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欣怡：赵老师好！今天能够有机会和老师一起分享您的治学经历，倍感亲切和受教。如林毓生所言：“模仿是学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希望借助与先生这次沉浸其中式的访谈，能够令我们寻到一个深入学习与思考的契机。通过对先生四十多年如一日治学修身、笔耕砚拓的面影的回顾，我们也能努力看清自身的位置与当下的使命。在交织着机遇与挑战的当下学术环境中，给予我们新的启示。首先，令我好奇的是您的学术起点问题。1977年，您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留在该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工作。彼时，刚毕业的您是否还面临其他选择，是什么样的动力使您最后选择了留在教研室继续潜心于学术？1980年，您又赴吉林大学访学进修一年，这段经历对您日后的学术方向与教学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赵学勇：欣怡好！今天是我们师生的一次面对面的心灵的交流和对话，也是对我几十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回望和梳理，当然通过这样的交流，反思我自己的学术历程，以望促使我今后的工作有所长进。
提及我刚毕业时候的情况，就首先要说到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兰州大学中文系的整体环境。得益于特定的历史机缘，那时的兰州大学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早在1959年，著名教育家江隆基由北大调往兰大任校长，有许多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学人便相继汇聚于此，使其一度有“小北大”之称，其中中文系尤是如此。譬如系里的胡垲、吴小美、祝敏彻、刁在飞、齐裕焜、黄伯荣、徐清辉、黄湘舲等先生，都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外还有诸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及兰州大学留校的小部分老师，共同组成了兰大中文系的师资力量。由于有这样一个来自各名校的师资队伍，加之“文革”刚刚结束，因而当时的中文系的学术气氛相当浓厚，学术风气也显得严谨务实。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中，能够得到老师们的认可而留校也让我感到非常荣幸。那时我被直接分配到了现代文学教研室，同届与我一起留校的还有两位同学，后来一位去了学报编辑部，另一位从政了，真正留系里的就我一个人了。
其实，当时与我留系前几届的同学，都会面临一个重新选择职业的问题，就是继续做教学科研还是搞教研辅助或者行政工作。由于我们这批“老三届”都属于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是在整体基础还是在专业知识结构方面都难免有一些缺陷，因此当时在分流时，学校方面还是比较鼓励我们去从事行政工作的，后来这一批同学也纷纷成为学校的中高层领导干部，或在校外其他单位从事行政工作。而我则是属于比较“顽固”的一类，对自己热爱的事情甘愿一条路走到黑，所以就拒绝了一些比较难得的机会。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在某场学校大会上，我撰写的代表教师的发言稿受到了比较热烈的反响，也得到了校领导的赏识。此后，时任校长，后任甘肃省委副书记、中宣部副部长的聂大江先生多次动员我去校办做秘书工作。虽然感激于聂先生的邀请，但是相比于那些最后没能留在自己专业的老师，我还是更加珍惜能够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工作的机会，所以最终还是婉拒了这次聘请。
在留到教研室以后，我们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补课”的问题。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个大转折时期，各行各业都在加快自身的建设进度，学术界也是如此。因为有感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尚待提高和补充，我十分重视抓住身边的机会，努力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譬如在做1978级辅导员的时候，我便跟随同学们再一次系统地接受了四年的专业课程训练，它所带来的对于自身知识结构的补充以及专业知识的系统化认识，于我而言都是相当重要的环节。
此外，还需要提到一次对我日后的研究工作影响较大的机遇，那就是从1980年7月到1981年9月赴吉林大学的进修经历。彼时兰大给刚刚留校的教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即去一些名校的名专业继续进修学习，譬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等。鉴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此前已经出版过具备自身特点的、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62)，同时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丰富的史料占有且整体发展势头迅猛，所以经教研室老师集体商议后，决定委派我去吉林大学中文系进修访学。更加难得的是，我能够跟随的导师，是专注于鲁迅研究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专家刘柏青先生和专注于鲁迅及现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的文学史家刘中树先生。1980年的7月我赴吉林大学，于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潜心读书，且有机会参与了吉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所有活动。刘柏青先生和刘中树先生为我拟订了包括阅读书目在内的详细的学习计划，在生活上无不细加关照，让我倍感亲切，终生受益。此外，我还受到了同教研室的郝长海、金训敏等老师的关照与指点，比如因为身兼听课与备课的双重责任，我再一次系统地聆听了刘柏青先生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专题课，郝长海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基础课，这对于我日后走上讲台开设相关课程有较大助力。与此同时，这期间我还经常去吉林大学隔壁的东北师范大学听课学习。这期间，东北师大孙中田先生的“茅盾研究专题课”对我帮助最大。彼时，茅盾是最受学界关注的作家之一，而孙先生正处于学界茅盾研究的领先地位，他的课程自然也十分精彩。记得那时听课的人数并不多，大概亦不超过十个人。每次上课时，我就带着录音机去记录，也因此系统地接触到了孙中田老师的茅盾研究成果，这对于我知识结构的拓宽和教学方法的借鉴很有成效。
除却名师的指导外，吉林大学图书馆开放灵活的借阅制度以及丰富的馆藏书目，也为我的学术训练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条件。鉴于东北行政学院图书馆与哈尔滨大学图书馆合并的历史基础，吉林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在当时的高校图书馆中可谓名列前茅。尤其解放前期刊作为图书馆的特色资源，无论是从其材料占有还是保存程度而言，都是比较充分且完整的。记得那时的近现代文学期刊室恰好设在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旁，于是我每天早上从八点钟开始，将想看的期刊抱到阅览室里浏览，没有任何人打扰。利用这样难得的机会，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一遍中国现代重要文学期刊，即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开始，到《小说月报》、《现代评论》、《沉钟》、《红黑》、《新月》、《人间世》、《文化周刊》、《语丝》、《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太阳月刊》、《未名》等，再至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文学》《文学季刊》《文学月报》《北斗》等大量左翼文学刊物，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七月》《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艺生活》《文化杂志》《中国文艺》等期刊，这其中我会尤其注意到作家初版本作品以及彼时各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当看到初版本的有些作品与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版本的差距之大，各种问题意识便开始逐步浮现出来。现在回头去看，这对于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来讲，从阅读原版期刊入手，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记得后来再去北京等地的其他各大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手续之烦琐、要求之严苛，确实让人感慨现在再也没有那时便利的条件了。之后，我才感受到这个过程对于自己真正步入对现代文学专业领域的认识多么重要，无论是知识结构的较为系统的补充还是学术视野的拓展，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魏欣怡：我知道对于刚步入学术研究的青年学人而言，也必须做一些相关的教学管理方面的工作，作为老师，您主讲过“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等课程，那么您是如何读书与教学的？在这一过程中，您又是怎样把握文学史的？
赵学勇：1981年9月，当我回到兰州大学中文系以后，首先就要认真着手备课。当时我带的是本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给我的任务是八个课时的工作量，这对于初上讲台的我来说异常重要。兰州大学中文系一直十分重视本科生教学，它的考核标准与现在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现在的博士毕业生，留校后马上就可以站上讲台，而且一开讲就是完整的一门课程，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被允许的。即使是八个课时的课程，也需要一个较长的备课时间，甚至要达一年之久。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现代文学史课程并不能一次备全部课，我只能备其中指定的一两章，因此对某些经典作家作品要“深掘一口井”，达到比较精深的程度才行。即便是备好课后，也要在后期不断磨课的过程中受到其他老师的监督，听取他们的建议。记得当时，我们的教研室主任会全程跟随旁听。在听课的过程中，即便是习惯性的错别字也绝不会放过，都要一一挑出来提醒我们改正。由于在吉林大学系统地学习了茅盾专题研究，加之在此基础之上我又整理了许多相关的观点及史料，因此最终选择重点准备茅盾等数章的课程。记得当时这个课程在1980级学生中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比较周详的准备收到了回馈，这让我感到十分慰藉，也更有信心站得住讲台了，这一站就是四十多年的时间。
通过文学史类课程的开设，以及平日里持续进行的相关研究工作，我对于如何把握文学史这一问题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体悟。虽然我的研究时常侧重于某些对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者一直在争议当中被大家所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有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连续性和相关性，但是将其置于整体文学史的框架中去考察，实际上它们已然构成了一个文学史的整体。所以，正是这样以点穿线、由线带面式的研究，比较清晰地串联起了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发展的面目。
20世纪80年代初，我跟随吴小美先生读硕士。吴老师在北大中文系时师从王瑶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鲁迅研究、老舍研究及中外作家比较研究领域都卓有建树。可能是受到北大不拘一格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她亦颇得王瑶先生教学风格的真传。因此她虽然对学生的选择非常严苛，但是平日里又较为宽和自由，和我们的聊天也不仅仅限于学术领域，还包括生活及读书方面的近况等等。在这样天南海北式的聊的过程中，我们的思路得以进一步明朗，视野眼光也更加开阔起来。
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确实是一个交织着思想激情、学术理想以及价值重估的年代。它不仅改变了整个学术界的面貌，当然也极大地改变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方法、视野以及格局，而这一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彼时，各种各样的新思潮雨后春笋般蜂拥至我们的视野之中，让人应接不暇，那种文化气象所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所有人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那时整个大学的校园气氛和现在相比还是不大相同，你一走进校门就能感受到的是从老师到学生的思想碰撞以及热切的求知欲。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因为那时买书还比较困难，为了买到一本刚刚得以再版的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我从凌晨三点钟去市里的新华书店排队，直到早上八点钟书店开门以后才能买到。可见那个时候大家对新知的获得确实是满腔热忱，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非常难得的了。
魏欣怡：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学术园地往往决定了日后自身学术面目的整体风貌。那么，您当时为什么会首先选择沈从文研究作为您学术的起点？是客观环境的选择还是您的主观意愿，或是二者兼具？您又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1990)的呢？
赵学勇：在确立了现代文学的研究方向后，我就开始考虑自己的研究选题。加之当时正处于80年代学术界对于文学史整体反思的背景，所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研究对象作为切入点，对于当时的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沈从文因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以及独具特色的创作历程，对于长期阅读左翼文学作品的我而言十分有吸引力。对沈从文的进一步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现代文学的窗子，令我感喟到现代文学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一类作家和文学现象，他们的真实面目完全不像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这样对沈从文的兴趣就开始进一步扩展至类似的作家群体，譬如20年代、30年代的新月派、现代派诸位作家，40年代国统区的一些作家等等。在这样的前后比较的阅读过程中，又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特异性”的思考，也开始逐步将以往文学史中的某些内容替换为带有个人理解的阐释。
当时恰好逢着一个机会，就是我受《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信先生约稿，撰写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述评的论文。在当时文学史反思的大背景下，《文学评论》编辑部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出一批现代经典作家与文学现象研究的专题文章，作为重新进入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我记得当时已经推出了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丁玲、老舍、曹禺、闻一多、冯雪峰、胡风、赵树理等作家在内的一系列相关论文，后来这些文章被综合后收录在由王瑶、樊骏、赵园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1989)一书中，影响较大。《文学评论》此举，意在探寻的是多年来受到文学史冷落或被误读的究竟是哪些作家。如今回头来看，对这些作家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接近历史面目的评价，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至于由我所承担的沈从文研究的这一部分，当时还处于“墙里开花墙外香”的阶段。因为对于沈从文的研究首先是从国外汉学界那里引入的，譬如给予他很高地位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金介甫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977)等著作。至于在其时的国内，沈从文就像是“一件刚出土的文物”，对其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未成为热点议题。为了把握好《文学评论》给予的这次机会，我决心要在这一块儿做出点成绩来。
应当说我也是在70年代末这些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开始传到大陆时，才在吉林大学系统接触到了这些“沈研”著作，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至于在国内的沈从文研究中，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1985)、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1986，论文)等也昭示了“沈研”进一步走向深化的可能性。那么要全面地反映沈从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就不仅局限于当下研究成果的综述，更离不开对作家本身的整体评价。同时，怎样开拓一个新的沈从文研究的局面也须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进入研究对象，要大量地阅读他的作品。只有在全面解读作品的基础上，才能同当下的研究成果进入一个平等对话的空间，然后做出评价之评价的工作。其实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在我们此前所能接触到的文学史中，沈从文“出镜”的次数寥寥，或者仅仅是以批评性的话语简单定调。但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从20世纪30年代起创作旺盛一直延续至40年代但又受到左翼等极力挤压和冷落的作家，或许能够呈现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中的另一个面向。怀持着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我完成了《在历史的反思中探索——近年来沈从文研究述评》一文并交予王信先生。《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王信先生是一位学界公认的资深编辑，他对学术的热忱及对稿件的高标准、严要求是学界公认的。我记得针对这篇论文的相关修改，王信先生曾与我多次通信，每一次都多达五六页纸之长。对于论文中所提及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条观点甚至每一行字，他都丝毫不懈怠地逐句指出与我讨论，令我十分敬佩。
这篇论文的发表确实在当时的学术界收获了一定的反响与回应，这也促使我建立了一个此后进行沈从文研究的基础。80年代中期正处于一个文化热的年代，这一潮流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在学术界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和空间。因此，我在充分掌握了沈从文的相关材料后，也希望把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从文化的角度看取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进程及其关系，并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作为现代作家的沈从文究竟在文学史上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并从事创作的，于是便产生了我的第一本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1990)。在书中，我除了论述了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的密切联系外，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论题。譬如沈从文的文化创造及其“民族精神重造”的独特思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作家群体，他们是以怎样的姿态忧患于民族的复兴与新文化的建设；沈从文所提出的“人的重造”和“文化的重造”问题，是不是代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谋中国出路的一种思路；这种现代的文化“重造”思潮之于当代中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些问题在过去一直是被文学史极力否认或有意遮蔽的。正是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我感觉到了自己对旧有研究成果以及自身知识系统的一个补充。
魏欣怡：学术研究虽然看似是与故纸堆打交道，其实质是对当下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叩问与对话，也要为当下的学术与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参照与方向性的指引，亦即我们常说的学术研究的“当下性”意义。回顾您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您在1990年申请了国家教委青年专项科研基金项目“现代乡土文学与当代西部文学”，您的研究开始由现代乡土文学研究转向当代西部作家作品(以小说为主)研究。那么，您是以怎样的方式令您的乡土文学研究由“现代到当代西部”得以打通？或者说您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次学术重心的转移还是对乡土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的整体格局的拓展？
赵学勇：从沈从文研究到乡土文学研究，再延伸到当代西部文学研究，与其说是一次学术重心的转向，倒不如说是我对研究对象的一个扩展而已。一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性，充分表现在它和中国当下社会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和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和中国现代以来文学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创作现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时的学术研究里面必然贯穿一种个体对中国社会问题在现代化、再启蒙进程中的一种思考，当然也还有一种忧患意识的投入，这在当时的知识界是一种普遍的情绪。而这种思考及当时的学术氛围就会不断地激发我的一些问题意识，即如何通过文学来看待这些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充满激情的学术自觉行为。此外，我们都知道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首先是从写农民开始。它既是鲁迅创作的两大题材领域(农民、知识分子)之一，也形成了其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书写传统。此后的作家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样一条线索去书写农民、体验生活的。因此，作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而言，带着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意识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能够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的面相、文化结构及特点，当然对于了解乡土中国的现代艰难进程也是很有意义的。
当作家作品研究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要寻求一定的超越甚至突破，这对于学人而言是比较有难度的问题。一般而言，研究对象的拓展主要还是基于研究初期所建立的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其做出进一步的拓宽与深化。以作家研究为例。在进入作家作品的研究时，我们势必会接触到诸如该作家的创作背景、隶属群体、人际交游等其他与创作相关的话题，这也在潜移默化中拓展着我们的学术思考。譬如在对沈从文进行研究的过程之中，就势必会涉及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研究，同时涉及现代知识分子的乡土背景、乡土人格、乡土情结、乡土视野及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角色等相关议题。那么当把沈从文放置于现代乡土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时，他对现代乡土文学到底有哪些贡献，就成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话题。于是，我的研究对象亦随之扩展至现代乡土文学这样一个意涵较为丰富的领地。从“五四”时期鲁迅的乡土小说开始，到20年代的乡土作家群、30年代的左翼乡土小说，直至4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都被纳入了我关注的范围之内。这其中还包括了自由主义作家与左翼作家乡土文学的区别、特点等一系列相关联的议题。不过这其中我所突出的重点，仍然是处于创作旺盛期的沈从文，他在20年代、30年代的乡土作家群中最突出的个人特点问题。那么在这个阶段的研究过程中，我又随即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即如何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联系。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关系，当代西部文学其实与现代乡土文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80年代中期以后西部文学已逐渐成为气候，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对其做出一个追踪式的跟进研究。那时，恰逢国家教委已经开展了一些有关项目的申报工作，我就顺势申报了“现代乡土文学与当代西部文学”这一课题。
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我一直对西部农村的这片土地怀揣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尽管我的祖籍是陕西，但是自一岁起就跟随父母来到了甘肃省的一个比较偏远的县城生活，看起来是一个县城，实际上是一个大乡村。父亲是学农的，一辈子和农村、农业、农民打交道，这当然对我影响很深。我在那里长大、上学、插队、当矿工，此后才进入省城兰州上大学。或许正是因为对西部这块土地有这种切身的感受，我才能够饱含着“理解之同情”的感情，真正对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进行格外的体察与关注。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我觉得应该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所熟悉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部人的生存本质的切身理解，真正进入西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与他们达成对话与共识。但是与此同时，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又令我与作家作品间生出一定的距离感，这也使我更能够冷静地看到他们在全国文坛中所处的位置，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努力找寻新的突破口与可能性。因此，有关西部文学的诸多思考，对于我这个血液和胸腔中灌注着西部情感的学人而言，既是一次对自我生命进行真诚省思与检视的机会，也促使我能够为当下的西部地方文化建设出一份心力。
记得在1990年申报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应当算是较早涉猎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在当时的研究团队中，还有中文系的几位年轻老师。那时大家对这一课题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热情十分高涨。最后的成果就是《新文学与乡土中国——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西部文学研究》这部论著。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文化背景转变的过程之中，西部文学在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相较于东南部发达地区的文学格局，西部文学创作是否具有某种共通的特征与潜质？从历时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西部文学的内在精神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承继与张扬，因此用足够的篇幅从鲁迅开始的现代乡土作家一直梳理到新时期乡土文学的作家创作状况，探寻其深层的历史联系；从共时的角度而言，又深入阐释了新时期西部小说作家创作在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写作风格、审美追求等方面的普遍性特征。而贯穿全书的线索，也即是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西部文学内在的关联与共振。
魏欣怡：作为国内第一部路遥研究专著，您的《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1995)在路遥去世不久即面世，这部著作既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乡土的宏大社会背景之中对其加以考察，又于细微处凸显了路遥小说的审美品格，表现出了您旁涉多边及成熟绵密的行文功力。那么您能详细聊聊关于路遥研究的思考进路吗？
赵学勇：恰如林毓生先生所言：“我所有的个人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比较倾向于在学术研究中倾入更多主观关怀。那么之所以对路遥这个作家产生兴趣，看其创作仅是一个方面，更在于看重他对于“作家身份”定位的自觉意识及与其表现对象的情感契合。这一点让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共鸣。路遥曾说：“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作家自述中所体现出的这种自觉的身份意识，实际上是非常令人感佩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倾尽生命去写作的那股韧性使他过早地透支了自己的健康，以至于四十二岁就辞世了，这使我感到无限惋惜。在路遥其时的中国创作环境中，他和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则显得土里土气、格格不入，但这恰恰也是这位作家独立人格、承担意识的体现。他关注的一直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比如“三农”问题、社会转型问题、普通民众的生存问题、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等。他悲悯于民众生活的艰难，他所坚持观照的，始终是平凡的世界里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是那些底层社会真切动人的欢笑与痛苦。特别是他所塑捏的高加林等人物形象，有着一代农村青年普遍的人生轨迹的影子，无不引起人们的情感共振。还有路遥那种下沉的观察社会和人生的视角、清醒的认识、鲜明的立场，既延续了中国现代自“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又借小说创作回应了文学为什么人、如何为的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但是这样一位在读者中引起持续兴趣的作家，却没有得到评论界公正的评价和正面的阐释，是很遗憾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有必要对路遥和他的作品做出认真的梳理和系统的研究，于是就有了《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这本书。
对路遥的研究看起来是对于一个作家的研究，实际上是我力图通过对这样一个作家的研究，不但看当代文坛现状，还可以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面向与文化走向。路遥所叙述的，已不仅是彼时农村变革的时代情绪及一代人的觉醒，更是20世纪中国一路蹒跚走来的历史回顾及当下写照。因此，对路遥的研究及其评价也就不再局限在作家创作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性”高度上，就如我们认识《子夜》之于30年代中国社会的走向一样。
其实数十年来，虽然我的研究对象时有拓展，但我在研究过程中的整体思路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在为学生开设文学史的相关课程时，必须要对诸多作家做出阐释和细读，但其实部分作家作品与我个人经验还是有一些隔膜的。而能够真正吸引我的这些研究对象，与我在本质的精神层面其实是密切相投的。它们同我一样从乡土一步步走来，怀揣着同情之理解、之悲悯的情感对当下的底层社会与日常生活进行观照，进而用文字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从“类路遥”的相关作家群研究，延伸至底层文学研究，再到柳青现象等相关专题研究，无不是如此。
魏欣怡：2005年，您从兰州大学被引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请问地缘上的迁移为您的学术和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2011年，您作为首席专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式立项，经过了四年的潜心研究后又获得滚动资助研究，其成果除《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重估》等系列专著外，还有《天地之宽与女性解放——延安女作家群述论》《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1934—1949)》等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系列论文产生了较大反响。那么，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转向了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可以简要总结一下您的主要观点、研究进路及思路吗？
赵学勇：我自小就生活在西北，还在陕西以西的甘肃，从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方面的适应上说，来西安工作，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不适应。在我看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是一个学术气氛浓厚、学术传统悠久的学术园地，尤其是以霍松林先生为学术带头人引领了几代学人间的薪火相传，一时更是传为佳话。在专业领域，我开始在以往的基础上向两个方向继续做深化研究工作。一方面，陕西作为“华夏民族之摇篮，东方文明之滥觞”的地区，不但有十三朝古都的文化积淀，也拥有强劲的文学生命力和丰富的当代文学创作实绩；而省内不同的地理地貌特征使得陕北、关中、陕南等地又造就了风格相异的三类作家群体。这种创作的地理现象形成了陕西作家间“和而不同”的写作风格，也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初文坛陕军崛起的难得盛景。因此，我展开了针对以陕西地区为代表的西北作家群的研究，也就有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北作家群研究”等课题。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作为本学科关注度较高的启蒙、革命、现代性等相关话题在学术界持续发酵，甚至波及历史、哲学等其他社科领域，成为一个具有引领性质的众所思考的问题。其中包括作为带动左翼文学创作的左翼文学思潮，究竟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哪些贡献，积累了何种经验；它历来所张扬的、外在的现代特征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的现代性精神，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从左翼文学至当下文艺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潮的阶段性特征各有何侧重；鲁迅、茅盾等深刻把握了文艺本质的左翼理论家、创作家，又如何透析左翼文学精神。在这样不断思考的过程之中，也就有了《左翼文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论纲》等系列论文。
在我看来，无论是学术视角的深化还是研究范畴的扩展，其内在动力都是不断地进一步认识文学史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即对现代文学史生发出一种“瞻前顾后”式的思考。那么在左翼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我就需要将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直接影响下的历史进程纳入进一步思考的范畴。而地处陕西的延安，作为现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圣地，其特殊的“延安十三年”真正造就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地位的、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问题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队伍。其中，延安文艺座谈会及其联动产生的一系列有关文艺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创作实践、规范和影响更是作为独特的“中国经验”发挥作用至今，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在此基础之上，我所要探讨的是，作为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节点，延安文艺究竟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文学形态，它的承上启下的历史节点的作用是怎样生发、演变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而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革命性、现代性、本土性等有关新文学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又是怎样在这当中承担角色和使命的，它与“五四”所张扬的现代传统究竟是呈断裂还是深化的关系，它如何承前启后，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与影响，亦即众所追问的我们的文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而不是什么样的问题。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延安文艺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譬如王富仁先生的《延安文艺有重新加以研究的必要》等引发的国内一些学者的延安文艺本体研究、延安文艺史料研究以及海外汉学家的相关研究，但是这里面的几个引起学界长期争议的根本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与深入研究。所以于我而言，延安文艺的整体面目就这样在不断的思考与追问之中开始浮现并逐渐深入，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成了研究过程的重心之所在。
据我对有关延安文艺研究领域的观察，此前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式的考察路向。有学人的延安文艺研究裹挟着较多的负面情绪与较强的倾向性，在断然否定延安文艺的价值时未能真正顾及20世纪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特殊语境，并一概否定延安文艺作为历史存在且还一直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意识导向的文艺形态。因此，探讨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农业古国，如何在竞争激烈的世界格局及强大的传统荫蔽之中，实现后发式的工业化转型及现代性起步？一个处于夹缝中艰难转型的民族，如何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最高效率地组织民众，顺应民众的诉求，追求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就会理解，是现代中国启蒙/救亡的特殊环境造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延安文艺追求“现代性”的质的不同。因此我们不能以后见之明去一味责怪历史，重要的在于是否要看到战时环境中它的积极因素及其后来“时过境迁”的影响。而历史已成为历史，作为研究者只能用一种理性与严谨的态度看待历史、总结经验、重估价值，或者只是通过这样一种研究增强我们对文学史当然也包括对百年中国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深刻认识。
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一直坚持两个基本意向，对延安文艺做出整体性观照与学理性探讨。因为文学史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性的，由多元的、多向度的、多层面的内涵构成的历史形态，作家创作、文学现象、文学论争、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无论表现得如何各异，其总是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有了这样的思路，也就对文学史内涵的多样性、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我认为延安文艺是继“五四”启蒙传统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与深化，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忧患于民族解放的、努力于新文化建设的现代文学形态，它是新文化建设在特定阶段的必然的历史指向及实践方案。我以为，中国现代文学自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始即开启了文学与时代融合、与政治连接，走向大众、承担启蒙任务的先河。及至“五四”文学革命、鲁迅自言“听将领”而呐喊，再至左翼文学到延安文艺，不仅没有断裂，且其本质始终有一条贯通其中的内在连续性。到延安时期，才真正一步步实现了将启蒙精神渗透于革命实践与文学实践的历史，即启蒙由形而上的理论设计转变成为形而下的启蒙实践，亦即启蒙与救亡并存。另一方面，我以为经由此役，延安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已经由“五四”时期西方影响下的文化焦虑中的被迫的现代性追求转变为积极的自主的本土化的现代化实践，且这一历程已经与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现代化追求紧密地融汇在一起。因此，延安文艺现代性的追求及价值体现是不同历史时段中国文学的必然精神向度。这也就是说，延安文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课题的进展情况，始终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支持，也进一步促使我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努力发掘出更为广阔的问题空间。
魏欣怡：我发现您比较倾向于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做反思类研究，这其中您既有对文学发展现状的反思，也有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反思，也包括对一些重要作家研究现状的反思和再评价。那么作为一位学者，您为什么热衷于做此类研究？您觉得这类研究的价值在哪里？青年学子如果循此路做反思类研究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赵学勇：在我的观察中无论是作家创作还是文学现象、热点问题的研究，确实都有一种问题意识和反思的特点。学术研究中，适当的反思能力应当作为一种学术的自觉追求。首先，我认为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及范围的历史与现状需要有较全面的认识，它(它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你就会在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时取其优长，补其不足；当然，你对研究现状了解的过程，也是自己提高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就有了再反思的必要。一个问题究竟是否恰切于该研究对象，又能否因站得住脚而成为真命题，它的解决能否为这一课题开辟有益的思路等等，都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有的自觉意识。譬如我的鲁迅研究的系列论文，都是针对自90年代以来的各时段的鲁迅研究现状及问题而发的。在做这样的工作时，对其研究成果做出必要的清理和评价，就会发现鲁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过度阐释的问题，把本来可以很快说清楚的问题讲得玄而又玄；还有“窥私”性的所谓研究，在鲁迅研究中津津乐道于其日常生活的琐碎私事，窥探并刻意放大其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这样的研究不乏个例。不光鲁迅研究有这种现象，近年来表现在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还有一些研究刻意“求新”，却适得其反，其体现在一味过度借用西方话语阐释鲁迅及作品，令我们在阅读时往往生出许多疑问、隔膜和困惑之感，仿佛这已经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的鲁迅，而是一个不可思议、玄之又玄的“洋鲁迅”。我当然不反对以开阔的视野借助西方的文学理论阐释作家和文学现象，它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作家与文学现象的理论参照，但我们的研究对象毕竟是属于中国的，究竟该从什么样的角度与问题切入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另外，作为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也应该有一种承担和忧患意识。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特点，其本身就是和现当代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故此，想要达到纯文学境地的研究恐怕是很难的。我们在研究评价作家时总要求他们如何要有一种于民众、于民族的责任和忧患，其实，作为研究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感觉，现在的有些研究总缺少了点什么，细想一下，缺少的是“思想”，是研究中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想回应”，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文社科研究的当下性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8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为什么会成为显学，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直接参与并回应当代社会生活及文化现象中的诸多重大问题，这也就成为现当代文学学科本身富有活力的学科特色和优势，使得我们的学科一度成为“显学”。当下，这种“显学”特色似乎已经逐渐退去，这是需要我们警醒和反思的。
魏欣怡：您是从80年代走来的学者，我们也经常听到您忆及那个时代的学人学风，赞扬他们将自身生命体验完全地融入学术思考之中，以及他们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及阅读积累。在代际的薪火相传之间，您觉得我们当下的年轻学人可以从80年代的前辈那里借鉴些什么？这其中您格外感念的是哪几位学者？
赵学勇：当下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潮涌来。微信时代，让人时常感到无所适从。这当然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我们作为学人也能够更加便捷地寻找资料、交流学习。但是微信时代亦是有弊端的，过于拥挤的信息流和发达的网络，也往往将我们变为了时代的匆匆过客。技术时代的光影，使我们再也很难坐下来认真地去思考一个问题，有意去寻找、阅读纸质文献文本。80年代的科技自然远不如现在发达，但那个连座机电话都是奢求的年代，却意外地令我们更加甘愿坐“冷板凳”，去努力接触和思考一切知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照相机、复印打印机的便利读取条件，只能一段段地摘录与抄写，做大量的卡片以供撰写之用。但是这一过程却能够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即在场域，识记他们的文学创作且与之达成较为深刻的心理感应。这一过程对于学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学术积累。而微信时代过于浮泛的“浅阅读”状态，只能形成浮光掠影式的概览，总让人觉得不大牢靠。更何况看过的东西很快就忘了，很难深入至研究对象的语境中与之进行对话。总之，勤于动笔真的是一个卓有成效的过程，它不但在学术积累方面作用很大，也会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加真诚地袒露出来。记得当时我将自己的《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寄给张兆和先生，老人十分热情地亲笔复信给我，不但肯定了我的研究成果，还指出了我的研究视角的新颖之处，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令我感到十分亲切。
此外，我也一直思考：在当下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年轻学人到底应当怎样读书治学。虽然我们的求知问学经历不一定完全适应于当下，但是其中的某些质素是否还有可鉴性，尤其是学术热情、执着与感奋的研究精神的投入是否还有用。回想起80年代，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确实都充溢着一种群情激奋、昂扬向上的学术激情。而这背后贯注的，是学人们对于学术的敬重与追求。当然我也非常能理解当下学术环境中一些功利化的质素对于学人的影响，比如考评制度下为了谋生不得不按照要求发文章、争课题，但是我仍然认为和你的研究对象要有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并融入其中。如果说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只想获取点什么而丝毫没有兴趣或者说没有精神感应的话，那么研究过程中问题的提出及思考问题的方法、视角的选取等等，还是会受到较大的限制。因此对于80年代学人的学术品质，我们不妨将其作为一个参照，从而撷取其中优秀的东西更好地融入自己当下的学术研究当中。
那么提及对我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学者，首先肯定是我的导师吴小美先生。先生的研究视野、治学方法以及她的学术眼光，无一不深切地影响着我后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上面提到的刘柏青、刘中树、王信、樊骏等先生，他们虽然或宽厚或严苛，性格完全不同，但是那种学术品格的高亮、个人品质的可贵、眼光视野的开阔对于我的感化却是相通的，令我终生难忘。另外，一个人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受到的影响其实是“综合性”的，或许是你直接受教于他，听取他的教诲，或许和他的一次面谈、一封信件的来往、读他的一本书等，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你产生影响。这其中，钱理群、吴福辉、赵园、凌宇、王富仁、杨义、王兆胜等先生的“综合性”影响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钱理群先生曾多次来信肯定我作为第四代学人的努力，并表示欣慰。这样鼓励的话让我在学术的道路上一直感受着温情与暖意，也成为促使我勤勉于学的不竭的动力。
魏欣怡：谢谢老师！这次采访让我切身了解、感受到老师的生活和学术历程，受益良多。
赵学勇：也谢谢欣怡付出的辛苦！我要特别感谢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教授的抬爱和支持，特意在他主编的《新文学评论》中邀约，给了我们师生在这里对话的机会，对自己的学术经历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回顾。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对话和交流，促使我在今后的教学科研中有所长进。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