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星星

　　抗日战争爆发了，文学在做什么？文学能做什么？这是每一份植根于战时文化背景中的文学期刊，在创刊之初都需要面对和思索的问题。作为抗战时期持续发行时间最长、阵容最强、受众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旧体诗词刊物，《民族诗坛》于创刊之初，即明确推出“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的办刊宗旨，从而毋庸置疑地占据了抗战文学的制高点。那么作为抗战时期唯一一份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立场上，持续正面报道中国人民抗战史实、彰显民族精神的旧体诗词刊物，《民族诗坛》诞生于何种社会环境之中？有着怎样的创作群体？它怎样书写抗战？在当时产生了什么影响，又有何现世价值？这些都有待于我们深究。

一、《民族诗坛》的创刊背景

《民族诗坛》原刊为劣质白报纸印刷，32开本，封面题字为于右任先生。据冯亦吾、吴学衡记，1937年11月，于右任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至汉口时，他邀集诗人成立“民族诗坛”诗社，并以卢前为主编，发起《民族诗坛》①。1938年5月，《民族诗坛》第一辑出版，10月后改为重庆发行。关于刊物的创刊发行、出版概况与编辑体例等基本形态，学界已有相关文章考察翔实，兹不赘述②。作为特定时期的文化景观，《民族诗坛》之诞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是抗战文化运动的勃然兴起。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矢志抗日。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步伐也日益加快，北京、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攻陷上海后，继而侵占南京。国民政府于11月宣布迁都重庆，所有政府机构逐步西迁，而军事与外交职能则暂置于武汉。这样，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期间，武汉成为抗战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声势浩大的抗战文艺运动。数以百计的作家云集江城，一时间社团林立，期刊荟萃，尤其是“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喷薄汹涌的文化浪潮中，广大作家的民族热情空前高涨，他们通过组织社团、创办刊物、诗歌朗诵、戏剧演出、电影广播等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参与到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中来。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一大批文艺刊物的创办，如《民族诗坛》《七月》《战地》《抗战文艺》《自由中国》《抗战戏剧》《抗战漫画》《抗战歌曲》等。然而，由于战局紧迫，纸张困难、作家迁移等原因，多数期刊生命力极短，昙花一现者比比皆是。因此，能够持续发行，并在武汉沦陷后迁往重庆，而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刊物所见寥寥，《民族诗坛》即是其中之一。它诞生于抗战文艺运动方兴未艾时“奔腾汹涌的文化热潮”③中，肩负起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的历史使命。

　　其次，是作家的战时定位，“我有笔如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抗日战争打破了中华民族的常态，诗坛格局、文艺宗旨随之改变。作为乱世烽火的亲历者，诗人们充分发扬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奏起悲壮激昂的民族的怒吼”④，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正如于右任在1938年7月10日演讲中所要求的“知识分子——文人的战时化”，“‘执干戈以卫社稷’并不单指着军人，我们虽在后方，手未执枪，但我们的工作和在前线同样的重要……‘我有笔如刀’，文人拿起一支笔，就参加了太平洋的战争了”⑤。刘冰研有感于此，以“名士应当为战士”响应之，塑造文人的战士形象，有“词坛介胄纵横术，笔阵兜鍪十万军”“墨盾冲开侵略线，警钟撞破大和魂”(《文艺协会周年纪念听右任院长讲词》)之句。更有作家提倡“投笔从戎”，或者说“前线主义”，呼吁广大作家投身抗战洪流。这些呼声与实践，都鲜明体现了作家的战时定位与“文艺战时化”的国难文学特色，文学服务于救亡的时代主题，并担负起“为战斗而文艺”⑥的时代使命。

　　最后，是“救亡”局势下旧体诗词的复兴。抗战初期，为建立文艺统一战线的现实需求，“当时几乎所有的旧形式……均装上新内容，用来宣传抗日和动员民众”⑦。旧体诗词亦借此契机走出“五四”以来的低迷状态，从四面楚歌的困境中突围。其复兴表现，可由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一则，以品质而论，在严峻的战争情势、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下，旧体诗词突破了种种束缚与限制，“扬御侮之巨纛，震大汉之天声”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兹举二例以为证，卢前的《中兴鼓吹》词集，创作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书写时事，鼓吹抗战，全面抗战后流传甚广，被称为“抗战时期的词集畅销书”，“几乎每年一版”⑨。据统计，在抗战时期，以批注、校点、题语、诗词话、专论形式推崇《中兴鼓吹》者，前后达30余家，如龙榆生赞其“磅礴充盈乎宇宙间，浩乎沛然而莫之能御”⑩。潘伯鹰评云：“中兴之音，充沛而雄，闻之者懦夫有立志。”新文化健将的郭沫若亦高度赞扬之，认为《中兴鼓吹》中的抗战词读后令人“发生钦佩而受鼓舞”。《中兴鼓吹》曾被分送前线将士，以砥砺士气，当年在福建永安卢前曾任教的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园中的一个茅亭，还曾被定名为“中兴鼓吹亭”。《中兴鼓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之功，可见一斑。又如姚伯麟《抗战诗史》，自“九一八”以来每一役皆赋诗以记，共千余首，时有“民族诗人”之誉，时人以为“诗史也，史诗也，战史诗也，世界抗战诗史也”。在新文学主导的文坛上，旧体诗词依旧能获得这么多读者的青睐与公正客观的评价，正说明抗战时期旧体诗词具有独特魅力与旺盛生命力。

　　二则，从期刊与出版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的创作与研究，都呈现繁荣景象。新文化运动后，旧体诗词的生存空间一度受到挤压，“很多时候退居到报角刊尾作为补白”。然而在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期间，曾先后出现了《青鹤》《词学季刊》《诗经》《民族诗坛》《雅言》《同声月刊》《中华乐府》等诗词专刊。庞大且一流的作者群体、高质量的诗词创作，使以期刊为媒介的诗词创作成功牵引着诗人们对旧体诗坛的关注。此阶段不仅有以《词学季刊》为代表的学术型期刊，“实起着现代词学建立与成熟的推动作用”，更有以《诗经》《民族诗坛》为代表的，意欲“融合新旧体诗”“完成诗史使命”的创作型期刊，创作与学术交相辉映。以地域而论，以《民族诗坛》《中华乐府》为代表的大后方期刊，激昂壮烈、风骨遒劲，谱写了中华民族的时代怒吼，而以《雅言》《同声月刊》为代表的沦陷区刊物，则蕴藏着多元的心声与复杂的面目。二者并存，构成此期旧体诗坛生态的丰富面目。

　　以出版考察，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十四年抗战期间出版民国旧体诗词曲别集共94种，占民国诗词别集出版总量226种的40%。全面抗战八年间，在飞机轰炸、纸张匮乏、迁徙流离等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出版数量仍有39种之多。此外还有大量作于战时而刊于战后的别集。可以说抗战期间的诗词创作，构成了民国旧体诗词创作的主体。

　　三则，诗词曲社纷纷成立，雅集活动频繁。据曹辛华《民国词社考论》初步统计，1931—1936年间，旧体诗词社团共25个，1937—1945年间共32个。然而，这只是历史原貌的冰山一角。以《民族诗坛》诗词中所涉社团为例，除学界已知的由卢前主持的潜社渝集与由易君左发起的中兴诗社外，尚有卢前、张庚由、江絜生三人组织的曲社，钱智修、太虚、陈中岳、汪东、曹纕蘅、虞海元等为主要成员的雪庄诗社，穆济波等组织的花溪诗社，以欧阳百衡为成员的莹社等。雅集活动有1938年陈配德等组织的东坡生日雅集，1940年虞愚、王用宾等重九缙云山登高，1942年汪辟疆等参加的上巳节沙坪雅集，许公武、曹纕蘅、曾小鲁、卢前、沈尹默、冯仲翔等秀野轩小集，杨永浚等舞凤山雅集等等。一斑窥豹，足见诗词结社之盛。可见，旧体诗词作为雅集、酬唱的工具，仍是文人们所热衷向往的，这也正是新诗所不具备的。因此，旧体诗词在抗战时期的复兴，除外在环境的刺激而生出的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外，也与旧体诗本身所特有的“形式的诱惑”，与“诗可以群”的社会功能不可分割。

二、《民族诗坛》的作者群体

《民族诗坛》作者阵容强大，囊括了不同诗学主张、政治信仰、社会分工、年龄层次的旧体诗作者凡448人。其中，生卒年与生平基本情况可考察者288人。投稿10次以上、发表作品50篇以上者，有卢前、于右任、李仙根、王陆一、陈树人、易君左、赵熙、许崇灏、贾景德、杨永浚、潘伯鹰、吴梅等13人，无疑他们是刊物的核心作者。投稿三次以上，属“民族诗坛”成员者，共99人。而其他只投稿一两次的作者中，亦是名家辈出，如郭沫若、吴宓、柳诒徵、金毓黻、缪金源、刘永济、王玉章、张默君等。通过对《民族诗坛》作者身份职业、年龄结构、教育背景的简单梳理，可见：

　　第一，创作主体身份多元。以党政官员与学者教授为主，此外还包括书画家、报社编辑、学生群体、佛教居士、实业家、金融家以及民间艺术家、理工林医等各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

　　国民党人群体有近百人，以于右任为中心，包括围绕在其周围的监察院群体、其他部门同僚、前线将士群体，如曾通一、贾景德、李元鼎、覃孝方、钱智修、仇鳌、李仙根、许崇灏、王用宾、曹经沅、江絜生、王陆一、林庚白、曾小鲁、易君左、姚鹓雏、吴忠信、邹鲁、杨熙绩、徐天啸、叶楚伧、狄膺、潘公展、梁寒操、陈立夫、王世鼐、张庚由、陈粹劳、吴学衡、成惕轩、项学儒、谢树英、程潜、陈铭枢、陈海天、荣祥、陈鸿远、罗卓英、吴逸志等。其阵容仅次于居首的学者教授群体，无怪乎叶圣陶有“官僚诗坛”之谑。他们两栖于政坛与诗坛，早期成员多隶籍南社。较之其他群体，这一群体拥有鲜明而一致的创作理念——“抗战建国”，如易君左1939年成立“中兴诗社”而强调“以抗战建国为旨归，以蹈厉发扬为宗向”。因此，有学者认为《民族诗坛》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被国民党文化政策所重视的党的情报宣传期刊的角色”。然而，综合考察刊物的总体诗作，以旧体诗词而论，直接渗透意识形态与政治意图的诗作，数量极少。此外，不同创作群体的创作，也都保持了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除激愤昂扬的抗战鼓吹外，尖锐深刻的时政批评亦毫不逊色，如卢前《酒家写真》《嘲陶》。因此“如果说完全没有拉拢文人或扮演辅佐政治宣传的角色也难以服众，但不可将此因素抬得过高”。

　　这一群体的诗作，主要表现出浅显真诚，反映时代，以诗歌为宣传之具的共同旨趣。如曾小鲁《抗战竹枝词》：“士气如山未可轻，直将血肉作长城！一从抗战标焦土，谁肯生还不死争。”茹畏民《抗战杂诗》：“杀气冲天落日红，血飞肉搏短兵攻。男儿许国终须死，死到沙场是善终。”从诗艺而言，为渲染诗歌之缘情感发特质，部分诗词不无粗粝豪壮、口号生硬之嫌。如谢树英《满江红·歼倭寇》：“弹雨枪林，倾耳听、轰轰不绝。齐奋起、冲锋前进，满腔狂热。战垒重重笳鼓动，飞机簇匕云天阔。好安排、割取敌人头，酬先烈。城下耻，从今雪！同胞恨，从今灭！乘长风破浪，踏平岛国。谈笑分餐倭寇肉，欢呼痛泻皇军血。旧版图、恢复更何难？凭血铁。”然而，在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语境中，这样鲜明、直观、生动、夸张、掷地有声的诗词，才更具煽动性与感染力，才更能肩负起激起抗战情绪的时代使命。

　　学者教授群体人数最多，在130人以上，他们与国民党人群体一起构成了《民族诗坛》的主力军。其中较著名的人文学科学者教授有抗战前主要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的王瀣、吴梅、卢前、仇埰、顾实、柳诒徵、李证刚、程晋焘、陈匪石、李寅恭、汪辟疆、金毓黻、胡小石、汪东、汪懋祖、穆济波、乔曾劬、唐玉虬、孙为霆、唐圭璋、吴白匋、方东美、朱偰等，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张尔田、任鸿隽、尹石公、黎锦熙、林素园、王仲超、吴宓、周邦式、盛成、黄曾樾、汤鹤逸、缪金源、贺良璜、缪钺等人，四川大学、成都高等师范、成都师范大学的周岸登、曾缄、庞俊、顾佛影、刘衡如、顾毓琇、郦承铨、成善楷等，上海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的龙榆生、任中敏、潘伯鹰、洪北平、陈子展、徐英、王玉章等，以及浙江大学、之江大学的夏承焘、王焕镳、王季思，河南大学的胡石青、蔡嵩云，武汉大学等校的刘永济、邓尉梅，以及主持复性书院的马一浮等。此外，尚有著名教育家章士钊、胡元倓、朱经农、陈礼江、罗家伦等，以及出生于1910年以后，此时尚在求学而后成为著名学者的学生群体，如殷焕先、周法高、周策纵、金启华、潘慈光、马程、王季星、施绍文等。不同于党政官员以余力为诗，学者教授群体毕生以此为业，具有丰厚的学养、充裕的时间从事诗词创作，研究、传授诗艺。他们的创作结合乱世漂泊的切身感受，更经蕴藉、酝酿而出，诚如缪钺所言“虽豪壮激昂之情，亦宜出之以沉绵深挚”，“若喊口号式之肤浅宣传文字，殆非所尚”。如其《念奴娇·寄龙榆生海上，时余自保定违难开封，而沪战方起也》：

　　羯胡无赖，又群飞海水，欲倾天柱。十六燕云区脱地，赢得伤心无数。杜甫麻鞋，管宁皂帽，萧瑟兰成赋。凉飙惊起，晚花开落谁主。 闻道佳丽东南，玄黄龙血，一掷成孤注。地变天荒心未折，薪胆终身相付。玉貌围城，哀时词客，健笔蛟龙怒。江干烽火，几回相望云树。

　　刚柔相济，抒豪情于蕴藉，颇有稼轩风范。在对现实的悲愤中融入深沉的历史感，于“健笔蛟龙怒”的喷薄中，又以“晚花开落谁主”“闻道佳丽东南”“玉貌围城”“相望云树”等凄婉沉挚之笔顿挫之，正如其所提倡“以沉挚达坚贞”，故“无粗直偾张之弊，盖深得稼轩之妙者”。

　　第二，作者年龄代际跨越较大。以《民族诗坛》创刊为界，年龄较大者有生于晚清的萨镇冰(1859—1952)、贺履之(1861—1937)、齐白石(1864—1957)、赵熙(1867—1948)、李维源(1868—1948)、张一麐(1868—1943)、陆规亮(1869—1956)等，年龄较小者则有黄海云(1920—？)、公兰谷(1920—1980)、孔德成(1920—？)、马程(1920—？)、黄绍庭(1921—？)、马国钧(1921—？)、蒋大庄(1922—？)、施亚西(1923—？)、施绍文(1928—?)等，年龄最大者萨镇冰与年龄最小者施绍文之间相差69岁。据统计，出生于1859—1880年间，至1938年已近60岁及以上者，共50人，他们是诗坛耆宿，主要社会活动与诗名早著于清末。然纵年事已高，仍许身国难，流离辗转，为抗日战争奔走呼号，生动诠释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所谓诗心与人格交相辉映。而出生于1881—1900年间，39—58岁间的中年作家共143人，他们是刊物的主力军，是当世名流、社会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出生于1901年以后者共95人，他们是引领未来、力求改革的新锐，也占据较大比例。可见，《民族诗坛》以旧体诗词为武器呼吁全民抗战的呼声，上自诗坛耆宿，下至青年学生，无不热切响应。

　　第三，教育背景多样化。传统书院、晚清新式学堂教育、民国高等教育与留学海外者兼有之，高学历人才众多。具体而言，1880年以前出生者多接受传统书院教育，而1900年以后出生者则多接受民国高等教育，与年龄代际群体人数成正比，出生于1880—1900年之间接受晚清新式学堂教育者亦占据较大比例。同时受晚清留学风潮与西风东渐文化环境的影响，有官费或自费留学、游学海外经历者，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人。《民族诗坛》作者以政界人士与学者教授为主体，则注定了其精英性质。据初步考察，生平事迹大概可考的288人中，拥有博士学位者14人、硕士学位者近50人。并且，这些高学历人才广布于军事、教育、文学、翻译、音乐、心理以及理工农林医等各领域。这不禁让我们思考，何以在新文化运动二十年后，旧体诗词登高一呼，依旧应者云集？这正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旧体诗词的强大感召力与诱惑力，“勒马回缰作旧诗”的诗人不在少数。

三、《民族诗坛》的抗战书写

作为一份深深植根于战时背景的文艺期刊，“为国家为民族而歌唱”的创作理念深入人心，其最鲜明的特色是发挥诗歌兴观群怨之教，“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民族诗坛》的抗战书写，以近乎全景扫描的方式，记录了与全面抗战相始终的艰辛历程；展示了战争之残酷、激烈，控诉了日本屠杀、空袭、使用化学武器等滔天罪恶，描绘了战火荼毒下的苦难人民与泣血大地；歌颂了舍身卫国的抗战英雄；抒发了请缨杀敌的愿望；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景观，可谓是民族战争的诗词阵地。

　　首先，抗战时事的主题书写。作为《民族诗坛》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抗战时事诗堪称前线战况实录，系统呈现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侵华的步伐以及国人的抗争。如陆规亮《生死关》“九一八，肆狡猾。不宣战，突侵伐。万宝山，肆凶顽。百灵庙，尤残暴。藏本英明告失踪，一场怪剧势汹汹”，揭示日本阴谋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战争之始末。“七七”事变后，随着战争情势的紧迫，抗战诗词也愈益辞气激烈，进入“怒吼之声，响彻天地”的沸腾阶段。如唐圭璋《望海潮·七七抗战纪念献词》以“千弹似珠连，任壕崩堡毁，臂折胸穿”“沉舰江心，堕机林表，尸灰满载东还”的战争剪影，聚焦于战斗中的典型画面，生动鲜活，寥寥数字，双方交战之激烈，敌我伤亡之惨重历历可见。又如武汉空战，我空军飞机性能、数量远不及日本，但年轻的中国空军英勇顽强、不惧牺牲，主动出击，配合地面部队，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先后取得“二一八”“四二九”空战的胜利。茹畏民、涂康分别以长诗记录“四二九”空战之经过：

　　敌机轧轧结队至，司空见惯浑闲事。铩羽才过二一八，又鼓惊弓弱鸟翅。中华飞将忠天职，雄机大展垂天翼。浩荡摩空壁垒严，雕盘鹘起智力兼。上下纵横奇阵布，困之垓心无脱兔。机枪横扫火光烁，真同羿射九日落。又如一箭贯双雕，羽毛零乱堕绛霄。馀机敛翼惊四窜，漫无标准滥投弹。……[茹畏民《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二十九日敌机侵入武汉，我空军将士射落敌机二十一架，超过二一八之空前胜利也，喜极为长歌以纪之》]

　　戊寅季春二十九，吾方午餐衔杯酒。蓦地警报凄以长，似催迅避故狂吼。须臾我机群航空，震耳轧轧列西东。恍似飞龙与巨隼，扼守武汉实力充。贪生畏死吾所羞，欣然冒险登层楼。掬兹敌忾好奇意，来看飞将覆岛酋。纷纷敌机乘隙来，曼衍空中恣盘回。霹雳一声地山动，杀气腾腾战场开。我机神妙色不变，左右纵横御风便。云里进攻亦何雄，突击敌机敌不见。有时炮中伤其头，人机同落鹦鹉洲。有时枪击碎其尾，翻身倒翅洪山里。敌机自顾势不佳，会合残队逞长蛇。毕竟力穷向西窜，狼狈直同失群鸦。我军此刻大震威，网罗宇宙报合围。毛刘董信诚杰出，如虎添翼攒天飞。瞥眼壮士好颜色，扶摇苍穹犹奋翮。一击一射胜逢蒙，十荡十次为祖国。就中飞将陈怀民，慷慨热诚尤绝伦。猛撞敌机愿同尽，足动天地泣鬼神。经过卅分钟血战，敌机一一成碎片。漫空火焰瞬息清，天上长城威十万。……(涂康《武汉空军胜利歌》)

　　二诗互证，以独特的诗人视角，为“四二九”空战留下了充足的史料、鲜活的细节与生动的面影。茹诗以诗笔入史，更多传奇写法，生动刻画了我空军若鲲鹏展翅的雄壮英姿，布阵之灵活巧妙、纵横跌宕令人目眩。涂诗以登楼观战，目睹激烈交战画面入诗，真实生动令人置身其境。

　　类似者尚有易君左《鲁南大捷歌》、《武汉击落敌机十一架闻讯高歌》、《大洞庭歌·祝湘北大捷》，屠云章《台庄大捷》，王陆一《喜闻台儿庄大捷》，姚珍树《闻台儿庄捷讯》，钱智修《闻台儿庄大捷口号》，王东培《闻官军湘北大捷》，吴逸志《长沙会战大捷十首》、《第二次长沙会战大捷十首》、《第三次长沙大捷喜赋用第一次长沙大捷十章原韵》，等等，均以精妙的笔墨、独特的视角呈现出与史家面貌不同的抗战史诗。此外，史书中对于局部小规模战斗常一笔带过，大战经过往往语焉不详，而《民族诗坛》诗人们作为乱世烽火的亲历者，以耳闻目睹之天然素材入诗，以诗存史，以诗为史，足补史笔之缺，如王仲超《凤阳失陷避乱出走痛定思痛百感纷来率成五百廿四言以抒悲愤》等。

　　其次，对战乱创伤的深度描绘。日本侵华史，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是对华掠夺、破坏、屠戮的历史，战争之激烈、残酷，前所未有。诗人们以亲历者的身份，以沉痛之笔记录下一幕幕惨绝人寰、不堪回首的民族痛史。如淞沪会战，中日双方均牺牲惨烈，潘伯鹰《读报纪淞沪兵燹之惨与倭舰载骨灰返国情景》，“林皋火炽寒鸦绝，战地风腥野狗肥”一句，战事之炽烈与血腥扑面而来，画面的截取与意境的营造，令人如临其境，想见其情，不唯痛恨日军之侵略，亦对整个战争寄寓深刻哀思，正是“杀人三千，自损八百”。又如述空袭造成的人间惨境，日军机炮肆掠全国，所及之处，无不焦土遍野、血肉模糊，“残肢断脰积山丘，焦土何曾寸草留”(陈树人《倭寇机炮肆虐全国，所闻所见惨绝人寰，赋此志痛》)，“一声雷落空中，脰骼横飞血惨红”(许叔和《和瘦菴〈渝州感怀〉》)，类似诗句比比皆是。又如述南京大屠杀，女诗人李蕙苏“扬子积尸流欲断”(《大江东去》)一句，血腥恐怖的黑色影像即破纸而出，令人胆战齿冷。唐圭璋《八声甘州·血刃图》则以日军屠杀平民的聚焦镜头，呈现出一幅幅鲜活逼真的画卷，鲜血淋漓的主色调中，有“玉颜污损”“尸堆如山”与“婴儿索母”三个典型图景，与此相对则是“万恶狰狞”“森寒利刃”的行凶者。目睹这样的人间地狱，又怎能不令人热血喷薄、怒火中烧呢？又如江絜生《述战》述日军进城时：

　　鸣枪清道路，血肉飞无声。风火捲号啼，烧毁余赤身。……有男供弹射，有女轮奸淫。日光漏帘屋，妇女皆白身。乳胸恣脔割，血梃留衷裙。肥男抽其血，轮补滋创兵。劫去万婴孩，养成仇父兄。

　　日军之杀、烧、淫、掠种种暴行，是人性之恶的一次集体大规模爆发，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心灵和身体创伤。“乳胸恣脔割，血梃留衷裙”，对妇女之侮辱、迫害，手段之卑劣、残酷，令人发指。

　　此外，诗人们更将视野投放到被战火荼毒的泣血大地上。全面抗战八年间，我国自长城以南、大江南北的千里河山均蒙受战祸，所谓“山陵遍染伤心色，野戍犹傅画角声”(陈苍麟《书怀》)、“倭氛未靖山灵耻，难怪涛生万壑松”(邹鲁《登青城第一峰》)、“风云莽荡日昏昏，剩水残山不忍论”(潘公展《再出夔门经巫峡，时有长沙之行》)。战火所及，城市尽为废墟，家园沦为异域，诗人们被迫南渡西迁。因此，述流离、思故乡亦是诗中常见主题，如赵文炳“忍尽流亡多少泪，江水层层呜咽”(《百字令·游南山寄感》)、江絜生“苦恨千山多向蜀，高深遮断流亡哭”(《巫峰行》)。而唐圭璋《雨霖铃》从更普遍意义上写出战乱中流亡众生之情形：

　　风狂雨急，向前途去，不辨南北。乡关极目何处？但迷雾里，千山遥隔。负老怀婴，浑不管、衣履都湿。只念念、白骨谁收？庐舍成灰火犹炽。 茫茫四野天如漆。问无村、一饭何能觅？荒芦败苇深处，凝泪眼、几星磷匿。忍死须臾，伫望三军，扫荡腥迹。会有日万井腾欢，相伴还京邑。

　　语浅情深，画面逼真，动人情肠。而怀乡诗中，自古繁华秀丽的江南，尤其是南京，作为许多西迁诗人们的故乡，更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牵引着人们亦家亦国的乡愁。其中陈逸云《忆江南·忆南京》的刻画，最为惊心：

　　江南忆，挥泪忆京华。梦断秦淮深夜月，歌残巷口后庭花，凄切听胡笳。

　　江南忆，曾梦谒孙陵。狐鼠纵横人迹绝，蛛丝绕角绿苔青，胡马乱都京。

　　江南忆，最忆是台城。柳影满湖横桨绿，蕖香冷月暗波清，无复唤舟声。

　　通过对比手法，述战后南京之满目疮痍、荆棘丛生，从侧面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恶。更有通过某一具体事件、情境，睹物思人或触景伤情，进而引发对兵燹之中满目疮痍的江南的痛惜，引发对侵略者之痛恨。如潘伯鹰《过调甫寓庐，以蜜汁樱桃相饷》且曰：“后湖朱樱，今不可得。”后湖者，玄武湖也。通过朋友赠送樱桃这一温馨事件，念及兵火之中的金陵古城，昔日何其繁华富丽、生机盎然，一旦沦陷于敌手，则“九衢污腥膻，万户堆瓦砾。当时歌管地，皓腕骨已黑”，令人唏嘘。

　　再次，是对抗战英雄的悼念。如唐圭璋《百字令·吊姚营殉国志士》悼念宝山喋血战中壮烈殉国的姚子青及全营官兵：

　　滔天独寇，似长蛇封豕，侵陵神阙。黄帝子孙齐奋起，誓拥金瓯无缺。拍遍危阑，敲残壶口，更有冲冠发。白虹贯日，姚营五百豪杰。 遥忆、障眼平沙，轰雷烽火，守弹丸孤堞。万死不移山不动，白刃纷纷如雪。惨淡寒云，凄凉断雁，终吊睢阳血。精魂长在，丹心千古明月。

　　情辞并茂，真挚感人，沉郁顿挫，哀感顽艳，直逼稼轩。“万死不移山不动”刻画烈士们如山般坚忍顽强、宁死不屈。“白刃纷纷如雪”，一则刻画烈士们与敌肉搏激战之惨烈，二则与尾煞“精魂长在”句相映衬，突出其赤诚丹心，如雪如月般皎洁可鉴。尾煞是对所有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殉国将士们的崇高礼赞。

　　《民族诗坛》简直是一部抗战英烈图谱。这里不仅有“投笔辽东领义师，坐教丑虏服威仪”(蒋山青《书苗可秀就义事》)的东北“少年铁血军”总司令苗可秀，有“生前气已吞胡虏，死去魂犹作鬼雄”(濮智诠《南苑之役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死之，书以致悼》)的抗日名将佟麟阁与赵登禹军长，有“生嗟锐勇当骁虏，死念深仇作鬼雄”(彭醇士《张上将军挽章》)的绝代勇将张自忠将军，有“拼死得留真面目，图存不惜好头颅”(汪巨伯《鹧鸪天·吊王铭章师长》)的王铭章师长，有“孤城守将气嶙峋”(曾小鲁《抗战竹枝词》)的吉星文团长，还有“迎机杀贼男儿志，到得成仁鬼亦雄”(姚珍树《悼空军李桂丹、吕基淳两烈士·二月十八日武汉空战阵亡》)的空军阵亡将士等诗作，或慷慨悲壮，或沉郁激昂，或悲愤呜咽，或扼腕痛惜，均是对抗战中以身许国之忠魂英烈的千秋绝唱。

　　最后，以诗谱写对抗日正义之师的颂咏，表达请缨杀敌、执戈卫国意愿者亦比比皆是。如彭阜午、浦立德二女士同题之《战歌》：

　　[双调沉醉东风]拼一战千秋不朽，逐群魔万里无忧。威名宇内高，勇毅功成久，一声声短铙凯奏。铁骑风云四海收，才把得河山固守。

　　[南吕干荷叶]战壕中，睡曚朦号，角声入梦。炮虽耸，血虽红，一声呼啸向前冲，哪管仇雠众。

　　正气凛然，有雷霆万钧之势，诚所谓巾帼不让须眉。类似者如卢孰竞《投笔》：“投笔从今被战袍，请缨直欲赴临洮。分明英气藏眉黛，何日沙场试宝刀？”在抗战浪潮中，大批女性发扬爱国尚武精神，奔赴沙场，与男性并肩战斗，正是：“雪耻秦休勇是真，木兰犹自饰男身。女儿了得恩仇事，未必今人愧古人。”(卢前《铙歌百首》之四)

　　此外，就发扬民族精神一端，尚有对民族尚武精神之重拾，如“旧版图恢复更何难？凭血铁”(谢树英《满江红·歼倭寇》)、“忍牺牲、铁血相争，胜利终能期必”(施绍文《夺锦标·劝从军》)；对历史上民族英雄的追思与重塑，如“记取英雄前事，定远声威，继光功绩”(施绍文《夺锦标·劝从军》)、“长啸横戈，四亿同胞尽赵颇”(李蕙苏《减兰·从军乐》)；对历史与当下汉奸走狗的疾声厉讨，如“安得飞仙千匕首，尽枭今古汉奸头”(陆规亮《石敬瑭·七律读史有感之一》)、“新齐伪楚，痛袍笏登台，满城孤鼠”(邓尉梅《台城路》)等等。无须再列举，这些炽热淋漓、悲愤激情的诗词，即使今天读来，仍带有血与火的温度，仍令人歌哭无端、忧愤难平。因此，就“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一端，《民族诗坛》确实出色地完成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这一时代使命。

四、《民族诗坛》的影响与价值

在民族存续的关键时刻，《民族诗坛》临危受命，以纸笔为刀枪，以诗歌为利剑，加入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行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在抗日战争胜利74年后的今天，《民族诗坛》仍具有多重可探讨空间，其所刊载的旧体诗词仍砥砺我们不忘国耻。

　　首先，“览《民族诗坛》之集，激动骚情”。《民族诗坛》在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词写作，发扬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共御国侮，颇有“与子同仇”的砥砺作用。无疑，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的创作宗旨吸引了广大作者群体参与创作、传播相关诗词，振奋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激起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坚定了广大将士的抗战信念，“不可谓非战时文艺界之生力军也”。时人将其与1938年汪静之选注的《爱国诗选》并称，所谓“览《民族诗坛》之集，激动骚情；读《爱国诗选》之编，思追盛轨。……前歌后和，足以扬民族之精神；此唱彼酬，亦可鼓同仇之敌忾”。

　　其次，聚合了旧诗队伍，引领了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词写作热潮。《民族诗坛》通过旧体诗词的创作、传播，聚合了数量庞大的作者、读者群体关注、参与刊物及旧体诗坛相关动态。一则，刊物稿源充足，名家辈出。自“缘起刊布后，接到来稿甚多”，后屡因来稿过量，不得不向后编排，或拟出“特大号”的情况。“执笔多诗坛名宿及时彦”，《民族诗坛》的作者群体几乎贯穿整个新旧诗坛，旧体诗人不必再论，新文学家如郭沫若、沈尹默、老舍、田汉等也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相与唱和往还，其诗坛凝聚力，可见一斑。二则，读者与刊物互动良好。如唐玉虬将所著《国声诗集》交付编辑部刊为专册，卢前关于创建新体诗之专题征文及关于“民国诗”的理论建设问题，前后获得郑伯奇、蒋山青、易君左等人的热烈回应等等。三则，刊物销量极佳，“问世以来，销量逾万”。为解决供不应求问题，卢前等先后决定编刻选集、歌集、丛刊，并筹备“民族诗坛上海版”“民族诗库”等。这些衍生副文本，今多已漶灭无闻，然这些丛书的陆续筹备，正可见出刊物当时如日中天之盛况。《民族诗坛》引领了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词写作，并代表了此期旧体诗词创作的较高水平，是抗战与文学结合的绝佳典范。

　　就当下价值而论，《民族诗坛》作为抗日战争的诗词阵地、抗战文艺的生力军，具备多重文学、文化价值与探讨空间。从文学视角而言，一则，《民族诗坛》激发抗战情绪的宗旨及其所刊载的诗词，丰富了我们对抗战文学生态的认识。二则，《民族诗坛》及以其为代表的旧体文学刊物所创造的“旧体诗的复兴”，拓展了我们对现代文学“原生态”的认识，有助于推进对“民国文学史”的构建。通过对《民族诗坛》的深度勘查，可首先局部窥测民国旧体诗词的发展概貌，通过旧体诗词作家、作品以及相关文献的梳理，逐步深入了解现代旧体文学原貌。假以时日，“通过广大学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深入排查各类现代旧体文学相关文献，梳理现代旧体文学的总体情况，形成各种文献史料或资源库”，还原现代文学“生态”原貌，返回现代文学的“历史现场”，建构以“事实文学史”为依据的“民国文学史”。三则，就旧体诗词本身而言，如何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获得生存空间，《民族诗坛》及其“民国诗”理论与创作也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从文化视角而言，《民族诗坛》所刊载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抗战见闻与感受的书写，其作为天然史料库所具有的文献、文化价值，是考察抗战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重要参考。四则，《民族诗坛》作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遗产，时刻提醒我们发奋图强、勿忘国耻。此外，它见证了战时知识分子以笔为枪、共御国侮的襟怀与担当，这种以文化锻造民族品格、洗礼民族品性的承担意识，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提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8ZDA263)、黄冈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抗战时期旧体诗词期刊研究”(2042019007)研究成果。

　　注释：

　　①冯亦吾：《于右任诗集序》，《冯亦吾文集》，测绘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吴学衡：《忆于右任先生》，《于右任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

　　②赵普光：《文学与历史的纠缠——〈民族诗坛〉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1期。夏菁：《〈民族诗坛〉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章绍嗣、章倩砺：《大武汉 让中国沸腾起来！——武汉抗战文化浅论(代前言)》，《血火中的文化脊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④戈浪：《战时诗歌的积极作用》，《民族诗坛》1938年第1.6辑，第4页。

　　⑤于右任：《抗战第三周年》，《于右任先生文集》(第三编《演讲》)，台北“国史馆”，第523页。

　　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原刊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社论，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⑦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⑧霍松林：《〈近现代诗词论丛〉序》，刘梦芙：《近现代诗词论丛》，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⑨杜运威、马大勇：《论卢前〈中兴鼓吹〉的词史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68页。

　　⑩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