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跃辉

　　起风了。凛冽的寒风吹打着干瘦的柳枝，街道上杨起一层细细的尘灰。没有一场蒙尘的雪，风是瘦骨嶙峋的，山川和河流也是瘦骨嶙峋的。臃肿的只是街道上穿着冬装的人们，只是他们像风一样的行迹匆匆。

　　冬天是下雪的季节。冬天，也是适合跳舞的季节。露场上，燃一堆篝火，像一束燃烧的阳光划破黑暗，带来温暖和光明。往年的冬天，每逢节庆，阿妈都会和村里的人聚集在一起，围成一圈，载歌载舞：

　　蔚蓝的天空是宽广的舞场；

　　日月的光环是吉祥的舞者。

　　碧绿的草地是宽广的舞场；

　　蹦跳的马鹿是快乐的舞者。

　　……

　　这是故乡的锅庄。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阿妈的唱词就有多少个调；舞场里的声音有百十种，只有阿妈的声音最动听。阿妈是村里的百灵鸟，无论日子多苦多累，只要阿妈的歌声响起，心中就会升起温暖的太阳，迷茫的道路就有了方向。

　　阿妈一共生了我们五个儿子。小时候，因为家里穷，阿妈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我们吃饱，宁愿自己受冻，也要我们穿暖。因为买不起鞋子，阿妈找来废弃的轮胎做鞋底，找来布料的边角做鞋面，一双接一双，给我们做鞋子。而她自己，舍不得穿布鞋，冬天穿着草鞋上山扒松毛（松毛即松针，用来垫畜圈做肥料），夏天穿着草鞋下秧田。我们还不会走路时，因为家里没人照料，上山都要带着我们，把我们拴在树上，她去砍柴或者割树叶扒松毛。下山时，她背上背着柴禾或者满捆的松毛，怀里抱着我们，走下陡直的山坡，走过架在湍急河流上独木桥，走向回家的路。艾蒿一样苦的日子，她把自己的脊背弯成一张弓，却让我们站直身体走向未来。

　　春天孵化的小鸟，夏天离开了枝头的窝；夏天落生的羊羔，秋天不再跟随母羊的步伐。我们一天天长大，再没有在地头的羊皮袄里酣睡，也没有在山上的树桩下哀嚎。一天天，一个个，我们离开阿妈，走向山外的天地求学。那时候家乡没有通客车，县城那么远，州府那么远，阿妈提前打听好周边村寨有哪些汽车师傅去县城、去州府，然后放下所有的尊严，求认识的、不认识的师傅载我们回学校。那时候没有表，有一次，阿妈半夜带我走了几公里的山路去搭车，当我们赶到师傅家门口时，黑暗却依然无声无息……

　　如今，又到了无雪的冬季。风在窗外呼呼地吹，阿妈躺在自治州州府的医院里，我们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寒冷。

　　在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没有忧伤、没有哀愁，

　　唱起它——

　　心中充满欢乐……

　　阿妈不会唱汉族的歌，阿妈没有读过书，不识字。阿妈是热巴艺人，阿妈只会跳热巴，只会跳弦子，只会跳锅庄。只要是我们藏族的歌，阿妈一学就会，只要是我们藏族的舞，阿妈一跳就熟。16 岁那年，阿妈被选拔到热巴代表队，代表州里参加云南省民族民间文艺汇演，在丽江、大理、昆明等地演出。第二年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和阿妈一起选拔到热巴代表队的舅舅说，在众多的表演团队里，阿妈是最引人瞩目的。阿妈的表演吸引了众多的人，有人给她照相，有人为她画画，更多的人是挽留阿妈留在当地的专业团队里。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不久，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他们希望阿妈留下来，在当地读书学习，作为少数民族艺术人才重点培养。但舅舅都拒绝了，舅舅说，阿妈是他带出来的，他一定要把她带回去，回到家乡。舅舅说这些话时，我就跟舅舅抱怨说：你为什么不让她留下来，让她过得那么苦，也让我失去了当“星二代”的机会。

　　“星二代”是玩笑话，但有时我也会想，如果阿妈留在昆明甚至北京，她会不会成为欧米加参那样的人，在更高更炫的舞台上闪耀？或者终究只是一个贤妻良母？只是最终儿子对母亲的愿望是：苦难不要那么多就好！就像她每天烧香转佛塔时一样，祈祷她的孩子们一生平安吉祥！

　　阿妈没有一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她的小棉袄。甚至是她生病抬不动手时，我们也没有想到给她梳一次头，洗一次脚。或者我们永远都是那个害羞的孩子。阿妈说，女儿离开家，杀鸡的时候也会想起妈妈，儿子离开家，杀猪的时候才会想到妈妈。阿妈担心，如果她卧床不起，儿子们又怎样护理她。阿妈希望我们经常回家，却又害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每一次通电话都只说家里好好的，不要挂念。故乡很苦，土地很苦，所以我们一直在逃离，逃离阿妈的怀抱，逃离故乡的怀抱。阿妈不识字，但她从不耽误我们的追求。她把家里所有的鸡蛋煮了让我们带上，把家里所有能消除饥饿的东西让我们带上，而她节衣缩食，日复一日躬下身体，向土地弯腰，向谷穗弯腰，不弯的只是支撑起这个家庭的信念。大哥告诉我，读小学时有一次他生病，几天不见好，正好有县里派来医疗队送医下乡。阿妈带他去看病，当时在场的社干部说阿妈阶级成份不好，医疗队里看病的医生立刻就说：我们只给贫下中农看病。阿妈一句话也没有说，把眼泪流进心里，又把大哥背到了几公里外的乡镇卫生院。

　　日子有多长，只有阿妈知道；希望有多远，只有阿妈知道。不管生活有多少不公，她从没有记恨过一个人。相反，她总是乐善好施，谁家有困难，她都要帮谁家一把。我们参加工作后，家里条件慢慢转好，她把我们带回去给她的东西送到需要的人家，送到左邻右舍。阿妈一生信佛，相信善有善报，积德才能积福。阿妈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着身边的人。阿妈是我们心中的白度母……

　　上部阿里三围，

　　中部卫藏四翼，

　　下部朵康六岗，

　　这是雪域之邦。

　　卡瓦格博是神山，

　　男女英雄是神主；

　　建塘圣地大宝寺，

　　桑主白仁是神主；

　　当巴桑杰为父尊，

　　拉吉卓玛是母尊；

　　世间无量大佛光，

　　照耀四方民安乐。

　　……

　　热巴声再一次响起来，伴着风的鸣唱。无雪的冬季，阿妈躺在圣地建塘的 ICU 病房里，我们不知道，每天只有十分钟的探视时间，她一个人怎样度过漫长的白天与黑夜。当医生告诉我们，阿妈的生命体征逐渐消失，让我们带阿妈出院回家时，一阵阵冬雷随风在我的耳边炸响……

　　阿妈走了，阿妈的家不在北京、不在州府、不在县城。送阿妈回家的救护车里，我一手攥着阿妈的手，一手把五谷洒向车外，嘴里一遍又一遍喊着：阿妈，我们回家，回腊普龙巴的家。

　　回苦难的家，回幸福的家。

消失的笕槽

如果有人问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我一定会回答：笕槽。

　　笕槽，又称枧槽或架槽，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架槽，木架水槽也。去水既远，各家共力造木为槽，递相嵌接，不限高下，引水而至。如泉源颇高，水性趋下，则易引也。

　　旧时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的平缓之地，饮水多靠凿井或至河边、泉源担水。而位于滇西北地区的崇山峻岭中，则多用笕槽引来山泉之水，供人畜饮用。山里人家制作笕槽可用竹也可用木，无粗竹的地方则用木。在故乡，村落大都依山而建。山寨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地依偎着山坡，而把平坦之地留给庄稼，用来弥补耕地之不足。据老一辈人讲，我们的寨子在始建之初，为解决饮水问题，村里的男人们相约后一齐来到背阴的山林茂密之地寻找干净水源，找到水源后再挖沟渠至村头，然后用一根根笕槽把甘甜的泉水引到各家各户，既作人畜饮水之用，又可浇灌房前屋后之菜畦。这种简易的水利设施，便是过去山里人家发明的“自来水”工程了。

　　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山里人也许已经忘了，也许还记得那一根根横架于村巷及房舍之间的笕槽是怎样制作出来的：砍来山里较为笔直的松树，削去树皮后架在木马上，用砍斧在木头上从头到尾砍出一道槽，再用凿子把木头凿宽凿深。这样，不用多长时间，一根崭新的木制“水管”便诞生了。它会用来代替腐旧的笕槽，也会用来把泉水接引到新建的房舍。接在沟渠上的第一根笕槽往往是最粗最大的，因为它要分配给更多蛛网一样伸向四面八方的小一些的笕槽。笕槽从最高处的村头向下延伸，一根接一根，呈阶梯形横架于村巷、房舍、果树、菜园、篱笆墙，构成了山野村落一道道奇异的风景。一根笕槽和另一根笕槽的连接处，必须支一坚实木架，避免人畜进出村巷时因碰撞、摩擦而出现倒伏或坍塌。一个有着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寨，有时需要上百根笕槽才能连接起来。

　　在我的故乡，老人们常说，水是万物之灵，每一个人都要从小懂得珍惜和爱护泉水。砍柴火不能到水源地去砍，放牛羊不能到水源地去放。自家的水缸满了，要及时把自家的笕槽从主笕槽上移开，让坡下的各家各户都能接到清凉的泉水。当然，也有村民会因某家浪费水某家接不到水而发生口角之争，但争过之后都不会记仇。因为大家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不是亲戚就是邻舍，抬头不见低头见，凡事免不了要互帮互助，大家都不会往心里去。第二天见面，又会嘻嘻哈哈，说笑在一起。

　　我们家住在村尾坡角，经常会出现笕槽断流的情况。于是，“看水”成了我和住在村尾孩子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一。只要母亲喊一声“看水去”，我们就会飞也似的去看笕槽断流在哪里。我们顺着笕槽延伸的地方边走边看，有时走不远就会看到笕槽里有石头、土块或者堆积的树叶堵塞了笕槽，马上清理后就能回家，有时甚至要跑到很远的水源地去察看、疏通。我们知道，如果听不到笕槽水滴落到水缸里的叮咚声，我们的父母是睡不好一个安稳觉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自来水管终于代替了笕槽，故乡山寨里的人们欣喜万分。他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从那以后，因笕槽常年漏水而泥泞不堪的村巷开始变得整洁了，因缺水而发愁的人家再也不用喊着去“看水”了。

　　就这样，存留滇西北千年的笕槽，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讲给 90 后、00 后的人听，也变成了久远的往事……

那一树鲜艳的红

我读大一那年冬天，母亲托人给我寄来一串柿子饼，总共有三、四十个的样子。紫红的柿饼表层上有些灰白，像是撒了一层面。柿饼从中间穿孔后用草绳串在一起，我嫌它又土又丑，随意丢在宿舍里的桌子上就去上课了。下课回来，看见早到宿舍的同学在津津有味地吃柿饼，我也急忙上前抓了一个。柿饼又软又甜，带着草绳的清香，还是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来窜门的同学见了，马上抢夺一空。我心里很高兴，说是我母亲寄来的。“真甜！”同学们说。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学里分享家里寄来的食物，没想到这样老土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吃。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有一年春节回家，我问母亲：“家里还有柿饼吗？我想吃。”母亲说：“家里早就不做柿饼了，现在水果糖都没有人吃了，谁还吃这些呢！”

　　“以前不是年年都做吗？怎么现在不做了？”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母亲说。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年都要做柿饼的。柿子树是生产队的，和核桃树、板粟树一样是公有树，柿子树一红，生产队都要派人去打零星生长在田边地角、房前屋后的柿子，然后背到村里的场坝上，按每家的人口数进行分配。我们把柿子背回家，因为还不够软糯，母亲把柿子削皮后，连皮一起放在簸箕里，拿到院子里晒着，太阳过山时盘回屋里，太阳出来时又拿出来。就这样晒一、两个星期，等柿子晒软了，母亲就一个个把它压扁，用筷子在中间穿一个孔，用草绳把柿子一个个窜起来，挂在房梁上，有亲朋来或过年过节时就可以吃到。柿子皮晒干后，收到一个布口袋里，只有在下地做农活或者上山砍柴时才准带上。我记得冬天上山砍柴时，吃一口火烧粑粑，嚼几片柿子皮，再吃上一口背荫处还没有融化的积雪，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了。

　　柿子还是最好的供品。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后，母亲每年都要挑出几个最好的柿子供在佛龛上。日子一天天过去，佛龛上的柿子从青黄变成橙红，再变成紫黑，才从佛龛上撤下来……

　　我家菜园的一角有一棵柿子树，很高大，有城市里的四、五层楼房那么高。树身粗大、笔直，一个大人围抱不过来。大人打柿子的时候都要架上木梯才能爬上去。我小时候调皮，总想爬上去摘柿子，总是掉下来，一身的灰头土脸。没有办法，只能用长长的竹竿打。还没有成熟的柿子又涩又麻。但我们小孩有自己的吃法：吃过晚饭后，把柿子捂在火塘的火灰里，等皮子捂成焦炭状，才从火灰里扒出来，放在窗台外面。第二天上学前，又从窗台拿出来，放到书包里。烧熟后又被霜扎过的柿子又香又甜，是秋冬季节最好吃的零食了。

　　有一年冬天，我多吃了几个烧熟了的柿子，结果大便干结，从那以后母亲就开始控制我吃烧柿子了。

　　包产到户后，柿子树没有再进行分配，谁家的柿子树归还谁家所有，但村子里有人想吃都可以去采摘。母亲望着柿子树，说终于不用饿肚子了。母亲说这话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我家的柿子树终于回归我家所有，还因为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母亲眼里满是轻松与踏实。

　　柿子树先长叶，后开花，开的是黄白色的小花。等花瓣落尽，青色的果儿就露出了枝头。有时候，母亲会把花瓣捡拾起来，晒干，说是可以润肺止咳。我小时候咳嗽多，母亲把晒干的柿子花舂碎让我生吃，或者用茶罐煨了以后让我喝。

　　夏天的时候，柿子树高大茂密，是躲荫的好去处。农闲时，母亲把纺车搬到柿子树下，一边“吱吱哑哑”地织布，一边一首接一首地唱着锅庄调。时间悄悄流逝，母亲织布唱歌的身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

　　后来，村里的日子越来越好，柿子树上的柿子越来越无人问津。有一年春天，二哥说菜园里的菜长得不好，就是因为柿子树遮挡了阳光。他把这事拿来在全家人面前说：“把树砍了，菜一定长得很好。可以栽很多菜，青菜、白菜、蕃茄、大豆、葱花、芜荽……，我们家改善伙食，首先要改善园子。”随着他的叙述，我们的眼前展现出一片丰收的菜园。父亲在这事上空前地和二哥的想法一致。“把菜种好了，还可以挖一个鱼塘，多余的菜可以喂猪，也可以喂鱼。”父亲说。

　　母亲坚决不答应。她的理由很简单：柿子树祖祖辈辈生长在那儿，已经成为村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砍了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树了。

　　二哥和父亲没有拗过母亲，柿子树幸免于难。夏天，翠绿的树阴给我们一抹清凉；冬天，一树的鲜红给村庄一片生机。春节回家时，我对女儿说，看见那棵柿子树了吗？树下是你奶奶的家，也是爸爸的家。

　　女儿望着柿子树，满脸的惊奇：哇，那一树鲜艳的红。

　　如今，柿子树依然蓬勃，母亲却走了。风吹过柿子树的时候，树枝就“吱吱哑哑”作响，我们仿佛又看见了柿子树下母亲纺车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