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股强劲有力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就已崭露头角的刘醒龙，这二十年来也一直笔耕不辍，不断地在作品中分享着他对于乡土、历史与现实之间种种复杂关系的思考。无论是《凤凰琴》中所讲述的那种独属于民办教师这类人群的温柔与悲壮，还是《圣天门口》以家族史的沉浮来切近革命历史肌理深处的自觉与勇气，抑或是《蟠虺》在国之重器之上对人性与人格的质询与叩问，外部的宏阔现实框架之下，一种关乎“人”的内在的主题始终在刘醒龙的作品的不经意之间呼之欲出。一直以来，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刘醒龙，在坚守书写现实，描摹时代主题之下，也一直在探询着现实主义的书写边界，寻找着某种逸出的可能。
正如有评论家在对其《圣天门口》和《天行者》的分析之中所指出的那样，“刘醒龙在近期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中，已然消泯了此前主观化的个人情绪，转而将那些世俗意义上的爱与恨逐步发展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关怀意识”，这种面对人性与生存而颇具“存在之思”的“对传统乡土启蒙叙事的超越立场”①，似乎隐隐已经溢出了一贯以来将其作品描述为现实主义的阐释空间。刘醒龙作品中那些逃逸出现实主义框架之外的地方，或许正塑造着更为复杂的现实，也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刘醒龙新近的长篇力作《黄冈秘卷》，正是一部在革命历史的现实品格之上，糅入了浪漫追思与方志情致的怀旧之书。《黄冈秘卷》主要讲述了“祖父”“我们的父亲”和“我”祖孙三代家族的小历史如何被嵌套进整个中国近代史洪流的大格局中的故事，其中的“我”，更多的是作为内聚焦视角下的功能性人物，勾连起作为织布师的祖父、写入《组织史》的父亲老十哥在历史沉浮之中的点点滴滴。但小说又不止步于此，作为近乎执拗的父亲老十哥背面的老十一，他在生意场上的卑琐与变通，以及与父亲老十哥之间产生的种种龃龉不断搅动着看似平静的历史与现实的湖面，似乎又在暗示着革命史与现代性之间某种复杂的纠葛关系。这其中，颇为让人在意的是那弥漫全书时隐时现的浪漫笔调，将历史的面目变得暧昧与模糊的同时，也将更为复杂的现实和盘托出。或许可以说，《黄冈秘卷》是一个交杂着历史书写、浪漫格调以及复杂的现实的混合物，其中对历史的精神寻根、方言的诗意隐喻以及对时代主题的象征性表达，似乎都能看出刘醒龙创作中超越现实书写的某些新的质素。
一、织布师，或历史的挽歌情调
小说所主要塑造的，是“我们的父亲”老十哥这个人物形象。老十哥的一生与革命相关，是革命历史的写照，他主动寻找组织，并在此后的一生忠心耿耿，近乎偏执。然而在革命的“前史”中，还有着墨不少的“最好的织布师”的祖父的传奇一生。在小说中，林老大想要寻得祖父做工，用刘家大塆人的话来说，这必须要“有缘”才行。神奇的是，因曾祖父被自家的织布梭子击中太阳穴而早早过世，祖父的织布手艺并非传承与习得的，而是无师自通的，甚至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自己修好结构复杂的织布机。最能证明祖父织布手艺精湛与传奇之处的，莫过于祖父后颈上那只硕大的肉球，一般师傅“那些肉球很小，能有鸽子蛋的规模就很不错了”，而祖父的肉球却“有碗口大小”，这既是织布技术高超的外在明证，也是祖父刻苦与辛劳的写照。这种具有萨义德式的“东方主义奇观”的书写，可以看到80年代以来寻根文学的某些影响。
众所周知，手艺人作为中国乡土社会极具典型性的人文景观，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已有一条关于手艺人的书写谱系，也奉献了众多的写作实绩。如汪曾祺的代表作《大淖记事》，就以锡匠为线索，展开了一幅大淖的风情图；冯骥才对手艺人的书写趣味更浓，他的《俗世奇人》系列以近乎立传的方式描绘了手艺人的精神群像……但刘醒龙在《黄冈秘卷》中显然意不在此，对织布手艺的文化寻根并非他此书最重要之鹄的，祖父身为“最好的织布师”，在书中乃是作为父亲老十哥革命一生的“前史”而存在，历史的某种演进方式或许是刘醒龙更为在意的问题。老十哥投身革命事业，老十一奔赴商海沉浮，他的两个手艺传承人都选择了放弃，如同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所书写的那样，祖父成了“最后”一个织布师，因为“年少的老十哥得了祖父织布手艺的真传，也注定不会有人称他为织布师”，理由在于“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变化，普遍以织布工人替代织布师。另一方面当然是其织布技术无法做到祖父那样出神入化”，但显然刘醒龙对工厂生产并不满意，“从有工人师傅这种叫法而来，工人师傅失业找不到事情做，成了工人师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祖父继续被叫人称作织布师，继续为事情做不完而发愁”，不难看出，刘醒龙对传统手艺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与价值持有相当的自信，因此，尽管现代性进程的不断发展，冲垮了旧有的手艺世界，但从祖父身上，这“最后一个织布师”身上，仍体现出了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在面对现代性的入侵所具有的坚守与骄傲。
但与此同时，也正是织布师这个传统手艺人的名号所具有的这种近乎风范与品格的属性，面对历史的突入与革命的暴力到来时的无能为力，也就显示出了某种历史挽歌一般的情调。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合围武汉，占领黄州，哪怕是祖父也不能幸免而被迫转徙，父亲老十哥更是从这时起，因为阴差阳错缴了日伪汉奸的枪支而在无意识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的织布历史从此彻底中断。
陈晓明在分析苏童的《罂粟之家》时曾指出，苏童从生殖与欲望的角度写出了最后一个地主阶级，写出了农业文明的最后命运，苏童小说中的地主阶级的溃败“借助了历史之力，借助外在暴力促使其内在破裂”②，因而充满了末日时刻的残酷与绝望。同样都是“最后一个”阶级的更迭，同样都是面临现代性、革命与历史暴力突如其来的劫掠，刘醒龙显然书写出了与苏童的颓败与破裂相迥异的情致，他在《黄冈秘卷》中意不在描述这种断裂，甚至与他在《弥天》中所致力于开掘的历史之“恶”也迥然不同，他的“最后一个”的书写的并非一种历史的断裂，而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演进关系。
刘醒龙在接受访谈时曾说：“我实验性使用了‘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这一新的人称。从词义上看，‘我们’既可以是特定的几个人，也可以是很多人。我自己的用意，也不只是简单写祖父和父亲，而是由他们漫延到上几代人可以统称的父辈。”③由此观之，刘醒龙所使用的“我们的父亲”这一说法，本身就具有内部贯通的可以不断延伸的属性，祖父作为“父亲的父亲”，与“我们的父亲”一道，具有某种一脉相承的共同气质。
当然，仅仅凭借这一点蛛丝马迹还不足以支撑上述论断。在小说中，“我”曾说过，“从刘家大塆走出来的祖父，有时候真如乡村贤哲一样让人猜不透”，用文中的话来说，这种“猜不透”是属于黄冈人品性中的一种“困苦的执拗”。在书中，1972年发生了空前水灾，父亲也以他的“执拗”将他和母亲两人两个月的工资上交给组织，面对经济上的压力，母亲决定让家中的孩子辍学，帮衬家里，这时，祖父的一句“我的孙子哪天不上学，我就哪天动身回黄冈，回刘家大塆陪别人的孩子读书去，或者……”这才保住了我和弟弟的学业。祖父是“贤哲”，是“智者”，也是“我们家中的思想家”，他和父亲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看似不同，一个为了我和弟弟的未来，一个为了支撑心中的信仰，但这却是出自同源的一种令人感动，也令人心酸的“执拗”。正如张光芒所说，“精神寻根就是向‘人’寻根，向人的性格寻根，向活着的和完整的人性寻根”④，在这里，祖父已然成为一种“心灵的传说”，成为《黄冈秘卷》“精神寻根”的最初源头。
作为“最后一个织布师”的祖父和投身革命洪流奉献一生的父亲之间，所联结着的那个共同点，就是一以贯之的被称为黄冈品格的“困苦的执拗”。因而，在《黄冈秘卷》中，祖父所代表着的织布师的历史的终结，是坦荡而自然的，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文化坐标被永远地定格，并没有产生文化寻根中的那种困惑与焦虑，有的只是作者回望岁月、回看故土的浪漫情致。这或许是因为，在刘醒龙看来，一种更为重要的精神线索并没有中断，且正在一直传承下去。
二、“嘿呼嘿”的秘密：方言的诗意与隐喻
随着寻根文学思潮与新写实主义的兴起，方言作为一种自然语言形态也日益渗入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书写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较于作为“共同语”的普通话而言，方言在交流方面的作用渐渐弱化，但因其承载着独特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而在文学书写中受到了众多作家的青睐。如阎连科的《受活》，标题本身就是方言，甚至整部作品也都以方言来书写，或者像金宇澄《繁花》中大量的上海方言、贾平凹作品中的陕西土话……尽管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难度，但方言书写也构成了文本内部奇异的审美景观而产生了广阔的阐释空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方言书写已经融入了中国乡土文学的肌理，成为其实质上的有机构成。在《黄冈秘卷》中，不断出现的黄冈方言除了具有某种地理学上的提示意义之外，更重要的作用或许是暗示了小说中反复提及的那种长存于黄冈地区的精神品格。书中的“我”曾说过，在他们子一辈中，会讲的黄冈话已经不多了，所剩唯有“嘿呼”以及它的变体，但同时他又说，“嘿呼”恐怕是黄冈地区最重要的方言了。事实上，文中不断出现的黄冈地区方言，如“嘿罗乎”(很多)、“嘿乎嘿”(比很多更多)、“嘿罗乎嘿”(更多)、“不嘿乎”(不多，或不咋地)、“不罗嘿乎”(语气更强的不咋地)……几乎都是用以表示数量或做简单价值判断之用，但在小说中，这种基础性质的方言却承载了更为厚重的历史记忆，因而在小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书中的“我”与少川最初建立起正式的友谊，就是得益于在会议发言中“我”以“嘿呼”和“不嘿呼”为例阐述方言观念，而在场的人只有少川听得懂，并做了解释，方言成为我们之间友谊的桥梁，同时也为后文少川的身世埋下了伏笔。同样的，祖父当年在林老大家做工，每织出一匹布总要用“嘿呼”“嘿罗嘿”表达一下心情，而林老大去往北京后，颇为怀念祖父这如同楚戏一般的方言，甚至因此致信邀请祖父前往北京；无独有偶，王朤伯伯和父亲老十哥之间的友谊，也与“嘿呼”有关，即使缠绵病榻，王朤伯伯想的也是还要再和父亲“嘿呼”几句。
可见，黄冈方言“嘿呼”已经成为书中人物某种程度上的“共情”的基础，这并不难解释，因为方言所唤醒的是独属于黄冈地区的共同的地域文化记忆，而这种文化记忆背后，始终指向那个指引书中人物前进的“贤良方正”的黄冈精神。老十一作为书中略不光彩的人物形象，在公司的墙上却挂着一幅巨大的写着“嘿呼”的书法作品，这似乎与当下企业家彰显自己文化底蕴的惯常做法别无二致，但不同之处就在于书法的内容。老十一将家乡最有代表性的方言作为自己经商之时的勉励之语，这或许正是一种暗示：老十一其实并没有忘却故乡的精神与风范，而始终为其在心中保有余地。
刘醒龙将方言与地域，乃至地域背后的精神品格建立起直接关联的做法，在当代文学的写作中并不鲜见，然而颇有意味的是，在小说的末尾，“我”和少川在提及月亮之时，随着“寒露节的月亮带着最后一抹月光沉到地平线后面去了”，面对着“整座刘家大塆，当然也可以说是整个黄冈，还有整条长江和整个江南在一刹那间变得黑洞洞、黑沉沉和黑漆漆”， “我”竟然突然“想起黄冈方言中的‘嘿呼’、‘不嘿呼’和‘嘿呼嘿’，不知为何，心里莫名其妙觉得，这些方言在语气上与眼前景象似有契合”⑤。尽管在书中这段联想只是一闪而过，但将夜色与并无相关含义的方言联系起来的这种联想本身是令人意外的，因而也就颇值得关注。“我”之所以面对夜景想到了家乡话，恐怕并不仅仅是“黑”“嘿”谐音而已，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游子思乡的心态，经历了众多历史与现实的波折之后，这种联想是略带疲乏的自然而然的回家的念头，这种颇为浪漫化的联想方式，显然赋予了方言更多的抒情意味。
除了“嘿呼”之外，小说中还多次提及将父亲称作“伯”与将目前的居住地称为“这个县”的两种说法。之所以将父亲称作“伯”，小说中有着从历史源流上的详细解答：“原本定居在鄂西与川东武陵山一带的巴人，屡屡谋反，屡屡镇压，总也没个尽头。东汉皇帝刘秀当朝时，巴人又起来造反，被剿灭之后，刘秀下旨将参与造反的七千多名巴人骨干，集中迁徙到史称五水之地的倒水、举水、巴水、浠水和蓟水的鄂东一带，意图用绵绵流水来消融山大王们的好战性格。历史和时光的确做到了前朝所想要做到的。在消磨性格的过程中，巴人在生存环境完全不同的五水之地，仍然断不了挑起血腥战事，以至于史书将这个时期以黄冈为中心的这片地区的人成为‘五水蛮’。只是每场战事的结局都对‘五水蛮’们不利，这种失利的直接结果便是对那些涉事的‘五水蛮’家族以株连形式问罪。如此，五水之地的人们就发明了将父亲称为‘伯’的最为简捷的脱罪方法。”⑥这段悲壮、无奈而又颇富诗意的历史传说恰好说明了上文所述黄冈地区的“困苦的执拗”的来源，那是在时间的积淀之下，一种“绵绵流水”以及“历史和时光”都无法消磨掉的一种奋勇与执着。因此，祖父以及父亲一直坚持的只把目前的暂居地称为“这个县”，以免忘掉故乡黄冈的执念也就可以被理解了。
刘醒龙在《黄冈秘卷》中为本身作为能指的黄冈方言赋予了新的所指，与“嘿呼”等方言相关联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它们本来表示多少或价值判断的含义，而是指向了悠远的黄冈历史、困苦执拗的精神品格，甚至一种关于故乡的诗意追思。“嘿呼”的方言在此已经不仅仅是表达着一种地域认同或语言选择，而是在获得了某种心灵历史的象征意义之后，实现了一种厚重的浪漫表达。
三、复杂的现实：革命、伦理、资本的冲突与和解
叙事策略的复杂性是《黄冈秘卷》的又一特点。刘醒龙将历史叙述掩藏在刘家大塆人物命运背后的同时，设置了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交叉叙述，情节旁逸斜出，使得历史的面目扑朔迷离。表面上看来，小说主要讲述了父亲老十哥刘声志和同年同月出生的老十一刘声智之间兄弟阋墙，矛盾丛生的故事，同时“我”和少川、祖父、老十八、王朤伯伯又参与其中，讲述着各自的故事。在这条明线之下，两本“秘卷”，也就是《组织史》和《刘氏家志》则又构成了叙事的暗线，如何看待《组织史》《刘氏家志》修与不修，这是贯穿全书始终的问题。将这样芜杂的叙事稍加整理就不难发现作者的匠心。父亲老十哥和《组织史》血脉相连，《组织史》是他毕生的寄托与执着，父亲的一生就是集体与革命的写照。《组织史》上语焉不详的寥寥百字，就足以让父亲为之魂牵梦萦，矢志不渝。而老十一则是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与父亲老十哥做人民的公仆不同的是，他早早就踏上了经商之路，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某些不道义与不光彩的时刻，无论是早年出卖父亲老十哥，还是晚年企图在教辅材料上牟取暴利，都使得老十一所代表的个体与资本的形象不甚高大。相比之下，老十八的形象则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他游走在父亲与老十一之间，寄希望于重修《刘氏家志》，也试图让父亲与老十一重修于好，老十八承担着的是来自乡土与伦理的重担。由此可见，在繁复的叙事策略中，清晰可见的是集体与革命、个体与资本、乡土与伦理之间的错动关系，刘醒龙的现实关切仍旧回到了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命题之中。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刘醒龙主要讲述了这三组命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父亲老十哥将组织视为自己的人生原则，认为只要进了《组织史》便不能再进《刘氏家志》，否则便是对组织的不忠与背叛，甚至勒令老十八不准再提重修《刘氏家志》的事，集体革命与乡土伦理在父亲这里，形成了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在老十一那里，事情却截然不同，尽管老十一颇有资产，甚至完全有能力写一本专属于自己的《刘氏家志》，但苦于膝下无子的他，仍旧想延续香火，从而进入刘家大塆那本原初的《刘氏家志》的序列中去，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刘家大塆的人看来，即便老十一更为富有，但父亲老十哥才更让他们感到骄傲。在这里，迫切想要得到乡土伦理的承认的资本的逻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但刘醒龙显然也注意到了，现实并不是只有泾渭分明的冲突，他试图在塑造人物形象之时，也去描绘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程度。父亲老十哥谨记国教授的话，对所有的小轿车(实际上是坐在轿车中的人)深恶痛绝，但曾经他也因控制不住对轿车的喜爱而遭受不幸留下一道“贯通伤”；父亲与老十一之间也并非只有矛盾，回过头来看，他们一个叫刘声志，而另一个叫刘声智，那个祖父曾称之有“大智慧”的曾祖母为二人取了同音的名字，这种历史的巧合似乎早就先验地暗示了革命与资本之间所具有的复杂纠葛；同样地，父亲老十哥对《刘氏家志》的排斥也并非那么绝对，正如作者借“我”之口所说的那样，“没有人能拒绝的了《刘氏家志》的诱惑”，父亲对故乡的执念其实与他对组织的忠诚一样深厚，不然他何以在面对大家对《组织史》上父亲的介绍只有寥寥几行的不满声中，回应道：“不是还有籍贯吗！”不然他又何以瞧不上天下的莲藕，唯有故乡的巴河莲藕才深得他心？中国乡土伦理强大的召唤能力其实始终扎根在老十哥、老十一的心中，因而也一直与革命的历史，与现代性进程紧密而复杂地缠绕在一起。这也是为何，作为刘家大塆王先生的私生子、乡土社会的边缘人与逸出者，王朤伯伯的临终夙愿，依旧是叶落归根，回到故土刘家大塆，这种乡愁的力量是难以抗拒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终章中所达成的“团圆”结局，也就显得顺其自然了。无论是书中一家老小都齐聚一堂，共同享用那令父亲老十哥一生都念念不忘的巴河藕汤；还是在一种惊人的巧合之中，父亲老十哥和老十一彼此都拿出了本应属于对方的一本《刘氏家志》；抑或是父亲最终答应重修古老的《刘氏家志》……这都表明：复杂的历史与陈旧的过往纠葛，都在现实之中皈依于乡土与伦理的逻辑，从而达成了一种暧昧的和解。《黄冈秘卷》所描述的这种冲突与和解之间的缠绕关系，正是对于复杂现实的写照，这种现实既包括历史的，也包括当下的；既包括事实的，也包括精神的。因此，即便暂时抛开小说中更为明显的现实批判的情节，诸如老十一意图借由教育的投机倒把，或父亲完美地预防了火灾之后但却并未得到认可，反而是救火的人得到了升迁等等，刘醒龙依然呈现出了他的现实关切的另一个面相。
面对着老十哥、老十一、老十八之间的执念与纠葛，有评论家表达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是小历史对大历史的质询吗？这是现代向传统的撤退吗？这是集体对个人的让渡吗？这是都市文明对乡村伦理的妥协吗？”⑦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又不止于此，在上述种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或许更重要的是，刘醒龙所描述的这些冲突与冲突之间的中间地带，并且在经历了小说前半部分的历史的波折与现实的纷扰之后，刘醒龙让王朤伯伯归于故土，让老十哥与老十一重修旧好，让《刘氏家志》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这种宁静而和谐的状态，或许是刘醒龙对当下复杂现实状态的一种理想期待与诉求，也即一种心灵的破解之道。
四、结语：“现实感”与“浪漫的趋势”
早在1926年2月，梁实秋写于纽约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就已经说道：“我现在不讲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因为现代还在酝酿时期，在这运动里面的人自己还在莫名其妙。冷静的批评者或可考察这全运动的来踪去迹。所以我只讲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⑧梁实秋之所以规避“主义”而只表述一种“趋势”，表现了他对于把握同时代文学时的一种谨慎心态与恰切的历史意识。时隔将近百年，有关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接受与研究早已与梁实秋所在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梁实秋对待同时期文学的态度仍旧值得今天所借鉴。尽管刘醒龙一直以来被看作现实主义的力将，但《黄冈秘卷》这部他最新推出的长篇，其间所体现出的丰富的“现实感”却也混杂着也许可以被称之为“浪漫的趋势”的审美趣味，表现出了刘醒龙创作中的某些新的质素。正如小说开篇那句谶语所说的那样：“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不是天赐，就是阴谋。”刘醒龙以“巧合”作为结构《黄冈秘卷》全书情节的线索，将“偶然”作为情节推进的动力，似乎有着马原80年代一系列作品的感觉，但二者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刘醒龙并非要书写历史的非理性与生活的圈套，而是要借此完成自己的叙事闭环，从而向他所关注的现实之中倾注进大量的主体意识。这里的主体意识还表现在“我们的父亲”这一理想人格的塑造，老十哥既是黄冈精神品格的集合，也是理想的革命主体，同时还是有血有肉的个人。尽管这似有雕琢之嫌与僵化之弊，但一种关于现实的浪漫化想象的可能也因此而实现。
经由《黄冈秘卷》，刘醒龙重现了故乡黄冈的历史记忆与方志情韵。这里有着以“嘿呼”为代表的通过调整次序就能获得含义的方言系统，也有着“五水蛮”的战争和革命的历史，更有着代代流传下来的“贤良方正”与“困苦的执拗”的黄冈精神品格。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想到那种湘西的独特的风情与对内在生命力的崇拜。或许，在《黄冈秘卷》的现实之中，也有着某种“抒情的传统”或浪漫的想象。在后革命的语境之中，抒情传统似乎更多的是被看作对革命史诗的对抗甚至消解⑨。然而，经由“我们的父亲”老十哥这个角色，革命的现实与抒情的浪漫似乎构成了某种微妙的结合，这样一种充满温情的笔墨，或许也正是有论者之所以将《黄冈秘卷》认为是刘醒龙具有“晚期风格”作品的理由之一⑩。
或许，面对着盘根错节的历史与现实，来自乡愁的浪漫是刘醒龙认为的最后的皈依？人与人之间的全方位和解是他所追求的希冀？然而这种颇具浪漫与理想化的追求与方案，在跳脱出文学乌托邦之后，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达成，又能够达到何种程度，这似乎依旧是值得探索的谜团。
注释：
①叶立文、但红光：《乡村想象与启蒙叙事——论刘醒龙的乡土小说创作》，《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②陈晓明：《众妙之门: 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
③徐颖、刘醒龙：《刘醒龙和〈黄冈秘卷〉：嘿呼嘿的秘密与解密》，《楚天都市报》2018年7月22日。
④张光芒：《精神寻根的新路向与新立场——评刘醒龙长篇新作〈黄冈秘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⑤刘醒龙：《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73页。
⑥刘醒龙：《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86页。
⑦陈晓明：《在现实与历史交汇处的和解——读刘醒龙〈黄冈秘卷〉》，《光明日报》2018年8月22日。
⑧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⑨相关观点与论述参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⑩雷登辉：《在坚守与和解之间:谈作为“晚期风格”的〈黄冈秘卷〉》，《长江丛刊》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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