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重要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四月十五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将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烧毁了一大半。电视新闻第一时间传来画面时，给人的感受简直就像是缩小版的“9·11”事件。在火灾现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含着眼泪宣布，即刻着手准备巴黎圣母院的重建计划。从危机处理角度来讲，这是典型的化悲痛为力量。二○○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发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北川中学的临时教室里，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画竖着写下四个大字：多难兴邦!将一场世纪惨剧变成举国上下奋发拼搏的动力，不仅能够挽回马克龙一直以来支持度低迷的民调指数，更是将不幸发生的悲剧作为辉煌历史文化的一页加以记录。

　　一接触到具体事情，问题就来了。巴黎圣母院虽然建成有八百年，却从没有整座建筑的相关资料。换句话说，也就是缺少一本权威的回忆录。于是热心的吃瓜群众想到了一个人。二○一四至二○一五年期间，美国瓦萨学院的艺术历史学家安德鲁·塔隆(Andrew Tallon)，用激光扫描技术建造了巴黎圣母院的数字模型。塔隆教授对巴黎圣母院里里外外的50多个地方，用激光扫描进行数据采集，再将数据组合拼接在一起，从而建立起一个据说是完美无瑕的巴黎圣母院三维图像。还据说，相关数据除了能够高度还原巴黎圣母院的整体造型，还能够揭示其他难以察觉的结构问题。比如，国王画廊已从铅锤中移出了一英尺，内部柱子并没有完美对齐。还有绝顶聪明的“吃瓜群众”建议，用《刺客信条》这款电子游戏为蓝本，修复巴黎圣母院。因为参与过游戏制作的工作人员，曾花了两年时间还原巴黎圣母院的外观，其精确程度达到了不放过外墙上的每一块石头。

　　无论有没有这些充满科幻想象的建议，巴黎圣母院都将会浴火重生。由此联想到自己的这本文学回忆录。之前在书店里偶遇几位文坛前辈的回忆录，还觉得很正常，接下来发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中还有极为熟悉的作家朋友，心里就多了一层想法。当时也没有深究，直到广东人民出版社找上门来，也要给自己出这样一本书时，才弄明白，自己当时肯定认为，还不到过于留恋往事，更没有到为自己写回忆录的时节。就像现在的桂子山，各种各样的花儿竞相开放是很正常的季节行为，非要让桃树上现在就有成熟的桃子可以采摘，苹果树上也要结出将枝条压弯了的红富士和黄元帅，绝对是一种反科学的行为。世间之事，就是这般奇妙，当一名“吃瓜群众”站在黄鹤楼上看帆船，脑子里的奇思怪想，会一串串地冒出来。轮到自己成为当事人，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认认真真地想上十遍百遍，结论又会大不一样。这本回忆录的成书过程也是如此，一开始自己并没有认真对待，一般约稿都是如此，先答应下来，反正又不用付违约金，万万不可面对面地拒人以千里之外。

　　巴黎圣母院的这场大火，让我对回忆录出版过程的纠结彻底释然。若不是火灾的发生，再奇葩的人也不会去想巴黎圣母院的重建问题可以用数字模型或者电子游戏来解决。这两样奇葩的构想提醒了我，激光扫描技术建造的数字模型，基本的元素是其获得的十亿个点，有点像文学批评。再厉害的批评家，也不可能百分之百进入作家心里。在文学批评过程中，对作家以及作品的获得，十分接近激光扫描所得到的一个个点。伟大的批评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研究，可以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得更多的点，这样的点越多，越能接近作家作品本身。一般的批评家可能做得粗枝大叶些，能够获得的点，相对较少，甚至是很少，肯定无法还原作家作品的真相。至于电子游戏《刺客信条》，则是日常江湖中，流传的关于作家作品的野史。可供茶余饭后消遣，也可以供师生在严肃端正的课堂上调节一下气氛，松弛一下神经，但绝对当不得真，更不能成为可以拿学分，可以出科研成果的学术和学问。有人曾经将自己的硕士论文寄给我，说是研究我的创作。我看过之后，按他的要求回复了。我告诉他，他写的这些故事，我全部闻所未闻，更别说是我的亲身经历，请他不要将这故事安排在我身上。到现在那些莫名其妙的故事还在新发表的硕士论文，甚至是博士论文中传播。面对这类谬误，自己能站出来将一些事情说清楚，希望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塔隆教授的激光扫描技术，能达空前的十亿个点，再通过这十亿个点勾勒出巴黎圣母院的三维图像，也远远构不成八百年风风雨雨日积月累形成的一个历史局部。在文学中，与其让别人无效地猜测，还不如自己站出来，即便不可以肆无忌惮地说个痛快，也可以将一些必须澄清的东西，用心里话来说个八九不离十。

　　从某种意义讲，这本书也是无可奈何逼上梁山的。像陆游在那首《钗头凤》中写的，自己既然深感“一怀愁绪，几年离索”，就不要再“错错错”了，不能总感叹“莫莫莫”了。“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时，文学就成了写给自己的锦书。举个例子，在座各位中，研读现当代文学的不在少数，不管老师讲过或者是还没来得及讲，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一节，都可以对照读一下，作为主要当事人，我对这股文学思潮的回顾与实证。看看有多少是非常无端的揣测，有多少是真正有效的学问。文学创作与研究所形成的文本，最终都要成为写给自己的锦书，才是活生生有生命力的。按照这种思路，回忆录一类的文字，是当事人写给外面世界的锦书。

　　第二件事情距离地球有五千五百万光年之遥，离我们更加遥不可及。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动用了遍布全球的8个毫米/亚毫米波射电望远镜，组成了一个与地球直径相当的所谓的“事件视界望远镜”(Event Horizon Telescope，缩写EHT)。从2017年4月5日起，这8座射电望远镜连续进行了数天的联合观测，随后又经过2年的数据分析，才拍摄成一张照片，让全世界的天文盲有机会一睹黑洞的真容。黑洞照片发布的那几天，我内心很不是滋味，无法理解现代广义相对论对黑洞的描述，这种质量无限大，体积无限小的天体，不仅是对经典物理的颠覆，也是对经典哲学彻头彻尾的反动。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这种实与虚的关系，只有孙悟空那样具有七十二变能力的大神，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直到那天，当博士后的儿子对我说，这个问题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爱因斯坦级别的超天才才能解决，心里才有所平复。本来嘛，一个写小说的，干吗替超天才的物理学家操心!我将这件事与我的这本书牵扯到一起，当然不是瞎操心，而是另有道理。从有人类以来，人忙忙碌碌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想解决那连三岁小孩都会问的问题：我们是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有了黑洞理论以后，人类是不是要换成一个终极问题来考问：我们不曾从哪里来，也不曾到哪里去!

　　对这次被拍成照片的质量相当于六十五亿颗太阳的黑洞的研究是如此。对质量只相当于六十五亿颗太阳分之一的文学文本进行探索也是如此。在一些批评家的眼里，不少挂着长篇小说招牌的作品，根本就不是长篇小说，只能算是中篇小说，甚至是短篇小说。一部作品，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长篇小说?是像黑洞那样，有无限大的质量，体积上又可以是无限小，还是像反黑洞那样，体积无限大，质量无限小?远在天边的黑洞深奥到极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胡言乱语。面对身边的文学，人们却敢说一切自己想说和不想说的话。趁着相关者的生命状态正常，将相关的文学之事写出来，无论是否遇到吐槽和点赞，至少表明写这些文字的人具备足以与自己时代坦诚相对的底气。这就像田野考古，最有效的证据总是离需要证明对象最近的那些物件。

　　比如说，我一直很想证明，自己常常将“莅临”说错，那不是我的错，而是一位特殊文化表现。就像今天，各位应当是“莅临”，只要稍不注意，我就会顺口说成是“位临”。在我的脑子里，如果没有刻意提醒，依照早先形成的文化符号，是不会有“莅临”这个概念。在我读书的时候，乡村学校里，一年当中难得有一次使用“莅临”的机会。偶尔出现一次，全校师生都在说“位临”，而不知道“莅临”为何物。多年说下来，并非想改但改不了，而是很难对流水自然的生活进行重组。就像当年学校里一位姓张的语文老师，“英特纳雄耐尔”几个字，在黑板上写时，从来不会出错，但只要开口讲，必定会说成“英特纳雄耐吾尔”。文学回忆录贵在对文学的刻骨铭心，而不是争论文学中的是与非，对与错。文学也是一种黑洞，文学黑洞的最深处，有着一颗质量无限大，体积无限小的文学之心。一切文学元素只要接近这样的文学黑洞，就会被吸纳进去，成为只有当局者才能体会，局外人无法观测检验的刻骨铭心。如果相信文学中黑洞现象的存在，文学回忆录就是那最接近解开文学黑洞之谜，比现代广义相对论更现代更广义的相对论。

　　这本书叫作《文学回忆录》，而不是泛泛而谈的日常回忆录，也有将作家的回忆用文学这个笼子圈起来的意思，如此才能体现文学在历史与时代中的意义。宁可用体积无限小，质量无限大的黑洞形式，而不是放纵文笔，搞那种质量无限小，体积无限大的反黑洞形式。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作品，是文学。如果将作家作为一个群体，这样的人肯定是理智与情怀最敏感的人群。人一敏感，就会生出在别人身上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些因为敏感而产生的事情，有的很有趣，有的很无聊，总的来说，有趣的少，无聊的多。只有用文学将这类名为作家的人群区分出来，才能显示出作家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又对于作家个人来说，唯有一个字、一个字创造出来，用别人的情，说自己的爱，而不是用别人的爱，说自己的情的文学，才是货真价实的心灵史。才能解决普通公众与文学研究者都在关心的那个问题，作家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归于何处?

　　最后，还是要对参加今天分享活动的主办单位、莅临嘉宾，以及在场的各位表示感谢。外面的春天那么好，周末的最后一个下午有很多事情搁在那里没有去做，大家却跑来与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分享他个人关于文学的那些心事，这或者可以说明，至少在我与你们那里，这是发生在这个世界的第三件重要事情。再次向各位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