除单篇文章外，部分以研究鲁迅生平或其他文体为主的专著对鲁迅的旧体诗也有论及，如许寿裳1936年12月19日以回忆的方式所写的《怀旧》就对《自题小像》的创作始末进行过交代，该文后收入专著《我所认识的鲁迅》中。1939年10月，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了锡金、景宋、巴人等编著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书中的《鲁迅与诗歌》一文谈到了鲁迅的诗歌创作理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鲁迅诗歌专集和研究专著，即1941年由奚名主编，广州白虹书店出版的《鲁迅诗集》和1947年由司空无忌编著，重庆文光书店出版的《鲁迅旧诗新诠》。以这些媒介为载体，鲁迅的旧体诗研究“一发先声鸣万籁”，以先于其他新文学家的姿态成功进入公众视野，为后继者的研究打下基础。然而，这一时期鲁迅旧体诗的研究媒介无论是与创作和研究新诗的刊物相比，还是与《国民日报》等主流报纸相比，都可以说处于边缘位置。究其原因，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做出解释。

　　从鲁迅自身来看，作为“新文学”的弄潮儿，鲁迅的一言一行对后来者的影响都不可估量。为了给“新文学”扫清障碍，鲁迅不仅以激进的方式告诫青年最好“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①，而且直言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②。为防止进步青年步其后尘作旧诗，鲁迅便只好以实际行动将那些“坏诗”束之高阁了：他的53首(含佚诗)旧体诗在生年较少公开发表，其中有近40首是后来相关研究者通过日记、回忆等方式补录而出，占鲁迅所有旧体诗总量的四分之三。那些为数不多得到公开发表的旧体诗也非完全出自鲁迅本人意愿。鲁迅现存最早的旧体诗《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是鲁迅与兄弟的私人酬和，后据周遐寿日记摘录出来。1900年创作的《莲蓬人》至1951年始由唐弢据周遐寿日记所附《柑酒听鹂笔记》辑出。之后的《庚子送灶即事》《祭书神文》《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惜花四律》等从创作到进入公众视野也都有着类似的经历。鲁迅1903年创作的《自题小像》则由许寿裳首次写入1936年10月27日的回忆性文章《我所认识的鲁迅》中，从创作到发表长达33年之久。同年创作的《宝塔诗》甚至到1961年9月23日才由沈瓞民通过《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一文首次公开发表。更有甚者，1903年创作的《进兮歌》，因披着“译诗”的外衣，在创作近80年后才被学界注意：“过去，研究者们都(将《进兮歌》)视为鲁迅的译诗，而未予注意。实际上，它完全出自鲁迅之手，应该归于鲁迅的创作之中。”③作于1930年9月1日的《题赠冯蕙熹》则首次公开出现在1962年12月23日的《天津晚报》，该报刊载吴世昌《鲁迅集外的四言诗》，文中对这首诗创作的来龙去脉做了交代。此外，鲁迅还有相当比重没有公开发表的旧体诗，它们以鲁迅的日记、书稿为载体，在沉寂很长一段时间后才通过《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媒介走向读者。这其中包括《无题二首·大江》《送增田涉君归国》《无题·血沃中原》《偶成》《赠蓬子》《一二八战后作》《自嘲》《教授杂咏四首》《所闻》《无题二首·故乡》《无题·洞庭木落》《答客诮》《二十二年元旦》《赠画师》《题〈呐喊〉》《题〈彷徨〉》《悼杨铨》《题三义塔》《无题·禹域》《悼丁君》《赠人二首》《无题·一枝清采》《无题·烟水》《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报载患脑炎戏作》《无题·万家》《秋夜有感》《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亥年残秋偶作》。按照邵仁培的说法，传播媒介具有实体性、负载性、还原性、中介性和扩张性等基本特点④。日记、书稿作为传统媒介的一种，能够客观本原地负载文字符号，而不对鲁迅的旧体诗进行变形和更改，这体现了传播媒介实体性、负载性和还原性的特点。但日记作为相对封闭化、隐私化的媒介，其中介性和扩张性却难以得到充分体现——日记在充当“桥梁”与“纽带”及扩充鲁迅的旧体诗为人所共享方面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一如让·保罗·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强调的那样：“一本书只有在有人读时才存在，文学作品应当被当作一个交流过程来感知。”⑤作为受众的研究者无法通过鲁迅日记、书稿等媒介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研究媒介的不可得又直接导致了交流过程的断裂，相关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就外在环境而论：其一，和其他体裁相似，鲁迅的旧体诗大多表达对当局政府的不满，这在“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⑥的年代，其发表和传播受限实属必然。比如，《哀范君三章》是对辛亥革命的抨击，《替豆萁伸冤》是一首尖锐讽刺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在教育界的代理人迫害青年学生的战斗诗篇，《学生和玉佛》《吊大学生》是对国民政府丑态的揭露等。就文体属性来看，意义较为隐晦的旧体诗和充当“匕首”与“投枪”的杂文相比，在接受审查时确有其优势。在致信杨霁云时，鲁迅亦坦言：“《集外集》既送审查，被删本意中事，但开封事亦犯忌却不可解，大约他们决计要包庇中外古今一切黑暗了。而古诗竟没有一首删去，却亦不可解，其实有几首是颇为‘不妥’的。”“《集外集》止抽取十篇，诚为‘天高地厚’，但旧诗如此明白，却一首也不删，则终不免‘呆鸟’之讥。”⑦这容易让研究者误认为鲁迅是因旧体诗在当局审查中更容易“蒙混过关”，从而“最终启用和倚重这种既不被其喜欢也非所长且长期处于闲置地位的备选文体”，以实现杂文的“文体代偿”⑧。但从“而古诗竟没有一首删去，却亦不可解”“但旧诗如此明白，却一首也不删”等表述来看，鲁迅是有意将那些“不妥”的旧体诗写得“如此明白”，且没有预料到旧体诗在面临审查时“竟”会畅行无阻的。更何况当他发觉“古诗竟没有一首删去时”已是1935年，这时其旧体诗创作业已接近尾声。客观结果有利于躲避审查不能成为鲁迅主观上选择创作旧体诗的动机，审查者的“网开一面”也不代表鲁迅的那些“战斗诗篇”在意旨方面较之其他文体更容易成为“漏网之鱼”。鲁迅那些指斥当局的旧体诗虽然得以侥幸发表，但因其讥刺时政，在传播时必然会受到限制。其二，“新文学”占据各大主流报纸、杂志，对“旧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产生巨大冲击。20世纪初，新旧文学逐渐走上对立的道路，在“新文化运动”的助推下，更是步入白热化阶段。这期间，创作和研究新诗的流派层出不穷，有以胡适为代表的“尝试派”，以应修人、潘漠华为代表的“湖畔诗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等。与之相适应，《新青年》《新潮》《晨报》等杂志秉持“新文学”理念，为新诗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同时也挤压着旧体诗词创作与研究的空间。鲁迅生年公开发表的旧体诗与媒介的对应关系如下：《哀范君三章》(《民兴日报》)，《我的失恋》《吊卢骚》(《语丝》)，《替豆萁伸冤》(《京报副刊》)，《哈哈爱兮歌三首》(《莽原》)，《惯于长夜》(《现代》)，《赠日本歌人》(《人间世》)，《送O.E.君携兰归国》《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文艺新闻》)，《学生和玉佛》(《论语》)，《吊大学生》(《申报·自由谈》)。其中，《语丝》主编孙伏园、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友，且该刊以发表鲁迅等人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为主；《京报副刊》亦由孙伏园担任编辑，是兼顾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科学的综合性刊物；《莽原》附于《京报》发行，并由鲁迅亲自担任主编，多涉足文明和社会批评；以传播左翼文化为宗旨的《文艺新闻》和《现代》，其内容从小说、话剧到评论、史料不一而足，尤其是《文艺新闻》的创办人袁殊，与鲁迅渊源颇深——他曾由鲁迅弟子冯雪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亲自营救过被俘的鲁迅夫人许广平；《论语》和《人间世》则多发表与政治联系不够紧密的小品文，主编林语堂主张“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自然能以兼容并包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学；《申报·自由谈》内容偏重杂文、短评，该刊在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主持期间以刊载通俗趣味性文字为主，与纯“新文学”刊物的理念向来隔膜，后在黎烈文的改革下才逐渐变为进步舆论的阵地。由此可见，这些得以发表鲁迅旧体诗的刊物或因执刊者是鲁迅及其新雨故交，或在文体的选择上不拘一格，或在创刊理念上不完全唯“新文学”马首是瞻。这些新旧立场分野并不明显、处于边缘地带的报纸杂志成为发表被“新文学”边缘化的鲁迅旧体诗和相关研究的主要阵地，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等概念出现的“史前”时期就以先声夺人的姿态助力旧体诗“挤入”新文学家鲁迅的研究阵营，成为研究鲁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为弥合新旧文学之间的罅隙提供了媒介的样板。

二、主流媒介与鲁迅旧体诗的政治规训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前，鲁迅旧体诗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迅猛增长的态势。据统计，至1977年末，集结成册或公开出版的鲁迅旧体诗研究专著超过10部，影响力较大的有张向天的《鲁迅旧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周振甫的《鲁迅诗歌注》(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倪墨炎的《鲁迅旧诗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等。关于鲁迅旧体诗研究的选本有50种之多，它们多以作品“选讲”“选注”“选读”的形式呈现出来。与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相比，这些专著和选本的出版社和编写组遍布全国除台湾、澳门、西藏、青海、新疆等在内的25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出版机构有重庆文光书店、广东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香港集思图书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编写组有南京大学中文系、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兰州大学中文系、安徽师范大学鲁迅研究组、贵州大学中文系、天水地区师专中文科等。这一现象在鲁迅旧体诗的研究文章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此一时期，关于鲁迅旧体诗的研究性文章不仅遍布全国各地，数量更是达到了近300篇。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媒介主要可以归为三类：一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主重点文学期刊，如《文学批评》《文史哲》《破与立》《文萃》《文艺春秋》《文艺报》《文汇报》《诗刊》《读书》《民间文学》《上海文学》《长江文艺》《哈尔滨文艺》《宁夏文艺》等。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报，尤其是以各省市名称命名的日报和晚报，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大公报》《解放日报》《工人日报》《长江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三是以高校为阵地的学报和期刊，如《厦门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北京师大学报》《南开大学学报》《延边大学学报》《江苏师院学报》《甘肃师大学报》《安徽师大学报》《吉林师大学报》《昆明师院学报》等。其中，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报又居主导地位。

　　在以传统媒介为主，传播效力趋于稳定的40年代—70年代，这一在全国范围内蜂拥而起的鲁迅旧体诗研究浪潮值得深思。仔细分析会发现，无论是研究专著还是报纸杂志，虽然仍属于传统媒介的范畴，但与20世纪20年代—40年代处于边缘状态的鲁迅旧体诗研究媒介不同，这些出版物、报纸和杂志在整体上都属于受政治力量牵制的主流媒介，是主流话语的外在表现。主流媒介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社会上的主要势力或集团对大众传播进行了社会控制——不同的社会势力，不同的集团，都力图将传播活动纳入自己活动的轨道，使之按照本集团、本势力的观点和利益行事⑨。这一时期，鲁迅旧体诗研究能够以主流媒介为载体并形成全面繁荣的态势与毛泽东、郭沫若、周扬等党政领导人对鲁迅旧体诗极高的评价密切相关。如前所述，鲁迅的旧体诗多讽刺批判国民政府，表达对革命胜利的渴望，这虽然忤逆了国民政府，但却无意间迎合了红色政权的政治诉求。时过境迁，当新政权最终确立，鲁迅那些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写就、实质上与不同意识形态若即若离却因之有着极大阐释空间的旧体诗开始受到主流社会的青睐。这从当时毛泽东对鲁迅的相关评价中可窥一斑。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直接援引鲁迅的旧体诗《自嘲》作为例证，并对这首诗做了符合解放区文艺要求的“定性”：“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⑩毛泽东通过这一“仪式”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同时向文学创作和研究者发出了讯号，告诫他们要随时做好接受“检阅”的准备，而“检阅”的尺度是双重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属于政治层面上的“要求”，是必须遵守的“规章”和“准则”；“鲁迅的态度”则是文学层面上的具体实践，是应该自觉学习的“榜样”和“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如何兼顾政治与文学、“准则”与“标准”，成为摆在创作和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有鉴于此，省去研究对象的汰选，直接研究《自嘲》，成为此一时期研究者常走的“终南捷径”。这一现象直观地反映在研究文章的发表媒介上：

　　

　　发表时间作者研究文章媒介1945-11-06柳亚子《鲁迅先生九周年祭(谈〈自嘲〉诗题赠经过)》《文萃》(第5期)1950-10-19潘梓年《学习鲁迅的“冷”和“甘”》《长江日报》1954-10-19吴厚发《从“甘”与“冷”谈起》《广西日报》1956-10-18殷维汉《鲁迅先生“华盖”诗笺注》《工人日报》1956-12-06魏殷《“孺子牛”的初笔》《新民晚报刊》1962-01-16郭沫若《“孺子牛”的质变》《人民日报》

　　毛泽东以官方姿态对鲁迅旧体诗的关注还不止于此。1961年10月7日他还将《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这首诗亲自书赠给日本访华的朋友，并表达了对这首诗的赞许。这一年，仅关于这首诗的研究文章就多达数十篇。其中，《中国青年报》在10月11日发表了高歌今的《沉沉黑夜一声雷——读毛主席书赠日本朋友的鲁迅的诗》；《陕西日报》在同一天连续发表了傅庚生的《宏伟的赠辞 神奇的鼓舞——毛主席书赠日本访华朋友们的鲁迅诗一首浅释》和党军的《读毛主席书写的一首鲁迅诗》；《人民日报》在10月13日和11月9日分别发表了臧克家的《毛泽东亲题鲁迅诗》及《再谈毛主席亲题鲁迅的诗》，11月1日又发表了沈尹默的《也谈毛主席书赠日本朋友的鲁迅诗》。其他如《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天津日报》《黑龙江日报》《大众日报》《重庆日报》《广西日报》《吉林日报》《河南日报》《湖北日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等也都发表了针对这首无题诗的研究文章。《自嘲》与《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的研究现状表明：因诗歌“属性”与媒介类型的契合，鲁迅那些“政治性”较强的旧体诗借助主流媒介的推广，成为此一时期研究的焦点，并伴随“文革”的到来达到巅峰。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主流媒介作为一种双向互动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领导者的意志通过主流媒介传递给研究者，研究者又通过主流媒介将所得成果反馈回去并进行扩散。主流媒介以其权威性保障鲁迅旧体诗在特殊时期研究的合法性，在拔高鲁迅旧体诗研究数量的同时也终止了对鲁迅旧体诗进行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这种“非常态”增长趋势及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单一研究理路也为新时期趋于极端和反面的解构研究埋下祸根。此外，除上面提到的少数几首诗的研究文章能够在主流媒介频繁、体面地“亮相”外，大部分政治性较弱的鲁迅旧体诗的研究文章则鲜有“抛头露面”的机会，研究重心在此一时期发生了明显偏移。其结果是“部分研究”代替了“整体研究”，研究的整体性和多样化受到极大限制。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鲁迅小说和杂文的研究也受到政治力量的牵制呈现出这样一种变化，但鲁迅旧体诗在研究数量和质量上的“巨变”无疑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三、多元媒介与鲁迅旧体诗的话语纷争

进入新时期，鲁迅旧体诗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介，也不再以主流媒介为主导，而是更加多元化。不同的媒介共同争夺鲁迅旧体诗研究的话语权。

(一) 因时而变的传统纸媒

1. 杂志和刊物的“质变”

　　新时期研究鲁迅旧体诗的杂志和刊物又可大致划分为四类：一是《文汇报》《文史哲》《破与立》《语言文学》《江苏文艺》《山东文艺》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专业性文学期刊；二是《南京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北京师大学报》《厦门大学学报》《天津师院学报》等高校学报；三是以鲁迅研究为中心的刊物，如《鲁迅研究月刊》(原名《鲁迅研究动态》)、《上海鲁迅研究》、《广东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文丛》、《读点鲁迅丛刊》等；四是高校毕业生学位论文。前两类媒介在前面已有所论及，此处不再赘言，第四类因篇目较少，也不做深入探究。第三类则是1978年后顺应鲁迅研究潮流新兴的期刊。以《鲁迅研究动态》为例，这个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主办，发表有关鲁迅研究资料和论文的专门性刊物自1980年创刊第1期便发表了关于鲁迅旧体诗的研究文章——鲁歌的《关于〈湘灵歌〉问题与茅盾先生商榷》，1987年第9期发表了单演义的《茅盾论鲁迅旧诗的述评》，接下来的1988年第4期发表了黄炳辉的《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二题》，1990年第11期又发表了韦工的《关于鲁迅“烟水诗”的几个问题》。截至2015年，有近30篇关于鲁迅旧体诗的研究文章在这一刊物上发表。

　　相较于20世纪40—70年代，新时期鲁迅旧体诗的研究媒介发生了明显的“质变”：随着改革开放后文艺政策的宽松，前一时期占绝对优势的主流报刊开始让位，研究媒介的主体开始转向专业化的学术期刊和文学刊物。以改革开放后的前两年为例，1978年4月16日陈子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鲁迅旧诗浅说》。1979年3月31日沈欣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我以我血荐轩辕”——学习鲁迅爱国主义精神》，同年8月2日肖望卿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鲁迅的〈湘灵歌〉》。除此之外，主要党政机关报上可见的鲁迅旧体诗研究文章极少，而且这一现象一直绵延至今。虽然党政机关报在新时期并未完全缺席鲁迅旧体诗的研究，但从数量上看，它还是难与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类期刊和文学刊物相提并论。与之相适应，这些媒介刊载的鲁迅旧体诗研究成果政治色彩明显淡化，倾向于以更加客观的姿态深入对待鲁迅旧体诗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的学术独立性也日益体现出来。

　　2. 多样化的研究专著与单向度的文学史

　　与文学杂志和学术期刊相比，专著对鲁迅旧体诗的研究更系统，也更全面。新时期出现的专门研究鲁迅旧体诗研究专著和诗作选本有40余种，较具代表性的专著和选本有王尔龄《读鲁迅旧诗小札》(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张恩和《鲁迅旧诗集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鲁迅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郑心伶《鲁迅诗浅析》(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张紫晨《鲁迅诗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王永培、吴岫光《鲁迅旧诗汇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夏明钊《鲁迅诗全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张自强《鲁迅先生诗疏证》(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等。21世纪以来还相继出版了《吴中杰评点鲁迅诗歌散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吴海发的《鲁迅诗歌编年译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阿袁的《鲁迅诗编年笺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林伟的《鲁迅诗注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此外，台湾的吴钧撰写了《鲁迅诗歌翻译传播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12年版)，英国的W.J.F.詹纳尔译著了《鲁迅诗选》(汉英对照)(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美国学者、汉学家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1996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为诗人的鲁迅：其旧体诗研究》(TheLyricalLuXun:AStudyofHisClassical-styleVerse)……这些著作将研究的地域范围进行了拓展。与前一时期多以“编写组”名义进行集体的“泛政治化”解读不同，新时期鲁迅旧体诗研究专著的编者多是独立的个体，属于不受外力驱动的自发研究，专业化的文本解读也更符合读者的需求。此外，从所列著作名称可以看出，与前一时期千篇一律的“注释”“笺注”“选读”等不同，新时期鲁迅旧体诗研究专著和选本大部分采取了不同的编纂方法。举凡“小札”“集解”“简论”“汇释”“导读”“全笺”“疏证”“探解”“释读”“评点”“鉴赏”“译释”“注析”应有尽有，而且既有感性的发现又有学理的探究。在众多研究专著中，郜元宝的《鲁迅精读》(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尤为值得称道。这本书虽然只对包括《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哀范君三章》《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亥年残秋偶作》在内的四首鲁迅旧体诗做了阐释，但作者宏阔的研究视野和包容的学术姿态已得到充分彰显。这本专著以“互文性”的手法将鲁迅的旧体诗与早期文言文、白话小说、散文诗、杂文等文体进行关联和对照，从思想的整体性出发，将鲁迅的旧体诗视作研究鲁迅文格与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颇具示范意义。

　　与多样化的研究专著相对，文学史总是以一副拒不接纳旧体诗(文)的冰冷面孔示人，这不禁让人对研究的“各自为政”深表焦虑。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一直方兴未艾，但也仅限于研究文章和各种专著，最能彰显学科成果及成熟度的文学史则以不具备“现代性”为由，一直对旧体诗(文)大门紧闭，即便“显贵”如鲁迅也没能例外。纵观目前影响最大的几部现代文学史，无论是现代文学史的早期奠基之作，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执笔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朱栋霖、丁帆、朱晓进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黄修己独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还是新近崭露头角的文学史新秀，如程光炜、刘勇、吴晓东、郜元宝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刘勇、邹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丁帆的《中国新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在对待鲁迅旧体诗的问题上，态度都如出一辙。他们不仅对鲁迅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野草》等小说、散文(诗)、杂文辟专节(章)进行论述，而且对《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样的单篇小说，甚至《摩罗诗里说》《文化偏至论》[如丁帆《中国新文学史》(上册)]这样的早期文言体杂文也尝试以专节述之。而反观贯穿鲁迅创作始终的旧体诗，在这些较具影响力的文学史中则只字未提。只有黄曼君、朱寿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极少数文学史教材选择以较小的篇幅接纳鲁迅旧体诗。究其原因，是编者们对创作于“现代”时期的旧体诗所具备的“现代性”整体持质疑态度，亦不愿看到“旧文学”“入史”而削弱“五四”以来新文学家和学者们所苦心经营的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立性”。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旧体诗可以“旧瓶装新酒”，用旧形式表达“现代性”思想，即便那些毫无“现代性”的旧体诗，也不应被简单排除在文学史之外，“且不说个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存在偏差，就是作为新文学范畴的‘现代性’是否可以成为现当代诗词存在合法性或‘入史’的标准，这一判断本身就值得质疑”，“恰恰是继承的一面，即‘非现代性’，正体现了汉语诗歌艺术和人类精神追求的永恒性，更值得珍视”。明乎此，谈论鲁迅旧体诗的“入史”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只有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鲁迅为缺口，打破“新文学”一统江湖的格局才有可能实现，一旦文学史接纳作为旧体诗人的鲁迅，接纳其他文学家的旧体诗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二) 网络媒介与研究的“虚假繁荣”

网络传播媒介的兴起一方面扩大了鲁迅旧体诗的传播范围，促成了鲁迅旧体诗研究新的增长极。较之传统纸媒，旧体诗词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豆瓣等研究平台作为敞开式的公共场域，对话性、开放性是这类传播媒介最主要的特点。与传统纸媒倾向于发表学术化、专业化的研究成果不同，这类媒介所承载的研究内容更主观，所刊载的文章大多篇幅短小，且以单首诗或部分诗作的研究为主。这种开放性、及时性、短小精悍的研究文章对于当下处在碎片化、快餐化阅读时代的读者而言自有其优势，它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传播速度让读者对被遮蔽已久的现当代旧体诗词有基本的了解，而且对于接纳被系统化、整体性的旧体诗词研究文章拒之门外的旧体诗词爱好者而言无疑大有裨益。鲁迅很多旧体诗正是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网络平台，通过研究者的评论、解读等方式进入公众视野的。例如，以新浪博客为媒介发表的鲁迅旧体诗研究文章有《鲁迅旧体诗的人情味》《鲁迅诗：别诸弟三首》《读鲁迅诗〈庚子送灶即事〉——略谈过小年》《鲁迅〈自题小像〉诗赏析》《夜读鲁迅先生诗〈哀范君三章〉》《试解铸剑中复仇者之歌——兼评〈鲁迅诗歌注〉》《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等。值得一提的还有数据库建设，它的专业化、系统性、共享性兼具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的诸多优点，日益被众多研究者所采纳，包括鲁迅在内的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借此获益良多。

　　然而，新媒体助推下鲁迅旧体诗研究的表面繁荣也掩盖了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最直观的表现是相关研究的传播效力并未得到根本提升。以当下最风行的几大网络媒介为例，新浪博客有关鲁迅旧体诗研究的文章鲜见有人转载，单篇文章的阅读量甚至很难超过100人次。微信公众号实质上成为纸媒的翻版，是经过“包装”的纸媒，其结果是追求学术化、专业化的研究文章与致力于轻快、便捷的媒介之间产生巨大的裂隙，难以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如果一味转载纸媒上的文章，不能根据媒介的特点适当改变写作和推送方式，本就被视作复古和边缘的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在传播之路上必然举步维艰。其他如微博发表的多是关于鲁迅旧体诗的简短评论，豆瓣平台的鲁迅诗歌全集、选编及研究专著也鲜有人问津，评价人数少于10人是一种常态，研究、评论性文章更是屈指可数。在专注于旧体诗词创作和研究的官方网站中华诗词网上，论坛涉及的鲁迅旧体诗的发帖多是步原韵的新作，研究鲁迅旧体诗的文章不仅数量少，而且多是对其他研究成果的借鉴。如《郁达夫一饭成就鲁迅“孺子牛”名言》转载自新华网张乐的一篇文章，《鲁迅鲜为人知的两首打油诗》来源于刘继兴的博客，《鲁迅戏作失恋诗》在文末直接标明是转自“恶人谷珠楼”等。中华诗词网大致代表了以网站为依托的鲁迅旧体诗研究的整体现状，即内容上借鉴有余，原创不足。一味老生常谈，换汤不换药，其传播效力可想而知。

　　从深层次来看，网络媒介的出现也使鲁迅旧体诗在研究的趣味和审美重心方面发生一定程度的转移。黄发有在论述大众传媒与文学生态的关系时曾经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文化的繁荣,媒体趣味对于文学创作的深层渗透,必然导致文学生产的审美转型与结构调整。”这番言论虽然是针对文学创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而发，但放诸新兴媒介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同样适用。与纸媒不同，网络媒介的趣味在于追求热度、制造流量、获取关注，常见的手段是出“奇”制胜：追新求异，“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网络媒介业已挣脱传统媒介“传播—接受”的主客体单向、被动传递关系，使得接受者与传播者的互动成为可能。于是，以旧体诗词这种朦胧含混、较易曲解的体裁为突破口，利用网友的知识盲点，不少研究者开始“解构”鲁迅这位“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毛泽东语)，“他们以为解构鲁迅那近乎神性的‘伟大’与‘深刻’，合乎逻辑的推导就是必须贬低鲁迅 ，使其‘泯为常人’，所以非得一窝蜂地去搜寻他‘人间味’‘烟火气’的‘八卦’，似乎不把鲁迅‘还原’成‘完美的苍蝇’就绝不罢手”。比如，自诩国学大师的台湾作家、历史学家、诗人李敖(微博名“哈啰李敖”)在2013年4月18日就通过微博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促进和平，最常见的鲁迅名诗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写在‘一·二八’日本侵略中国之后，中国被打得鼻青脸肿，鲁迅却慷自己人之慨，全部给泯了。诗是写给日本人西村真琴友人的鸽子的，鲁迅爱敌及鸠，令人动容。不过，同一个鲁迅，遗嘱中却对中国人‘一个都不宽恕！’不亦怪哉！”这条微博转发评论量近四千，其中表示赞成者不在少数。李敖的这种阐释乍看很有道理，但却明显脱离原诗背景，大部分跟风者甚至根本没有认真读过这首诗，或只了解一点皮毛，就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此类追新求异、反叛“常规”的阐释很是盛行，它确实体现了部分人摧毁神像的努力，但也走向了与政治化阐释相对的另一极端，对被误导的受众而言，二者显然并无本质区别。而且这类阐释更多时候是以隐形的姿态出现，它不像政治化阐释那样容易识别，因而更应引起学界警惕。由此可见，网络媒介自身的趣味及特点所导致的相关“研究者”态度和价值观的转变在鲁迅旧体诗研究趣味的转变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整体而言，鲁迅旧体诗研究媒介因时而变，助力鲁迅旧体诗的研究呈螺旋式上升和渐进式发展。然而，较之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在新媒体语境下的繁荣局面，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不仅未能依托新媒体得到快速发展，而且局势不容乐观。这大体反映出旧体诗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学科中的尴尬处境，并揭橥出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核心问题：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潮流已不可逆，然而要冲破学科权力制约下的新旧垒依然任重道远。要解决这一问题，仅靠现当代研究者匹马单枪作战远远不够，仍需倚仗开放包容、客观公允的媒介环境，为实现这一目标，媒介从业者的引导至关重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8ZDA26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③钦鸿、闻彬：《反帝爱国的豪迈战歌——介绍新发现的一首鲁迅旧诗〈进兮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2期。

　　④参见邵仁培：《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49页。

　　⑤转引自罗贝尔·埃斯卡皮尔著，符锦勇译：《文学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⑥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370页。

　　⑧参见张宁：《文体代偿：旧体诗之于鲁迅的特殊意义》，《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⑨徐耀魁：《大众传播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