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作家的写作，那么我愿意用“作为时代在场者的见证文学”来概括王十月。王十月的写作，从描写20世纪90年代打工者的生活出发，到转型期的乡村系列，到更为综合性的现代经验的书写，题材上越来越广阔，然而莫不紧贴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的流动性的生活经验和内在精神世界这个最大的“中国现实”，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历史的书记官”。他的写作，进入了未必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都体验了的“肉身之痛与精神之苦”，也必成为后来的人们回望这个时代的可靠依凭。
一、 时代自行生长出能够表述它自己的作家
王十月是靠自己的“野蛮生长”产生的作家。所谓野蛮生长，指的是外部条件对于一个作家的成长来说似乎非常匮乏，包括受教育的程度、写作条件等等，除了生活的苦难和写作的意志，似乎没有什么有助于这个作家的诞生，而他却偏偏诞生了。王十月就是这样的作家。王十月，1972年出生于湖北石首，初中毕业后十六岁就出来打工，如他在很多小说中写到的人物，拖着一条“蛇皮袋”，离开了清晨的村庄，从此把自己抛入了命运的汪洋大海之中。他走过很多城市，家乡的县城、武汉和珠江三角洲的佛山、东莞、深圳、广州，干过无数工种，经历过失业和流浪的痛楚以及其他的因缘际遇，最后奇迹般地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知名的作家。王十月最初的写作动力来自“抚慰自身”，只是由于他所写的群体的特殊性，所以也就成了这个群体生活的“见证”。越到后来，他那种通过写作见证历史的意识越来越自觉和清晰。在一篇访谈中，他谈到他的写作是“为都市隐匿者做见证”；在《收脚印的人》里他通过人物之口，说：“我很早就知道我写作的价值所在。我曾说过，我想做一个时代的记录员，记录我们这一个群体所经历的不为人知的生活。”而在最近的一篇短文里，他意识到他所做的不仅是在记录他所在那个群体的生活，他所写下的同时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国家记忆和历史记忆。他说：“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景象，数亿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固守的地域，在大地上流动。而这流动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改变，这背后的酸甜苦辣，这背后的国家意志与个人梦想，造就了中国神话。这是近 40 年来，中国最主要的真实。如果中国作家无视这个巨大的真实，回避它，不去书写，这代作家是不称职的。正如，如果唐诗没有杜甫用他沉郁的诗歌将个人离乱与家国动荡记录在案，那一代诗人是失职的一样。”关于他所说的这个“中国最大的真实”，我想很多人都认同，但也不是所有作家都有写出它的条件。是超过十年的近乎残酷的打工经验磨砺了王十月，也给了王十月机会。他从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起身，穿过生活的风风雨雨，经由手中的笔进入城市的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这其中的肉身经验的丰富性不是纯书斋作家们可以比拟的，也使得他对现实的书写更为深广。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即使是当代最有写作实力的那些作家，他们写得好的还是他们年轻时期从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那段生活，而一旦描写当下的现实生活，就表现出某种漫画化、狂欢化、极端化的风格，比如余华的《兄弟》(下)、莫言的《酒国》及《丰乳肥臀》的当代部分。这里暴露出的实则是肉身经验的不足。相反，王十月的书写更加从容、节制而结实，即使他的某些作品不拒绝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他给读者的最终印象依然是：他恰如其分地写出了一个更为辩证和更有灵魂深度的现实，他是时代自行生长出来的可以如其所是地表述它自身的作家。
二、写出一个生生不已的巨大现实的复杂性及其细腻纹理
王十月的写作通常被称为“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对于这样的命名，王十月并不很认同。早期，他的创作主要是反映打工生活的，然而随着他经历的开阔，他写作的范围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打工题材，涉及转型期的城市、乡村及其中各个阶层，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生活体。比如《寻根团》就写出了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和家乡之间的关系图谱，《人罪》所写则主要是城市生活，人物包含了底层小贩、城管、法官、律师和记者等。即使是典型打工题材的作品，它们所包含的也是一个活跃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体，比如《九连环》，其中描写到九个人物，从吴一冰到郑九环，包含了大小企业老板、打工者、中下层工厂主管、小贩、治安城管人员、无业游民、快餐店老板等等，真是三教九流皆在其中，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工业小镇的生存链和生态图谱，他们之间是一种既互相需要又互相牵制、套牢的复杂关系，王十月的特长在于总是能把这种乱麻般的关系写得既清晰又有相当的深度，能写出一种活跃着向前滚动的复杂生活。《九连环》如此，其他作品莫不如此。因此在王十月看来，将它们称作“打工文学”，好像它们是某种特殊的、边缘的题材的文学，在艺术上似乎可以降低准入门槛的文学，王十月心里对此是颇有微词的。在王十月看来，他写的仅仅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是书写当代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痛苦裂变的文学，他描写的是“当代中国”“当代中国人”的文学，仅此而已。评论家的命名有其困难之处，但我们的确必须在这样一个格局中来理解王十月的文学才庶几近之。面对一个如此庞大的现实，王十月的创作首先给人的感觉是他能写出这个现实的全部可感细节和它的细腻纹理，这实际上表现出作家的体验深度。作为一个亲历者，他的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他似乎一动笔，就能使人进入一个真实的场景之中，这种生活超出想象部分的质感和细微之处触手可及。比如在那么多年轻的打工人口涌向珠三角之际，他们青春期的生理冲动通过什么解决？王十月写到那些便宜、简陋而偏僻的出租屋，写到南方小镇附近的香蕉林，甚至写到可能就在住了十多人的集体宿舍里。《收脚印的人》里写到一个细节，某一晚睡在上铺的初来者拍了一下床板，提醒下面铁床上的一对“悠着点”，挨打的竟然是上面铁床上的人。《开冲床的人》写工厂区那种如布满陷阱的危险森林一般的机床、电锯和王水，那种残酷到要失聪才能忍受的噪音环境，那种手指被冲床轧到后，“跳了起来，接着又蹲了下去，又跳了起来，身子像陀螺一样转着圈子……直到把身子扭成麻花状”的具体真切的样貌。《不断说话》写夜半下班时分那种几千人的服装厂，打工妹们潮水一般蜂拥而出，而做丈夫的难以认出谁是自己的妻子时产生的恍惚感，这些都给人无限逼近生活现场的实感。我们不能小看细节和感性呈现的力量，正是这些细节和深入毛细血管的感觉力量，恢复了历史的真实性，其审美力量和道德力量是润物无声、不可抵挡的。
第二是他能够写出人物的心理深度。在很多人看来，打工者群体是一个晦暗不明的群体，不仅他们的面孔模糊，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加难以捉摸，而王十月却既深且细地还原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使他们成为可以理解的活生生的亲切个体。比如他的《国家订单》，写那个小老板原本是从打工者上来的，所以对工人并不苛刻，然而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旦大单到手，即使没有能力如期做出，他也舍不得外包给别人，于是上演了一出连续五昼夜不休息的赶工大战，最后出了人命。小老板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如此贪婪呢？不完全是人性的贪婪所致，也和中国制造业在世界格局中的脆弱位置相关，抓住一个大单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而他的生产主管李想原本应该阻止他这样干的，但因为他事前提出过辞职，两个人的信任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损伤，所以他虽然劝了一下但没有力劝，而老板挽留他的时候眼睛里不经意流露的得意也伤害了李想，“这一得意，像一把锋利的刀，将他和李想之间的裂缝切得更大了”。总之，伴随着情节的发展的，是这些心细如发的心理捕捉，正是这些心理过程，使得他们每一个人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成为内在自足的、可以理解的人，而从文学的角度看则成为丰满的个体。《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则写出了苦难和压力如何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引发人本身的扭曲和变形的问题。所以在王十月的小说里，每个人都是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心灵个体，他深入了现实不可见的部分。
而这些生活的细节和细微的心理图景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无论是一个场景，还是一个眼神，我们都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巨大的生生不已的现实的组成部分。王十月如何达到这种辩证性的现实表达呢？在文本中，他往往采用一个既集中又发散的结构来容纳这些丰富的内容。使得作品集中的可能是一些意象符号，或核心事件，比如《国家订单》就是一个核心事件，一个小厂面对必须五天内完成20万面美国国旗生产的几乎不可能的订单，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单？最后的结果如何收拾？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当代制造业的困境和人们的生存图景、心灵图景都被揭示出来。《寻根团》也是以核心事件结构小说的一个典型案例。所谓“寻根团”，指的是在一个文化公司的策划下，在广东发了财的大小老板们组成的一个“还乡团”，受到家乡地市级领导的隆重接待，这是一个表面风光，内里各怀目的然后各取所需的“表演团”，而其中最为刺目的是这个“寻根团”中夹带了一个打了一辈子工，患了尘肺病，最后死在家乡的马友贵。无论是在回乡的路上，还是在地方政府官员接见成功人士的宴席上，马友贵都是一个“不和谐音”，然而正是这个“不和谐音”，这根“鱼刺”，显示了作家的包容性和现实主义深度。《白斑马》则以一个核心意象连缀了极不相同的五个人的生活，“白斑马”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的，这些看见了“白斑马”的人的命运就这样联结起来了。《不断说话》里的核心意象则是一座大桥，一些人在这里结束生命，一些人在这里表演跳桥，一些人在这里相遇，它仿佛成了一个社会的公共展示平台，成了我们时代的“特殊广场”。总之，我们感觉到王十月小说的格局明显受到过巴尔扎克、左拉、肖霍洛夫等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他写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活体本身，一个活力、机遇、苦难与罪恶相生相伴的总体，而细节的绒毛可感可触，它们共同形成一种巨大的包容性和感染力量，实现了他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学野心。
三、 人罪：见证历史和人性不可或缺的角度
而在王十月对现实的整体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追问从很早就开始了，那就是对“罪”及其救赎的追问。这个内容在他的作品中如此重要，以至我不能不专辟一节来谈论这个问题。在王十月笔下，“罪”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也是我们的时代和个人有意无意地，最愿意遮蔽和掩饰的东西，也是正在被遗忘的东西，而他恰恰在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发掘出来，并在这里表现出他的洞察力和责任心。他是一定要把光鲜的表面揭开来，露出那里面的罪恶，又从那罪恶里发掘出未泯的良知的那个人。他的很多小说都涉及罪案，如《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人罪》《白斑马》《九连环》《国家订单》等，固然罪案有结构小说、推动情节的形式意义，然而它也是进行灵魂拷问和历史追问最好的契机。因为罪案是人的心灵之恶变成实际的行动所导致的可见结果，罪案的背后是人心的病变和社会的病变。王十月2015年出版的长篇《收脚印的人》，是他集中追问罪及其救赎的代表作。它有一个非常巧妙的结构，利用楚地民间流传的人死前会“收脚印”的传说，再现了王端午(王十月的化身)一生所走过的路，实际上是一部回忆之书，也是一部反思和总结之书，王端午四十五年的人生经历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基本重合，所以它既是个人的回忆，也是国家历史的记忆与反思。小说通过“收脚印”将过去的一幕幕历历重现，又通过在法庭做自首陈述自由地安插议论。正是在这些议论的段落里，王十月借王端午之口，相当直接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一直认为，深圳，或者说广东，或者说，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我们每一个改革开放的获利者，无论是像李中标这样获得了金钱，还是像黄德基这样获得了权力，或者说像我这样获得了名声的获利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伟大的邓小平在设计改革开放时，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起来的人。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地方政府对于无视人道、法律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资本，在劳工和资本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站在资本一方，于是，资本的利益获得了最大化。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沾满了肮脏的东西。”
在王十月看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实际的过程中，由于管理跟不上发展，由于制度性的缺陷，造成了许多人为的苦难，“比如没完没了的加班，比如低廉的工资标准，比如随时让务工者失去自由的治安条例……当然还有对环境的毁灭性的破坏”这些苦难在王十月很多小说中都有具体入微的书写，但只有到了《收脚印的人》，他才如此径直道出这种制度之恶。这意味着那些具体的苦难，它不是偶然出现的，在一个不完善的制度里，那些与发展伴随的苦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所有的制度之恶里，始终让王十月耿耿于怀的是治安收容制度。这个制度于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至死之后彻底地废除了，然而留在打工者内心中的噩梦和恐惧却永远没有废止。一个在王十月小说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场景是打工者被治安人员追查暂住证的事。《收脚印的人》的核心情节也是写王端午当“打工仔”时被治安队抓捕和后来成为治安队之一员参与抓捕打工妹陆北川，导致后者跳河自杀的事，并通过书写王端午和阿立这对情人被抓捕之后的遭遇首次在中国文学中披露了治安制度的黑色产业链，有些做法简直骇人听闻。比如治安队到收容所这是第一步，在收容所里如果七天还没有人拿钱来赎，就送到劳教队去做苦力，做三个月期满再放人，有的放了又被抓回，反复多次。王端午因为李中标够朋友，被赎出去了，阿立却被强奸后拐卖到河南农村，给一哑巴做了老婆。王端午后来成了治安队副队长黄德基的马仔，而通过自身成为治安员的书写，王十月从内部揭露了治安收容制度的无法无天。正是在这样的恶制度之下，黄德基的欲望膨胀起来，不但自己免费享用发廊妹的性服务，还把所有下属拉下水；在没有新鲜感了之后想“干脆搞搞打工妹”；然后发现了尚未进厂的陆北川漂亮清纯，对其恐吓、关黑房子、围追，最后导致了陆北川跳河自杀的人道悲剧。黄德基后来和李中标合办企业，以他的身份为保护伞，并自编自导了一场抓捕“三无人员”的戏，克扣了他们厂女工的血汗钱，迅速积累了罪恶的第一桶金。
在王十月写作《收脚印的人》时，治安收容制度已经结束了差不多十年，务工人员的各方面条件和保障也比从前有了进步，为什么王十月还要耿耿于怀？第一，如王十月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很多人看到的是表面的光鲜，比如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比如黄德基、李中标、王端午这样的掌声中的“成功人士”；而那背后的罪恶是隐蔽的，知道的人心照不宣，不知道的人无从知道。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见证是第一步，所以王十月要打捞这些记忆，说出他的见证。第二，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必须反思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罪责。徐贲曾提出过“共同人性”的概念，他认为在一个共同体社会中，人道灾难发生以后，人性、人格的受损是全面的，不仅仅是加害者，包括旁观者、受害者在内，所有人的“共同人性”都会受到损伤。事实上，我们在王十月的小说中，的确发现了一个“我们的罪”的现象，所谓“他人有罪，你又何尝无辜”。比如《收脚印的人》里逼死陆北川的固然最主要是黄德基，然而马友贵是帮凶，王端午和李中标虽不忍但也客观上配合了恶，纵容了恶。而在此之前，黄德基、马友贵他们曾经也是该制度的受害者，黄德基作为退伍军人找到他从前的首长，不要别的工作，单要一个治安队小队长，就是“曾经受气的媳妇要当婆婆”的心理。《白斑马》里作者也借人物之口轻轻说过一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现在的人，都变坏了。”可以说在王十月的小说中，可以说很少有一个真正洁净的人，甚至打工者本人，也或者由于历史因袭的劣根性，或者因为绝望，或者因为苦难所造成的心灵扭曲和变形，也常常轻易地拿起刀子，做莽撞的杀戮或自杀。所以无论什么阶层，在王十月的小说中都无一幸免。他们的罪不是基督教所谓的“原罪”，而是实实在在的可见之罪。社会的这种道德状况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不经过每一个人的深刻的反思，它将像有毒的空气，像隐性遗传的基因，毒化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共同体生活，影响一个社会“共同人性”的提升。小说中时刻流露的“荒原”之感，或许即来源于此。
当然在王十月的小说中，也有部分人表现出反省和自我救赎的意识，比如《收脚印的人》里的王端午，《人罪》中的陈庚银、小贩陈责我、法官“陈责我”、记者杜梅等。虽然不尽人意，但也属难能可贵，获得了作者的同情与理解，然而王十月也犀利地看到，这些人仅仅在不影响自己的生存格局的限度内赎罪。中国社会的反省救赎之路任重道远。
四、 见证书写的实与虚
见证书写的一个特点是尚“实”。严格的见证文学，必须是非虚构的文学，而我仅仅是在广义的含义上使用“见证”一词的意思。尽管如此，王十月的小说还是严格地遵循写实的风格，他总是恰如其分地写出现实中人的复杂处境，恰如其分地写出事理逻辑和人物的心理逻辑，然而王十月的小说亦有超越写实的层面，毋宁说，他小说的最大艺术魅力在于实与虚之间的配合，实与虚之间的张力，他的实使他的作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心的一面镜子，他的虚使他的作品具有更为普遍和超越性的艺术魅力。虚实相生，是王十月的小说之道。
总之，王十月的小说，“实”是其基本底色，或者以虚入实，或者由实入虚，虚实相生，既达到了见证时代的目的，也实现了它的艺术品质。
结语
王十月的作品经常被称作“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而他本人则被称作“打工作家”，对此他并不认同，认为这是狭隘地看待了他的文学。的确如此。从内容上看，他的小说虽然以打工经验为主，最初是现在时式的反映打工生活中的苦难，而现在则从记忆与反思的角度进入，然而它的意义都不是“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这个词所能概括的。与其说他写的是“打工文学”，不如说他所写的是“一个时代在场者的见证文学”，他的写作触及的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巨大的流动生活体，他既有宏阔的眼光来理解这个生活体的结构性位置，包括其在历史中和在世界中的结构，也能深入这个生活体的内部，纤毫毕现地还原这个生活体的具体场景和人物的心理——精神世界以及它运行的内在逻辑，而对其中的罪责做见证式的书写和不懈怠的追问亦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罪是这个时代中结构性的存在。贴近现实、对现实恰如其分的书写是王十月小说的最大特色，然而在此基础上，他的小说亦可以获得更为深刻的象征性解读，具有超越的力量。注释：
①胡传吉《未知肉身的痛，焉知精神的苦——王十月小说论》，《当代文坛》2009年6月第3期。
②王十月、高方方：《为都市隐匿者作证：对话王十月》，《百家评论》2013年第3期。
③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
④王十月：《流动，近四十年最主要的中国经验》，《文艺报》2017年6月14日。
⑤王十月：《开冲床的人》，《人罪》，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
⑥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
⑦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
⑧徐贲：《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⑨王十月：《白斑马》，《人罪》，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⑩王十月：《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人罪》，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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