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火车穿过隧道，轰隆之声如雷。这是深秋的午夜。我从固纳乘火车到热水。我父亲病了。三个小时前，我的继母陈秋霜给我打了电话。她像那些有着重大隐情的报信人一样，没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的病情，只让我马上动身，越快越好。而在三天前，我的汽车被人追了尾，现在还在修理厂。
十五年前，我十九岁，来固纳上大学。此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超过一个月。我并不爱这里，只是懒得挪身。堵车、低薪、炎热、脏乱，作为一个三线城市，我完全能包容这些缺点。我有什么好挑剔的呢？一个在西南方的山区小县城长大的人。
固纳离热水四百公里，慢火车需要七个小时。
车厢里有人发出鼾声。我坐着，透过车窗看山顶的月亮。我不知道这轮月亮能够陪我多久。由于某种道义或无聊，此时我应该想想在这个世界上和我有关系的人。我的父亲，一个退休的语文教师。他出生在一个叫阿尼卡的山区，我从未去过。在那里，还有一个和我父亲长得很像的伯伯，我见过他。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他突然带着瓜果蔬菜和腊肉来敲我家的门。他想为我的堂兄富乐在县城找一个中学念书，但这事在我父亲的能力范围之外。所以，我的堂兄小学毕业后，子承父业，做了新时期的农民。有一段时间，富乐在县城做人力车夫，但从未来过我家。我的母亲教了一辈子数学，五年前死于心脏病。我的妹妹远嫁东北，已有五年未见面。
这不是一趟愉快的旅程。即使父亲不生病，我也根本不想见到他。如果可能，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孤儿。像一只鸟，孵化出来，便和父母没有了任何联系。人世间的纽带其实就是绊脚绳。可我们正是因为牵绊而来到这个世界。就像我，既是别人的儿子，也是别人的父亲。
我意识到，很多的事情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流逝，而是重叠。我在固纳的镜湖边陪儿子骑车时，想到的是自己八岁那年在县城里学骑单车。一辆黑亮的永久牌单车，有我胸膛那么高。我父亲既不鼓励，也不阻止，冷眼旁观。我想，即使我当时面对的是敌人明晃晃的刺刀，他也会是那样的表情。他当时穿蓝色中山装，上衣兜里插着钢笔。他的衬衣很干净，衣领里缝着我母亲钩织的领花。这东西如今已绝迹。当时我八岁，上小学二年级。过去的一年，一直是我母亲骑车接送我。他们经常为接送我而争吵。我母亲认为该我父亲送，我父亲认为我该自己去。最后他们各退一步，让我自己骑车去。问题不在于学骑车，也不在于那辆黑色的单车多次驮着我驶向荆棘丛里，让我的脸上爬满大小不一的血蚯蚓。而是我父亲的目光。
“我怀疑我们俩不是亲生的。”
有天巧慧这样说，却被我敲了脑袋。作为她瘦弱的哥哥，我记得她在襁褓里哭闹的样子，记得她像条尾巴似的跟着我，也记得我们经常因父母的争吵而蜷缩到角落里。后来她远嫁东北，有次喝多了在电话里哭，说她从小就想离开热水。我在上火车前告诉她父亲病了，电话里传来搓麻将的声音。她说，你先回去看看情况吧，我忙着呢。
月亮仍在，山已变了数重。我无法想象这列火车行驶在夜晚的样子，因为我身在其中。正如我从小生活在那套六十平米的教师宿舍里，却不知道自己家庭的本来面目。我母亲永远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我父亲永远板着脸，神情恍惚。我们有吃穿，有学上，成绩中等，走向人群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海。
没人能决定自己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我和朱丽已经结婚，经营着一个并不比我父母强多少的家庭。我母亲过世的第二年中秋，我带着妻儿回去看他。路上他每过一个小时就打一次电话来，反复问到哪里了？我根据导航显示一次次回答他，最后忍无可忍挂断了电话。此后，他没再打来。当我们的车开到他居住的小区门口时，他站在那里，张望。我最先认出了他的蓝色中山装。这些年，他一直穿这种衣服，就像这个世界只有这一款衣服，就像这个时代从未前进。我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他嗯嗯应着，却没了更多的话。那晚我们喝了一瓶他学生送的酒。他坐在我对面，处于一种神游状态。我叫他一声，他回应一声，就像我拉着一只风筝。
也是在那年冬天，他打来电话，我接起来却是个女人的声音。她说，我是你陈阿姨，我和你爸在一起了。我说，晓得了。
火车一次次进出隧道，这个庞然大物在天地间笨重迟缓地行进着。这种慢，不是落后，而是藐视万物的威严。这条铁路已有五十年历史。起初，它是我们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运输动脉，火车日夜穿梭，沿途的站点，都曾繁华一时。后来，汽车越来越多，火车越来越快，机票越来越便宜。这些穿梭在群山里的慢火车，渐渐被人遗忘。除非迫不得已，谁还想起它？就像我的父亲。在他有陈阿姨照顾以后，我只在逢年过节时给他打不超过三分钟的电话。
这列火车将在早上八点四十分抵达热水。当年我在固纳上大学，每次都是这个班次的火车回家。那时的七个小时中，我会和同车的学生打扑克，磕瓜子，喝啤酒，海阔天空聊未来。今天这七个小时，我斜靠车窗，月亮时隐时现，像我父亲阴晴不定的脸。如今，他病了。谁不会病呢？谁都会病，谁都会死。谁都是父亲，谁都是儿子。
火车更慢了。前方到站，热水。车厢里骚动起来。我保持着一个人回到故乡时该有的淡然。天已亮，可我浑然不觉。这列火车从黑夜驶向了白天。仿佛白天和黑夜同时存在，只不过是由一列火车实现的昼夜交替。车窗外早已面目全非。曾经的村庄和农田上，矗立着高楼。热水如其名，地下涌动着温泉。巨大的广告屏幕上，闪现着蓝色的广告词：温泉之都欢迎您。在那节车厢，我最后一个下了火车。
我父亲在热水第一人民医院，离火车站只有一公里。我选择走路去。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地图在我心里。医院的大厅里响着一种类似蜂巢的嗡嗡声。仿佛世人都在病中。搭电梯比乘火车还要难，焦虑的人们随时准备化为一道闪电挤进去。我选择了步行梯。这倒好，很安静。走道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落满灰尘的灭火器顺墙根摆放。我顺便在过道的转角处上了一次厕所，小便。我的尿夜浑浊，想必是久坐的缘故。
陈阿姨说他们此刻在过道里的椅子上。我站在过道的一头，一眼就看见了熟悉的蓝色中山装。我朝他走去，他侧脸贴在一个胖女人的大腿上，眼睛闭着，但眼睑在动。我站在他面前，他尚未发觉。这是我和陈阿姨第一次见面。她看到我，从焦虑中解脱出来，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你是一心吧？”她略显尴尬地推了推我父亲。
“他怎么了？”我盯着父亲发问。
他被我们的对话吵醒了。他睁开眼，挣扎着，在陈阿姨的帮助下坐了起来。他看了我好几秒，似乎眼睛和脑袋之间隔着很长的路。他终于认出我，轻声问，你来了？我来了，我说。陈阿姨递给他一个带奶嘴的水杯，他接过喝了一口。
他从来都是个瘦小的人。瘦小的孩子，瘦小的青年，瘦小的中年，瘦小的老人。别人的父亲中年发福，老年时血压升高，他没有。他体内有着粉碎机般的消化系统，任何食物经过他的身体是都只入其味。如今，他变得更瘦小了，像一个裹在成年人衣服里的孩子。又黑又瘦，典型的久病之人。
他换了个姿势，斜靠在椅背上，像一件被人随意丢弃的衣服。我用眼神示意陈阿姨借一步说话。她有一丝局促不安。
“他到底怎么了？”我问她。
“辛老师疯了，”她说，“虽然医生的诊断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我敢肯定他的脑袋出了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我掏出香烟，还未点上就被保洁阿姨制止了。
“我想，还是因为他打死了那两条蛇吧？”陈阿姨放低了声音，眼睛一直盯着我父亲。
这时，候诊大厅的小广播里，有个女声在念我父亲的名字，电子屏幕上，他的名字变成了红色。
二
我父亲看见两条红蛇交织在一起。在热水县公园的花台里。这本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竟然在恐惧中生出恶意，用砖头砸死了它们。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啥要打那两条蛇，也不知道为啥那两条蛇那么不经打，一砖头下去，两个脑袋就碎了。”
陈阿姨知道这事，已是半年以后。据她说，半年来，这两条蛇每分每秒都活在他心里。他走着，站着，睡着，醒着，都在想这两条蛇，却不跟任何人说。他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两条专门为他显现的蛇。
“辛老师在生活上对我很好，但不交心。”陈阿姨说。
“他就是这样的人。”我只能这样回答。
突然，有个穿白大卦的男人从核磁共振室里惊慌跑出，朝我们喊：病人家属，在哪里？快来！我们冲进去，看见我父亲跪在地上，朝那台冰冷的机器叩头。我去拉他，但他像生了根一样，无法撼动。我说，爸，你在干啥？他说，你快跑，他们要来抓你了。我说，我是谁？他说，你是蛇。核磁共振室的门口挤满了看稀奇的人，医生在一旁无奈地摇头，让我们拖他出去，别耽误了其他人的检查。又过了一会儿，医生来到过道上。
“像他这样的情况，我建议你们还是送去三院吧。”
三院，就是精神病院。人们谈起它，脸色和谈殡仪馆时一样。它在县城北郊，是几栋隐藏在树林中的白色建筑。我走到医院外面，给我妹妹打电话。她说，情况这么严重？我说，医生是这么建议的。她说，那就听医生的呗。我给朱丽打电话，她没有接听。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爸的情况不好。她没回。我想，我们之间的事情，她已经想清楚了。我们最近在闹离婚。是我提出来的。没别的原因，我就是觉得不爱了，突然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也许一个人的爱就像烛光，燃着燃着就熄灭了。被风吹灭，或油尽灯枯，结果都一样，只是时间问题。
我父亲坐在过道里的椅子上，头枕着陈阿姨的肩。他又抱住了那个奶嘴杯，但没喝，水快没了。他闭着眼，嘴唇翕动。陈阿姨看着我，我朝她点了点头。
“我们走吧，”她站起身，伸手去拉我父亲，“医生说你没事了，回去休息一下就好。”
我们一人抓一只手，搭在肩上，架着父亲下了楼。他的头歪向我的肩。我伸出另一只手去揽他的腰，瘦骨嶙峋。他轻声问我，朱丽呢？我以更轻的声音告诉他，朱丽在上班，还要照顾孩子。他说，你们要好好的。我的额头渗出冷汗。
出租车来了。陈阿姨先坐进去，伸手来拉我父亲。我护住他的脑袋，以防撞到车门。他突然惊恐地看着我，问，你们要带我去哪里？陈阿姨说，我们回家，你的八哥还没喂食呢。我父亲说，八哥的肉不能吃。司机扭过头来，不耐烦地问，走不走？我们只好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车，并且一人抓住了一只手。
从一院门口穿城而过就到了三院。我们在门口下了车，扶着父亲朝里走。在我们的头顶上方，二楼和三楼的窗户后面，是一双双呆滞的眼睛。我看见有人张嘴吼叫，但没有声音。这里的诊室和一院不同。我父亲被医生带进去后，铁栅栏门隔开了我们。我和陈阿姨抓住铁柱，像两个犯人。
姓名？辛远山。年龄？嗯。出生年月？我属羊。今天是几月几日？不知道。你哪里不舒服？我害怕。怕啥？那些声音。啥声音？钟声、锣鼓声、木鱼声、念经声。这些声音怎么会害怕呢？他们要来害我。谁要来害你？他们用斧头砍我脑袋，用镰刀割我脖子。
医生站起身，送他出来。经历了这一场拷问，他浑身颤抖。然后，医生让我进去。他建议我们先住院观察。我问医生是否确定我父亲的精神出了问题。
“是的。”医生说，“他会狂躁，还有可能会伤人，或者伤自己。所以，他需要住进来。”
我必须得接受这个事实。我父亲疯了。我小时候和妹妹吵架，最恶毒的话是，信不信我送你去三院？结果某天，我却要把父亲送到这里来？
“跟那些人住在一起？”我问医生，“家属能陪着吗？”
“不能陪，也不需要陪，”医生说，“这里的病人都这样。”
我的眼前浮现出父亲穿着病号服，目光呆滞的样子。他那么老了，在一堆身强力壮的精神病人中间，会像一只苍老的鸡。
“我们可以在家里治疗吗？”我又问，“天天陪着他，按时服药。”
“这个，你们自己选择，”医生说，“我只负责建议。”
没跟任何人商量，我做了决定：带我父亲回家。医生开的药是：氨黄必利片、氯淡平片、艾司西酞普兰片。我知道，吃了这些药，我的父亲就会成为一个靠药物来镇定的人。没有药物能驱散人内心的恐惧，只能让意识麻木。他会在药物的作用下变得安静，其实就是呆滞。可是除了服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坐车回家，一路沉默。他坐在我身边，头靠在我肩上，眼皮艰难地眨动，像两只濒死的飞蛾。
表面上看，热水这些年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真正了解它的人，也知道有些东西一直都在。比如教师宿舍院外的那株三角梅，依然蓬勃地开着。我曾经骑着失控的自行车钻进它的枝蔓之间。花开的时候，我妹妹每天摘一朵放在书里。小区的铁门，也还是以前的样子，生了锈，摇摇晃晃。
回到院里，我父亲强打起精神，要独自上楼。几个退了休的老同事过来问病情，他甚至挤出了一丝笑容。陈阿姨走在前面，像个女主人似地带路，熟练地掏钥匙。八哥听到开门声叫了起来：阿尼卡，阿尼卡。我父亲突然一下子跪到了地上，嘴里发出一声含混不清的“哞”声，浑身发抖。我和陈阿姨一人拽一只手，拖他不起。
“跪下。”他说，“你给我跪下，求菩萨保佑。他们要害你。”
我没动。他揪住了我的裤腿，目露凶光，仿佛要害我的人是他。陈阿姨关了门窗，拉着我父亲的手，哀求道：“你起来吧。孩子在场呢。”可我父亲双手抱头，嘴里发出的长啸足以穿透门窗。我只能依了他，陪他跪在冰冷的客厅里。如此，他果然安静了下来，乖乖服下陈阿姨送来的药。又过了一会儿，他说他们原谅我们了，让我起来。
药物开始起效，陈阿姨让他去卧室里睡觉。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俩。她给我泡了一杯茶，然后开始给八哥喂食。我问她为啥八哥会叫阿尼卡，她说，因为自从我父亲看见那两条蛇以后，几乎每天都在念叨阿尼卡。她系着我母亲曾经用过的围裙，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穿梭。我母亲的遗照还挂在墙壁上。家里还是我上次见到的样子，只是多了一个陈阿姨。她并没有像一些女人那样，要把这里打造成她的地方，除了卫生间里的牙刷，我没有看到更多她的东西。她不时来到我身边，断断续续地讲起我父亲半年来的情况。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老盯着一个地方，半天回不过神来。”
“他一直是这样的，”我说，“神思恍惚，几乎没有过笑容。”
陈阿姨说她在我父亲走神的时候仔细观察他的表情，感觉像是有针在扎他的脸。他痛得抽搐，像是魂被什么东西给牵走了，往往需要她去帮忙拽回来。她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她说既然没事，那你好好的，我要走了。她真的开始动手收拾衣服，她伤心极了，她不想跟一个心里装着事的人一起生活。于是，我父亲被逼讲了看见蛇的事。陈阿姨说，谁没见过蛇呢？我父亲说，它们不是两条普通的蛇，它们在很多年前就被我打死了。他讲完这些，终于崩溃了，说他害怕。我父亲夜不能寐，一天天憔悴下去，却不让陈阿姨告诉我们。
“前两天，他吃饭的时候，突然瞪直眼睛，把一碗饭一口气扒进嘴里，然后开始啃碗，嚼筷子。我想，我必须得告诉你们了，否则，我担不起这责。”
“阿姨，”我叫了她一声，“你会因此离开我爸吗？”
“不会，”她说，“我跟辛老师在一起，图的是他心好。”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我父亲心好。这个仅仅和我父亲生活过几年的女人，她在晚年遇见我的父亲，就像一个人走进一片森林遇见一棵树。却不知它经历过什么样的风雨，为什么会长成今天这个样子。当然，我也不知道。她转身进了厨房。我又开始给妹妹打电话，她没接。我发了信息，让她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至于朱丽，我想，先不打扰她了。我向单位请了年假，回去补假条。既然谁的父亲都会生病，那我只能面对，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具体要怎么办。
我父亲醒来时，天已黑尽。他足足睡了四个小时。在这期间，我回到曾经属于我的卧室里，关上门，抽了半包香烟。发黄的老墙上，还贴着同样已经发黄的明星贴画。他们是“四大天王”和小虎队，以及关之琳和温碧霞。还有那些我无聊时写在墙上的小诗，如今看来是多么可笑。那时，我母亲和妹妹住大卧室，我父亲睡在沙发上。那时，我做梦都想离开这里，离开热水。最后如愿以偿。那时，我想如果有天结婚了，一定要找个我爱的女人，幸福地生活。最后事与愿违。
陈阿姨照顾我父亲洗脸，给他挤牙膏。她像是他的另一半大脑，总比他先想一步。我又想起朱丽。如果我们坚持走下去，再过几十年，会怎样？当然，我只是这么一想，对于我们的未来，我已不再期待了。我们经历过漫长的谈判。关于婚姻，关于爱，关于未来。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要结婚。人们口口声声的爱，是合适，是好感，还是至死方休？
晚饭时我父亲提议我们喝点酒。我们吃惊，但又无法反对。从医院回来，我们的世界就变成了玻璃的。地板、墙壁、手机、锅碗瓢盆、嘴巴、眼睛……都需要轻拿轻放，小心翼翼。
我们举起杯，象征性地碰了一下。陈阿姨为我们夹菜。我们轻声说话，咀嚼，甚至看向彼此的目光也是轻的。但是，我们又担心过分的安静，是否会激起不良反应。
我说：“爸，我已经请假了。我陪你一段时间。你的问题不严重，慢慢就会好起来。”
“我的情况自己明白，你不用安慰我。”他说，“如果你真有这份孝心，明天陪我回阿尼卡。”
我和陈阿姨相互看看，谁也没说话。
“如果你们不想陪，那我就自己去。”
说完这话，他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闭上了嘴。又过了一会儿，他蜷缩到沙发上，闭上了眼睛。电视机开着，静音，变化的光影照在他脸上。我和陈阿姨不时对看，都在等对方开口。
“好吧，”我说，“明天我陪你回阿尼卡。”
“我也陪着去。”陈阿姨说。
他并没有我们预想中的欣喜，但也并非置若罔闻——他的眼里，渗出了泪水。我们都看见了，但没有帮他擦拭。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从那一瞬间开始，我们谁也不想再说什么。我父亲默默起身，套上棉拖，进了卧室。
三
“三十年了。”
我父亲坐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上，喃喃自语。我和陈阿姨没有接话。窗外在下雨，这不会是一段轻松的路。出租车一般不出城，我花了高价，但没有告诉他们。此刻，他双手抱紧奶嘴杯，杯里装的热牛奶。这是他退休后每天早上必喝的东西。所不同的是，热牛奶的女人已经由我母亲变成了陈阿姨。陈阿姨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像要搬家似地装满了两大箱衣物和生活用品。我的年假只有十天。这是我大学毕业至今父子相处最长的时光。我有了儿子以后，回想起我父亲，像是站在一面镜子前。想起他对我的冷漠，我便倾尽所有热情去对孩子。想起他的暴脾气，我就努力心平气和去讲话。
这是十一月中旬，立冬已过。这阴雨天气像传染病，让出租车司机没了好心情。幸好他会抽烟，让我有机会不停地给他发烟。他沉默地接过，一支接一支抽着。后来，我索性把一盒没有拆封的香烟给了他。雨刮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我在车窗外寻找着记忆。而当出租车驶出了县城，我连零星的记忆都没有了。可比记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的车到洼乌镇，我堂兄富乐会骑摩托车来接。我昨晚给他打了电话。得知我们要回阿尼卡，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热情，和他们进城时我们的态度一样。
我父亲坐在我和陈阿姨中间。他的身子在微微颤抖。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冷还是害怕。陈阿姨为他加了一件外衣，并建议他睡一会儿。
“我睡不着。”他有气无力地说。
车内空气浑浊，他咳嗽起来。我打开车窗透气，风卷着雨灌进来。我只能赶紧关窗。父亲的目光越过我，望向窗外，发呆。我不知道那些一闪而过的景物，是否会在他脑海里留下印象。他仍然穿着蓝色中山装。我毫不怀疑，三十年前的某一天，他也是穿着这身衣服从阿尼卡到的热水县城。阿尼卡，我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像念一句咒语。它是我父亲的故乡。
城乡之间的公路年久失修，浅薄的沥青早已被车轮带向了四面八方。车行驶在这样的路上，像是裹了小脚的老人，磕磕绊绊，小心翼翼。热水县所辖的乡镇分布在它四周的群山里，都需要翻山越岭才能抵达。车爬到山顶时，雨停了，风里带着枯枝败叶的气息。没有树木的地方，是衰草。沟壑纵横，悬崖峭壁。
车窗全部摇下。我们呼吸着凛冽的空气，五脏六腑正在一点点冷却。我父亲打了个喷嚏，吓得陈阿姨赶紧关了车窗。这喷嚏惊醒了一直沉默的司机。
“这大雨天的，你们去洼乌干啥？”他从后视镜里瞟着我们，仍然没有好脸色。这也难怪，这条路太烂了，他的汽车底盘被刮了两次。
“去走亲戚，”我敷衍道。但这家伙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他说他已经很久不跑长途了，太危险。某个夜里他被人包车去苦竹镇，上车的时候只有一个老人，哪知走到半路，丛林里跳出四个人，拦下他的车，把他当只大闸蟹——五花大绑，扔进荆棘丛里，连身上的最后一枚硬币也搜走了。
“你去过苦竹没？”他问我，不等我回答，他又说，“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跑长途了，今天如果不是看在老人身体不好的份上，我也不会去洼乌的。”
我向他道了谢，并告诉他我没有去过苦竹，但知道那地方民风彪悍。即使是现在，在纳固，仍然活跃着若干来自苦竹的年轻人。他们无所事事，混迹于各大娱乐场所，喝酒和赌博，靠不要命而活着。臭名昭著。
“苦竹！”我父亲突然一声吼叫，吓得司机下意识地去踩刹车。出门时已经给他吃了药，看来效果并不理想。我下意识地去抓他的手，防止他突然站起来。但他只是浑身瑟瑟发抖，像一只听见了狼嗥的丧家之犬。
“苦竹！”他又叫了一声，咬牙切齿。他这么一闹，司机终于沉默了。
雨后，道路湿滑。太阳冲破云层，灰蒙蒙地贴在天上。洼乌距热水一百公里，一道道山梁一条条沟，已经把它们隔成了两个世界。四个小时以后，两山之间那个略显开阔的地方，已经能够看见写有洼乌字样的招牌。几排贴了白色磁砖的楼房之间，既是公路，也是街道，被雨水冲刷后，泥泞四贱。如果是赶街天，道路两边会摆满各种地摊，车辆经过这里会排起长队，按响喇叭。
在一家超市门前，我的堂兄富乐和两个男人坐在长凳上，一人手上握着一瓶啤酒。他们的面前，停着三辆摩托车。我和陈阿姨架着父亲走到他们面前，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支烟，然后看他们大口喝啤酒。我父亲认出了富乐，脸上的表情激动起来，但嘴里含糊不清，像梦话。
他坐上了富乐的摩托车后座。为了防止他中途松手，掉下车去，富乐从超市里买了一根绳子，将两人的腰绑在一起。他没有大喊大叫，而是呆呆坐着，对我们的交待唯唯诺诺。
摩托车朝山间驶去，像三头不太听话的公羊。我们都没有戴头盔。风从耳畔刮过，让人担心某个时刻耳朵会被吹飞。肠子似的山路上只有我们这三辆摩托车。引擎声混合在一起，突突突，像三股喷泉从地上冒出。像我这种生长在县城的人，除了路边的松树和桤木，再也认不出别的树木。至于林间被惊飞的鸟，我更是认不出来。我父亲则不然。他的这一生，在县城和乡村生活的时间各一半。他回到阿尼卡，就像一只鸟返回了老巢。一个人老了，还有故乡可回，这似乎也不算很差。
富乐载着我父亲走在最前面，中间是陈阿姨，我在最后。这样安排，是为了让他们不消失于我的眼皮下。我们的摩托车沿着车辙朝山顶开去，低档位，大油门，车轮不时跳进坑里，又挣扎着爬出来。骑车人习以为常，但我心惊胆颤。这样的山路上，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葬身悬崖。
“还要多久？”我问。
“还要一个小时，”骑车人说，“刚走了一半。马上就到大风洞了。”
大风洞。我心里默念了一遍，果然觉得风比之前更猛烈了。前方是一个山丫，道路分了叉。富乐的摩托车停在前方，他在等我们。就在这时，我看见我父亲突然张开双臂，挥舞着，拼命挣扎。富乐猝不及防，用一只脚撑住车身，双手紧紧握住车把。我们已经赶上来了。我赶紧跳下车。
“我们在这里歇一下吧，”富乐说，“前面的路更难走。”
“不准停！”我父亲咆哮起来，用手捶富乐的肩和背，“快走！这里是大风洞啊，快走！”
富乐看着我，哭笑不得。若不是他想到用绳子将两人绑在一起，我父亲此刻肯定已经滚下车了。富乐没法了，只好继续骑车前行。车一启动，我父亲立刻安静了。我的目光向四周搜寻，果然看到了那个独眼似的黑洞。
“大风洞是啥地方？”我问。
“一个岩洞，”骑车人说，“不知道有多深，里面倒挂着好多蝙蝠。”
“赶紧走吧。”我说。
我害怕蝙蝠。这种软沓沓的东西，总让我想到鼻涕、老鼠和夜间飞行的不明物。
翻过大风洞，就进入阿尼卡的地界。人们散居在山坡上，在相隔几百米的平坦处建起了大小不一的白色砖房。多年前，这里肯定不是这样。只有那些站立在房前屋后的老树，在宣告着这个村庄的年龄。这里并没有通公路。在这里，摩托车和牛和驴一样，必须习惯这样的羊肠小道。我们的摩托车从地埂上，从屋檐下，从桃树下，从水井旁驶过，引擎轰鸣，鸡飞狗跳。这里的土壤是红色的，犁过的土地像一道道伤口。
“快到了，”骑车人说。
那时，我们的摩托车行驶在一条地埂上。富乐的摩托车突然停了下来。我父亲正伸手从富乐的腰间寻找绳子的结头。
“马上就到了，”富乐双手紧紧护住腰腹部的绳结，哀求，“叔，别这样，小心掉下去。”
“放我下去！”我父亲吼叫着，不顾一切地想要往下跳。我赶紧停了车，加入到这场绳结抢夺战中，我父亲很快败下阵来。
“我求你们了，放我下去吧。”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认识这里，我要下去看看。”
我不想他一回到这里就哭泣，又想着反正这儿地势平坦，不会有什么危险，就和富乐交换了一下眼神，解开绳结扶着他下了摩托车。然而，他的脚一沾地，就撒腿跑开了。他转动着双臂，沿着那块平地飞跑，嘴里发出啊啊声，像一只要奋力起飞的乌鸦。他跑了三圈，然后突然跪了下去，头抢地，那啊啊声变成了抽泣。我们站在一旁看着，不知所措。这是中午的阿尼卡，雨后的阳光像明晃晃的宝剑直插大地，风吹草动被无限地放大。一百米开外的白色院子里走出来一位老人，身后跟着一条黑狗。他径直走到了我父亲身旁，我才认出，这是我伯伯。
“起来。回家去。”他在我父亲身边蹲下，低声命令，但话里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我父亲如梦初醒，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他摇晃着纸一样的身子，被我抢先一把扶住。这是一片空地，之前种的是玉米。在这样的时节，玉米茬被犁翻过来，露出一团一团的红土。在某团红土中间，有一片不规则形状的青色瓦砾。
四
从地理位置上说，我们回到了阿尼卡。从心理上说，我们回到了父亲的回忆中。迫不及待地回忆。像是在观看一部老电影，主角是父亲和伯伯。而我们，这些观众，也没有闲着。上菜，倒酒，盛饭，在我们到来之前，这些饭菜已经加热了三次。他们旁若无人地说起小时候兄弟俩上山挖草药，上学路上被恶狗追，说起某个春天我父亲差点死于一场麻疹，我伯伯一直坐在床边哭。我们只能听着，吃着。而他们的话题越说越远。
二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来到阿尼卡。我们从哪里来？兄弟俩居然争论了起来。我伯伯说是南京，我父亲认为是江西。但共识是我们这个家族高鼻梁，大眼睛，竖起拇指像蛇头。这是我们血脉里的暗号。
“不信？你们试试。”
我和富乐真的竖起了拇指，研究起来——也许是心理原因，我们觉得他们说的对。于是，相视一笑。
某一会儿，我伯伯出于长辈的关怀，问起我现在的工作以及我妹妹在东北的生活。但当他云里雾里地听了出版、编辑、发行之类的词后，端起酒杯和我父亲碰了一下，话题又沉入了往事的泥潭。这真是一个幽深的泥潭，一个下午就这么过去了。
天黑前，我们在火塘里生起了火。金色的火焰舌头一样地舔着木柴。深秋的风怒吼着，院门不时被推开。那风无穷变幻，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又像横冲直撞的泼皮无赖。那风在吹，在响，在推，在拉，剥去我父亲身上往事的外衣，他开始瑟瑟发抖。无形中，又有针在刺他的脸了，但那痛是明显的。似乎，那风就是冲他而来的。
“我害怕。”他说，“给是有人进来了？”
“莫瞎想。”我伯伯说。
陈阿姨从药箱里翻出了药，让他服下。在药物生效之前，他双手抱住膝盖，望向火苗。那一团团在木柴上欢呼跳跃的精灵，轻易就能将人的思绪带向远方。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而风一直在叫嚣，没完没了……
伯伯家有一院房子，九间。但是，这些房子的利用率极低，牛圈、猪圈、厕所、杂物间、洗澡室，堂屋……轮到人住的卧室，不过只有三间。富乐一家三口，占了一间，伯母和陈阿姨住一间，所以，我、父亲、伯伯，只能住一间。
当卧室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时，我父亲看起来清醒了一些。这房的通风不好，只有一个半开着的玻璃小窗里，能够吹入几丝冷风。三张床一字排开，床上用品臃肿不堪。我们坐在床沿抽烟，烟蒂随便扔在地上。墙壁上，投下了我们局促的影子。
“把灯关了，说会儿话吧。”我父亲说。
我伯伯关了灯，但没有说话。
我冷，我困。在冷和困的交织中，我听到我伯伯在叹气。然后，我父亲翻了个身，木床嘎吱作响。
“你怎么就得了这病了呢？”我伯伯问。
“我打死了两条蛇。”我父亲回答。
“活了一辈子，谁还没见过几条蛇。”
“和那年打死的那两条一模一样。”
此后，又是长久的沉默。也有可能伴有几缕叹息，我不确定。入眠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下坠。当我被陈阿姨叫醒，天已大亮。
“快点！”她说，“你爸在外面，弄不回来了。”
我翻身坐起，却在掀开被子前犹豫起来。毕竟，这不是我母亲，只是一个和母亲年龄相当的女人。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转身站到了门外等我。
她说的外面，是距离我伯伯家大约五百米远的一个小山坡。那里树木稀疏，荒草丛生，我远远地看见父亲坐在那里，其他亲人站在他周围，正说着什么。陈阿姨跑在面前，不时回过头来跟我说话。她说，早上睡醒，我父亲便来到这个小山包上，一个人坐着，谁也叫不回来。
“那让他待着呗，”我不以为然地说，“在这乡下，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们说，不能让他待在那里。”
爬上那个小山坡，我们气喘吁吁。我父亲坐在一大一小树之间，将它们揽在怀里，沉默地望着远方。其他人呢，如临大敌，却又一筹莫展。我伯伯一次次去拉，去劝，去骂，都无济于事。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
我说：“回家吧，爸。地上凉，小心感冒。”
“家早没了。”他说，“啥都没了。”
“你不要乱说！”我伯伯说，“你不是还有一心和巧慧吗？”
“一心……”我父亲喃喃念叨我的名字，带着哭腔。我在他身边蹲下，伸手稳住他的肩，一遍遍地回应着他。那一声声呼唤和一声声回应，就像相互配合的两把锤子，一次次捶打，锻造，让铁变得柔软——更何况是人心。其实，从我在医院里看见他那一刻时，我的心就软了。当年那个冷酷、威严，丝毫容不得冒犯的男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眼前这个苍老的孩子。我们走在时间的圆环上，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交换了位置。
“你们都回去吧，”我对其他人说，“我留在这里陪他。他愿意坐多久，我就陪他多久。”
“不能坐在这里！”我伯伯说，“这里不干净，邪气重。”
“邪气？”我问。
“是湿气，”富乐抢过了话，又瞪着伯伯，喊了一声，“爸！”
我伯伯便不再说什么了。他们走了。陈阿姨走在最后。他们越走越远，我父亲如释重负，但依然紧紧将那两棵树揽在怀里。阿尼卡地广人稀，人们呈散居状。在这里，若非刻意，否则你要遇见一个人的几率会比遇见一棵树一朵花要小得多。但也有例外，比如我和父亲现在身处的这个小山坡。我看了看四周，除了父亲抱着的这两棵树外，就只有几蓬灌木丛和一片衰草。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选择这里。
“你看，这里是不是很好？”我父亲问。
“哪里？”
“这里，”他说，“这个小山坡，我们现在坐着的这里。”
他脸上的笑容莫名其妙，但同时流露出某种认真。
“我不知道，”我说，“你抱着这两棵是什么树？”
“他们可不是树，”他说，“你要记住，如果我死了，你一定将我埋在这里。必须是这里。”
他可能是早上忘记吃药了。这药的效果很一般，几乎只能带给我们一种心理慰藉。我想，如果他继续这样，我得带他离开这里，去省城看看。生活的胶卷，底色藏在暗影里，在时间的冲洗下，正一点点成像。我接受了这现实。我父亲老了，病了，当然，我还要接受他某天会死去。但是，在他死前，我想尽一个儿子的义务。
“爸，我们在这里玩两天，然后去省城。”我说。
“我哪里也不去。我回来，就是要死在这里。”他冷冷地说。
“你现在是清醒的吗？”我问。
“我一直清醒，”他说，“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清醒。”
我不再言语，默默地陪着他，连目光也随着他转。他正在看头天下跪的那片土地。目光停留在那里，仿佛那是一块荧幕，里面有他才能看到的内容。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的嘴里发出磕牙声。
“你冷吗？”我问，这话打断了他的目光。他回过头来，瞪了我一眼。
“别说话，”他冷冷地说，“这里没你什么事，你回去吧。”
又来了，我绝望地想。他那半明半暗的内心世界，就像大地要以什么面目见人，全凭太阳的心情。只是，他给我的阳光实在太少。就像我是一个多余的人。一种累赘。一种罪孽。这种感觉，不光我有，我妹妹巧慧也深有体会。所以，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回到热水让他搜寻各种关系，帮我进入某机关或事业单位。如果是之前，他告诉我“没我什么事了”，那我一定甩手就走。但是现在，我们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中。我不能像他一样，向比自己弱小的亲人展现自己的强大。
他的目光从那片土地里撤回来，定睛到了怀里的树上。他轻抚着那棵大一点的树，目光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慈爱。他像是在哄那棵树睡觉，或者它已经睡着了，只是出于一个父亲的无限怜爱。他的嘴里发出含混的喃喃声。我想，也许他是故意不想让我明白。有一阵子，我被他搞糊涂了，恍然觉得自己就是那棵树。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父爱。
对于那棵小一点的树，他亲吻它，然后咯咯笑。这样的亲吻，我同样没有过。我受不了了，站起身，走到几步开外，看着他。太阳已经升起，金光撒下来，落在他的白发上。
我确定，我的父亲疯了。虽然我不忍心用这个词，但它比“神经错乱”和“抑郁”更直接。小时候我在热水的街头见过疯子，追着小孩子打，或者在大街上唱歌。那时我根本不认为疯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状态，就像睡着了，就像在做梦。但当这个人是我父亲时，我下意识地想要走进那个世界，和他一起承担。
我们一直坐在那里。看太阳一点点升高，照得浑身暖洋洋。我父亲终于放开了那两棵树，他坐在它们中间，不时看看树，又看看我。洋溢在他脸上的慈爱让我动容，那是父亲该有的样子。我兜里的手机发出微信提示音。是朱丽。她问：我们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我没有回答她。
“走吧，”我站起身来，“我们回伯伯家。”
这次，他居然乖乖站了起来，伸给我一只手。他吊在我肩上向前走几步，突然站住，回过头来，看着那两棵树，挥了挥手。
“我还会再来看你们的，”他说。
五
在阿尼卡，时间慢得叫人无所适从。日升日落缓慢，牛羊脚步缓慢，风声吹过山野的回声也缓慢。人呢，除了吃饭和睡觉，似乎找不到别的事情来消磨时间。我们围坐在我父亲身边，小心翼翼地说着无关痛痒的话。我们一次次谈起庄稼和牛羊，谈起天气和收成。言者无意，听者无心。
这里的人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所以，每顿饭都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炖火腿、熬红豆、炖土鸡，厨房里一直飘着若有若无的香气。清晨的时候，我们坐在堂屋里，面对着一台声音沙哑的电视机，嗑瓜子。然后在中午的时候，移步到院子里，晒太阳。屋外的柳树下，有几只喜鹊在叫，我伯伯说，要来客了。喜鹊飞走后，又来了两只乌鸦，聒噪得让人心烦。
“我害怕，”我父亲说。
我们知道他害怕乌鸦叫，陈阿姨给他吃了药，让他去睡一会儿。他先是拒绝，但那两只乌鸦一直不走，一直叫，他便起身躲进了卧室里。大约过了十分钟，陈阿姨去看他，然后回来告诉我们，他睡着了。可奇怪的是，即使我父亲不在场，我们也丝毫感觉不到轻松。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冷场。他们提议，让我也去休息一会儿。我说，我想去村里走走。
“那我陪着你去。”我伯伯警觉地站起了身。
我们朝外走去，那两只乌鸦还在叫。我伯伯拾起一个石头扔出去，乌鸦飞了一圈，无枝可栖，又落回原地。他神色凝重地站着，看着那两只乌鸦——它们相互倾诉，似在发布着某种信息——如果这真是一种不吉祥的鸟。
“走吧，”我说，“不管它们了。”
我带头朝前走，好让他跟上来。那两只乌鸦一直在叫，但声音越来越弱。那时，我们已经走到那块我父亲下跪的地边。我站住，我伯伯也随之站住。
“这块地是谁家的？”我问他。
“以前是你父亲的，现在是我的。”他说。
“这里一直种庄稼吗？”我又问。
“土地不种庄稼，还能干啥？”他说着，从我身边跨过，慢慢朝前走。但我走进了那块地里。它的前后方栽种着核桃、棕树和竹子。我席地而坐，又看见了夹杂在土坯里的青色的瓦砾。
“走吧，我们四处走走，”我伯伯说。
我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继续朝前走，路宽不过二尺，难以并肩而行。这是村里的主干道，人们散居在路的两边，看上去了无生气。
“你给我讲讲我爸以前的事吧，”我说。
“你爸从小就很聪明，很努力，他是阿尼卡第一个有工作的人。”
“这个我知道。”
“你现在最应该关心的，是他的病情。”
“那两条蛇，是怎么回事？”我问，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他从小害怕蛇，但没想到会被吓成这样。”他说得轻描淡写。
“其实你可以告诉我的，”我说，“无论什么我都可以承担。”
他沉默以对。我看向他，他的目光躲开了。
“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疯掉的。”我说。
“我们回去吧，”他说，“你爸也该睡醒了。”
我父亲确实醒了，并且精神状态不错。伯伯家来了三个老人，是父亲儿时的玩伴。他们带来的白酒和饼干，放在伯伯家桌子上。他们明显比我父亲要苍老，用树枝样的手指夹着香烟，大口大口地抽着。简单的寒暄过后，他们的目光紧紧盯住了我。
“这是一心，我的大儿子，在固纳工作。”我父亲的语气中难得有了一丝骄傲。
老人们噢噢点头。我试着换了个地方坐着，他们的目光又追了过来。我只好掏了手机来玩，耳朵却留意着他们的谈话。
“好多年不见了。”一个老人说。
“是啊，”另一个老人说，“三十年了，那事以后就没见过。”
我伯伯咳嗽起来。他在别人的目光之下，说自己可能有点感冒了。
“这些年，你几乎没有变化，”一个老人说，“还是年轻时那瘦猴样，扛木头都只能扛轻的那头，重的留给女人。”
这个老人说完兀自笑了起来。但笑着笑着，发现并没有人陪着他笑。他红着脸，猛抽了几口香烟，起身走了出去。
“这个李老八，马尿喝多了。”另一个如此解释。
我抬起头，看了看说话人。他朝我笑了笑。令我惊讶的是，这个下午，我父亲竟然出奇地正常。这让前来探望的老人都不便问他的病情。我伯母炸了花生米和茨菇供他们下酒。我父亲的杯里，也装了大约一两酒。他们热络地谈起小时候：上山放牛误食毒蘑菇，眼前全是小金人；某次河水暴涨，差点被冲走，幸得其中一人相救；曾经逃学一周，躲进山洞里打扑克……这些无关痛痒的回忆，让他们的谈话顺畅起来。我父亲却在这时端着酒杯，站了起来。
“你们今天来，我太高兴了，”我父亲边说边和他们碰杯，“如果你们不来，我过几天也要去找你们。我有事要请你们帮忙。”
“帮啥忙？”他们齐声问。
“帮我盖一院老房子。”我父亲说完这句，一口干了杯中酒。
可是，那几个和他碰了杯的老人交换了目光，都没有喝酒，纷纷放下了杯子。
我想，他又在说胡话了。好在他这话并没冒犯别人，他的这些老朋友应该会理解的。可我父亲喝了杯中酒后，笑盈盈地看着我们，像是已经做好迎接反对之声的准备。众人的沉默让他紧张不安，他端起空杯子，想了想，放下。最后，他的目光像两道划向暗夜的火星，熄灭后，便也跟着沉默了。
饭菜上桌时，老人们已经吃饱喝足。而我父亲，他坐在我身边，像株失去了阳光的花草，萎靡得就要倒下。月亮升起来了。三个老人醉眼矇眬，他们要走了，我送他们到门口。他们学着城里人的样子，握住我的手，使劲摇，却找不到更多的话。他们来自同一个方向，他们相互搀扶离去。他们慢吞吞走在月光下，风中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谈话声。
“一模一样啊，”其中一个老人说，而另外两个老人表示赞同。
一模一样？他说的是这个词吗？细想之下，我又无法确定。
六
我们回到阿尼卡已三天。天气晴朗，但太阳照在身上并不暖和。偶尔有阵风吹过，寒意越发明显。世界突然变小了，只有村庄那么大。人们生活在以家庭为单位抱团成生活，像一个个散落在山间的黑石头。村道冷清，鸡犬之声不相闻。
在这里，手机信号似乎是有形的。它随风而来，随风而去，白天来，晚上去。所以，那些发出去了没有回音的消息，就当是没有收到吧。但那种被世界抛弃了的落寞，却总是挥之不去。
我父亲天一亮就起床，洗漱完毕就上山。我们不再像之前那样惊慌了。我们中的某个人，远远看看——他在那里就好了。我去陪他，带一件披毡去垫坐，甚至，在那个小山坡上生起一堆火。我坐在他身边，看他将树揽在怀里，一会儿说话，一会儿轻抚。那时，就像我们之间隔着玻璃屏障，可望不可及。坐久了，我难免产生试探这屏障到底有多坚固的想法。
“爸，你现在心里还是会害怕吗？”我问他。
“你走开！”他突然朝我咆哮，“你这个魔鬼！”
“我是一心啊，爸。”
“你这个苦竹的魔鬼，你应该下地狱。”
苦竹。我脑海里闪过这个名字，想起了那出租车司机的话。但我没想到的是，当时别人那么随意一说，就进入到了他的记忆，成为梦魇。我退到了离他几步远的地方。他的情绪渐渐平复，但仍然没停止嘴里的呢喃。
“你今年四十二岁了，”他对那棵大一点的树说，“你有几个孩子了？”
树是树的孩子？难怪别人说，疯子和艺术家只有一线之隔。照此说法，我父亲怀里这棵已结松果的树无疑已经成年了。但我看了看四周，可能是因为土壤或者别的原因，它的松子并没有繁衍出更多的后代。而当他和另一棵树说话时，他的语气更加温和。这让我恍然觉得，树真是有性别的。
“我真放心不下你啊，”他说，“你那么瘦小，一把掐住脖子就动弹不了的。”
那确实是棵瘦弱的树，仿佛天生就营养不良。它长得又高又细，连头顶的松毛也呈黄色。我认真观察起这棵树来，发现它竟然真有几分女性的曼妙。我就那么隔着一段距离守着他，听他胡说八道。我的假期还剩下七天。我计划再过三天就离开这里，带他去省里的精神病院。但我将我的计划告诉伯伯被他阻止了。他们认为我父亲只是中了邪，需要一个巫师来诅咒附体的厉鬼。为了说服我，他还举了好几个病例。阿尼卡方圆百里地，法力大小不等巫师几十上百人。特别是冬天，人和鬼都闲下来了，巫师们忙得脚不沾地。
我陪父亲坐了一个上午。我已经能够准确地从他的眼神里辨别出他是清醒还是糊涂。他糊涂时目光呆滞，声音嘶哑，含混不清。在他定睛处，仿佛有一个我看不见的深潭，让他越陷越深，无力自拔。但我不敢强行把他拉回来，害怕挣断他脑袋里那根绷紧的弦。这个顾虑，让我们得像对待易碎品似地对他，轻拿轻放。
比如那天中午，他吃了饭和药，趁我们不注意，顺着一把小楼梯爬到了伯伯家的猪圈楼上。就在我们四处呼喊着寻找他的时候，他笑盈盈地从楼梯上下来，手里拿着一副长方形的土基模子。他眼里的光芒令我惊讶，那是孩子找寻到心爱的糖果时的样子。
“你跟着他去吧，”我伯伯说，“不管他做啥，你就当他是个三岁小孩，陪他玩。”
可是，我很快发现，我们都想错了。当我们拿着锄头、撮箕、榔头和土基模子来到那块他下跪过的土地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分不清他的状态。他脱下蓝色中山装，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他开始挖土、舂土，打开土基模子，取出潮湿的土基，搬到一旁，整齐地码起来。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我想，他根本不需要我帮忙，就像他和那两棵树说话时一样。但即使如此，我还是问了他，我能帮他做啥？
“你挖土，我来舂土基，”他把锄头递给我，“在第一场雪到来之前，我们要把房子盖起来。”
活到三十几岁，我从没干过农活。但刚才看他干活，也并不觉得难。我握了锄头，站在他的位置上，学他的样子干起来。但半个小时后，我的手心已经起泡，感觉再干下去手掌会断裂开。我丢下锄头，坐在地上抽烟，他看着我笑了起来。
“我的手也起泡了，”他说，“但我有办法克服。”
他拒绝了我递过去的香烟，说还要再干一会儿。我问他用什么办法克服手心的疼痛，他说，“分散注意力，想一些别的事情。”
他不再管我，一个人连挖带舂，效率慢了下来。我继续抽烟，看他干活。确实，他在甩开膀子挖土或者用木槌舂土时，让我感觉到他心里有着巨大的恨意。就像是置身千军万马中，他必须奋力厮杀，才有一线生机。仿佛那土地于人并无恩慈，而是一个沉默的敌人，他挖向土地的锄头，每一下都有着洞穿地球的力量。
看热闹的人们站在不远处的地埂上，但没人过来帮忙干活。这其中，也包括我伯伯一家。不过，他们站在那里的目的不是看热闹，而是负责跟人解释：他这里出问题了，莫见怪。这里，指的是脑袋。
“爸，如果你真的想回阿尼卡来住，我们可以盖砖房的。把县城的房子卖了，就可以在这里盖一栋别墅。”
“我不要别墅，我就要土基房。”
不远处的地埂上，看热闹的人们来来去去，我伯伯无数次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重复着那句话。而我，不光手上的疼痛未消，还感受到了某种羞辱。面对一个疯疯癫癫的父亲，我能怎样？知情者，觉得我是在陪父亲。不知情者，可能会觉得我也疯了。我就这么坐在地里，看他干活到天黑。
随着黑夜一起来的，是巫师。一个脸像黑夜一样的高个子老人。我伯伯一家把他当神仙一样尊重。就连他骑的那匹红马，吃的也是玉米粥。他的目光如隼，让我父亲低下头，不由得颤栗。陈阿姨介绍情况，巫师默默听着。他随身背着的羊皮筒包里，露出一段黑黢黢的东西，似蹄似刀。巫师进门，必定有一只羊要归西。当羊头摆上供桌，巫师开始起咒念经。我父亲依然瑟瑟发抖。那些我们听不懂的经文，像烧过的纸钱纷飞而至，在我们耳旁绕一圈，消失不见。后来，巫师干脆闭了嘴和眼，任凭下巴上的山羊胡子抖个不停。
“奇怪，”他颤声说，“为啥会连个鬼影都没有？”
我们面面相觑。如果真如巫师所言，那我们的又一个希望破灭了。只有带他去省城看病了，我想。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大努力。
“请你再仔细看看，”我伯伯说，“按理说，缠着他的不止一个鬼，应该是三个，一大两小，两男一女。”
“没有。”巫师回答，“我必须停止我的诅咒，否则咒语就会回落到我身上。”
他站起身来，我伯伯请他到沙发上坐。而我父亲，双手双脚着地，在供桌前跪成一团。死去的羊龇牙咧嘴，但它的命并没有换来人心的安宁。无鬼可咒的巫师也有几分失落，他的手里端着酒杯，每一口酒都喝得意味深长。然后，我听到伯伯这个一生跟庄稼打交道的人，对一生跟鬼神打交道的巫师提了一个问题。
“做鬼的时间久了，会不会隐身？”
巫师摇摇头，目光注视着缩成一团的我父亲，陷入了沉思。好半晌，他终于回过神来，一口喝了杯中酒。
“也许确实有鬼，但不是我能驱的，”他说，“这个鬼，不在阴间，而是在他心里。”
啊！我父亲听闻此言，大叫着从地上弹跳而起。他双手护住脑袋，围着供桌转了起来，嘴里大喊：“把我的命拿走吧。老天爷，求你了。”
巫师见状，也不惊慌，反手从腰间抽出一尊墓碑样的令牌，往桌上一拍，我父亲立刻定住了。
“一个心里有鬼的人，死后也一定是鬼，遭人驱逐，被人诅咒。”巫师说。
“有禳解的办法吗？”我伯伯问。
“只能靠他自己了。”巫师说。
他拒收了我们奉上的红包，只带走一只羊腿，和他的红马一起遁入黑夜。如梦初醒。我父亲从地上起身时，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他坐了不到一分钟就躺下了。
“再玩两天，我们就回去吧，”我说，“先回热水，然后去省城找最好的医院治疗。”
“我哪里都不去，”我父亲说，“我回到这里，就没想过要离开。”
他硬邦邦地丢出这句话，硌得胸口疼。而当这疼痛消失，随之涌起的是惊讶。他不会是玩真的吧？如果他留下，我就得奔走于阿尼卡和固纳之间。我想到了一个词，穿梭。如果这样，我就得变成一只梭子。
可我父亲才不管这些呢，他站起身，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卧室里传来歌声。堂屋里的我们相互看，并没人说话。一曲唱罢，他又拉起了二胡。前几天我留意过那把二胡，它挂在墙上，落满了灰尘。
“他是阿尼卡二胡拉得最好的人。”伯伯说。
而我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现在，我身处一团迷雾中。这迷雾让我害怕。见我没接话，伯伯便看了看黢黑的门外。
“睡吧，”他说，“天要阴了。”
我这才发觉，外面起风了。寒风推着门，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父亲已经睡着了，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可我难以入眠。寒风在院子里横行，尚未来得及收捡起来的脸盆滚动起来，发出咣咣声。电线呜咽。一只老鼠不时伸出爪子，挠一个老旧的柜子，但这柜子太厚，耗尽了它的耐心。后来，老鼠穿过卧室，从门下面的洞里钻了出去。
有一阵子，我从床上翻身坐起。借助院里忘记关闭的路灯光，观察起我那沉睡的父亲。他依然保持着之前的姿势，侧身，蜷曲，以手为枕，看不清面庞。这是，我的——父亲，我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老去——前面有死亡候着，后面有罪过追着。在那个夜晚，我在回忆中睡了过去。回忆汹涌澎湃，像是在搅动一杯浑浊的水，澄清之时，天亮了。从第一缕光从窗户里挤进来，我做出一个决定：陪着他，任由他。他多可怜。如果我是他，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这样对我。
七
天阴，但没有落雨。一夜无眠之后，我顶着一个即将爆炸的脑袋，陪父亲上山。早晨的父亲如露水般清醒，似乎他在夜里蜕下了无形的铠甲。
“今天天阴了，”他对树说，“你要多穿点衣服。”
作为一个多余人，我听了这话便去周边拾柴，为他们燃起了火。有了火，我们坐在那里就不会显得荒凉了。父亲和我并肩而坐，并不时用温暖的手去焐身边那两棵树。而树呢，似乎也不再迎风颤栗了。
“这是哥哥，这是妹妹，”他说，“不对，你应该叫她姐姐。”
“哥！姐！”我对那两棵树喊道，突然热泪盈眶。
“这是你们的弟弟一心，”他说。
“我是一心。”
我像个牙牙学语的孩子，配合着父亲。那个早上虽然没有太阳，但我父亲红光满面。他和那两棵树说话，讲他年轻时如何从阿尼卡小学走出去，回来时已经是小学教师。讲他在学校里拉二胡，窗外的树上落满了鸟儿。
我朝他笑了笑。
“你现在还害怕吗？”我趁机问，“耳边还有锣鼓声吗？”
“一点都不害怕了，”他说，“我连死都不怕了，还怕活着吗？”
“是啊，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我说。他愣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忍住了。我们这一对父子，从来没有过精神层面的交谈。我们有的是沉默、冷脸和指责。可我现在想起这些，并没有那么难过了。有时候，我甚至会想，父亲的今天，是不是某种惩罚？而那天，他居然主动和我谈到了未来。
“今后呢，你们就安心生活在固纳吧，节假日就回来看看。”
“你真要在这里盖房子？”
“没有房子，哪有家呢？”
“那我们把县城的房子卖了，来这里盖几间砖房。”
“我要盖成土坯房。”
这一通石头般坚硬的疯话，又让我对他的状态产生了怀疑。不愧是做了一辈子教师啊，我嘲讽地想，他连精神错乱也与众不同。别人向前走，而他向后退。这让我担心，如果病情加重，他会不会退回山林里，过上原始人的生活。我可不想他风餐露宿，发须飘扬，浑身长满绿毛，成为一个野人。
僵持之中，我突然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是的，我们的生活不能再任由一个疯子来决定了。否则，我们都会疯掉。于是，我在他面前站了起来。
“我不管你现在是否清醒，但请你记住我说的话。”
“嗯。”
“要么明天就跟我回省城，要么，就留在这里盖你的土房子。父子一场，我尽力了。”
“嗯。”
我撂下这话，转身下山。但说出这些压抑已久的话，并没有令我感到轻松。当我在路上回想起他那简洁明了，目空一切的回答时，险些崩溃了。而且很快我就发现，事情不光没朝我想要的方向发展，反而更糟了。我父亲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树，一副要在山上落地生根的样子。他抱着那两棵树，默默流泪。他的牙齿，脑袋，手，脚，嘴，全都成了武器。他彻底关闭了耳朵，对所有的劝说都无动于衷，可一旦靠近他，他马上吼叫，作出拼命的架势。他不吃，不喝，不说话，目光呆呆地望着远方。我们送去饭菜和水果，到天黑时分也没有动过。他磐石般地坐了一天，而且我们毫不怀疑他会一直坐下去。天黑了，我们又在他身边生起火，围着他，但他把我们全部当成了空气。
“怎么办？”我向伯伯求助。
“按他的意思办吧。”他说。
“他现在是病人啊，怎么能都依了他？”
“如果你相信我，那就就按他的意思办吧。”
疯了。全世界都疯了。我顿时觉得，做一个疯子真好啊。只是可怜了我们这些没疯的人，失去了跟一个疯子较劲的理由。我的目光从他们的脸上扫过，但没人能够给我答案。我一咬牙，答应了。
“我不管你是否清醒，但我要当着所有亲人的面，把话说清楚，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可别怨我。”
然后，仿佛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像上帝那般朝泥人的鼻孔里吹气。他突然朝身后倒了下去。我们将他抱在怀里，喊他，他睁开口眼，嘴角咧开，挤出一丝笑容。
下山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妥协，既是放过自己，也是饶了别人。接下来，我就听父亲的了。抹去这些年的时光，就像我从未长大。虽然他疯了，可并未改变父亲的角色。
他饿了一天，回到伯伯家里，却顾不上吃饭，立马在灯下手舞足蹈地向我们摊开了他的构想。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酝酿已久。
“我要盖一院土坯房，”他正式向我们宣布，并且从中山装的上衣兜里掏出钱包，拍在了桌子上。
“先吃饭吧，饿了一天了。”陈阿姨说。
在饭桌上，我们这些亲人真的开始讨论起了如何在乡间盖一院土坯房的事。首先需要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我父亲的户口早已迁出了阿尼卡。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了土地管理员，塞给他一个信封，请他对一个年老的精神错乱者回乡盖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我们还需要若干老年人，因为只有他们知道，那种已经在乡间消失了的土坯房长啥样。当然了，我们还需要一个总指挥——我伯伯是公认的人选。
第二天一早，我的总指挥伯伯开始用一只铅笔在作业本上画图纸。他不是在设计，而是在回忆。我父亲像个甲方，不时提出修改意见。这里是厕所，这里是猪圈，这里堆杂物，这里是磨房，里面安一个石碓，重阳节打糍粑。他俩甚至哼起了一句童谣：九月重阳不打粑，老虎咬他妈。
我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除了供我和巧慧上学，存折上还有三十万块钱。这笔钱中的绝大多数，是他退休后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他的存折密码是洼乌镇的邮编。
我堂哥杀了一头猪，我记账，3000元。小卖部老板送来香烟、啤酒和白酒，我支付了现金2500元。我伯伯骑了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出去，在阿尼卡和附近村寨转了一圈，下午的时候，已经有愿意干活的人登门了。这些老人，平均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他们这一生，都为自己盖过一院土基房。他们挤在伯伯家里，谈起修房子这事，就像谈起了初恋般红光满面。他们吵吵嚷嚷，叽叽喳喳，活活把一个原本清静的家变成了养老院。但即使是这一天，我父亲仍然没有停歇。他一个人去挖土，舂土基，连饭和药也是由陈阿姨送到地里去吃。
“我能多打一个土基也好，”他说。
“你的任务是保重身体，”陈阿姨说，“修房子的事留给他们吧。”
“我的房子，我当然要亲自修。”他说。
迫不及待的还有那些老人。第二天一早，他们便来到了工地上，挖土，打坯，搬运，拉线，打地基，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见此情景，我真的觉得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一院土基房指日可待了。别人都在忙着，我却无所事事。我给朱丽发信息，问孩子的情况。她回复：还好。我说：咱俩的事，容我再想想。她回复：神经。我说：我们要在阿尼卡盖一院土坯房。她回复：疯了。当我告诉巧慧这事时，她报以玩笑的口吻：你们乔迁新居的时候，我再回来吧。
疯了，或者玩笑。我懒得反驳，因为他们没有亲自经历。如果他们在现场，或许就不会这样认为了。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人以这样的方式修建房屋，有一种回到远古的感觉。没有机器的轰鸣，只有工匠们的玩笑。有时候，他们甚至唱起山歌，内容是男女感情，但没有女人来应和。
“辛老师，”有人喊他，“你还记得当年吗，盖房子，扛木材，你只能扛小的那头，大的那头给女人扛。”
“干你的活吧，别胡说八道。”有人制止道，他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我。而我父亲，他似乎没有听见这话，他的目光惊慌如鼠，却找不到逃遁之地。没人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老人们轰隆隆开动着回忆的机器，而我成了一颗卡壳的螺丝。每一次卡住，都像一场机械事故，四周突然安静，只有目光在交织。我很想告诉他们，把我当成一团空气吧，你们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会在意。可是我又害怕话一出口，反而引起众人不适。
天黑时分，收工回家。老人们酒足饭饱后，三三两两结队离去。他们一走，我父亲便像是被人抽走了筋骨，躺在沙发上。他像一片冬天的树叶，蜷缩着，散发着腐朽之气，轻轻一碰就会破碎。他闭着眼睛，只有嘴唇在无声翕动，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我们虽然已经习惯了他的状态，但还是小心翼翼。我们盯着那两片嘴唇，听他说胡话。
“我不害怕下地狱。如果在地狱遇到苦竹那个魔鬼，我要杀了他。”他说。
我和伯伯对望了一眼，都没说话。我不明白为什么苦竹这个地方在父亲心里会如刺如刀。我也不打算问，问了也没人会说。他又叽叽咕咕兀自说着，有时声音太小我们听不见，有时说的是一些汉语之外的话。然后，他突然挣扎着坐了起来。
“我错了，”他开始抽泣，“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那样的事啊。”
“人活一辈子，谁不犯点错呢，”我顺着他的话安慰他，坐到他身边，搂住他的肩，“都过去了，放过你自己吧。”
而我的安慰似乎触怒了他。他从我怀里挣扎而起，恶狠狠地瞪着我，牙齿咬得咯咯响。但我并不惧怕，继续搂着他。他目前还没有到会伤害自己身体的地步，也不会对别人发起攻击。他所有的伤害都是朝着自己的内心，油煎火烤。即使他沉默，我依然能够感觉到他的心灵在剧烈挣扎，只是被他遏制住了。
“爸爸，”那晚睡觉前我说，“如果你真有什么事要说，那你就告诉我，任何事，我都可以承担。”
“你需要承担的，是你所有的选择带来的后果，而不是我的。”他说。
他是对的。我的生活一地鸡毛，未来未知；我的工作一潭死水，一眼到头。我平凡如蚁，甚至想不起生命中开心的事情，倒是那些不如意之事，乌云一般向我压来。我闷闷不乐地躺上床，伯伯和父亲的鼾声像两支喇叭在吹。黑夜如潮，密不透风，我只能张嘴巴呼吸。自从回到阿尼卡，每个夜晚我都有跌入深渊的感觉。我计算着自己的假期，没有几天了。可是我不知道假期结束后，该拿我父亲怎么办。毫无疑问，我的生活会因他而改变。我会奔走于固纳和热水或者阿尼卡之间，我会在单位里更加谨小慎微，如果不这样，领导不会给我假期。我会跟朱丽道歉，请她原谅我一时鬼迷心窍，提出离婚。生活薄如蛋壳，轻轻一碰就破。
突然，我父亲一声长啸，从床上坐了起来。我伯伯随即拉亮了电灯。
“我梦见了一九八八年的六月十九。”他大汗淋漓地说。
“睡觉吧，”我伯伯说，“明天还要打土坯，大家都在给你盖房子呢。”
“是哦，我又要盖房子了，真好。”我父亲说着，乖乖躺下了。
八
去陪两棵树说话，依然是我父亲每天早上必须要做的事。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这几个小时安排得舒适一点。我们在已经熄灭的炭堆上生起火，把洋芋丢进火里，当成早餐。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只是把聊天的地点从家里的火塘边搬到了山上，只是我们的面前由两个人变成了两棵树。
“你们俩在一起，不准吵架，”他对大树说，“如果我知道了，不会饶你。”
“至于你，”他对小树说，“你的嘴巴不饶人，心地倒是很善良。”
被他这么一说，我想起小时候和巧慧吵架的情景。巧慧就是他说的那种人，站在河边说话能把鱼毒死。我们在争吵中长大，直到我大学毕业离开。我已经一天没有给她打电话了，她并不关心我们在阿尼卡的情况。我们坐在小山坡上，烤火，吃洋芋，听我父亲跟两棵树说话。不远处的地里，工匠们正在忙着干活。今天，他们有的在打坯，有的分散四处找石头来建基脚。
“等土基干透，就开始砌墙，”我父亲说，“过年时，我们就可以住到里面去了。”
“那是谁？”
不远处的地埂上，有人正朝工地走去，不是一个，是……十一个。他们有的肩扛农具，有的空着手。
“他们是来帮忙的，”我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阿尼卡的传统，谁家建房，都会去帮忙。”
“他们没把你当外人。”我说。
我们朝工地上跑去。太阳照着我跌跌撞撞的父亲。阿尼卡的深秋，白霜沾满枯草，凉风如丝。我们呼出的气息，凝结成白雾，这让我想到喷气式飞机。仿佛是为了迎接我们父子，干活的人全都直起身子，停了活，笑着看我们。
“辛老师，你还记得我不？”一个中年人问。
我父亲微笑着，想了一会儿，但还是遗憾地摇头。
“我是你的学生乔四海啊，”那人说。
“噢，原来是乔老爷啊。”我父亲说，“那时候你从来不做作业，干活倒是一把好手，所以我让你做了劳动委员。”
“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劳动委员的带领下，来帮你干活。”另一个人的话，惹笑了大家。
我赶紧从兜里掏了香烟朝他们散去，他们每个人都伸出一双又黑又硬的手来接。我没有不敬之意——在这里，只有这样的手才能对付石头、锄头和土坯。在这里，细皮嫩肉是个笑话。就像我父亲一样，因为天生身子骨弱，所以只能努力念书。他从初小念到师范毕业，从村里念到了县里。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事。那天在工地上，他们难免又说起过去。说着说着又戛然而止。他们的目光投向我，我赶紧逃开了。
我给朱丽打电话，她没有接听。或许她手机静音？可比朱丽不接电话更重要的是，我的假期已经没几天了。我以如丧考妣的语气给单位领导打电话，又争取到了一周的事假。虽然工资按规定扣，但这在我看来，几乎是个喜讯。终于不用每天数假期了，我如释重负。一回头，发现工地也成了欢乐的海洋。
人们已经很久没有集中劳动了。挖土、打坯、搬运、翻晒、搬石头、砌基脚……他们干起活来，相互参照、攀比、监督。人声鼎沸，七嘴八舌，仿佛他们只是以劳动之名而聚在一起玩耍。当然，更多的是回忆。虽然我在现场，虽然他们一次次戛然而止，可又一次次重启话题。有人从兜里掏出铁哨子，迎风吹响。有人遗憾地表示，要是再插面红旗就好了。然后，有人马上脱下身上的红褂子，让它迎面飘起来。挖土的在喊，哎——舂土基的，搞快点，又不是生孩子，那么慢。舂土基的毫不示弱，嚷啥呀，那么快，你老婆答应吗？工地上又笑成一片。我父亲见人人都在抢着干活，便长舒了一口气。
“原来在他们心里，我还是老师。”他悄然对我说。
“当然，你是他们中很多人的老师啊。”我说。
他笑了笑，目光越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定在了不远处的三棵核桃树上。脸盆那么粗的核桃树，落光了叶子，枝桠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
“那是我亲手种下的树。”他说。
“嗯。”
“那时我痛恨土地，我做梦都想离开。”
“嗯。”
“后来我痛恨自己的离开，又做梦都想回来。”
“现在，你终于回来了，”我说，“他们正在帮你建房子呢。”
“他们是在同情我吧。”
“同情？”
他的目光移开，又陷入了沉默。
而此时，我的耳畔突然响起一阵哨音，惊讶之下一回头，见工地上的人都停了工。陈阿姨和富乐送茶水来了，正在给他们发纸杯。香烟盒在他们手上传递，四下响起打火机的声音。天空像块蓝玻璃罩住阿尼卡，风已吹散白云。群山静默。这是我父亲的阿尼卡，或者说是他们的阿尼卡。跟我无关。
我给朱丽发信息，告诉她我又请了一周的假。她没有回。没回也好，我想，有些事情还是当面解决更好。
喝了水，抽了烟，人们站起身来。有人提议唱一首歌。唱啥？争执不下。要不请辛老师给我们拉个二胡？一致同意。在我父亲犹豫之间，已经有人取来了二胡。人们继续干活，竖起了耳朵。
“拉吧，”我鼓励他，“难得这么高兴，给大家拉几首。”
“我在找地方。”他说。
“那里，”我说，“坐那个石头上。”
他没有理我，朝被石头基脚围着的那片空地走去，坐在了东北角。没有人出声，他们都在等着。一曲《渴望》悠然而起，有人跟着哼了起来，最后变成了大合唱。下一曲是《赛马》。结束时人们放下手上的活使劲鼓掌。可我父亲一脸落寞地收起了二胡。
“我当年就是坐在这个位置拉的。”他说。
当年。当年是什么样？
作为地图上一个针尖般大小的小黑点，阿尼卡当年肯定不是这样。所谓的变化，不过是时间洗出来的棱角。有人生，有人死，有人长大，有人老去。有飞鸟灭绝。有野兽逃亡。有石头不翼而飞。地里不再种庄稼。道路长满了野草。太阳照常升起，人们照常活着。汗流浃背地活。战战兢兢地活。眼含热泪地活。心怀愧疚地活。蜜蜂一样活。蚂蚁一样活。花草树木一样活。
再比如。
不久的将来，这里真的会诞生起一院土基房。可除了我父亲，别人真的在意吗？
一个个土基谈笑声中生成。一个个石头找到了合适的角度和位置，恰如其分地变成了地基的一部分。他们说，等土基干透，就能动手砌房子。最忙的，当数我伯伯这个总指挥了。他的双手在干活，脑袋里在计算着工程进度。
土基的数量已经够了，但还没有干透。这期间，我伯伯并没有让人闲着。他让他们进山砍树。他们在一个早上出发，每人的肩上都扛着明晃晃的斧头。他们进山，到了伯伯家的林区，斧头声，树木倒地声响成一片。修枝、剐皮，山林里顿时一片白生生的木材。它们是未来的房梁、楼枕和檩子，可眼下，它们还得放在山林里晾晒着。
歇业已久的瓦窑重新冒起了烟，瓦匠对火候的掌握只能靠回忆。木匠已经离开乡村，在城里能挣更多的钱。但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幼时家穷，我父亲送过他一条红领巾。木匠开着一辆皮卡车回来，卸下车斗里的工具，说需要他的时候再打电话。
“我现在就需要你。”我父亲说，“你开始做家俱吧，要那种老式的，你小时候家里用的那种。”
于是，工地旁边，又新增了木匠的作坊。对一个乡村木匠来说，时代带来给他的进步体现在了工具上。他带着两个助手，嘴上叼着香烟，看上去底气十足。但即使这样，要完成我父亲的要求，也需要花很长时间。
难道接下来的这个冬天，我都要耗在这里吗？这段时间，我已经深刻体会了什么是白天什么是夜晚。白天，我们置身于欢乐的劳动场面，畅想着一院土基房的诞生。而夜晚呢，待干活的人一离开，我父亲整个人便散了架，躺在伯伯家沙发上，目光呆滞，嘴里喃喃：他们真的接受我了？当然啊，当然，你是他们的老师呢。他们真的不是同情我？该同情的是他们吧。一遍遍质疑和安慰之后，他的嘴角掠过一丝笑，挣扎着翻身坐起，看着我。
“答应我，好好经营自己的婚姻，”他说，“你和朱丽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我无话可说。确实，我对朱丽的厌倦已久。可能是某次我们回家时，无意间流露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次回乡，我和朱丽已经离婚。现在，我一方面觉得应该慎重考虑，一方面又恐惧未来。如果不能对生活装聋作哑，那就要勇敢面对破碎，因为我们很可能陷入一个新的轮回。
“在开始砌墙前，我要做一件事。”某个夜晚我父亲突然冒出这句话，且丝毫没有跟人商量的意思。
“我想把大风洞给封起来，”他说，“那个洞口一直在我心里，三十年没有合上。”
我伯伯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目光移向了门外。门外，是黑洞洞的天。风一直在吹，伯伯家的黑狗发出咝咝声。风中送来我伯伯的回答，“如果要把洞口封起来，还是请个人来念念经吧。”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我父亲说，“只是不知道哪天比较合适？”
“为什么要封大风洞？为啥要请人来念经？”我突然一连问出两个问题，可它们全像投向水里的泡沫，荡漾不起一丝涟漪。
我伯伯起身去屋外打电话。风依然在吹，一次次让我们误以为是伯伯回来了。在此期间，屋里没人说话，只有抗战剧里枪声大作。半个小时后，我伯伯回来，告诉我们，“先生”已经请好，封洞的日子定在三天之后。
九
这期间，一直没有停下的是木工。他们做出的桌子、凳子、床和写字桌，摆在地上，正等着上漆。那些家具，笨重，厚实，足以熬死几代人。
越来越多的人聚到了伯伯家，他们已经等不及土基完全干透了。先砌那些最早成型的土基吧，他们说，放心，不会垮的。也不等总指挥点头，他们便在工地上干开了。我跟着他们到工地，数了数，共有40个男人在干活，还有3个女人在厨房里帮忙做饭。4个手法娴熟的工匠站在东西南北方，有人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泥浆和土坯。人多了，场地不够用了。我父亲被要求停了手里的活，转而负责为大家拉二胡助兴。我录了众人在琴声中干活的小视频发给巧慧，她打了电话过来。
“他的情况怎样？”
“白天和晚上，判若两人。”我如实回答。
“我在犹豫，过年要不要回来一趟。”
“必须回来。”我第一次像个兄长对她说话。
“我想想吧。”她依然在犹豫。到现在为止，她没有和我父亲通过一次电话。
“必须回来！”我加重了语气。
“我不想面对他那张从来不会笑的脸。”她说完话，挂了电话。
我无法责备巧慧的态度。有些过去，并非真的能过去。可是，如果不让它过去，难道要一直让它如鲠在喉？总要咽下或者吐出来吧，不然这一辈子怎么过？
那晚吃饭的时候，有人忍不住问起了封洞一事，在得到确定的答复后，每个人都在竭力掩饰内心的惊讶。大概又是因为我在现场吧，我想。但我已经无所谓听到什么，也无所谓听不到什么。一群人要用水泥和石头封住一个洞口，如此而已。在人类历史上，比这荒唐的事比比皆是，更何况，这是一个疯子的想法。
“先生”四人，骑摩托车而来。他们来的那天早上，工地停了工。但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赶来，聚在了伯伯家。一头羊拴在柱子上，不时发出哀鸣，它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半个时辰之内就命归西天。
我们去大风洞。二十来辆摩托车飞驰在乡间路上，引擎声混合在一起，让人横生勇气。我父亲依然坐富乐的摩托车，但不再需要绳子拴住他们的腰。搭载我的男子大约五十岁，我和他并不熟悉。他宿醉未醒，喷着酒气，双眼迷离。他的摩托车似乎也喝醉了，让原本就狭窄的道路变得像一根钢丝般心惊胆颤。
“别怕，”他说，“车轮就像我的双脚一样听话。”
“我相信你的，”我说，“你一看就是老手。”
这话让骑车人有些高兴，我又趁机给他递了香烟。他一手扶车把，一手点烟，吓得我赶紧闭上眼睛念阿弥陀佛。
“真不是和你吹牛，在整个阿尼卡，若论车技，没人比得上我。”他说着，猛拧了一把油门，那摩托车像头发疯的公羊蹿了出去。
“封洞口，为啥要念经？”我问他。
“给死人开路嘛，”他说，“你坐稳了，前面这段路坑太大了。”
前方路段确实多坑。不仅如此，还有石头突兀地立在路中央。但这对于骑车人来说，这些石头正好是他炫耀车技的道具。
“给谁开路呢？”我问。
“给死人开路呗。”他说着，车身忽左忽右，险些将我甩下来。
“怎么死的？”
“自杀，”他顺嘴吐掉了嘴上香烟过滤嘴，“畏罪自杀嘛，狗日的。”
我闭了嘴。风像一面坚硬的玻璃紧贴着脸。冬天的阳光撒向大地，只有光，没有热。开路。我揣摩着这个词的意思，大概是给死者指一条路吧。不能让他缺席于天堂或地狱，不能让他在人间游荡。天堂，人间，地狱，是三个不同维度？大概，只有人死后是需要指引的，一只兔子，一只麻雀，一棵桤木，无论生死，都不会祸害人间。胡思乱想间，已经抵达了大风洞前的山垭。路继续通向山外，洼乌，热水，固纳，但我们在此停住。平坦之处，草枯了，但仍能看出它们在夏天时的茂盛。至于荆棘、藤条、树木，它们挤挤挨挨，漫山遍野。一棵树能熬死几代人，一只飞鸟无疾而终，一个石头见证过神话里世界的样子。而现在，人和山林的关系，正在渐渐疏远。而现在，对未来而言也是某个故事的开篇。
“树都长这么高了，遮住了半个洞口。”有人发出感叹。
“三十年了啊。”
说话人坐在枯草地上，手里端着酒碗，抿一口酒，象征性地擦一下碗沿，递给下一个人。我们的目光一次次穿过树桠之间，望向大风洞。而大风洞这只巨大的独眼，也在望着我们。它是否知道自己某天会被封起来？我们开山辟路，围海造田，凿壁架桥，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山石田土的感受。
“进洞吧！”
掌坛的“先生”身披僧袍，头戴法帽，手里拿着法杖。其他三人，手上执的是经书、镲和法螺。但前来帮忙的人们继续喝酒，抽烟，聊天，并没有跟着前去的意思。但我看得出来，他们脸上的表情并不自在，目光相互交流，却没人说出内心的恐惧。
“我带路吧，”富乐的手上多了一把柴刀，紧随其后的是我伯伯，然后是我父亲和我。那些前来帮忙的人，并未跟来，而是满山寻找石头去了。
披荆斩棘。这里确实许久无人踏足了。几百米的距离，富乐足足在前面劈了三十分钟，那些荆棘和树枝间才勉强可供人侧身而过。越近洞口，风越大。富乐在洞口站住，让“先生”先进了洞。手电筒光射过去，就像射向了茫茫天际。原来这洞，是一个地下溶洞的入口。手电筒光收回来，照见了洞顶的蝙蝠。它们在睡觉，一动不动。洞口宽敞，足有五十平米，越往里走，越窄，仅能容一人经过。有溪流声，但手电筒光未照见水。洞内温暖如春，空气中弥漫着腐质味。
“先生”在地上点燃白烛，烧了纸钱。掌坛师一声吆喝，法杖重重落地，空气震荡。法螺声起，悠远的召唤。镲声铿锵，洞顶的蝙蝠动了动，但并没飞走。“先生”们围着白烛转起来，不时烧纸，念念有词。
恭焚真香，虔诚奉请。东方青衣引魂童子，开路大将军。南方赤衣引魂童子，开路大将军。西方白衣引魂童子，开路大将军。北方黑衣引魂童子，开路大将军。中央黄衣引魂童子，开路大将军。五方五衣引魂童子，开路大将军……
黑洞里，烛光摇曳，招魂声中，似真有各路引魂童子纷踏而至。神情肃穆，衣袂翩翩。可是，他们来引谁的魂？烛光照袈裟，亦照着我父亲的脸。袈裟庄严，我父亲表情平静。像是有一种气息从天而降，注入了他的体内，让他整个人变得清醒，轻盈。
洞外有响动。是村里人从四面八方寻来石头，扔在那里。在一个稍微开阔的地方，有人在拌水泥灰浆。
“先生”继续念经。
今有亡人巫老贵阴中静听：鬼门关前冷清清，一双空手见阎君，孤身一人朝前去，若有亲人问一声……孔子曾子孟夫子，哪个圣人而不死，汉王楚王及霸王，历代帝王久长……
谁是巫老贵？我心里生起这疑问，但没问。答案并不重要了。
法事结束。洞外的人已经准备好了石头和灰浆。人们用石头和灰浆砌封住了洞口，“先生”还在洞口贴了符。“这下好了。”有人说。怎么个好法？但没人这样问。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脱下袈裟的“先生”露出里面的西装和毛衣，点燃香烟，和大家聊着庄稼和雨水。他们回到人间，变成了农民。
不知道是谁说了句，回吧，家里的羊肉炖烂了。于是，摩托车轰鸣起来，山间回声隆隆。我仍然坐了那个醉鬼的车。他在山上干活时又喝了酒，汗味和酒味都更浓烈了。
“这下好了。”他在跨上后座时说。
“怎么个好法？”我问。
“给苦竹来的恶魔开路，让他的灵魂得到了安息。”
安息？我内心的疑问未消，马上又转化成了另一个问题：安息的又岂止是恶魔的灵魂？可我知道只有时间能给我答案。
这是中午的阿尼卡。无数日子中的一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但不是对所有人。这一天对我父亲来说，是重生。而这样的重生，并不是向着未来，而是回到了过去。过去的死去的时间，但我父亲的过去，三十年后重新活了过来。他像一个被时间之流抛弃在岸上的人，显然有些手足无措。他跨上摩托车后座的身影比此前更加轻盈，他说话的声音比此前更加宏亮，就连他的头发，一根根连成片，匍匐在头皮上，看起来比过去规整多了。这个一生背负重担的人，突然卸下了负担，他自己都不习惯了。
“这样就好了，”他对我说，“我不害怕了。人非圣贤，你说对吗？”
“一切都过去了，爸。”我说。
那天，似乎所有人都感觉到某件事情过去了。他们的笑声爽朗，脚步强劲，目光坚定，举手投足之间，不再小心翼翼。他们聊起过去，不用再担心我在一旁。就像往事的丛林里卧着一头老虎，所有人都在绕道，可某天，这老虎消失了，于是就都长舒了一口气。
羊肉的香味弥漫开来，四处响起开瓶声。啤酒是阿尼卡最大的消耗品，但我很少见他们喝醉过。没有人会在举起一杯啤酒的时候犹豫，但白酒就不一样了。我父亲那天却选择了白酒。他端着酒杯穿梭于桌间，跟这个人开玩笑，跟那个人聊家常，思路清晰，口齿伶俐。我们从中午开始吃喝，喝空的啤酒瓶被收走，堆满了院子的角落。可是，我依然没见有人醉倒，或者说了醉话。
他们说起阿尼卡的过去，并且争论这里一百年前是否有人居住。我伯伯认为没有。我父亲认为有，他的理由是，山林里有乱坟岗。“谁会无端埋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呢？”他说。他们说起过去的饥饿、仇恨、愧疚、恐惧、绝望……说起祖籍，云南或者更远的他们根本没有去过的地方。说着说着太阳就偏西了，说着说着天就黑了。天黑了，那些前来帮忙的人就要离开。他们这才突然记起，啊，已经吃喝了一天，一只羊只剩下骨头和汤了。
那天，我父亲不停地说话，走动，像一条汹涌的江河，滔滔不绝。天黑了，他依然没有倦意。前来帮忙的人要走，他一个个跟人握手，意犹未尽地说话。而我呢，其实早已累得想趴下。啤酒喝多了，头昏脑胀，手脚冰凉。可父亲在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后，一转身把我叫住了。
“这里没有旁人，我想和你聊聊。”他说。
那时，我们站在伯伯家院门外，身边没有别人。四周安静，只有夜风吹拂。这季节，庄稼收完了，风从村庄刮过，显得空空荡荡。屋檐遮住了半边天，遥远的青山外，那里的夜空，比我们头顶的要亮。
“对不起，”他说。
我不知该如何接他的话。
“给你们添麻烦了，”他又说，“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我从来都知道。你和巧慧要恨，那就恨吧，我不会怪你们。”
“你现在感觉怎样？”
“我完全好了，”他说，“感觉整个身子轻了，浑身有劲。”
“那就好，”我说，“房子呢，还想继续修吗？”
“当然，你不知道在过去的三十年，我有多少次梦见修房子。”
我明显感觉体内有重物坠地，那是心落下的声音吧。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确定，我父亲要在阿尼卡打发余生了。一个人老了还有故乡回，还有退休金可领，这大抵也不算差。如此看来，我需要担心的反而是我自己了。我的妻子、孩子、以及令人头疼又毫无希望的工作，全等着我。
“我也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我说，“明天我想回城了，朱丽一个人带着孩子，很累。”
“去忙你的，不用担心我了。”我父亲说，“好好经营你的家庭，问心无愧地生活。”
“我过段时间再来，”我说，“带着朱丽和孩子来看你。”
“还有巧慧。”他说。
两个月后，巧慧和我们一家三口回了阿尼卡。轻车熟路，只是天气更冷了。阿尼卡已经下了第一场雪，这是我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纳固的天气也不好，阴沉，干冷，时间显得特别漫长。可是能怎么办呢？天气也是生活的一种，无论冷热，总要去面对。别说天气，即使无处不在，无坚不摧的时间，我们也要以肉身去抵挡。我不知道，这是勇敢还是怯懦。
阿尼卡多了一院土坯房。它静静地立在几棵核桃树和竹林之间。从旧时代长出来的新东西。工匠们已经撤走。收尾工作由我伯伯和父亲来完成。我在院里看见两棵树。我认出了它们，那两棵有性别的树。
“怎么把树给搬来了？”我问富乐。
“这是二叔的意思，”富乐说，“搬它们真是费了天大的力。”
“用吊车？”
“用人抬。”
“这样移载能活？”
“能活，”富乐说，“‘先生’来安过魂的。”
“第一次见有人把松树当风景树，”我说。
“这你就别管啦，”富乐说，“只要遂了他的心愿就好。”
遂了心愿的父亲肉身轻盈，体内有一支螺旋桨。转动着，随时都要飞走——腾空而起，越过群山。而他近期的期盼，是搬进新房。
“挺好的，”他说，“农村的水、空气、土地，都比城里好。”
“嗯。”我说，“只要你开心，我们没意见。”
“我开心，”他说，“从未有过的开心。”
“那你们就安心在这里养老吧，”我说，“我们会经常回来的。”
“那倒不用，”他说，“我有那两棵树陪着我。”
他高兴得都忽略了我的感受。不过，我并不会和那两棵树争宠。更何况，我从来不知道父爱是啥。现在，它们就站在他窗外的院子里。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早已从生活中淘汰了的旧东西，让人恍然觉得回到了上个世纪。除此之外，我父亲还买了一头牛、两头猪以及十只鸡。
阿尼卡人像是一直在村口排队似的，在乔迁之日的前一天准时出现。我们需要人来帮忙办一场旧式酒席：八大碗。每桌八个人，桌上八道菜。年老的厨子患了青光眼，被人牵进厨房，凭着气味指挥年轻人做菜。年老的唢呐匠手指早已不听使唤，吹出的曲子惹人笑。年老的管事声音沙哑，手执喇叭喊叫的样子像个小贩。
哪来的这么多人？黑压压，人头攒动。细听：唢呐声、鞭炮声、玩笑声、孩子哭声。而当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人声彼此掩盖，嗡嗡嗡，如坠蜂巢。
我父亲一直在笑。就像他这些年一直未笑。就像他的脸是石头做的，被刻上了某种表情。
我的孩子欢天喜地，手里抓住一只小鸡，说要带回固纳去当宠物养。
我的妻子朱丽，她缎子样的目光，看向我时，温柔如水。
我的妹妹像个局外人，不时去到僻静处抽烟，以此掩饰对眼前这一切的不解。
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光了。阿尼卡人送来的礼物，不是钱，不是米，而是旧物。有多旧？旧到很多东西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石磨、收音机、雕鞍、马辔头、风箱、八仙桌、鸡笼、铜镜、黑白电视、搪瓷口缸、煤油灯、木桶……它们被放在角落，被挂在墙上，被放在桌上。各就各位。它们被遗忘太久了。它们等待着被新主人再次派上用场。它们的新主人太忙了。
流水席从下午开始。每轮十桌，总共十轮。八百人。八百张嘴打开，咀嚼，一头猪下了肚。一天的时间过去了。有人喝醉了高声说话。有人喝醉了沉默。有人没喝酒，始终保持谦卑的礼貌。有人不喝酒也胡言乱语。
我父亲站在门口送客。他的手已经被握了几百次。四处响起摩托车的引擎声。客人陆续离去。我远远看着这相聚和离别。
最后，新屋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人。父亲、陈阿姨、我、朱丽、孩子、巧慧。火塘里的火燃得很旺。铁三角上黑铁壶里烧着开水。接下来，我们将依次洗脚，各自睡去。但我父亲打破了沉默。
“今晚你们都在，我想告诉你们三十年前，就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他说出这句话，并不费劲。
我们相互看着，盼着谁去接父亲的话，但最后他们一同看向了我。
“聊点别的吧，”我笑了笑，“或者拉段二胡来听听也行。”
我父亲起身去取二胡时，黑铁壶里的水沸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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