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洪雷

　　读李敬泽《会饮记》的人大概都会想到柏拉图的《会饮》。在李敬泽眼里，柏拉图是一位伟大的、具有绝对原创性的小说家。柏拉图意识到，面对世界的任何讲述，在根本上必是相对和有限的，李敬泽认为，“它(《会饮》)出于特定的名字，出于特定的声音，它介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它是个人的‘意见’，它必是‘小说’”①。要说的是，如果非把《会饮》当小说读，那柏拉图肯定是位“观念先行”、具有很强操控力的小说家。在人物设置上，斐德诺、泡萨尼阿斯、厄里刻希马库斯、阿里斯托芬、阿伽通几位都是铺垫，从身体、律法、医术、欲望、节制等方面，对“爱若斯”展开赞颂。这些人按部就班，由外向内，由实到虚，等待苏格拉底出场，借其老师第俄提玛之口完成最终的“超克”：爱欲是爱美、智慧和德性本身，只有节制、公正、勇敢，过一种有价值的、不朽的生活，“有死的人”才有可能升跃为“不死的神”。那个半路加入的阿尔喀比亚德也是个功能性人物，苏格拉底结束讲辞后，他要“现身说法”，证明苏格拉底的爱欲只关乎精神和灵魂。柏拉图这篇对话已有很多汉译本，李敬泽大概读过不止一种，给人印象，他更喜欢刘小枫《柏拉图四书》里的那个《会饮》。从柏拉图三十多篇对话中选出四篇，并以“四书”之名译印，刘小枫很有一番苦心在里边。了解刘译《会饮》，对理解李敬泽《会饮记》肯定会有帮助。《会饮记》诸文最初是为“十月”专栏写的，以《会饮》命名绝非临时起意，或者像跋里所讲的那样随意。表面各篇题目和内容松松散散，实则早有通盘考虑②。《会饮》一向被视为哲学对话，李敬泽却把它认作小说；有人把《会饮记》看成“美文”，你也未尝不可将其读作小说，或一种特殊形式的论文。虽然这样有点儿别扭，会错过很多艺术上值得珍视的东西。

一

张中行《负暄三话》多次写到周作人，试图把“人”和“文”分开，强调周作人在“文”方面的成就。但很多人的观念仍旧坚持文如其人、人文一体。所以，很快有人撰文指责张中行为周作人翻案。的确，文和人的关系，或者说作品与作者的关系非常复杂，文类、文体不同，二者关系形态和性质就会不同，人们的理解和要求也不一样。一般而言，日记、书信、自编年谱、自传之类，文和人紧紧贴在一起，虽也有遮掩，有“诗”的成分的渗透，但整体上还是求“真”的。或者说，虚构在所难免，非虚构终是主流。然而，人们在小说、散文里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虚构尽管虚构，但要有人，要见心见性，最起码，要让读者知道你的态度和立场。在这里，布斯提出的“隐含的作者”也许会带来很多启发。布斯认为，“隐含的作者”是小说家在写作时发现或创造的他们自己，不管是被称作“正式的书记员”“作者的第二自我”，还是“作者的替身”，读者在这个被创造的人物身上取得的画像是作者最重要的效果之一。我们对“隐含的作者”的各种秘密或公开的信奉的反应，将有助于形成我们对作品的反应。这里的关键是“所谓真正的作者与他自己的各种正式替身之间的复杂关系”③。

　　“隐含的作者”在理论上影响很大，后来还引出了伊瑟尔的“隐含的读者”，但布斯对自己的描述和界定并不是很有把握，曾一度放弃这个概念。然而在我看来，布斯的“隐含的作者”具有文类的普适性，因为人只要操弄语言，就存在作者发现、创造自我形象的问题。这是一种语言形象，小至音节、字句，大至结构、篇章，无不映现着某种刻意的经营。经营所追求的效果，肯定与作者所要传达的意义和价值立场紧密相关。在这点上，“隐含的作者”与维诺格拉多夫的“作者形象”这个概念异曲同工。再者，“隐含的作者”是“真正的作者”(亦称“有血有肉的作者”)与叙事者、讲述者及人物之间复杂关系的“结穴”之处，是理解作品的关键，所以需要深加推究、勘问。这一点对理解李敬泽的《会饮记》尤为重要。

　　在近期的一次对话中，对话者劈头提出身份问题，试图讨论“党的文学工作者和领导干部”、批评家和作家三种身份之间神奇而又微妙的相互作用，希望谈谈这种作用对其文学实践的影响。李敬泽回避了前面一个，给自己加上编辑身份后，把话题引向了文学史的历史化。其实谁也知道，李敬泽不是一般的作者，多重身份决定了他必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存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一个人如此深入地介入文学生活的几乎所有环节时，他自己几乎就构成了一个场所或场域，在这里，事物会呈现出更复杂的面向”。不过在对话里他还说道：“我更习惯于嘲讽自己，而不是塑造自己，谈论自己会让我很不自在，除非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呀这个人！”④一个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可以持这样的态度，但是，一个作家只要写作，就无法回避发现自己、创造自己，对自己形象进行经营和塑造的问题。《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是李敬泽写得较早的一篇散文，后来被收在《目光的政治》《青鸟故事集》等集子里。文中摘引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约瑟夫·洛克的一段文字，写到黄河上游的一个喇嘛印佛于水，喇嘛的行为给李敬泽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认为“佛的形象印在水上，这是绝对的假，也是绝对的真，是绝对的空幻和永恒”⑤。“气，水也；言，浮物也。”按韩愈这个说法，气之于言犹水之载物，二者有相通的地方。也就是说，文字中映现的作者形象，就像印在水上的佛的形象那样，是绝对的假，也是绝对的真。

　　金圣叹评《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⑥这是一段常被引用的话，其中“声口”很特殊、很重要，一个人的性情、气质，有时甚至“形状”，都能在“声口”里反映出来。汪曾祺对此领会很深，他小说里的许多人物，就是通过一声吆喝、一句口头语或一个特殊的用语习惯激活的。有了“声口”，性情、气质、形状之类就有了“支架”，有了附着之处。同样，一个作者的“声口”，也能让人们领会到很多东西。许多人都注意到，“这厮”是李敬泽标志性“笔头语”，在各类文章里，每有适当场合，他就憋不住要用上。李敬泽精熟《水浒》，经常利用里边“说话人”的腔调和套语行文，透出了一股市井泼赖气。头次遇到“这厮”是在陈希我《我疼》的序里边：“我不喜欢他。现在，读他的小说，深呼吸，放松，同时紧张，就像即将登上拳击台，面对一个凶悍无情的对手——这厮是个疯子，他不把你搞死誓不罢休。”⑦当时暗自叹服，“这厮”用得真好，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有种难以替代的亲近甚至腻感。后来读多了才知道，除陈希我，《会饮记》里，这个词还曾被用在胡兰成、冯唐和“当年的先锋作家”身上，《咏而归》里用在多位古人身上。场合不同，对象不同，语义和效果也有不少变化。这个“笔头语”背景深远、复杂，不只有中国文化正午时刻的汴州、杭州，还有李敬泽成长时期的北京。那感觉，你能在冯唐、王朔小说里遇到，冯小刚电影里看到，崔健摇滚和郭德纲相声里听到。它连通着那个姑娘“坚硬的80年代皮鞋”带来的痛感⑧，甚至骨子里还混杂着《班主任》里宋宝琦的精神脉息。这是一个人成年后关于“坏孩子”自我想象遗留的踪迹，是青春和血气硬化的外壳。此种话语零碎儿，看似平常，但其背后沉积的源自文化、源自历史的经验和感受，对李敬泽许多观念的形成和提出有着不小影响。一句话，李敬泽毕竟是过来人。

　　《会饮记》里还有一个作者形象。“他”行色匆匆，出入机场、会场，参加国内外各种文学活动。在活动现场，“他”思维敏锐，挥斥方遒，还不时流露出倦怠，对各色流俗观念心怀异议，暗含不屑和讥讽。这是一个批评家、作家、导师，是“真正的作者”在文本中的投影。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前面的《银肺》《坐井》采用了第一人称“我”，后面十篇换成了第三人称“他”。“他”的所想、所忆，足供“我”自由渗透；“他”的全知，也为思想和观念的“会饮”提供了足够的场地。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李敬泽习惯于自己旁观自己，自我对象化形成了旁观必需的距离，在使反思、反省成为可能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存在获得了时间上的层次，为“真正的作者”的当下之思预留了更大的空间。在《杂剧》里，对着满堂听众，“他”向她发出了令人大跌眼镜的诘难：

　　我想问的是，您把录音机放在每个人面前，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本书，但是在这本书里，一切都经过了您的裁剪、整理，您在这样做的时候，显然有自己的设计，自己的意图，也就是说，您行使了某种权利，包括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假装自己不在的权利。

　　——实际上，他后来想，您当然不是凭着索尼录音机得到的诺贝尔奖，您是导演，是这部宏大戏剧的编剧。

　　读到这里，许多人都会发出惊疑：当初，你李敬泽可是非虚构的鼓吹者，如此“扒皮”，无异于自毁楼台，你究竟想干什么？也许，“真正的作者”李敬泽，已然越过了“我”和“他”。登高一挥，应者云集，“非虚构”已然蔚为大观。他意识到，对文学而言，虚构抑或非虚构可能并非关键所在，自己要在《会饮记》里谈论另外的更重要的问题。

二

“总体性”就是《会饮记》里那个更重要的问题，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敬泽反复思考、一再强调的问题。柏拉图《会饮》的主题是爱欲，主角是苏格拉底；李敬泽《会饮记》的主题则是“总体性”，主角当然是“他”自己。就此而言，我更愿意把《会饮记》当成关于文学“总体性”问题的寻思录读。

　　《会饮记》收12篇文章，集中谈“总体性”的是《机场》。围绕“总体性”，“他”组织了以下内容：一、卢卡契与布洛赫的对话；二、卢卡契与王德威的对话；三、在范宽故乡耀州想到《溪山行旅图》；四、会上和几个聪明的先生女士面向观众“普及未来”；五、为欧阳江河和于明诠的书法展写前言；六、那次因天气原因滞留机场。在第一个场景里，卢卡契和布洛赫老哥俩“当面锣对面鼓”，一个主张“现实”，一个强调“希望”。当然，两个人的对话是在“他”手上的书里，具体说，在《现实主义辩》那篇文章里。然而，放到如今的学院里，两人讲台前同样会“门可罗雀”：他们那套话语已经过时，据说现在只有现象，没有本质，更没有卢卡契的总体性。然而，布洛赫也别“幸灾乐祸”，没有总体的想象和信念，“希望”根本无从谈起。卢卡契和王德威的对话，以意识流方式在“他”脑际展开：王德威聪明，生产着无穷无尽的差异与离散，生产着无数互不相通的真理。王影响巨大，他只要划个道儿，拥趸就会蜂拥而至，再生产出巨量论文。不无反讽的是，聪明的王德威后院起火，白宫里的特朗普让人们看到，一度被宣告无效的“庞大法则”竟然还在。这场遭遇的结果可想而知，卢卡契以“刺猬的大智”把一切交给了历史和生活，破除一切“极尽机巧的言说”。卢与布之间关于“先锋派”和“现实主义”的对话，证明了“总体性”的历史合理性；卢与王之间的关公、秦琼之战，证明了“总体性”的现实合法性。

　　《会饮记》思绪翩跹，纵横捭阖，兔起鹘落，往往于人意想不到之处兀峰突起。然而，众流入海，万法归一，“他”之所感、所思，终要在“总体性”那儿找到落脚。《机场》写“他”到达的耀州，写偏远的乡村，热血沸腾造反革命的年轻人，还有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磅礴高耸的大山。“他想，这里是有总体性的，是一种壮阔的联系，一种隐秘的结构，一种人世间默运的大力，它把蒋介石逐到了海的对岸，蒋介石还顺便带走了《溪山行旅图》。”从耀州回来参加“普及未来”的会议，谈论的又是“总体性”。只不过人工智能和小冰带来的是一种“没有主体的总体性”。那几个同台的聪明人，总有一天会被“总体性”淘汰，“让我们看他们气得要死的样子”。要让卢卡契说：那几个聪明人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和“等级社会的残余”紧密联系在一起⑨；他们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从而也就失去了认识社会整体的出发点。只有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才能和对总体的认识取得一致⑩。至于近百年来的现代书法，“他”想，已经沦为“一种造型艺术”，欧阳、老于在宣纸上写胡适、鲁迅、莫言等人的作品，更像是“招魂的仪式”，书法本属于“一个浑然的总体性世界”，“你抽掉一个线头，移走一块砖，然后就散了塌了，收拾不起”。最后，还有那次机场滞留，让“他”领悟到：天气因素只是意外，其实只有意外才是世界本质的呈现，正如卢卡契认为马克思的真实意思是，“总体性在危机中才能呈现出来”。总之，套用黄宗羲的话说，盈天地皆“总体性”也。

　　“总体性”是《会饮记》的贯穿性主题，只不过其他诸篇比较隐晦，李敬泽往往移步换形，以象喻方式思考、谈论着同一话题。在《银肺》里，它是那个“恰当的支架”，比毕飞宇的“契约精神”更根本，换到中国，它也许会使《项链》里的那个女人走上革命道路。《坐井》里，它变身为瓷瓮“地听”，置于井底，“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我”的耳朵紧贴瓮顶：

　　我能听见饮泣、叹息，听见屠夫被血惊醒，听见维特根斯坦都难以听见的声息，听见沉默，听见笔在纸上写下流利的字迹，听见纸在火中卷曲，听见我的心和他人之心无语的惊悸，听见语言所不及的地方、那个世界和人心尽头的荒凉与恐惧……

　　还有《大树》里提到的《大树风号图》。那棵树是大信之树，圣言之树。它的作者项圣谟不是一般人，他被请去描绘天子祀服的纹样，“他是礼乐的传人，他由周礼的天地而来，他不是他自己，它是绝对和整全”。相较于画中那棵大树，八大白眼向天的鸟就像“在单位受了什么鸟气”。晚年，鲁迅反复想着那幅画，不止一次记起画中题诗：“风号大树立中天，日落西山四海孤。短策且随时旦莫，不堪回首向菰蒲。”大厦将倾，唯此树挺立不动。读这首诗，看着树下拄杖独行之人，你会想到鲁迅，想到苏格拉底。那棵大树还能是什么？只能是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总体性”。

　　需要注意的是，在《会饮记》里，“总体性”并不仅仅是裸露在文本表层的概念，它是具体的总体。就像卢卡契所说的那样：“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这种辩证的思想来自黑格尔，中经马克思传递给了卢卡契。但这种携带着“总体”的“具体”具有多样性，甚至无限性。《杂剧》里，“他”想到了卡夫卡那句著名的话：“上午战争，下午游泳。”但卡夫卡并没有意识到“他和帝国之心相反相成的隐秘联系”。如果说“战争”“帝国之心”连接着“总体”，“游泳”和写作只是偶然的、个人的行为，那么如何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系，或者说认识到其中的辩证关系，进而落实到文学创作上，如何找到那个携带、渗透着“总体”的具体，都是非常艰难的事情，需要不断探索，在艺术上付出艰苦的劳动。因为，在文学创作里，哪怕你想把一个普通的人物具体化，都将面临无限的可能性。就像《银肺》里那个速记姑娘，一旦让她进入虚构世界，有太多东西有待你去思考和确定：

　　她怎么就成了速记员，她住在哪里，与人合住吗？她的收入和支出的账目，她用什么样的化妆品，她刚买了一件什么样式的大衣，她身上隐秘的疤痕，她每天下班后手指的感觉，她是什么星座，她是哪里人，她的父母、她的童年、她的朋友圈、她的初恋和暗恋，她头发的气息，她打算一辈子做速记员吗？如果不，她的梦想是什么……

　　然而，这只是最初一步，继而，你的任何选择、书写中任何的具体化，都要与“总体性”发生隐秘的关系。所以，作家不仅需要一个精致的肺，去“吞吐全世界的空气”，他还需要艰巨的艺术探索，甚至必须具备艺术上的本能和直觉。

　　《会饮记》行文中存在大量突接突断，这点很像莫言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在莫言那儿，“断”与“接”是为寻求故事情节和叙述节奏的变化；在李敬泽这儿，“接”和“断”绝不是闲笔或简文帝所说的“放荡”，而是思绪的直接外化，对核心问题的萦绕和组织。看似散乱随便，实则苦心经营。其实，只要抓住“具体的总体性”这个“硬核”，便能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然而，人们还是要问，究竟是什么使李敬泽如此挥之不去？及至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虽得到重新肯定，但欧洲哲学仍然存在一个很大问题：对“存在”的遗忘。所以，他写了《存在与时间》，提请人们回归根本。情形相似，对文学活动的全面介入使李敬泽意识到：长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存在一个很大的危机，那就是对“总体性”的遗忘。所以，他要开专栏，反复呼吁：文学应保持对“总体性”的渴望。把《会饮记》看成“寻思录”，虽不中，大概也不会太远。

三

以往研究人的思想，有个“狐狸—刺猬”模式。这个模式最初由古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思“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那句话而起。在此类研究中，数以赛亚·柏林论托尔斯泰最有影响。柏林认为：“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带他对他自身成就的诠释，又是一回事；结果，他的理想导致他以及被他的说服天才所赚的人，对他与别人的作为，或者对他与别人所应有的作为，提出了有系统的错误诠释。”不曾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柏林自己也被装到了“狐狸—刺猬”框子里。在《刺猬的温柔》一文里，刘小枫把柏林和施特劳斯放到一起，二人都是欧美哲学界的犹太哲人，都反对社会实证主义，但柏林倡导自由主义，否认绝对价值，鼓吹价值多元，是典型的狐狸型思想家；而施特劳斯是一个温顺的“刺猬”，认为人的存在依群而分，不同的生活理想难免相互抵牾。自由主义的失败在于，“想抹去人类不同生活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没有认识到价值冲突不可能解决始终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所以，同样憎恨纳粹政治制度，对柏林来说，纳粹的集权政治是绝对主义价值观的结果；相反，在施特劳斯看来，“正是由于蔑视某种绝对的价值，彻底拜倒在历史相对主义脚下的德国哲人们，才在1933年没有能力对德国的政治命运作出正义选择”。显然，刘小枫站在了“刺猬”立场上，揪住了柏林这只“狐狸”。

　　前文曾经提到，《会饮记》也有两次“狐狸—刺猬”论操作，卢卡契以“刺猬”的大智，回怼布洛赫和王德威“狐狸”的多智。其实我们也可以撤身向后，把李敬泽放入“狐狸—刺猬”框架，展开对其思想的考察。要说的是，这个模式可以用于前人，用于今人则会有很多麻烦。因为，在二元框架里，哪怕最朴素的辩证法，都会使人变成“泥鳅”。不过，这样操作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助于对《会饮记》形成更深入的理解。在系统阅读《会饮记》《咏而归》《青鸟故事集》《会议室与山丘》《平心》《为文学申辩》《致理想读者》《目光的政治》《颜色的名字》等作品后，我心存冲动，忍不住想把柏林对托尔斯泰的假想放在李敬泽身上。这样做，不只因为《坐井》里象征着“总体性”的地听，连着那只踏碎了一颗露珠的狐狸；或者《青鸟故事集》最后有个“于野狐狸庵”；或者《笑话》一篇，女记者一再追问为何如此命名书斋时，“他”顾左右而言他。更重要的是，透过“狐狸”，可以看到“过来人”李敬泽在思想和观念上的复杂性；透过“狐狸—刺猬”，可以看到其中的变化；透过“刺猬”，透过“刘小枫—施特劳斯”视镜，看到基于时代变化，基于同样历史感受的思想上的协同，认识到“具体的总体性”背后的“世界性”问题。

　　刘小枫认为，柏拉图的《会饮》，记述了雅典民主政治时期的一次关于“爱欲”的公共论坛。前面五人完成赞颂，轮到苏格拉底，他拒绝参与赞颂，声称自己起初口头答应，心里却没有答应，因为他不能接受先前那些说法，“这意味着，苏格拉底即便能够接受民主政治的形式原则，也不能接受民主政治的实质原则，即把爱欲赞扬成‘神’”。所以，他就像民主场合里的“僭主”，迫使在场的人同意他以自己的方式谈论“爱欲”。他要针对自由民主的种种“爱欲”意见，提出自己所理解的整全的爱欲观。“如果说先前五位发言人表达了自由民主的‘爱欲’的种种理据，苏格拉底的爱欲观则体现了民主政治原则难以接受的前提：并没有普遍的人性，因而也没有普遍的爱欲——无论人性还是‘爱欲’，在世人那里都有道德品质上的差异。”也就是说，无论形式还是内容，苏格拉底的讲辞都是一种颠覆，或者说“拨乱反正”。当然，刘小枫能这样认为，还是因为背后站着一个施特劳斯。

　　读李敬泽《会饮记》会发现，“他”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对各种“对话”、“对话”中的流俗观念和“贯口”心生腻烦，不时溜号、走神，甚至逃离现场。不管有意无意，“他”也在回避“对话”可能产生的庸妄，进入独自“寻思”状态。正是在“他”的寻思中，在“具体的历史性”背后，我们看到李敬泽对“世界性”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会饮记》里，这种“世界性”首先体现为气度、格局。例如《银肺》中那副“需要吞吐全世界的空气”的精致的肺；《坐井》中对维特根斯坦的委婉质询；《考古》中“丝绸之路”一词带来的视野和观念，“这个词让我们以另外一种全球化视野看待我们的历史，重新发现和整理我们的记忆和经验。边塞和穷荒本是天下尽头，是边缘和界线，现在，由于这个词，界线被越过，你必须重新想象中国，在北方之北，在南方之南，想象它的另一种历史面目，并由此思考未来”。其次，这种“世界性”还体现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例如，《考古》谈到的“自我的外部化”及汉族闽越系的向外发展；《杂剧》对阿里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的质询；《山海》对车骑将军窦宪和《封燕然山铭》的赞颂；《延宕》对“倔强的保守分子”雷蒙·阿隆的称许；等等。最后，“世界性”则表现为一种对文化和世界领导权的争夺。《会饮记》多次提到“重新结构世界”“重新整理世界”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由谁来结构世界？由谁来重新整理世界？渴望“总体性”就是渴望“领导权”，“领导权”的确立本就是“总体性”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卢卡奇“总体性”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了“领导权”理论。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要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一社会总体的化身获得清醒的批判意识，因为‘资产阶级领导权确实包括了社会总体，它力图按自己的利益来组织整个社会’”。只不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领导权”更多指向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在《会饮记》中，则表现为对整个世界的“领导权”。在某种意义上，《邮局》写的就是一个曾经能够结构世界的帝国走向衰微，失去“领导权”后的破败和荒凉。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对话里，李敬泽提到中美贸易战：“这两天，我看朋友圈，觉得很有意思，中美贸易战正在打着，而我的朋友圈里或者在过清明节，或者在谈北大和沈阳。这是触目惊心的，历史，或者说那个总体性此刻以惊人的规模把它的面目呈现出来，但我们真的不知道它就是它，中国乃至我们的生活所赖以确立的那个整体性历史结构现在呈现得如此清晰，但人们没有意识到这和我有关系，或者说，我们没有一个意识结构把它和我们自身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写的那个‘实’是什么呢？你说的吁求是存在的，但我们很多人的历史意识正在沉睡。”李敬泽朋友圈里，肯定有很多当下非常重要、非常活跃的作家，他震惊于这些人在“总体性”直接显现之时表现出的麻木和无感。必须承认，李敬泽在各种场合反复提起这个尘封已久的概念，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然而，重提“总体性”这样的大概念，我们必须思考它在当下现实中可能遭遇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毕竟，当下与20世纪前半叶有着不尽相同的环境和背景，历史也绝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和轮回，文学要想把握不断生成的历史新质，需要人们在旧有概念和理论的导引下，做出新的判断、选择和思考。

　　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里，南帆对以往流行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有过充分反思：“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强势的社会历史模式形成了过于狭隘的视野，以至于文学中另外一些重要的问题遭到了无形的屏蔽。例如，强势的社会历史模式热衷于把所有的文学细节——从街道上的一盏路灯到主人公脸上的一条皱纹——纳入历史的框架给予分析，仿佛人生的一切经验无非派生于某些社会学概念，背诵这些概念的定义就是抓住了最重要的东西。这些文学批评往往忽视了一点：人生是一个相对自足的观念，文学所描述的许多人生经验不一定都能在社会历史的坐标之中显示。”在南帆看来，“文学批评的特征不是阐释各种大概念，而是通过文学作品的解读发现各种大概念如何潜入日常生活，如何被强加、被改造或者被曲解，一方面可能转换为人物的心理动机或者言行举止，另一方面也可能转换为作家的遣词造句以及修辞叙述”。

　　把南帆的反思和人生相对自足观念和李敬泽倡导的“总体性”概念放在一起，并非要显示二人在观念上的矛盾和对立，毕竟二人身份不同，阐述的方向也不一样：一个面向创作，一个针对批评。《会饮记》并非一般的批评，李敬泽更不想以“讲话”或“报告”的形式，阐发、倡导、推动自己的文学观念和主张。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美文”更像是一种隐曲的表达方式。更何况，南帆并没有一味否定、反对“大概念”，而是从文学批评立场出发，强调关注、发现“大概念”的潜隐和转换。重要的是，二者在观念上显示的差异以及南帆对发现“转换”的强调，启发人们调转方向，思考“总体性”概念在理论上，在理论的适用性上，可能遭遇的困难。毕竟，理论一经掌握，便会释放出无穷的力量，没有必要的澄清，误读、误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

　　在我看来，卢卡契的“总体性”概念，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澄清。

　　首先，要避免可能的理论“陷阱”。例如，我们囫囵提倡的“总体性”，究竟是指卢卡契思想哪个时期的“总体性”？从《小说理论》到《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契都在提“总体性”，不同时期，卢卡契赋予这个概念的内涵存在很大差异，就是在《会饮记》提到的《现实主义辩》里，卢卡契否定了《小说理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两部著作，认为它们“充满唯心主义”，是“反动”的。那么，到1938年卢卡契写作《现实主义辩》一文时，他对这个概念是否有了新的界定和描述？

　　其次，“总体性”概念本身也需要澄清。“总体”“整体”和“总合”在概念的内涵上有何不同？“具体”和“个体”究竟有何区别？在理论上，“具体”和“个体”的简单置换，对文学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1968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里，卢卡奇提到马克思《剩余价值论》里的一段话：“‘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是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能以牺牲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卢卡奇认为，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自己并未理解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情况，所以难免带上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马克思这段话深刻而又复杂。在历史面向未来的不断展开中，它在科学地阐释人类生产力发展与每个人的发展的一致性的同时，也暗示了人作为个体的有限性和悲剧性。而后一个方面，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关于“黄金世界”的言说。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面对历史的无限性和个体的有限性之间的张力，文学如何选取自己的位置和立场？实际上，不加理论区分，直接以“具体”代“个体”，文学很轻易滑向“齿轮和螺丝钉”论。

　　再有，就是理论适用性问题。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到，前面读解《会饮记》，只要把卢卡契的相关论述直接转切过来，就会产生或大或小的话语的不适感。从表面看，“总体性”只是一个概念，但它的理论基础却是“阶级意识”，一旦动用阶级观念分析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就难免引起巨大的争议。尽管李敬泽也进行了“柔化”处理，如以“人民性”代替阶级性，以民族国家意识置换阶级意识，把文学问题放置在更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加以考量等，但是，把这样一个大概念放入当下的创作与批评，总是让人产生磕磕碰碰的感觉。这种感觉提醒我们，“唤醒”只是初步，在创作、批评和理论建设方面，一个也许更重要，亟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如何保持对“总体性”的渴望？

　　注释：

　　①李敬泽：《会饮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108页。

　　②李敬泽：《会饮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96页。

　　③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④李敬泽、李蔚超：《历史之中的文学，及现实的历史内涵——对话李敬泽》，《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

　　⑤李敬泽：《目光的政治》，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⑥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之一》序二，《金圣叹全集》(3)，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⑦李敬泽：《我疼》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⑧李敬泽：《会饮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

　　⑨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阶级意识》，《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5页。

　　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