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在词语的另一端发声——在“一带一路国际诗歌周”的发言
多年来，我在词语中寻找道路，享受着寻找的欢欣，更多的时候承受着寻找的重负。作为词语的迷恋者，我也是佩索阿所说的那个“等着在没有门的墙上开门的人”，那个“在鸡笼里唱着无限之歌的人”；我所做的孜孜以求的寻找，就是为了窥见词语的殿堂：从“深深的地基”到“贴金的屋脊”(里尔克语)。事实上，探索词语的亮度与意外，寻找词语的重、词语的命运、词语扩开的无限的界域，实属不易。但借助词语，我获得了某种移动，维护了自身的完整，这是我写作的第一重效用。另一重实际收获则是，我在词语的道路上遇见了自古及今的大师，并侧身向他们致敬。
当然，我对自然万物、时间和故乡的敬意也饱含于词语之中。那些在我身体里埋下线索，在身体里叙事，在精神里埋下线索，在精神里叙事的物，我对它们有着持久的热情和深厚的言说欲望；另一些既属此岸，又连接着彼岸，有时间的面目，沉积着神秘气质的物，也是令我倾心的。盐、麦子、大地、水系、光、星空、大海、礁石、博物馆、镜子、琥珀、蜘蛛网……感谢这些迷人的词语，提供了我生命倚赖的无垠的诗性原野。
我以为，文章不在于“令千古才人心死”，文章不是为了征服欲而作。写作是写作者自身需要词语的养育。词语是写作者体察自我、回答个体生命疑问的路径，也是写作者突破自身束缚、获得更宽广的认知愉悦的表达载体。究其实质，文章首先是写作者自己对自己的贡献。至于说它敞开了一个世界给读者，那是意外的礼物。如果一定要考察它对外部的贡献，那就是：让更多平常的生命获得“颤栗”，感受到光。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说，写作应该寻找语言本身的“道”，协调个体生命，与土地、与物浑然，让一个词语呈现一粒盐的颗粒感，让一群词语呈现一束光的亮度。
对词语的追寻是诗歌写作的要义，或者说词语是诗歌的唯一压力。诗人探寻词语不是向上轻盈飞翔，而是向下笨重行走，如探测地壳的人，要追问7 000米以下有什么。两种情况的摸索很有意思：一者向已知寻求未知，一者向未知寻求可能性的谜底；一者滑向记忆提问，一者向着未来沉思。“当下”其实已被包含在记忆中，因为诗人一提笔写“当下”，他其实已是在写记忆。从大师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向着记忆和未来两端构建的恢宏殿堂，我们可以听见沉默在词语的另一端发声，那些声音拙朴深情、浩瀚邈远，在混沌的时间板块中凸显物色的芬芳和人间的合唱，又引领人们去向未知之地；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诗人作为词语的协调者和建设者的力量——面对生活的玄机和起伏，诗人是运用词语平衡海啸的人，是给被命运抽打的旋转陀螺以抚摸的人，是带领想象力翻过生活的雾霭把心灵现场开拓向远方的人。
今天，我们置身在这个如互联网的迷局的时代，人类的远景越来越不具备我们所探求的规范整饬之意义，模糊且庞大且炸裂，向着极限而去……如我一样经历了乡村慢时代生活的人也被带上了速度的轻轨，感受到巨大的冲撞和晕眩之感。斑驳、庞杂、喧嚣的视域，我看到了时代多面形的孤独；而在词语的疆界里，我也看见明月星空那不被改变的美的内核。也许人类共同的命运并不新鲜，而一代代人在思索人类命运时却创造了词语永不竭尽的新鲜：“我们用颤抖的双手建造你 /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地将你堆砌 /可是你，大教堂，谁又能够 /完成你。”里尔克描述的永远在施工之中的“大教堂”可以看作词语生命力的象征。
自贡的这场聚会，是词语在“一带一路”的欢会。自贡，西安，中国，世界，被词语的光连通。借词语的光，我们获得彼此的依恋和相互的体认。所以我说，“秦地平如掌，层城入云汉”与“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是有勾连的；我说李白杜甫今天正在世界旅行，讲着各国语言，这应该也不奇怪。
2018年6月11日
时间的暗示和语言的力量——关于组诗《西安记录》的创作谈
微信朋友圈每天都有刷屏的事件。某一天的事件是：霍金，这个解释时间的人被时间带走了。时间，真是一个令人恼恨的词语，它不开恩于任何一个人。木心说：“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如果不从人类艺术留存、精神存在的角度而单从生物个体存在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只可算作天真之句，逼近着我们无可奈何而自我解嘲的需求——因为肉体人生百年寂灭而时间永恒，在对时间的抵抗中，我们全都是失败者。个体与时间之间是暧昧而混沌的。大的时间单位是一年一年，小的时间单位是一天一天，更细碎一点，那就是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一秒一秒。时间常以小的单位来作用于我们，触碰我们，然后又以大的单位来引发我们的焦虑。一分一秒逝去，我们并不可惜；一年一岁逝去，常使我们悲叹。有时候时间是慢的，有一种古老感——挂钟在家里，在一面安静的墙壁上，时间在安静的屋子里慢条斯理地在静静的光线与灰尘中走动；有时候时间是忙碌的、世俗的——在赶赴公交和地铁的急匆匆的脚步声中，在嘈杂的人声鼎沸的交易市场里……时间制造人间情绪和人间故事，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皆由时间说了算。
有一天逛街，我看上一只手表，在准备付款时放弃。这种记录时间的东西，有点叫我畏惧。之前，我的一只手表走不动了。表盘上那个时间固定在那里。那只手表，有着时尚的外观，我戴它，只做装饰品，并未真正看过时间。而当它坏了，我才关注它永远不再转动的指针。而当指针不肯动了，我也不好意思再戴了。我害怕某一天，有个陌生人向我打听：几点钟了？我害怕那时那种慌乱与尴尬。我总不至于告知对方我戴的是一只废表，它只与过去的时间联系。以时间来做装饰品，我看以后在我这里是行不通了，我怕钟表厂生产的时间死在一只表盘上，我怕强大的真正的杀手“时间”杀死钟表厂生产的伪劣时间。
我居住在临潼小城。这是一座时间的城市，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的总部设在这里。每天早晨六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十八点，这座小城上空都会传来北京时间的播报。我从2001年住进小城，在时间中忙碌，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2008年，湖北的老同学来临潼旅游，顺便聚了一下。他当时住在地税宾馆。早晨八点多钟我去宾馆找他，准备带他去华清池和兵马俑博物馆两个景点。他突然告诉我说：“你们这个小城还专门有人负责播报时间啊，早上六点就把我吵醒了！”我惊讶地说我怎么从来没听到。他说他昨天黄昏刚住进宾馆就听到了报时声。一个外地人用新鲜的耳朵捕捉到了时间，我的耳朵难道陈旧、疲倦了？从这天起我仔细地谛听，果然发现了我的城市有报时声，每天三次准点报时。因察觉之后，时间的声音就鲜明起来，我每日都能感觉时间以小时在流动，这种小的时间单位的聚集与提醒，增添了我的许多倦怠和惆怅。
读米沃什的《路边狗》，他讲到语言的力量：“一切没有被说出来的，注定要消失。”我想，和时间能针锋相对的或许唯有语言的力量吧，借语言才能适当缓解时间加于我们的重负和压力，让我们消失的部分尽可能少一点，留存的部分尽可能多一点。由此在时间中，我写下我所置身的这座城市以及周遭以及自己细碎的生活。
人间草木，博物馆的雪檐，寺庙钟声，也许它们能长久。我记录它们的长久与自身的短暂。让词语的琥珀珍藏时间的样子。我无数次听见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在我耳边说：“我缓慢地写作仿佛我会活上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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