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微

　　王统照出生于封建大家族，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后又加入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的成立，这一段段浩荡的历史烟云，都在王统照的旧体诗词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从其旧体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统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离挣扎，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徘徊游移，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人格取向。而正是在新与旧的罅隙中，王统照的主体人格产生了一种困境。面对这样的困境，王统照苦苦追寻出路，最终仍然回到了伴随他一生的旧体诗词。

　　一

　　王统照出生于齐鲁文化的中心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颇深。儒家文化崇尚礼义仁德，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圣贤”之道。王统照虽然接受过新式教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但在他的身上，仍然有着鲜明的儒家文化印记。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浓厚的爱国意识和忧患意识上。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都有“救世”之理想，“临患不忘国，忠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以说，中国传统文人身上体现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那便是家国为重。从王统照早期的旧体诗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他刚进入中学时代时写的一首《风雪》，就体现了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担忧以及对前途的迷惘，“阅得人间忧患始，劳人莫使鬓添思”，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少年形象便跃然纸上。后来他创作的许多旧体诗，都包含了对社会现状和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担忧，战争时期的诗歌如《南北》《江南》《无闷》等，都充溢着强烈的爱国之情。王统照在北京求学时，曾直接参与过“火烧赵家楼”的集会游行，后来他回忆道：“每个在行列中的青年却是人人怀着一片热爱国家的心肠，想把兴亡的时代重责毫不谦虚毫不犹豫地搁在自己的肩头。”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之行让他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机，“深深体味到在日寇侵略压迫下东北父老乡亲的痛苦生活，感到‘窒息般的凄凉’，看透了‘日本人图谋中国的野心，早晚须有一战’”。“日月催行役，艰危念此时”(《东北纪行》)，“处处风翻红日旗，残山剩水认依稀”[《北国四首》(其二)]，“惊心东北事，谁复念经营”[《旅程六首》(其三)]等等，诗人将所见所感都化于笔下，真挚抒发了民族危亡的忧虑与沉痛。1934年，王统照为躲避国民党追捕，赴欧洲远游，曾于异国途中作《三月十九日夜》云：“海外风云萦客梦，域中锋镝苦苍生。”诗人漂泊在外，海外风云变化使人夜不能寐，而祖国大地正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只能独立船头，隔着大海遥望祖国。在体验异域文化的时候，唤起他内心波澜的仍然是远方的祖国，因而往往由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联想到国内的局势。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王统照仍然带着病痛的身躯忘我地投入文化事业中。由此可以得出，王统照具有浓厚的“家国”意识和“忧患”意识，“从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到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深重苦难；从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到鞭挞卖国贼的无耻行径；从热情高呼全民族抗战，到抒发报国无力、壮志难酬的苦闷，爱国主义的情思充溢在字里行间”，这与古代知识分子“心系天下”的人格传统一脉相承。此外，现实生活中的王统照恪守传统伦理道德，这同样是儒家文化人格的体现。在婚姻的选择上，王统照遵循母命，放弃自己心仪的恋人，即便内心痛苦万分也未打破传统道德的束缚。后来母亲病危，将整个家庭托付给他，作为长子，王统照毅然放弃自己在北京已有一定根基的事业，回到青岛避居。梁漱溟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伦理首重家庭。因此，王统照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但是骨子里仍然保留着传统文化人格的因子。

　　其次，王统照的身上还有着道家理想文化人格的色彩。在他的旧体诗中，隐逸思想也时时流露。例如在《寓楼望海》中，诗人最后发出感慨：“冷然遥望家园处，我亦欲乘列子风。”列子即“列御寇”，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中就有许多他的传说。列子一生远离官场，淡泊名利，隐居郑地40年。诗人独自面对大海，联想到历史人物在时间的车轮中匆匆而去，内心生发出无力之感，表达出欲追随列子的消极避世思想。在《寓兴》这首诗中，诗人在结尾以“轻狂”二字自白，体现了他高洁自赏的个性，颇有道家风范。《读马君武所译托尔斯泰之短篇小说〈绿城歌客〉感而赋此》(其二)写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白雪和应难。绿城一夜明湖月，不照冰弦照峨冠。”诗人远离现实、清高自赏的性情在诗中表露无余。在《独坐》中，诗人甚至以“此生便拼成孤往，批发空山效隐潜”透露出自己弃绝尘世的想法。由此可见，在王统照的人格构成中，道家那种不问世事、隐逸山林的人格理想也映射其中。

　　当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之一，王统照的人格中必然有着现代性的一面。1916年冬，王统照还在山东诸城上中学时，就已经在关注新文化运动的动向，他寄信《新青年》，称：“贵志出版以来，宏诣精论，夙所钦佩。凡我青年，宜人手一编，以为读书之一助，而稍求其所谓世界之新学问，新知识者，且可得藉知先知先觉之责任于万一也。”面对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这两大主题，王统照与众多现代知识分子一样，自觉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具备了一种开放型的人格。他们大量接触西方文化，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因而又显示出与传统文人截然不同的人格形态。1918年，王统照考入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正式踏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北京；1920年，王统照为《美术》杂志著文介绍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和哈尔特曼的美学观；1922年，作《泰戈尔的人格观》，发表于次年《民铎》第四卷第三、四期；1923年，王统照又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泰戈尔及其著作”专栏内著文论述泰戈尔的思想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1924年，王统照先后在《文学旬刊》和《东方杂志》上介绍夏芝、拜伦的思想及文学创作。可以说，王统照以充沛的热情广泛译介外国文化，政治与宗教、哲学与美学、文学与艺术等各个领域均有所涉猎。而他译介过的众多外国哲学家、文学家包括泰戈尔、法郎士、夏芝、都德、叔本华、哈特曼、高米里克基、高尔斯华绥、契诃夫、但丁、拜伦、道森等等，范围之广令人咂舌，这同样体现了他强烈的开放意识。

　　总体观之，身处于乱世中的王统照，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汇中，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脉络。他的身上，既有儒家和道家的传统文化烙印，又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充满现代性的精神气质。王统照的精神世界鲜明地体现了“冷”和“热”的双重属性，在“庄重、稳健、恂恂君子的作风”背后，“蕴藏着一股激昂的斗争的火热的心”。正如其诗中表露的那样，他既有深沉忧郁的情思，又有奋发向上的激情。他参加“五四”集会游行，支持学生的罢课，在战争时期访问战地和贫民，坚决不与反动统治者同流合污，都体现了他斗争、刚强的一面。然而，他也常于孤夜独坐，黯然沉思，也曾隐居海隅一角，息机数年，更从不参加党派论争，而是尽心编辑刊物，潜心创作，提拔文学青年。他既是一位谦谦君子，又是一名勇猛的战士。尽管他有献身追求革命理想的壮志，然而现实的残酷和自身的软弱又常将他逼入困境。可以说，儒家的“仕”与道家的“隐”与他自身的个性气质既相融又矛盾，因而构成了一种复杂的人格。

　　二

　　在王统照的旧体诗词中，我们总能看到诗中流露出的苦闷情绪如影随形。早期诗歌如《感时二首》表现出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即执着地寻求光明而又苦苦寻觅不到的迷茫与痛苦。“荣枯叹弱草，惆怅听哀鸿”(《清夜》)则不仅表现出诗人的烦乱苦闷之情，更多体现出他忧郁敏感的个性气质。在《声声慢·诗思化梦》中，词人直叹“负了流水年华”“中原何处为家”，字里行间流露出虚度年华、无法报效祖国的悔恨。《客思》直接表达了王统照救国无术的苦闷。在《青岛即景》中，即使是面对迷人的早春美景，诗人仍以反衬手法流露出忧郁苦闷的情怀。《丁卯集》这一组诗写于大革命失败后，加之母亲病重，王统照避居青岛，这组诗表达了他经历国难家愁之后悲观彷徨苦闷的心情，这种苦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如“一载人间万劫存，家愁国难两冥昏”[《丁卯集》(二)]、“玄黄血战今何世，家国愁牵愧贸名”[《丁卯集》(三)]等诗句，都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切的忧思。三四十年代的诗歌，也多是抒发对时局的叹息和苦闷，如《寄怀一侠宜昌》中，既有“海隅寂处日惊心，难忘中原盗寇侵”的惊怒，也有“旧游豪俊十方散，此意飘零万感喑”的惆怅；《秋夜不寐》则写于“九一八”事变后，表达了诗人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时的沉重和抑郁；欧游时期的旧体诗，也多是抒发被迫漂泊异乡的流离悲苦。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清新明快为基调的《鹊华小集》，其中仍不乏苦闷伤感情绪的流露。《一九五三年夏再度入住青岛市人民医院》抒发了王统照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全力的遗憾，《仲夏》《每感》等诗也表达了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叹息。由此可见，身处乱世的王统照，其“感情投影系统的突出特点就是他始终追随着时代脉搏，抒发作为一位弱小知识分子的忧郁、苦闷”。当面对时代的无力感与其自身忧郁敏感的精神气质相遇时，一种无法摆脱的“苦闷”成为王统照旧体诗词中的一个主要基调。那么，这种“苦闷”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表面上看，王统照旧体诗词中表达的“苦闷”，既有面对黑暗时代的痛心与无力，也有家庭的负累与个人的敏感。但是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正是因其身上的传统文化人格在社会转型时所面临的困境所造成的。王统照出生于1897年，此时的近代中国正面临着社会的动荡与转型，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也面临着重塑。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遵循“圣贤之道”，恪守“礼教”，他们的“兼济天下”，更多的是为统治集团服务。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变革，“启蒙”与“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也随之改变。谭嗣同在《论中国情形危急》的演讲中，说明了戊戌变法的目的在于“救此至危急之局”，在《仁学》一书中，他还猛烈抨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表达了对民主的渴求。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启蒙”，并提出以小说来实现“新民”的设想，改造国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严复则主张学习西方文化，政治上实行变法，文化上进行改革，并且强调了启蒙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重要性。面对社会剧变，知识分子将“启蒙”与“救亡”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希望改造国民精神，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到了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知识分子表现出与传统分道扬镳的决绝姿态。正如李泽厚指出：“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因此，身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中的王统照，无疑也怀有“兼济天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我们从他的旧体诗中就能得到印证。在《胶济车中和随少峰君》一诗中，诗人以“大地风云恶”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表明了自己与黑暗的旧世界抗争到底的决心；在《清明后二日晚坐偶成》中，他又以“效屈班”即仿效屈原和班固，表达自己渴望以文学为志业来惩恶扬善的理想；《晴窗无聊集龚定庵句以自遣》中，他借龚自珍的诗句来批判旧传统，并表达了改革创新的志向；在《对镜》中，“少年岂努力，高志怀良图”等诗句都体现出王统照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以《漫成》为题的三首绝句，同样表现了王统照希望以文学为利器、力挽狂澜的豪情壮志 ……诸如此类的诗句比比皆是，可以说，王统照的许多旧体诗词都表现出“兼济天下”的传统文化人格理想，即“关心国事民瘼、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传统”。

　　但是，这种文化人格遭遇现实的打击时，王统照又往往退回到“独善其身”，因而他的旧体诗词中又经常流露出逃避现实的隐逸思想。王统照所处的时代，正是军阀混战的乱世，统治阶级昏庸残暴，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国的土地，人民时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复杂黑暗的现实，王统照往往感到无可奈何。当“兼济天下”的志向被现实打败，王统照只能选择逃避。在《清明后二日晚坐偶成》中，诗人虽然表达出对荆轲、聂政那样的刚烈之士的敬佩，但是也深知自己性情柔弱难以成为那样的英雄好汉，这表明王统照十分清楚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而这一弱点或许就是他始终无法真正进入斗争中心的原因；在《二月二十夜对月》中，诗人写道：“逸兴消此夜，高情叹独醒。飘萧负绿鬓，慷慨哭青萍。”这里表达的是诗人生不逢时、虚度年华、才华无处施展的抑郁，流露出一种世人皆昏、唯我独醒的清高思想，由此也可以看出王统照思想上的软弱性和摇摆性；在《客思》中，诗人虽然看到山河破碎、黎民受苦的现实，但自己虽有忧国忧民之心，却仍旧救国无术，只能独自叹息；于是在《寓楼望海》中，他便表达出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透露出看破红尘的味道；在《题自著〈过后〉小说后》中，他坦言“文章乖命封侯悔，始悟功名两误人”；大革命失败后，王统照隐居海岛，闭门不出，也甚少有文学创作，只写了《丁卯集》等旧体诗，这也反映出他“独善其身”的选择。但是，即便是在这种近乎隐逸的状态下，王统照仍然“澄清独愧无长策”[《丁卯集》(二)]，在“冷”的情绪中依然涌动着热流。建国之后的诗歌，虽然不乏对新生活的歌颂，然而经历了大半生颠沛流离的王统照已是满身伤痕，除了写作旧体诗，已不再有其他的文学创作，而旧体诗中也常流露出力不从心、忧从中来的苦闷情绪。

　　从其旧体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统照虽怀有“兼济天下”的志向，然而现实的残酷和自身的性情都使得他只能“独善其身”，但是在“独善其身”时，他却无法真正做到洒脱释然，在二者的挣扎与撕裂中，王统照必然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所以其旧体诗中往往流露出一种绵延不绝的苦闷之情，这是时代与个人双重作用的结果。当他终于迎来新时代的降临，却不再有除了旧体诗词以外的文学创作，除却外在的因素，这或许也与他人格上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有关。而如何找到这种困境的出路，便成为王统照亟待解决的难题。最终，他仍然通过旧体诗词来寻找突破这种困境的可能性。

　　三

　　王统照的旧体诗词创作始于少年时代，直至他病逝之前，依然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旧体诗作。其诗词作品不仅忠实记录了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反映了他曲折的心路历程。笔者曾将王统照的文学创作分为五个阶段：青少年时期(1913—1917)、五四时期(1919—1926)、左翼时期(1927—1935)、战争时期(1937—1948)、新中国时期(1949—1957)。在这五个时期里王统照的人生命运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与此同时他的文体选择也随着时代的变革而蜕变(见下表)。

　　

　　时期/文类 小说 散文 旧体诗 新诗青少年时期(1913—1917) 1913—1917五四时期(1919—1926)1920—1927 1920—1926 1919—1926左翼时期(1927—1935)1928—1936 1931—1934 1927 1931—1936 1927—1936战争时期(1937—1948) 1937 1940—1948 1937—1938新中国时期(1949—1957)1949—1957

　　从上面王统照各体文学创作的峰值图可以看出，旧体诗词的创作几乎伴随了王统照的每一个阶段。青少年时期是王统照旧体诗创作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创作的旧体诗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也最能表现王统照的个性气质。这一阶段的旧体诗，既有对国家时局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如《围炉》《闻近事感怀》；也有少年离家求学的种种忧思，如《风雪》《客思》《春雨怀人》；还有对自然风光的精细描摹，如《初夏即景》《汇泉山行》；另外也有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如《旱魃谣》等。由此可见这一阶段他的旧体诗创作涉及的题材内容非常广泛，几乎可以称得上他的成长史记。另外，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而王统照在旧体诗中所体现的某些精神特质和思想内涵，在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和扩展。王统照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旧体诗稿《剑啸庐诗草》，多表达哀婉凄楚的情思，同时又具有时代的气息，因而形成了“沉郁婉曲”的风格。《清明后二日晚坐偶成》表达了他献身文学的理想志趣，后来他在北京积极参与新文学活动正是对这一理想的实践；《阴历七夕天清露冷星明云淡起步花庭挥成五绝以写我思》控诉了封建制度对青年男女幸福的迫害，表达了对自由的美好追求，而这一思想主题成为他后来小说创作旨归的重要部分之一；《寓楼望海》中表现出王统照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而他在遭遇大革命失败和母亲逝世的打击之后回青岛隐居，不问世事，恰恰构成了诗词创作与现实生活的互相印证。

　　五四时期王统照虽鲜有旧体诗词创作，但是从他的《民国十年日记》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旧体诗词对他根深蒂固的影响。

　　(2月16日)犹记少时诵温飞卿之诗曰：“王孙莫学多情客，自古多情损少年。”予与玉妹少年损其生命之花于心，堕落知之而不改，一任缠绵悲思自伤身命，将奈何?

　　(4月9日)唐诗曰：“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此旧体诗中少妇观景之作。妹校中有楼夕照初沈霞光未敛饭后登眺则知青青柳色扑上栏楯。

　　(4月12日)寄玉妹一书言将誓力用功，但恐不能持久，附以小诗两首曰：

　　小院春阴幕暖云，碧桃花落又黄昏。忽闻墙外娇娃语，细雨轻寒欲断魂。

　　一宵微雨湿桃枝，双燕廉前语旧思。听他呢喃花下语，懒寻文梦逐游丝。

　　(4月16日)晚来作七绝十首贴之如左此非予与玉妹不知此中事实亦万不与第三人知也。(原文中缺此十首七绝——编者注)

　　在饱受情伤折磨的时候，王统照选择从旧体诗中找到宣泄的途径，由此不难看出旧体诗词与他的血脉联系。日记本是人们用来记录心情的最直接也最隐秘的工具，王统照的日记中仍不乏旧体诗，可见旧体诗不仅是他抒情表意的载体，更是与他内心最为接近的沟渠。王统照之子王立诚言及：“这部日记实际上是一部结构松懈的‘私小说’或者说是赤裸裸的心灵自白。”其中不仅记录了王统照的文学活动，也见证了王统照婚姻与爱情错位的痛苦，而这种隐秘的痛苦在其旧体诗词中也经常或隐或显地流露，如《有怀》《无题》《小重山·霜华如梦梦迷离》等等。在其他文体创作中，也常出现旧体诗句，如在短篇小说《雨夕》中，王统照将清代词人朱彝尊的《风蝶令·秋雨疏偏响》作为小说开头，不仅以“秋雨”点题，同时奠定了小说的基调与氛围，从侧面烘托了主人公的情感。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统照更是用旧体诗记录了时代风云的变化和自己身处乱世的激荡之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疯狂掠夺，王统照以“日月催行役，艰危念此时”(《东北纪行》)写出了局势的紧张，后又以“低头重自首，惆怅鬓边丝”(《东北纪行》)形象表达了自己的悲痛之情；“九一八”事变后，王统照救国御敌的心情更加急迫，“图吴雪耻时从急，存楚同仇力未孱”[《朔风五首》(其一)]正是他面对国破家亡危机时内心的真实写照；卢沟桥的炮声点燃了全中华儿女的抗战热情，王统照一改以往的低沉忧郁，以昂扬的激情抒发自己内心的斗志：“南北烽烟一例高，江头怒战动秋宵。国魂此日终招得，血债当年有偿销!岂惧风尘昏百里，同将生死等秋毫。莫抛感逝伤离泪，留与健儿洗战袍!”(《南北》)抗战爆发的第三个年头，王统照仍困居上海，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王统照写下《三岁二首》，既表达了祖国沦陷的痛苦，又不乏对胜利的期待；抗战即将胜利时，王统照又写下了《将北归赋此以示诸友》，以“敢向人天存怨想，尚拟努力补年华”表达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旧体诗集《鹊华小集》，或歌颂新时代新生活，或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表达自己的艺术情趣，呈现了王统照在新时代的新气象。

　　总体观之，旧体诗词较为立体地呈现了王统照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人格，而正是在新与旧的罅隙中，其“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人格理想构成了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投射到旧体诗词中，便形成了挥之不去的“苦闷”的情感基调。反过来，旧体诗词作为王统照抒写“苦闷”的载体，也是他寻求人格困境出路的一种途径。从时间上看，旧体诗的创作伴随着王统照的一生，不仅见证了他个人的成长道路，记录了他的心灵史迹，更反映了时代的风云迭起。从内容上看，他的旧体诗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集句诗、爱情诗、悼亡诗、纪游诗、政治抒情诗均有所涉及，几乎囊括了他生活的各个方面，诗作数量也极为庞大。旧体诗词作为王统照“言志”的主要工具，承担着“表达自我”的文学功能，其身处于种种环境下的丰富多样的情绪心理，都在旧体诗词中有所抒发。即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也依然能感受到浓厚的诗意以及王统照独特的诗人气质。可以说，旧体诗词已经融入王统照的生命中，与他的心灵紧紧相依。正如刘增人所言：“正因为他在心灵深处自幼就埋藏下诗的根苗，后来才有可能深深扎根于诗的田园。”“他与诗缔结了终生的盟约，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气质的现代文化人。”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旧”形式，承载的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主要表现出一种诗美特征与古典人格的融合状态，而这恰恰是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始终不愿放弃并且不断回望的一块心灵净土。旧体诗词以其厚重的人文传统和诗意的形式，为王统照的人格养成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并成为使他在政治空间里能够始终保持自己主体人格的文体外壳。正是通过旧体诗词，王统照在主流声音和色彩之中保持了自己的隐秘心曲，在复杂的世道中找到了人文知识分子精神突围的可能途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8ZDA26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统照：《“五四”之日》，《王统照全集》第六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②王立诚：《瓣香心语——王统照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③姚素英：《王统照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④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2～96页。

　　⑤刘增人：《王统照传》，东方出版社 2010年版，第515页。

　　⑥王立诚：《瓣香心语——王统照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⑦王立鹏：《王统照的创作个性》(代序)，见《王统照的文学道路》，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⑧谭嗣同：《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36页。

　　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6页。

　　⑩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页。

　　?李遇春、鲁微：《在旧体诗词与新体小说之间——论王统照的文体选择》，《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王统照：《王统照全集》第七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王统照：《王统照全集》第七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王统照：《王统照全集》第七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2页。

　　?王统照：《王统照全集》第七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王立诚：《瓣香心语——王统照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刘增人：《王统照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