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从老家来昆明，乘坐的不是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家，离开父母，离开故乡。那时候，正值农忙，我拒绝父母送我上学，独自一人前往传说中鲜花遍地、孔雀到处乱飞、小孩子骑大象上学的昆明。
从小到大，我爹妈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像我们这种出身的人，要想出人头地，要想跳龙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当兵，要么上大学。”我长了一双扁平脚，与当兵无缘，上大学成了我唯一的梦想。录取通知书送达我家的时候，我正跟我爹在摘辣椒，光着上身，顶着炎炎烈日，在辣椒树和马鞭草丛生的地里来回穿梭。我有些迷糊，搞不懂究竟是太阳晒红了辣椒，还是辣椒映红了太阳。我爹用颤抖的双手给带通知书的邻居递烟，我则一脸的平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那年，重本院校还需要估分填志愿。我的成绩距离我理想的大学差2分，只好退而求其次填报二本院校。一本《湖北招生考试》杂志被我翻得像油渣，最后终于决定填全国学费最低的高校——云南民族大学，每年学费2000元，比读高中还便宜。很多跟我一样考得不太理想的同学都选择了补习，班主任赵老师也力劝我补习一年，今年情况太特殊，高考提前一个月闹了“非典”，没考好是正常的，补习一年肯定能上更好的大学，不要给人生留下遗憾。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谢绝了赵老师的好意。补习一年就意味着多出一年的费用，好大学和低学费二者不可得兼，我选择了后者。我的高考分数虽然超出了云南民族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近100分，但为了能百分百被录取，我特地选择了当时比较冷门的社会学专业。
从我老家湖北省来凤县出发，坐6小时汽车到湖南吉首火车站。出发时，下着淅沥沥的小雨，这在我们老家的夏天不多见，到达吉首时艳阳高照，火车站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步履匆匆，伴随着时隐时现的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吉首站是一个小站，售票大厅并不大，买票的人排到了大门外。好不容易排到售票窗口，我掏出录取通知书递给售票员，她用一口很好听的女中音告诉我说，没有直达昆明的列车，得先坐到怀化再转车。我对她的话深信不疑，我相信每一个穿制服的人。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客运火车的颜色。以前在黑白电视机里见到的都是灰色的，跟唐僧的袈裟一样灰。站台的一边停着一辆绿皮火车。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眼见到它时，心莫名地剧烈跳动。我知道那不是我要乘坐的车，我要乘坐的那辆中间为红色，上下两端是灰色的，停在站台的另一边。上车后，透过车窗，我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那辆绿皮火车。我的火车缓缓驶离站台，它还停在原地，渐渐地变小，直到消失。我相信，我跟绿皮火车之间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就像我相信我跟我的初恋女友有缘一样。
她是我的初中同学，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尽管上初中时，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喜欢她，一见到她就脸热心跳，见不到她则浑身不自在，跟没吃饱似的。可惜的是，没有人告诉她这一切，我不敢说，别人也不知道我喜欢她。我们就这样错过了。
谁能想得到呢？我们竟然重逢在昆明的雨季。军训刚结束，我跟几位刚认识的新同学去学校外面的网吧上网。他们打一种叫反恐精英的游戏，我不会打，只会用QQ聊天。不幸的是，我的朋友们无一在线。我百无聊赖，随机加了个好友，网名叫幸玲，头像是一个圆脸的女孩，蓝色的刘海遮住了半只眼睛，看上去很美。那时候，有句话刚开始流行——谁也不知道网线的那头是不是一条狗，于我，这句话要稍作修改：谁也不知道网线的那头是不是未来的女朋友。通过键盘，我们聊得还算投缘，互通姓名后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竟然是我初中时苦苦暗恋的她。在这茫茫网络世界里，我竟然无意中加到了她，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呢？
那天，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上网费花掉了我两顿饭钱，仍然意犹未尽。之后，我们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除了上网也打电话。她有一部手机，24小时为我开机，我则随时留意哪里的201电话卡在打折。
雨季过后，昆明的天空异常地蓝，她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女朋友。她顺着网络信号从雨缝中来，带给我爱情，又被绿皮火车给带走了。
在缠绵的情话中，半年的时光跑得比火车还快。放寒假了，要回家了，能见到她了，空气中弥漫着蜂蜜的味道。我到达来凤时，她已经在汽车客运站凛冽的寒风中等着我了，满脸的笑，鼻子两侧星星点点的雀斑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她还是以前的样子，爱笑，长长的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副眼镜，透明的镜片，金色的镜框和镜脚。那天，她毫不犹豫地跟我去了我家。我爹见我带了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回来，笑得像一个熟烂了的柿子，只是这笑容转瞬即逝，然后他不住地揉搓双手，话不多，只是吞吞吐吐地对她说，我们家穷……声音一个字比一个字微弱，以至于后面的话我们谁都没听清。
套用一句歌词，2004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雪下得很用心，第二天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像她的羽绒服。我们在雪地里奔跑，有时还会打个滚撒撒野，累了，就在结满冰凌子的树下紧紧拥抱。我家的小狗绕着我们一圈一圈地跑着撒欢，用爪子画同心圆。那场雪来得快，化得也快，像极了初恋。天黑前，除了少数背阴的地方，世界已经恢复了它的本色。晚上，我爹睡去后，我们仍守在火炉边，恨不能把积攒了多年的话一骨碌全说出来。说得口干舌燥、面红心热时，我们热烈地接吻，火炉里燃烧的炭火发出哔啵哔啵的响声，为我们的爱情鼓掌。我发现初恋是水蜜桃味的。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唇膏的味道。
三天后，我应邀去她家。来而不往非礼也，这道理我懂。她家在县城，距离城北菜市场很近。一进门，我感觉浑身上下每一个器官都无处安放，尽管她父母很客气，她弟弟妹妹很热情。她家太豪华了！是的，当时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词是豪华，是我从没见过的豪华。电视机大得像电影幕布，米色的家具泛着微微的光芒，大理石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沙发蓝得像昆明的天空。我意识到，我们可能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但我相信爱情，董永和七仙女不也来自不同的世界吗？
我的想法很快得到了证实。那天，我们约好上学时一起走，一起坐汽车到吉首，再坐火车到怀化，然后各奔东西，她去长沙我回昆明。那时我已经学会了上网查询列车时刻。按照我的计算，等我们到怀化时，当天已经没有去往昆明的火车了，这就意味着，我得在怀化住一晚，我相信她会留下来陪我的。一想到抱着她睡一晚上，我就感觉一股熊熊烈火燃遍了全身，寒冷的冬天早已过去。
事实上，那年的冬天像往常一样寒冷，一样漫长。我用刀在家门口的大椿树上划下十几道杠，每过一天，便刮去一道，代表着距离我们约定的日子少了一天。漫长的等待总会伴随着绵绵的细雨，划过脸庞像女朋友的抚摸。可是真的到了那一天，这雨却像密集的子弹一样残酷，风像野兽的爪子一样锋利。
那天，我早早起床，刮去椿树上的最后一道杠，草草地吃完早餐，匆匆地跟我爹道别。我扭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眼里的不舍和脸上的忧愁，快步出门直奔县城。我比大多数菜贩子都早到城北菜市场，考虑到城里人起床较晚，我在菜市场里胡乱踱步，每一步都迈得雄壮有力。菜市场里人声鼎沸时，我终于鼓起勇气敲开了她家的大门。开门的是她妈，她说她昨天出去了，还没回来。她妈招呼我进屋，我不想坐立不安，婉言谢绝了。我在菜市场门口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打她的手机，关机。我又蹩进一间小网吧，给她的QQ留言，留了无数条，无一回复。其间，我多次出来打电话，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一整天，我都在那间网吧进进出出，像一座繁忙的火车站。晚上七点多，城里各种颜色的灯光全都亮了起来，我再次去往她家。这次开门的是她妹妹，她一脸诧异地说：“啊？你找我姐姐啊？她去我姐夫家了，昨天就去了。”我问她哪个姐夫，她说：“周伟啊，你应该认识的，跟你们同过学。”那一刻，我感觉所有的街灯一下子全灭了。周伟我当然是认识的，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听到过传闻，说他俩在谈恋爱。只是我一直都只把传闻当作了传闻。
在无边的夜色中，我买了一张去往吉首的夜班车票。那是一辆卧铺车，车厢里弥漫着脚丫子味，我伤心欲绝。彻夜难眠，觉得自己对不起那棵亲手种下的椿树。到怀化转车时，售票员说我运气不错，正好增开了一趟去往昆明的临时客车，保证有座位，不用硬站，票价还便宜，不到平时的三分之二。那些年的香港赌片中经常出现一句台词：“情场失意，赌场得意”。我不赌博，将其改成“情场失意，车场得意”。我多希望这句话能反过来啊！如果能用车场的得意换取情场的得意，我宁愿一直站到昆明——那时候的火车还很慢，从怀化到昆明K字头的快车要二十多个钟头。
大概是因为我觉得不辞而别终究是不礼貌的，检票前，我用广场上的IC卡电话拨打她的手机。这次通了。电话里我们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住了她的一句话：“你们俩我都喜欢。谁规定我不能同时喜欢两个男人的？”我没有等她，自行离开了，这让她感到委屈。而我，又想起了那棵椿树，越发觉得自己对不起它了。我需要离开冬天，去往那座四季如春的城市。
写到这里，该回到主题了。那趟临时客车是一辆绿皮火车，绿色的铁皮车厢，里面硬邦邦的座椅用绿色的军用油布包裹着，一切都绿得恰如其分，就只差一顶绿帽子了。车厢内反复播放着两首歌，小刚的《黄昏》和阿杜的《离别》。“黄昏再美终要分别……爱情进入永夜……相爱已经幻灭”“就走破这双鞋，我陪你走一夜，直到心不再滴血”，都是忧伤的旋律。我记得就在半年前，去往昆明的火车上，播放的是徐怀钰的《踏浪》和周慧的《约定》，一首欢快，一首温暖，都是好歌。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心里翻滚过许许多多怪诞不经的想法，其中最为邪恶的是，将她们姐妹俩先奸后杀。很快，我赦免了她妹妹，她不过是安徒生笔下那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何罪之有？看着窗外的冬天依次远去，我又原谅了我的初恋。我是大学生了，学了半年社会学，确实没有哪本专业书上说一个女人不能同时喜欢两个男人——后来我才知道，这压根儿就不是社会学研究探讨的问题。
那年的绿皮火车是忧伤的，也是迟缓的。它见车就让，见站就停。在走走停停中，车内的人也由稀稀拉拉变得拥挤不堪。其他乘客都觉得车厢里太热太闷了，纷纷打开窗户，有的还要求开启车顶的电风扇，只有我感觉冷。我将座位让给了别人，自己蹲在两节车厢接头处。那里有一个小小的茶炉室，锅炉是烧煤的。我蹲在锅炉前，适时地往里面添些煤。每次列车员来检查锅炉时，都只见红彤彤的煤和蓝幽幽的火苗。我对他说，这么挤，就不用那么费力地来回跑了，加煤这种事就交给我了，反正我到终点站下车。列车员是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子，他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我回以他坚定的眼神。他丢给我半包红河烟，交待了几句安全须知，就真的没再来了。
摇摇晃晃近40个小时后，我终于抵达春城昆明。伴随着一阵长长的刹车声，我的初恋就此画上了句号。而我跟绿皮火车之间的不解之缘才刚刚接轨。
由于列车时刻做了调整，往后每次回家都是夜里十二点多到达怀化，然后转乘三点多钟的车北上。那也是一辆绿皮火车，从湛江开往襄樊。我每坐一次那辆绿皮火车，我爹两鬓的白发就会增加一些。
2007年，我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公费的，我爹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的牙齿跟两鬓一样白。这之前，我已经谈了两个月恋爱，八年后，我们的爱情马拉松跑到了终点，步入婚姻的殿堂。
距离我20岁生日还差一个月零二十天的时候，我的第一段恋情以失败告终。从此，我对所有亲人以外的女人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和距离。
大二上学期时，我们搬了一回宿舍。新的宿舍楼与一栋女生楼之间只隔了一个大大的化粪池，上面种了一层薄薄的青草。透过玻璃窗，一个戴着眼镜、身材高挑的女孩令我怦然心动。她就住对面的女生宿舍，窗对窗。但我不打算接近她，也不想打听有关她的任何事，我应该谨慎。谁能保证她不会同时喜欢几个男人呢？我用勤工俭学得的钱买了把二手木吉他，蓝色的面板，指板是黑色的，没日没夜地练习。吉他是爱情的冲锋枪，谈恋爱的时候带上武器更安全。一个月后，我认为自己已经可以边弹边唱了，就对着对面的窗户放声高歌。有时候，为了不影响舍友们休息，我也会下楼去两栋楼之间唱。坐在化粪池的井盖上，任歌声与臭味齐飞。
唱了三年歌后，终于在一个老乡的生日宴上见到了她。她跟老乡同班，低我一届，学缅甸语专业。她安安静静地坐在我斜对面，吓得我筷子都拿不稳。老乡是个明察秋毫的人，早看出了我的异样。散席后，她约着大家去黑漆漆的运动场散步，然后找理由支开了所有人，包括她自己，只留下我跟她。我告诉她，我为她唱了三年歌。她大吃一惊，说：“那个天天唱歌的人就是你啊？歌唱得好听，就是吉他弹得太烂了。”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她说她最爱听我唱《草原之夜》，我唱出了“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的遗憾。她还说，她早就留意到了我的歌声，只是从来没敢想那是唱给她的。
彼此认识后，来往自然就多了，谈论的话题也多了。我告诉她，我正在备考研究生，志在必得，并希望她来年也考。我用伪社会学家的口吻说：“现在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本科生满大街都是，要想不一毕业就失业，就必须考研。”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说辞，我真正的动机是希望以后还能见到她，最好能一起共度余下的大半辈子。她采纳了我建议，这说明她爱我，把我的话当回事了。
我读研三的时候，彼此都觉得可以相许终身了。我邀请她去我家过年，她欣然同意。那时，昆明铁路局新开了一条路线，昆明到襄樊，使用的是一辆绿皮火车，车次号由纯数字组成，没有字母，是一趟慢车。慢车有慢车的好处，可以直达吉首，不用在怀化中转，更重要的是票价便宜。我凌晨三点在昆师路的火车票代售点排队，终于买到了两张硬卧票，由于是在学生票的基础上补的差价，只能买上铺。上铺也挺好啊，虽然头部空间逼仄了点，但隐私性更好。
那次，火车的汽笛声比以往哪次都好听。绿皮火车一路高歌，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疾驰。车厢里飘荡着香喷喷的泡面味。隔着窄窄的过道，看着她面带微笑地沉沉睡去，安安稳稳，呼吸均匀，我心里开始隐隐作痛。我怎么能让她坐绿皮火车呢？坐不起飞机，好歹也得坐个空调车啊！绿皮火车隔音多差啊！窗外哐当哐当的声音毫无保留地传进车内，隔壁旅客的呼噜声此起彼伏，最糟糕的是，火车开动时，耳朵嗡嗡作响，还疼，像被锥子扎一样，尤其是车过隧道的时候。我有些后悔带她回家了。她会不会觉得我寒碜呢？就在我辗转难眠的时候，火车稳稳当当地停靠在了吉首火车站。它怎么可以这么快呢？开这么快对得起“绿皮火车”这四个字吗？
显然，我爹没有跟我相同的疑虑。他骑着他的助力摩托车到村口接我们，见到她就像见到自己的亲闺女儿一样，我被冷落在一旁，像个有犯罪前科的上门女婿。我们三人推着摩托车，边走边说话，趁她不注意，我爹悄悄对我说：“你成熟了，懂得什么人可以爱什么人不能爱了。”
春节期间，我爹成了家里最忙的人，变换着花样为我们弄好吃的。我家像一家口碑极好、声名远扬的餐馆，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坐坐。乡亲们听说我带回来一个缅甸女朋友，都争先恐后地到我家看稀奇看古怪。这时候，我爹总会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释：“她学的是缅甸语专业，不是缅甸人。他是云南玉溪的。”“玉溪”两个字说得又长又重，说完挨个给大家递烟。
自我记事起，我爹就对玉溪这个地方充满了无限的向往。我六岁前，我爹曾在来凤县卷烟厂当过一段时间的临时工。他经常对我说：“云南有个玉溪烟厂，是个好烟厂。生产的玉溪烟是好烟，卖得贵，只有人上人才抽得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要想以后抽玉溪烟，就要好好读书。”如今，我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十年了，但自我拿到第一份工资那天起，我就一直抽玉溪烟，外包装白底红点的那款。
那年春节，老家破天荒地没有下雪，也很少飘毛毛雨，大多数时候都是晴天。我爹带着我们到处串门，包括那些平时来往不多的远房亲戚家。不管人家有没有问起，他都会主动说他儿媳妇儿不是缅甸人，是云南玉溪的。是的，他用的是“儿媳妇儿”这个词，带儿化音，对此，她笑着不置可否，表示默认。
按照之前的约定，她在我家过年，我去她家过元宵节。返回云南时，我爹送我们到县城的汽车客运站，右手挥得像一只钟摆。我让他跟我们一起去昆明，开个洋荤坐坐火车。他说等我毕业时再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再去玉溪探望亲家。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可以避开春运。他说他已经知道怎么走了，就坐那趟襄樊开往昆明的绿皮火车，又方便又便宜，是一趟良心车。现在回想起来，我爹这辈子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没看见我结婚生子，没看见我研究生毕业，没坐一回绿皮火车……他离开人世半年后，襄樊改名为襄阳，那辆搭载过欢笑、泪水和抱憾终身的绿皮火车也光荣退休了，接替它的是一辆空调车。
在吉首火车站，我们见到了熟悉的绿皮火车和熟悉的列车员，却没能买到熟悉的卧铺票。售票员大姐说：“要不是看在你们是学生的份上，连站票都没有。”我们捏着两张无座票夹在黑压压的人头中间到达站台时，才真正意识到售票员大姐话里的严重性。车上早已人满为患，我们要上的那节车厢连车门都打不开。无论如何我们得走，否则就赶不上去她家过元宵。我在站台上像羚羊一样地跳跃，每跳起一次就敲击一下车窗，终于有一扇窗打开了。我托着她从窗口爬进去，然后自己跑到其他车厢挤上了车，像蠕虫一样一步步地向她靠近，挤得大汗淋漓。汗往外冒，焦急却往心里涌。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这之前，她最远到过离家一百公里的昆明。找到她后，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车厢像插满竹笋的背篓，时间凝聚不动了。我知道，拥抱不能当椅子坐。于是，我极力怂恿有座位的旅客跟我一起去车厢接头处抽烟，好腾出位子让她坐一会儿。我不断地给他们递烟，一支还没抽完又再递一支，直到对方想吐为止。每次抽烟，一个往返至少要耗去一小时。
折腾到昆明时，我的两只小腿已经肿得脱不下裤子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坐绿皮火车了，至少在有她同行的情况下不坐。这句誓言，我实现了后半句，前半句在立誓后两个月就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
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在自习室看书，突然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是我爹的号码，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我叔叔的声音，他说我爹快不行了，刚从中医院转到县医院，问我要不要做手术。他顿了一下，说：“医生说了，手术成功率很低，就算成功了，也是个瘫子，动不得。要不要做你拿主意。”手术当然要做，这根本不用想。挂了电话，我跑回宿舍打开电脑查询航班信息。没有昆明飞恩施的航班。最近的是飞宜昌，刚起飞不久，下一班要到第二天晚上，从宜昌到来凤，还得倒两班汽车，前后需要两三天时间。六神无主之际，我突然想到了我发誓再也不坐的绿皮火车。我连夜买了两张票，只使用了一张。我毕业在即，还有许多手续需要她帮我办理。
那时候，火车已经提速了，可那辆绿皮火车却变得更慢了，慢得来不及见我爹最后一面。它刚进入贵州境内，噩耗声就传来了。刹那间，天旋地转，窗外的世界瞬间被大雾笼罩。脑溢血这种病是通往天国的特快列车，至少比绿皮火车快。
安葬好我爹后，我接到《民族文学》杂志社发来的邀请函，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呼和浩特举办的少数民族作家改稿班。改稿班为期一个月，我参加了半个月，接到导师打来的电话，马上要论文答辩了，速回。为了节省开支，我选择坐火车到成都，然后转火车回昆明。没想到的是，宁夏女作家阿舍姐姐和四川青年作家羌人六兄弟放弃了宝贵的半个月改稿班，陪我一起乘车。
从呼和浩特到成都的是一辆绿皮火车。我们在车厢里谈论文学，虽然我话不多，但他俩讨论得很激烈，我受益匪浅。阿舍姐姐在银川下车时，留给我们一盒铁观音，并反复叮嘱我们，累了乏了记得泡着喝。到达成都后，当时还是本科生的羌人六兄弟就近请我吃了顿饭，然后又送我到候车室门口。我几次回头，他都还站在原地。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在开往文学的绿皮火车上，我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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