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鹏娟

　　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势利的行当，评论家总是更喜欢关注那些名家名作，对更广大多数的写作者和作品相应也就缺乏关注。站在研究者、评论者的角度，这可能也是难免的事情，但对于被忽略的广大的写作者来说可能就有些不公平。哪怕卡夫卡那样的作家，假如不是死后被发现，生前寂寞，身后无名，也势必湮没于时光和岁月的烟尘，无影无形。刘醒龙先生在《“芳草文库”序》中说到这一点时很是有些打抱不平的意思，他说：“这几年为一位已故作家出版文集，好不容易才成，几乎说破嘴唇，跑断两腿，见识了足够多的世态炎凉。似这等才华出众的作家，如非英年早去，敢不是当今文坛大旗一帜？同理，那些在喧嚣背后悄然尘封的作品，谁能说不是日后人有所诵的典范？”本着这样的打抱不平之心，“芳草文库”得以诞生。刘醒龙先生说的这番话，可能确实是他在现实中经历某些事而发的感慨。感慨和不平本身不能改变现实，但他们由此所做的工作却可以。当我拿到《刘益善文集》时，我所想的是，若非有心人所做的工作，和作者素昧平生的我，可能没有机会读到眼前这些文字。读书，常常也是一种机缘。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世界。

一

翻阅《刘益善文集》，首先给我的一个印象是，这是一个对于文学有着无限挚爱的写作者。他从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经半个世纪了，一直笔耕不辍。坚持一项事业或工作大半生，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的热爱，恐怕是做不到的。文集中既有小说，又有诗歌和散文，呈现着刘益善先生大半生的文学心血。阅读这些文字，我们能看到一个对于故乡、生活、写作充满温情和热情的长者形象。

　　最能代表刘益善先生这种精神形象的，我觉得应该是他的诗歌。刘益善先生作为一个作家是否是从写诗开始他的文学梦的，我们不得而知，但看他《自序》中谈到，他的处女作是1969年他在油印杂志发表的《亿万人民庆国庆》，当时的他还在乡下当农民；而他后来做编辑，也是从诗歌编辑当起，想来他早年的文名应该是由写诗所赢取的。

　　正像他的处女诗作所显示的那样，收在《刘益善文集》(诗歌卷)中的他的诗歌，早期那些诗作都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主旋律”色彩是那些诗歌突出的特征。他写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的诗歌，很多都是这种风格，比如《祖国我植了五棵树》《秦陵漫步》《闻一多颂》《能人冯奎》《写给三峡工程的诗》《出发》等，从标题便能感受到它们的宏大性。自80年代以来，新的文学史叙述已经把这类诗歌“打入另册”，即便是当时那个年代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和他们的诗歌(比如郭小川和贺敬之)，在今天的文学史上也占据不了显要的位置。但是当我们回到那个年代重新审视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发现，这些诗歌虽然有其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是从创作者而言，却未始不代表着他们的一种真情。而这种真情到底有多“真”，则决定了他们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后所能达到的高度。值得一提的是，在刘益善先生早期的诗作中，《枯荷》一首给我印象最深，它借物喻人，虽不脱“主旋律”，但写得清丽可人，颇富才情。

　　在进入80年代之后，刘益善先生的诗歌创作迎来了一个最高峰。这一时期的他的诗歌创作题材渐趋多样，而文学的纯粹性，尤其是诗歌的那种抒情性，较之初期诗歌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时期的诗歌，我认为成就最高的是他那些怀念故乡和童年记忆的抒情诗。像《故乡的莲湖》《乡情》《收割之夜》《拾穗集》《村头泥屋》《蛙声》《故乡与土地》《母亲》《江边那个村子》等，都写得真挚、美好。在这些诗歌中，他描写故乡风物，抒发怀乡之情，表达个人的心怀、向往。这些诗歌的发表，一方面可能是受到当时日渐开放的文学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和作家离开故乡、进入城市的心境有关。他日渐摆脱早期那种比较程式化的公共抒情，而转入自我的内心和生活。

　　

　　

二

相对于诗歌创作，刘益善先生的小说创作在展现他的人生观念、价值立场方面要表现得更为突出。小说相对于诗歌要更为混沌，和作家的生命状态以及在他之外的整个世界的状态要更有感应。在刘益善先生的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比他的诗歌更为丰富复杂的世界。这个世界首先打上的，当然还是他本人的烙印——他的童年、故乡、家园记忆。

　　这些小说，有的是写童年，比如《怂哥儿的红领带》《农民毛耕的一天》《二道围子》《万斤苕》等，明显都是取材于作家早年乡村生活经历。有的则是更接近于现实，比如《巫山之云》《回家过年》《包工头余从众之死》等。但不管是写童年，还是写现实，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着比较鲜明的道德价值判断。比如《怂哥儿的红领带》写的是一个忠厚善良的乡村孩子，因为淳朴忠厚被人戏谑为“怂哥儿”； 《二道围子》写的是一个为了乡亲、集体的利益，奋不顾身抢救堤坝并因此献身的乡村老人——四婶；《藤溪的两个老师》写的是两个心地善良的老师扎根山村的故事；《永远的树》写的是自立自强战胜命运的乡村教师梅三妮的故事。这些作品都是在写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人物，通过展现他们身上的光明和美好，来歌颂人性中一些令人感动的质素。相对而言，另外一些作品则正好相反：《农民毛耕的一天》写的是心存不善之心的人遭到恶报的故事；《万斤苕》写的是一个时代昏聩、人亦昏聩的故事；《东山那一朵云》也写的是因人心不善杀死一条鲜活生命的故事。这些作品大多塑造了一些性格有缺陷的人，或者他们身处不正常的、有缺陷的外部环境，从而最终导致他们自身或者其他人受到伤害。

　　以上这些提及的作品，大多还是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而《回家过年》《包工头余从众之死》则是写的现实。它们似乎可以归入新世纪曾一度风行的“底层文学”，这些作品所写的都是一些底层人物，他们因其底层的生存处境而遭到打击、伤害，甚至喋血殒命。当然个人的悲剧折射的是时代性的悲剧，不过在人物的性格(人性)深处，也彰显着悲剧的因子，余从众最后被妻子所杀便是这种“性格+环境”共同酿成的悲剧的缩影。《回家过年》中的老四、《包工头余从众之死》中的余从众，其实都是从作家故乡中走出来的他的乡亲，他们的受伤和受害，都是作家乡村情感受伤的“见证”。也就是说，不管是写故乡的往昔，还是写故乡的现实，都是作家对于故土的眷恋所系。在这个意义上，《远湖》中那句“远湖，遥远荒凉的水域”，可以说包含了作家无尽的、难言的酸楚。

　　刘益善先生的上述小说，在展现他的价值判断方面是非常突出的，这显示出作家内心的爱憎，但现实生活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善恶分明。在《小说》中，他塑造了一个众人眼中的“怪人”，但“怪人”之“怪”是在常人眼中呈现的，然而他的“怪”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值得我们探寻的社会历史性、文化性根由？这是小说所启示我们的。刘益善先生笔下塑造的“文化人”，往往都不是特别正常，《他有什么病》便直接写的是一个“无兴趣病”患者，他的行为、遭遇令人发笑，也让人唏嘘。作家以戏谑或讽刺的笔法塑造他们，让我们既看到他们身上的喜剧性，也让我们在他们貌似简单、单面化的性格和命运中，看到他们的悲剧性。

　　刘益善先生所塑造的这些富有道德批判意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自身作为一个社会人(不仅仅是作家)所具有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文学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正像他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文学应该有“益”、向“善”，在《当代文学的现状与作家的使命感》一文中他说到了他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现状的担忧(“中国当代文学看起来很繁荣，精品少，垃圾也是不少的”)，并提出作家应该“关注民生”，“要有良知和使命感”，“文学应该崇高和博大，文学应该有对人类心灵的关怀”。

　　当然，责任感和使命感与作家写出好的作品，这是两回事，但是如果一个作家丧失了神圣的使命感，他会写出真正的好的作品，可能也是让人怀疑的。说白了，文学应该以其特有的——文学的、艺术的——方式去实现它的使命和责任。刘益善先生在这方面也能让我们看到他的努力，《巫山之云》是一个价值判断鲜明的作品，但是作家却把故事放之于一个旅程中去展现，主人公经历了人生大恸，而这场旅程中，他所遇到的人和事，则要帮助他洗去哀痛。在阅读的过程中，小说本身的故事性，主人公的遭际、旅程中的遭遇，比作品主题、价值判断更吸引人。文学中的旅程书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故事模式，《围城》《霍乱时期的爱情》《日瓦戈医生》等世界经典名作中都有关于旅程的经典书写。《巫山之云》如果在悬念设置、心理雕琢等方面再用力一些的话，小说会更精彩。

　　整体而言，刘益善先生的小说创作是一种写实的、质朴的现实主义的风貌。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诗人的心地和情怀，是能让他在小说创作领域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的。

三

刘益善先生除了诗歌、小说，还写了不少的散文。这些散文，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他在诗歌和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那颗赤子之心。

　　这些散文看得出来，刘益善先生并不是刻意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散文家而加以创作的，它们很多都是他生活状态的描摹、自然心境的抒发，所以大多都彰显着真诚、质朴、坦率的气质。文学的阅读口味是会变化的，年轻时候喜欢荡气回肠、惊天动地，年岁渐长则逐渐倾心平淡自然，一如周作人、梁实秋那样的小品，非到一定年纪是品不出况味来的。在刘益善先生的散文集中，我们能看到他的人生行迹，看到他在这行迹中留下的体味、思索、欢欣、留恋……他感恩故乡，感恩所从事的编辑职业，感恩文学。

　　对于人生，他有自己的体会，在《摆脱是一种疗法》《有空请多笑》《延年益寿的秘诀》中，我们看到他对于身心的调适，那里融汇的是人生智慧，也是生命的境界。在《曾卓和他的〈母亲〉》《诗人田禾与田禾的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对湖北文坛几十年来风云历史的见证，他在曾卓对母亲的怀念中定然也是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和母亲，他在田禾的乡土诗中读出的定然是自己的故土和家园。而在《戴厚英死了》《悼念诗人昌耀》中，我们看到他对于同类的深情——突然遭遇人生厄运的女作家，她的身世、爱情，令他痛惜；英年早逝的诗人，他的狷介、可怜，他的无法换取现实生存优渥条件的才华，这些都让他有惺惺相惜之痛。他本人是外在于这些痛苦的，但是文字却让他回到他的同类、知己们身边。

　　我之前并没有读过刘益善先生的文字，能够读到这些凝聚着他大半生心血的文字是一种机缘。对于文学，我们应该心怀感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心灵和世界。这些心灵和世界需要倾诉，需要表达，这是文学之所以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缘由。而对于刘益善先生来讲，他最为难得的，倒不是这种倾诉和表达的意念，而是他那颗赤子之心，以及他在对待写作这件事情上的那种淡泊、质朴的平常心。他说：“我现在的写作心态很平静了，如今的文学作品可谓是车载船装，千车也载不尽，万船也装不完，你写的平庸之作出版了几十本书，那在这车载船装的作品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过不了几年就是垃圾一堆。要写点精彩的作品，即使发表不了，放上一些年，再发表出来也可以。精彩的作品虽说也不一定能流传多久，但能给人一些启悟与阅读快感也好。好作品终究会流传得久远些。我今后的打算是，以阅读为主，再好好思索一番，写出尽可能精彩一些的作品，不一定要写那么多。”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陈映真评传》(17BZW158)阶段性成果。

　　注释：①刘醒龙：《“芳草文库”序》，《刘益善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刘益善：《当代文学的现状与作家的使命感》，《刘益善文集》(散文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3～567页。

　　③刘益善：《自序》，《刘益善文集》(诗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