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雁：“一个普通女人/不会有血泪史”。在集中阅读您诗歌的这段时间，这两句诗行始终攫据着我。生活中，任何一个女人都可能是一部血泪史，母亲、女儿、姐妹……“女性”这一性别身份对您的诗歌写作意味着什么？是本源、修辞、技巧，还是别的什么？
武强华：很明显，这是一句反话。正如你所说，生活中，任何一个女人都是一部血泪史。你提到的这句是我的长诗《本命年》中的一节，当时也是一种来自身体和内心深处的双重疼痛迫使我写下这些文字。但我们所写的血泪史，也许正是很多女人的常态生活，甚至在生活中，人们认为这就是女人的正常生活，说血泪史太夸张了。生产，哺育，疾病，压力，对女人来说哪一样都是坎，尤其是生产和哺育，至少从男性的角度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多女人都默默地在生活中不断撕裂和缝补着自己，虽然外表光鲜，内心却是千疮百孔，这是人类苦难的一部分，我们完全有必要去书写。而且我深刻意识到，母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善良和悲悯那么简单，母性几乎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爱、善良、牺牲和温暖，像太阳一样不可或缺。
当然，我并不是女性主义者，试图去夸大女性的苦难和生存困境。我只是由心而发，书写了几个个例而已。女性身份对于我的诗歌来说就是一份真实，一种真实的身份和真实的感受，我在诗歌写作中并不主张强调和加重女性意识。诗人的立场，没有女性诗人的立场和男性诗人的立场之分。身份是特性，也是局限。我甚至对“女诗人”这个提法非常反感，写诗秉承天性、心性，自然而发就好，没有必要加上“男性”和“女性”的标签。有些人也曾经说到我的诗和我的名字一样，属于中性，除了《乳晕》等几首特别明显的女性诗歌之外，我的多数诗看不出性别。为什么非要看出性别呢？我当时这样笑问他们。
但是，我认为女性写作者也不必刻意去回避女性意识，发自本源的母性对世间万物都是一份眷顾和包容，这是一种天性和本质，该怎样就怎样， 刻意了就是伪装。
马晓雁：在相关资料中，了解到您有过从医的经历。亲友的病痛带给您创伤，也带给您思考。我觉得您的诗歌呈现出作为一份“病历”的现实意义，关于肉身、关于社会、关于时代。您认为您的诗歌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您在诗歌写作上的抱负是什么？
武强华：关于学医和病痛我可能可说的有很多，毕竟那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经历，也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因为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正接触到现代诗，并热爱和尝试写作。其实，我开始时就抗拒学医，无奈必须要学医，也是打定了毕业要改行的主意。所以学得并不好，大脑中留下的医学知识也得益于老师的强制灌输。后来，从亲友的病痛中逐渐“复习”了医学知识，回头去看，才发现学医也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经历。医学不仅和身体也和生命紧密关联，当你脑子里有身体中骨骼、器官、穴位等种种清晰的结构时，你就能明确地知道病痛的要害所在，甚至别人的病痛也能引起你身体的反应。肉身是最基本的，但也是渺小的。出于肉体本身的病痛，在诗歌中所能代表的意义也只能是一种介质，社会生活和时代背景像皮影下面的手，主宰着每个人的命运。当走向生活的内部，我们说医学和病痛时实际上就是在说社会和生活的普遍症状。而有时候在诗歌中我们偏偏不说是社会生活造成了我们身体的痛苦，而只是说肺，说心，说肝脏，说血液，说骨骼，仿佛瓦解我们生命的罪魁祸首就是它们，但这样具体的定位可能反而会更加激发读者感同身受的一面，强化痛感的具体性。所以，这来自生命的本质体验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技巧性。对诗歌而言，可能无意识的技巧更重要。
关于我的诗歌的意义我却不好说，也许我仅仅是写出了一点对生活和生命的感悟，对它们的意义却并未做更深入的思考。也许意义非常有限。我甚至也赞同徐敬亚提出的诗歌无意义理论，有时当我们首先考虑意义时，写作就会举步维艰，甚至非常牵强，所以，意义应该在自然而然中产生才是最有意义的。
就当前而言，我对诗歌写作似乎也谈不上什么抱负。“写好诗”，这三个字就够了。余怒说“诗歌的本质是找到未被语言驯化的自我”。很向往这种理想状态，但实践起来又是多么艰难。写别人未写出的诗歌，不知道能不能算一种抱负。也许目前能够尽快进入一种好的写作状态才是最现实的。文本代表一切，当前我所能考虑的也仅仅是文本写作的问题，至于抱负还真没有什么远大理想。
马晓雁：我看到，在您的诗歌中，与“病”“痛”几乎相生相伴的是对“命”的书写。您为什么如此频繁地书写它？
武强华：我能说这是一个医学生的学业后遗症吗？呵呵，这不仅仅是调侃。当医学和诗歌相遇、碰撞时，也许就是这种效应。不由自主地，现实就会无情地左右了思想。你看到什么，经历什么，什么就会和你相伴相生，就会出现在你的诗歌里。所有的病痛几乎都指向一个未知的生死，小毛病痊愈活下来是命，不治身亡也是命。有一段时间我对医学生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思考，从解剖学到临床实践，从器官标本到患者病症，还有他们的内心感受。特别是父母相继患病住院后，几乎濒临生死的边缘，一些刻骨铭心的东西刺激了我，从自身而及他人，让我对生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那段时间频繁地写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诗歌。
马晓雁：在诗歌表达上，您觉得有没有诗语不能抵达的地方？您觉得有没有什么经验不适合入诗？
武强华：我觉得没有诗歌不能抵达的地方，诗歌可以涵盖一切，诗歌语言最让人销魂的特性就是它能够到达任何地方，我们想到和想不到的，物质的和思想的，都能自由抵达。目前我还没有觉得有什么经验不可入诗，假如不包括所谓的敏感事件和敏感词汇的话。
马晓雁：“我不是我，当我这样想时，我才能够写作。”我觉得一个人难就难在做自己的旁观者。对您来说，这是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使然，还是一种纯粹的写作技巧，还是对自我存在的关照方式？
武强华：我觉得“旁观者”这个词不准确，我认为是“异己者”。旁观者是另外一个人，而异己者就是我自己。我曾经写过一篇创作谈《我不是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每个人都有物质的一面，也有精神的一面，每个人也都有两个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和灵魂深处的自己。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异己者。
“我不是我。当这样想时，我才能够写作。”这可以说是一个非专业、业余写作者的真切感受。现实生活和现实身份，不允许我以单一身份去思考、去创作，所以我就必须有一种走神的特异功能去思考、去冥想。说实话，这些年来我的写作受到现实身份的困扰很大，基本上是在一种偷偷的隐蔽状态下进行的，读书和写作对现实职业来说仿佛有一种不务正业的非法性。所以，我就必须分离出另一个自己，让她脱离了思想和肉身的桎梏，以异己者的身份存在，以无形之力游走在现实与思想之间，才能去创作。
另一方面，“我不是我”，也是对他者身份的感同身受。当我写下诗句，替世间万物述说忧伤、快乐和疼痛时，我不能做旁观者，而必须深入进去发现内部的深层意义，我感觉自己就是他人，就是山川、草木、铁器、虫鸟和走兽的一部分。
也许，这有与生俱来的成分，也与写作技巧和自我存在方式的关照有关系。
马晓雁：您怎么看待口语诗？您经常吟咏古诗词吗？您认为对诗歌而言汉语的汉语性特征主要是什么？
武强华：我喜欢口语诗的直接有力，不饰雕饰，但不喜欢口语诗的调侃、圆滑和浅白。具体谈论这个问题时，必须要对什么样的诗是口语诗做一个界定。比如“刘川式”的口语诗我就喜欢，貌似浅显却有深意。但现在口语诗队伍鱼龙混杂，好像耍点小聪明写两句打油诗就是口语诗诗人了，有些人把口水似的东西也拿来当作口语诗推销，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悲。不过，好诗就是好诗，也没必要去给它穿什么马甲。
以前读古诗词很少，当然现在读得也不多，但是越来越喜欢了，在逐渐增多。尤其读了一些唐诗和魏晋诗，渐渐悟出了其中的理趣和韵味，觉得古人诗中的气象、气度和意境都远远高于我们现代人。古诗词真的是一座宝库，需要深读细品。
关于汉语的汉语性特征，我可能缺乏精准的理论表达。汉语是一种伟大的语言，让人销魂，让人迷醉，让人欲罢不能。“汉语的汉语性特征”是个比较专业和理论化的概念，以前没有深入思考过，最近参加一个研讨会，得到一些启示。青年评论家卢桢提到汉语的现代性特征时，说到对传统和现代的“双向吸纳”，一下子让我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有了清晰明了的理解。回头想想，其实自己的写作，本身就已经体现出了这一特征。而且当下的写作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在传统和现代如何更好地结合方面做各种探索，而且这种实践已经使汉语更加丰富有趣。
谢默斯·希尼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任务并非表达感情，甚至不是处理感情的复杂性，而是处理语言经验的复杂性。诗是一种经验，但“经验”这个词过于理性，诗歌语言往往呈现出一种跳跃、扩展、变形的非理性、非自主延伸。只要写作，我们就一生都在打磨语言。我常常沉迷于语言的魅惑，也常常为一些词语心旌荡漾。语言把我们带入秘境时，似乎脱离了肉身。但只有极少情况下才有这种状态，大多数时候词语与我们都是若即若离。也常常思考原诗和原语言，我们是否能够抛开一切，让思想和语言回到原始，回到本真，找到一种真正原意义上的表达方式。语言，有气场和力，当你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它们就会包围你，并主宰你的意志。
马晓雁：说说您的诗歌语言经验与认识吧！
武强华：怎么说呢，对语言的感知和把握应用并不是量能解决的问题，与词语的打磨、较量、纠缠、交融具有无限可能性，也可能会发生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甚至是核反应。语言是写作的第一道关口，也是终身都要攀登的高峰。诗歌凝练、简洁的表达对语言有最高的要求。剑客的语言是剑，庖丁的语言是刀，功夫如何全靠语言彰显。张二棍曾经说，诗歌语言表达一定要精准，所谓精准的意思就是精华和准确。诗人的语言一定是要具有独特性的，或者叫独创性，复制和描红式的语言将最终使诗歌陷入绝境。当然，语言并不只代表技巧的层面，它必须要有强大的思想做支撑，语言和技巧顺从于你的思想和心性，你的心性决定了你的诗在天空中飞翔的姿态。玩弄语言游戏，终会被语言抛弃。曾经我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当你的思想回归本真的时候，语言表达只是一种自然流露，无烦琐，亦无矫饰。古人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说明语言文字是有灵性的，我们必须以一种虔诚的态度对待它，使用它。
马晓雁：是什么勾起了您写诗的欲念？对您的写作影响最大的诗人诗作有哪些？
武强华：是爱和对自由的向往吧。好像这个理由有点大，但任何细化的理由也都归结于这两个因素。佩索阿说“写下就是永恒”，不写这一生了无痕迹。也许冥冥之中，是语言在召唤着我们，挣扎，隐忍，苦难，记录，表达，自由，热爱……
对我的写作影响最大的诗人，最初是昌耀和海子，好像那时候读到的诗人就这两个。之前除了课本上《大堰河，我的母亲》那类的，我基本没有接触过现代诗。读到昌耀和海子的诗，一下子就被震撼和吸引，也萌发了自己要写诗的想法。后来，阅读面渐渐广了，古今中外的都读，喜欢的诗人和诗作也越来越多。外国诗人有安德拉德、毕肖普、巴克斯特、斯奈德、阿赫玛托娃、阿米亥、希尼等等吧，一些老师和朋友们提到的诗人作品都会读一读，但受限于翻译水平的高低，给我带来的启示和影响非常有限。可能巴克斯特的诗对我影响算是比较大的，买不到他的诗集，反复读他的《秋之书》和《耶路撒冷十四行诗》，感觉语言和诗意都特别棒。当今国内著名诗人的诗作大多都读过，于坚、韩东、张枣、雷平阳、胡弦、陈先发、朵渔、毛子、余怒、娜夜、李南、大解、张执浩、臧棣、阿信、人邻、李元胜等等，名单很长，还包括很多年轻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都是非常优秀的诗人，他们的诗作对我或多或少都有启示。但是你也许想不到的是，甘南有一位诗人叫李志勇，他低调、不著名，但他的诗集《绿书》几乎被我翻得散架了。他的风格和巴克斯特有点像，独特，安静，辽远，张力巨大，语言有一种魔力。每当我内心浮躁时，读他的文字内心就会渐渐平静下来。另外就是朵渔，去年一直在读朵渔的诗，受益颇多。最近，也对余怒和臧棣的诗很有感觉。还有就是杜甫，杜甫全集虽然才开始读，但已感觉到杜甫的诗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现代性。可能一段时期阅读会随着思想的变化而有不同的感悟。
马晓雁：我一定向上溯游，去看一看李志勇的《绿书》。在您喜欢的当下诗人诗作中，主要是什么特质吸引了您？
武强华：这个问题似乎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已经谈到了。雷平阳诗歌的巫性、力量和痛感，胡弦、陈先发对诗歌语言的深入探索、打磨，朵渔诗的精准、深刻，以及独立精神，张执浩的“目击成诗”，臧棣、余怒的先锋性姿态，李志勇的沉思与寂静，张二棍诗歌的慈悲情怀，刘年的行吟文字，都使我印象深刻。如果继续说下去，还可能列举出更多诗人，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特质。
马晓雁：也许一位诗人永远有一首未完成的自己最满意的诗歌。但就之前的写作而言，其中哪些诗歌是您自己相对比较满意的？与起步期相比，您觉得您近来的诗歌在哪些方面飞跃和提升了？也可能还有相反的情况存在。举个例子具体谈一谈可以吗？
武强华：其实我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书写者，我总是在书写的同时不断地否定自己。有时发表或者获奖，短暂的欣喜过后，甚至不忍回头再读一遍那些瞬间已成为过去的文字。总觉得还有一首更好的诗在前面。也许正是因为对自己总是有更高的期待，我属于低产的，也经常困惑、焦虑。不过，即使不写的时候，阅读和思考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要说自己满意的诗，还真是寥寥无几，可能2015年在《人民文学》上发的那一组《倾诉者》还算可以，后来也偶尔写出了《祁连山》《不安之诗》等几个相对满意的小诗，但总体来说，仍然对自己不满意，飞跃和提升更谈不上。近年来的写作趋于平和冲淡，在写了一些压抑、疼痛的诗歌之后，又想写一些温暖轻巧的东西，但写下的东西又感觉力度不够，并未使我满意。也尝试着写了一些大胆、异类的诗句，不过从未示人，偶尔打开文件夹自己读读。尝试各种可能，深入诗歌和语言的自由境地，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写作，我一直在努力，但做得并不是很好。我期待着未来那首自己最满意的诗。
马晓雁：您有没有什么明确的写作计划？诗歌写作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您的生活中？
武强华：诗歌不可能像小说和散文那样，制订一个明确的写作计划。小说可以列一个长篇或短篇计划，写哪些东西可以列出一个提纲来。散文也是，写什么，从几个问题着手，都可以明确地计划一下。但诗歌好像并不适应这一个框子。写什么，怎么写，有可能是感觉、顿悟或者灵感突如其来的东西，往往超出自己的想象。诗歌本身的桀骜不驯很可能并不会服从诗人的写作计划。余怒说过的那句话，“诗歌的本质是找到未被语言驯化的自我”，对这个问题仍然有效。如果当前非要给自己制订一个写作计划，那就是先不要在乎写好还是写坏，无所顾忌地去写，最大可能地尝试诗歌语言自由和极限表达。
诗歌改变了我的生命，也让我不断地发现和认识自己。庸常生活中，我很少提到诗，但它像空气一样，无形，却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我，影响着我。正如李南所说：诗歌什么都不是，但同时什么都是。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