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游子安放灵魂的永恒之地”。
我的故乡，在青藏高原南延末端维西县维登乡一个叫小甸的白族山寨，那里生活着白族的一个支系——拉玛人，我的祖先、我的爹娘、我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世代居住在这里。鸡鸣、狗吠、炊烟、房屋、田野和庄稼共同组成了山村协奏曲，一条小溪在村庄旁古木参天的深箐里欢快地流淌，进村的路攀附在大山的缝隙里，庄稼地一片片挂在村庄附近，像一幅幅水墨画。
岁月亘古，勤劳的农人们年复一年一驮驮、一筐筐将农家肥倾倒在庄稼地里，将土地培育成花红柳绿、春华秋实的模样。儿时的我们穿着打着补丁的衣裳和破烂的胶鞋，在芳草萋萋的大山深处跑来跑去，在村小学读书或放牧猪牛。
在交通闭塞、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大山深处，故乡的父老乡亲靠卖猪、卖鸡、卖鸡蛋供孩子上学。
新中国成立前，爷爷的父母将爷爷送到省立兰坪县小学就读，把爷爷供至小学毕业，爷爷在村子里当上了小学老师，并加入了地下党，后来由于冤假错案而回乡务农。爷爷的三弟、四弟小学毕业、中专毕业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也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爷爷回乡务农后，爷爷奶奶像村子里大部分人家一样，贫穷却未敢忘教育，先后将三个儿女送进了维西一中高中部的大门。爷爷奶奶重视教育的家风在我父母亲身上得到了传承，像著名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中，高加林的父亲和不识字的母亲刘巧珍一样，他们也秉持“穷家重教，教而有望”的理念，以棍棒交加将我们打进了学校的大门。
尽管父亲在乡税务所工作，但由于家中人口多，全家只有一个干部身份的农村庄稼户，生活的艰辛度是可想而知的。
如今，当我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回忆起那段岁月，常常泪流满面。记得我和爷爷去维登赶街，爷孙俩点一碗青菜汤和一小碗没一丁点瘦肉的肥肉炒猪皮子，就着两碗白米饭填饱肚子。初中时，我和爷爷去维登街卖猪肉，夏天的维登街热浪滚滚，我和爷爷担心猪肉卖不完，还要走 15 公里山路背回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曾不由地想起了“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诗句。我也不能忘记，有一年，家里要卖一头肥猪，母亲和爷爷就怎么卖这头猪产生了分歧，母亲坚持将猪卖给村里专门收购肥猪的业余屠户，之后用卖猪的钱买一架缝纫机缝制白族围腰，用所得收入请一些人工，缓解家里劳动力不足的状况，而爷爷坚持自己杀猪，家人吃一点，大部分用毛驴驮到维登街上卖，毕竟全家人好长时间没有吃到猪肉了，缝纫机又不能吃。那天下午，在爷爷下地干活之后，母亲将肥猪卖给了村里的业余屠户，便很快从维登街上买回一架缝纫机，爷爷没有吃到猪肉，气得半个月没有跟我母亲说话。母亲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又在村里开小卖部，父亲和母亲到乡政府所在地把一些日用百货批发回村里，赚一点差价。母亲一个人身背一篮子货物步行十多公里从维登乡政府所在地回到小甸村的情景，是我脑海中今生无法抹去的烙印，每当回忆起来，顷刻眼眶潮湿，鼻子发酸……像鸟儿一样四处觅食的父亲母亲终让我们明白，贫困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
“欲寄两行迎尔泪，沧江不肯向北流”。1999年 7月，得了肺癌的爷爷像一台机器停止了转动——爷爷去世了，结束了他命运多舛、卑微、贫穷的一生。当时没有能力对爷爷“死马当做活马医”成了爷爷的儿女——我的爸爸、叔叔、姑姑最大的遗憾和愧疚，尽管这对于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来说于事无补。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在省城一家报社当编外记者，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居无定所的日子。爷爷的二孙子我的二弟则在高考前的全省会考中，因数学不及格而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无能的我们终究没有让爷爷在闭眼之前看到我们学业有成，考入国家公务员队伍。
2000年后，我们全家离开了家乡的小山村，妈妈则带着奶奶在乡政府所在地开服装店，谋生存。
2002年 10月，小时候受过意外伤害，在爷爷眼里有点“憨”的二孙子我的二弟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国税系统工作，听到二弟被录取的消息时，父亲在塔城镇下乡。当晚，在下榻的房间父亲高兴得一晚上没有睡觉，像个好动的孩子在房间里时走时坐。几天后，在面临二弟分配回维西县国税局还是分配到德钦县国税局的去向决策时，父亲在维西县国税局的职工宿舍里辗转难眠。最后，二弟被分配在了维西县国税局，父亲则因父子不能在同一单位工作的政策下，提前退休。
父亲不曾料到的是，二弟后来与一个在香格里拉工作的女孩结婚，调到香格里拉县国税局工作了。
2003年 11月，通过公务员考试，我成功地离开新闻记者职业，到维西县药监局工作，父亲戏言我考上公务员的行为是“迟到的春天，但还是有春天的味道”。二弟和我考上公务员后，父亲有了底气，下决心结束一辈子住单位宿舍的生活，贷款在县城买了一处鸟语花香的宅院，从此在县城有了一个物质意义上的家，父亲母亲和时年 80 岁的奶奶终于在县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也让我们在县城有了一个牵挂的所在。
在维西县药监局工作期间，我参加了法律本科段自学考试，后来又改为北京大学的法学专升本网络教育，拿到了毕业证书后参加了国家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C证。2010年，命运再一次眷顾了我，我通过“公考”来到了州级政法机关工作，以一棵树的姿态，根植于雪山峡谷，在新的岗位为迪庆的维稳工作作贡献。
榜样的力量和成功的实践是无声的动员令，退伍后一直跟随我参加自学考试的三弟，汽车兵退伍后也参加了自学考试，最终毕业于北大法学本科。2012年应聘人民日报社云南分社的驾驶员时，因汽车兵出身，法学本科毕业，领导综合考量后，优先聘请了他。三弟顺利地成了中央驻滇新闻单位的一名驾驶员、车队长、办公室副主任，整天跟着报社领导和新闻记者为云南的外宣工作奉献青春的激情和梦想。
父亲的晚年生活则更加充实，父亲退休后先后做过保险推销员，开过小饭馆，开过小卖部。后来小卖部的房子被拆除，父亲失去了开小卖部的活动场所，父亲不得不“转行”，不过父亲很快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事业，在县城的老龄协会兼任多个职务：维西县老龄艺术团副团长、保和镇老龄协会《雪龙晚霞》副主编、保和镇老龄协会北门分会会长，一系列的老龄协会职务让父亲的平民外交能力得到充分展现。在“常回家看看”时，我经常看到父亲腋下夹着公文包匆匆走出家门去开展老龄活动的身影，以及母亲陪着她 90 岁的婆婆看电视的场景。
我心中刺目的伤痛是父亲母亲的脸被无声的岁月抠出深深的线，头上竟然白发渐生。可恶的时光让父母容颜逐渐苍老，而儿时的我曾以为父母永远不会老。
这些年，父亲所在的老年艺术团队先后到丽江、剑川、兰坪、昆明、韩国、泰国演出，将维西的傈僳族、藏族、纳西族舞蹈及维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展示给人们。父亲编写的《一家三代兵》《双向选择孝为先》《电站结缘巴迪情深》《今天是个好日子》等小品和话剧在县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办的一些活动上获得好评，父亲的脸上挂满了被授予军功章般的喜悦。
几年来，父亲在文字里默默耕耘，辛勤的耕耘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父亲的《绽放在三江腹地的一株文艺之花》《母亲的口福》《坎坷岁月话税收》等先后见诸于《迪庆日报》《老年报》《云南国税》等报刊。
“坟前滴酒空流泪，不见叮咛道早归”。如有在天之灵，我想告诉爷爷，在贫穷的岁月里，您不听话的儿媳妇我的妈妈，也实践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一古语，靠缝纫机吃饭了。她在维西县城专门销售自己缝制的傈僳族、藏族、纳西族、彝族、白族服装。店里的民族服装远销四川攀枝花、云南大理、丽江、楚雄、永平、云龙、兰坪、香格里拉、德钦、维西等地；全国人大代表余秀芝穿着她缝制的傈僳族服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两会；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成立 30 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维西县的拉玛人穿着她缝制的服装向各位来宾展示拉玛人的风采，用艳丽的拉玛服装和歌舞告诉人们，拉玛人是绽放在中华民族百花园中的一枝奇特的花，在大山的褶皱里，拉玛人繁衍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不卑不亢地流淌着，拉玛人为自己是伟大中华民族的子孙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如今，我每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三头肥猪了，可是，长眠于地下的爷爷却无法吃到我买给他老人家的猪肉了。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示儿》一诗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想让爷爷知道，国家的惠民政策让自治州的人民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尊严。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参保、“一站式”医疗救助、重特大疾病医疗互助让曾经像我们一样贫困的山区农民也看得起病，住得起院了。您的老伴我的奶奶如今 92 岁高龄了，国家每个月还给她发放55 元生活补助。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爷爷去世后的第二年，村里修了通组公路，一些乡亲买了拖拉机、摩托车，面包车。后来，澜沧江峡谷又有了三级公路、二级公路，从家乡的山村到州府所在地也由以前的三天时间，缩短到如今的 5 个小时。
两年前，我花 20 万买了个越野型汽车。第一次驾车回故乡祭祖，触景生情，回忆起爷爷去世前一年从维西县城回来，在维登乡政府所在地搭乘一辆拖拉机，前往小甸村脚下的公路边。而我正徒步去维登乡政府所在地，准备搭车去县城的路上，在共兴村附近的路上，爷孙俩相遇，爷爷在抖动的拖拉机里呼唤我的乳名的情景，我不禁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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