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 枭

　　说起商州、高密乡、刘家峧、绍兴、白洋淀、凤凰古城这几个名词，总会有几个名字跟随着反射弧一下弹射进脑袋，或是成名已久的作家，或是立名一方的文学流派，而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我们都透过他们的视角，看到那片独特地域上的中国和经验。这些作家用风趣迥异、富含味道的方言言说着自己眼中的人间与世界，我们在他们描绘的光怪陆离中了解和认识着作家身上与众不同的“地域性”，而在阅读和拆解那种“地域性”的同时，藏在作品身后的作家形象也渐渐浮现在了读者面前。

　　而这种地域性的显现在文化落差面前似乎更加明显，当我们说一部作品的作家来自陕西、来自宁夏、来自河南、来自云南、来自山西或其他相对不发达省份(此处存疑)，一种预设的氛围似乎就弥漫在了眼前，即便我们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名字甚至这位作家的名字，先入为主的观念印象早已在阅读之初便站稳了脚跟。谈及某位作家的时候，我们先要例行公事地说“啊，他是××市人”或“啊，他是××省人”，一般听客也大多会附上一句“啊/噢，怪不得，原来他是××人”，而当这种文学的地域性扩大到无法用省份精准概括的时候，“西部文学”一词的发明就显得实惠又省事。当然，按照地域区别作家确有道理在其中，说起昭通、说起商洛、说起上海、说起湘西，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便会带着那种浓郁的风格跳跃出来。但当我说起兰州这座西北古城，有几人又能迅速地把作家的写作风格对号入座？

一、 内在与纠结的地域性

弋舟，来自兰州。

　　美国作家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没有地域性就无所谓普遍性”，这恐怕跟他新英格兰流派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但他的论断也有着普遍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来自天然的地理对人在经验和视野上天然的限制，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限制是双向的——它既限制了作者，也限制了读者，它在“提供”和“接受”两个方向上都设定了障碍。换言之，一个地域性的产生与其说是因为它与普遍性的差别，不如说是它与更多其他的地域性的差别。上文提到的湘西作家群、白洋淀作家群、商洛作家群在形成之初，一大半的成功来自他们所提供的经验和视野对读者来说是完全新颖的，这种地理地域性带来了文学地域性，而当这种地理地域性产生的限制逐渐消失的时候，它即成为一种可供认识的普遍的地域性。程千帆先生说：“吾国学术文艺，虽以山川形势、民情风俗，自古有南北之分，然文明日启，交通日繁，则其区别亦渐泯。”所以在全球一体化、文化一元化的今天，这种地域性正在以过度消费的形式消解。我们所说的作家们的地域性也必然需要与之适配，并逐渐地转变。

　　然而这几年，中国地域性文学创作中却出现了几个不怎么正常的倾向，包括但不限于：一，对乡土中国共通幻想的病态症候，包括对其的过度美化和过度丑化；二，对“中华文明”一味的非理性想象和不节制消费；三，对后先锋以来现实生活和城市文化的抵触与排斥；四，迷信地方保护主义，片面强调地域的共性，无视普遍性和个性创作；五，故意混淆地域和宗派概念，过度看重资历辈分。于是业已成名的作家们安于此道，在大城市的书房里写一些既不是城市也是不乡土更没什么地域可言的地域性文学，年轻后生们为搏出位，也不得不委下身来写一些莫名其妙的歌颂“一方热土”的文字——这种“地域性”大概成了一个通往名利场的金光大道，与其产生的初衷背道而驰。所以，我们在各样的期刊和研讨会上看到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作品也就不难解释了，阅读这些作品时产生的异样感受也就得以释怀了。

　　然而在这方面，弋舟似乎是个异数，按地理划分的标准，似乎应该被毫无疑问扣上“西部作家”帽子的他，却成长为一个公认的没什么地域标签的作家，当他的《跛足之年》《蝌蚪》《战事》《金枝夫人》《春秋误》《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丙申故事集》等作品一部一部进入我们视野的时候，读者和评论者们热情地将其描述成一位“大众”的写作者——这自然是莫大的褒奖。当然，文学作品本就是作家个体的创作结果，任何两个作家之间都不应该存在完全共通的东西，但地域对个人创作的内在影响，并不是随便一位作家能够摆脱得了的。

　　弋舟是一个拥有极为开拓视野的作家，他所写涉及甚广，然而我们却不能就此得出弋舟“作品里地域风貌并不显著”的结论。地域外在决定了作家的第一手经验和观照对象，所以黄伯思讲“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而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影响则更加深远和内敛，梁启超也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地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在这个程度上讲，刨除外在的表象的地域性，所有作家的所有创作都应该或多或少有一种内在的深层的地域性，这种深层的地域性即是作家清空长久以来自我身份认识之后用个人视角对整体人类命运的思考。大部分作家的一生都必须以个人生活地域的全部资源为创作来源进行创作，这些作品我们都可以认为是地域性的写作，而地方色彩越强的地区文学地域性自然就会越强，这正是为什么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更加容易形成地域创作群体的原因。而那些能够跳脱出地域写作围栏，关照到个人经验、地方经验及其以外的人类整体经验的作家，才能带来真正的“地域文学”，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而弋舟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一般的地域文学写作者偏爱使用地标、方言、乡俗标榜自己的地域性与归属感，而弋舟却更加偏爱用隐喻的形式表明自己的身份。在他这几年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呼应隐喻——乳房和去势以及雪山戈壁，构成了他的地域性自证。

　　乳房这一概念在当代文学中的使用十分普遍，大多时间，乳房象征意义多重也简单，如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铁凝的“三垛”,再如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沉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这大概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对这一概念理解的精准概括——人类文明绵延不绝的希望以及背负它之人的无尽苦难。赞美女性，赞美母亲，乳房是当代文学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然而，在弋舟笔下，我们却看到了关于它的另外一种描述，比如《等深》“和她谈了一年多时间的恋爱，对于她的身体，我只留下了这样的记忆：两只紧握住的拳头一样的乳房，以及一枚悬挂在乳沟间的十字架——茉莉信仰基督。当两只乳房悬于十字架之侧时，也就只是乳房，不恰当地使用，一只就成为罪，一只就成为罚”，《随园》“从北京开车到甘肃是个什么概念，我不是很清楚，上路后才发现，原来此行对我刚刚失去了一只乳房的身体来说，并不轻松。就像刚刚掉了颗牙齿的人总会不自觉伸舌头去舔那个空缺的洞，一路上我抱着双肩，肘部总是条件反射般地去试探胸前的那块伤疤。那里现在填充着棉织物，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张冠李戴的挤压。这让我明确了自己今天的局面：残缺和破碎”，《战事》“她赤裸的身体被质地精良的卧具衬托着，在潘向宇的眼里更是有着一种无辜之美：瘦削的膝盖，两只拳头一样紧握的乳房，窄小的骨盆，阴影一般的浅灰色的耻毛，皮肤上因为刚刚在车里面的那一番碰撞，竟然留下了好几处淤青”，《怀雨人》“她先是辨认了一下灰头土脸的我，然后身体保持不动，手臂难度极高地屈伸在枕头下面摸来摸去，却一直摸不着要拿的东西，于是向上挺直身子，露出了半只乌紫的乳房，最终才亮出了那本黑壳的笔记本，塞在我手里”。类似的还有《我们的底牌》《所有路的尽头》中被切除后只剩下疤痕的乳房。

　　弋舟笔下女性的乳房较小，患病甚至被割除，毫无美感可言，失去了那些传统语境中赞美之后的乳房似乎不再是什么秘密的精神图腾，倒更像是单纯的证明“女性”本身存在的标志，就如同翅膀之于飞鸟、花叶之于草树一般，自然而无须解释——也就是说，弋舟笔下的乳房以此种方式被他人为中性化了，连同女性也被人为地中性化甚至无性化了，而且这种无性化是截然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女性的中性化。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中性化说到底是男性化，女性毫无差别地积极参与到土地革命进程，并且不展现任何性别特征。而弋舟笔下的女性的无性化却展现了另一幅景观，女性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重压下，不自觉地在自我保护中无性化——因为他笔下的男性，与女性对应的“男性”也已经无性化了，比如《金农军》中的金农军、《金枝夫人》里的唐树科以及《等深》《战事》《天上的眼睛》里的父亲等等。他们有的自幼饱受屈辱，内心变态，有的被中年夺妻，无能为力，有的正值壮年，衣着光鲜，却在资本的巨大压力下连男女之事都无法完成，在生理和精神上都已经被完全阉割。从整体上来看，弋舟笔下的男人是“去势”的，他们颇有些像张爱玲在《金锁记》里对姜二爷的描述，“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那三岁的孩子高”。长久以来男性都被视为生理和精神上的强者，在文学作品中，我们惯见了他们拥有着强壮的臂膀和博大的胸怀，用力量和智慧支撑着家庭的生计和整个社会的合理运转，他们是社会的支柱，女性对他们的崇拜便是男女性别差异中的和谐，是当下价值体系能够继续维系的证明。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看到了《战事》中离家出走的少女丛好对铁骨柔情的少年张树的崇拜、对文艺青年小丁的崇拜、对财大气粗的潘向宇的崇拜——这是一种传统文化下最为基本和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三个男人的特点满足了女性也满足了男性对男性的幻想。然而当这些幻想在现实和背叛中被一一打破时，丛好当初从家中逃离的初衷也荡然无存——她为了逃避父亲那个懦弱无能的不能被称为男性的人而离家出走，却走进了一个残酷的、对男女毫无区别压迫的现实社会，热血的张树成为可耻的出卖者、文艺的小丁成为懦弱的背叛者、宽厚的潘向宇成为卑鄙的旁观者，她生命中的所有男性毫无例外地成为与她父亲毫无区别的人。所以，当《战事》中那个世界上所有年轻人的偶像，那个英姿飒爽、充满理想的青年将军，那个从容不迫、举止有度的指挥着千军万马的中东领导人在海湾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时候，传统男性形象在弋舟小说中瞬间崩塌，随之女性走出传统的男性崇拜，成为另一个没有性别的性别。

　　当然，弋舟笔下的乳房偶尔也有例外，比如《有时》中“王努收起手机，目光眺望出去，远处那两座挺拔的山峰，的确浑圆如乳，恰似旅游宣传册上的描述——它们是女皇帝仰卧大地的绝妙象征。杜颖的出现，令这样的地貌在王努的眼里遽然惟妙惟肖了，起初，王努怎么看，那两座山峰，也只是山峰……当年的煎熬与折磨，在时间面前，其实不如一对乳房那样持之以恒”。其实用“山峰”这个词来对应乳房，古今中外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使用，然而在弋舟这里这两个词的能指和所指却恰好相反——当一具身体承载了超过欲望过多的东西的时候，乳房反而像是用来形容山峰的词了，《有时》中的“山峰”更像是《随园》中的山峰——“我会调整方向，让自己面朝南方。往那个方向遥望，我就可以看到被当地人称为南山的祁连山。雪峰在正午时发着光，雪峰在黄昏时发着光，雪峰不管正午还是黄昏，都发着光。这让我似乎看到了生命的希望”。

　　这样的“山峰”是与女性矮化的乳房和男性的去势对应的，男性和女性的第一与第二性征——也就是原应的“山峰”呈现了一种消失的状态，而这种消失的状态在弋舟语言里的具体表征就是“戈壁”，这一点在《随园》中有较为明显的表达，“入校不久我就开始逃课，常常跑到城外的戈壁滩上眺望皑皑雪山。他从未陪我去过，但却是他告诉我的，‘戈壁’原来是蒙古语”。“戈壁”是不是来源于蒙古语我们已经无从考察，但站在戈壁遥望雪山似乎已经成为弋舟笔下人物最为常见的存在状态——如杨洁一样失去乳房的女人还有薛子仪这样压抑阴郁的男人，在彼此伪善的安慰和幻想的墓园中虚伪地解脱，深陷于身下的戈壁却永远无法抵达那眼前“皑皑的雪山”，“他拿这么一块白骨给我看，用来作为不陪我去戈壁滩的说明。他说他父亲就是死在戈壁滩上的，又如实交代：这块骨头并不是他父亲的，是他捡来的。据说城外戈壁滩的某处，粗砂砾石之间，白骨累累，随处可见”，“他说有一天他要在那里修一座墓园，立碑安魂，把所有的骨殖都聚拢起来埋葬”，而“戈壁茫茫，我看不到一座当年被承诺了的墓碑，也看不到一座孤城般的墓园”。我们不见任何一个人走到了那边的山峰，反而都在戈壁滩中失去乳房、失去承诺之重，变成了那累累白骨的一员。在巨大的历史的虚无感和现实的幻灭感中，弋舟建立起了一个无性之人所在的精神困局和自己独一无二的叙事“场”，一个身处戈壁遥远雪山的“场”，而这个“场”大概就是弋舟写作地域性的所在。

　　地域性概念产生的基础是无数个地域内个性的集合，所以我们在拆解文学地域性的同时一定会得到一个一个的创作个性在其中，与其说是地域性成全了写作者，倒不如说是写作者定义了地域性——在某种程度上讲，如果狭义上的文学地域性不成立，作家的个性依然是能够存在的；反过来如果没有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地方的地域性写作就断然不成立。舍本逐末地去追求地域性，反而会严重伤害实际的创作者也就是作家本人的独立品格。就拿“河北四侠”来说，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在文坛以名并称，然而他们在写作技巧和思维模式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趣味。在写作中，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场”，有自己在独立叙事空间和时间下经验开展的方式。实际上，在弋舟的早期作品中，似乎难寻什么地域表征。但连作家本人都承认“久居甘肃，戈壁雪山这样的风貌必然会潜在地影响我的意志，我之所以不愿将之称为‘感情’，是因为，我似乎对之没有一种可被称为‘感情’的心绪。它们亘古存在，我们的‘感情’，几乎无法与之匹配，而所谓的意志，也仅仅是差强人意表达了我对它们应有的敬意”。弋舟叙事中巨大的荒凉感自然与甘肃边塞地区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气质关系紧密，他笔下男性的去势对工业和城市文明破坏性的隐喻也正是源于兰州作为西部重要工业城市具有快速工业化进程，而他对“女性与爱”的认识以及他的原罪悲悯情怀也暗合他的基督徒身份。所以在阅读完《丙申故事集》作品再回头看他以往的创作，无论是旗帜鲜明的《战事》《有时》，还是暧昧的《金枝夫人》《我们的踟蹰》，我们都能从类似的隐喻中明显地捋出他的文学地域性脉络。然而弋舟也是不满足于此的，他总是能适时地从那些熟悉的地域和经验中跳脱出来，关注、思考整体人类的命运，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他风格多样、质地坚密的小说，正如李敬泽所说：“弋舟游弋如鸟。他有不可思议的方向感，流畅地穿行于人类生活的幽暗与明亮，绝望与英勇。他属于极少数不曾被沉重经验所压垮，依然保持着想象与飞翔能力的作家。”

二、 城市中的孤独病患

关于地域性文学——尤其是小说——的一大误解就是对传统乡村叙事的无节制推崇以及对城市书写的抵触和轻视，仿佛文学地域性只存在于乡土文学中，而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误解不但没有随之减弱反而被极端强化。某些作家热忱于地域性文学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传统的乡村经验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可以轻易获得的资源，但当下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乡村经验和真实的城市经验却并不是能够从前人的书写中得到的，城市经验需要作家用自己对世界的全部理解方式去动态掌握。简单翻看书刊报纸、阅读新闻的方式绝对无法真实地掌握城市经验和市民精神状态，所以即便我们一遍一遍高喊着深入生活，充斥着新闻杂烩和故事新编的小说还是充斥在报刊之中。

　　路易·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中讲到“城市化不再仅仅意味着是人们被吸引到城市、被纳入城市生活体系这个过程；它也指与城市的发展相关联的生活方式具有的鲜明特征的不断增强；最后，它指人群中明显地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的变化”。所以，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会将城市和城市化作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看待，关注到中国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活和精神的嬗变以及新的市民性、城市性在其中的成长，而不仅仅是将城市单纯地作为一个与传统乡村的对立面来看待，把城市文明当作毁灭农村文明的洪水猛兽看待。

　　弋舟在写作中却恰恰相反，作为一个内秀的十足的地域文学写作者，他倒是绝少有涉及乡村的作品出版发表。在一次与青年学者黄德海的对谈中，弋舟说道，“在某一个阶段我会非常羡慕有一手生活的作家，那种澎湃的感知世界的优先权，我们总感觉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全是他们在热闹。比如我是一个没有农村经验的作家，就先天地丧失了很多在我们这个文学评价语系里面优先的一些资源，先天地不具备，写不了农村”。然而谈及他的写城市的小说，他又讲他对世界的想象更多来源于他阅读的小说，或称为“二手生活”，这些“二手生活”构成了他的写作资源，“我可能就是基于想象，导致我的写作有着对意象的依赖，对隐喻的依赖，对寓言的依赖。有前辈说我是一个通过意识来观察世界的人，大多数人可能是通过眼睛来观察世界，我是通过意识”。这样的两种言论乍看上去简直前后矛盾——如果说写城市的小说是因为可以阅读小说获取所谓的“二手生活”资源，写农村小说为何不可呢，多读些农村小说不就行了？其实按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文学本身就是模仿，所有的文学创作动力和创作欲望都是模仿的过程和意图。只要我们在文学中谈及“经验”这个词，就已经可以认定是“二手”的了，因为任何一个独立个人的经验体系都是来源于整个人类经验的累积和分流，谁又敢说自己在创作中完全依靠前无古人的“一手经验”？然而生活不然，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会过所谓“二手生活”。而且退一步讲，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大多数时间是为了寻找共鸣，而不是去看猎奇表演，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小说的内容都应该是也必然是过着“一手生活”的“二手经验”。其实，弋舟之所以不写农村题材小说，最简单的原因是他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他对农村的想象是空洞的，即便阅读多少关于农村的书籍，这些经验都不能和个人生活匹配，他无法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对其进行准确的判断。作者之所以认为自己可以写城市也不过是因为他能在获得外界城市经验的同时，与自身已有的经验标准进行比对挂钩，从而进行择选判断——任何作家的写作资源一定是基于自身独一无二的社会经验，他的创作无论是否有意模仿他人，都会带着自我价值判断的浓重痕迹。

　　

　　《随园》中，杨洁最后去看望将死的薛子仪，“我把手伸在他眼皮前，对他说：‘看，白骨。’他的眼皮翕动，终究还是没有张开。我有一瞬间以为他已经死了，将手指探在他的鼻子下面，那微弱的生命之息令我一阵感动。‘你得跟我说说话。’我对他抗议。他悄无声息。‘跟我说句话吧？’我跟他商量。他悄无声息。‘求求你，跟我说一句话。’我发出了呜咽。他依旧悄无声息。我哪儿敢摇撼他，我怕一使劲，他就会化为齑粉，让人连一把骨头都得不到”。

　　

　　弋舟是江苏人，却成长在兰州，外来户的身份、成长期间中国社会的短暂动荡以及在兰州工业化过程中一批脱离了中国传统的以血脉关系为基础的家族谱系的独立工人家庭的出现，为他的孤独感注入了灵魂——人并非被孤立而孤独，而是人生来本就是孤独的。当机械化大生产代替了体力劳动，当社会大分工代替了自给自足的氏族，当全球人口大迁徙代替了“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当机器和发明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人的社会化属性被无节制地放大，人越来越依靠于社会，而不是他人。人类文明愈发进步，人与人的关系反而愈发疏离，个体的人愈发孤立，成为文明社会的流浪者——这就是弋舟给我们带来的悖论。

　　孤独和流浪的主题在文学史中早已屡见不鲜，然而弋舟在其中放弃了居高临下的审问姿态，反而是热烈地参与其中，在琐碎、庸常、平凡甚至无奈、无助、无解的人生中体验生而为人的不易。孤独在成为弋舟笔下人物的普遍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影响着作家本人的归属感，弋舟在大肆表现、宣泄孤独的同时也成为它的拥趸，只不过与那些孤僻冷漠的心不同的是，弋舟在谙熟世故的遗世独立中，试图还原生而孤独的人的生存景观。

三、 存在的地域

美国作家梅罗维茨在1985年出版了《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他在作品中分析了电视及其他电子通信传媒手段的出现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作者在文中证明了电子传媒“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信息传播速度与地域概念成反比，地域概念在信息传播不畅、通信闭塞的时代是强大的，而在现代通信手段出现之后，尤其是电子传媒技术取代传统印刷之后，信息传播的时间成本接近于零，地域概念在被即时通信迅速消解，空间概念在无时间成本的传播面前崩塌，地域文化中的本土人文精神在其中也被强势文化完全排挤，走向消亡。

　　然而，在网络传媒作为更快速、更迅捷的传播媒介成为传媒主要方式的今天，地域文化、文学的概念不但没有消亡，反而以相比以往更加强势的形象出现。一方面，“全球化造成的劳动力迁徙不仅使人们离开现实的家园，而且在精神层面也产生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疏离感。全球化加强了人们对‘家园’的渴望、对归属感的追求”。另一方面，在由政治和经济强势主导下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倾向的影响下，地域文化和文学表现出对地域性、民族性的狂热追捧。但是，全球化带来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的同化趋势使人类文明陷入一元化的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民粹主义者口中的地域性、民族性看上去更像是强势文化的地域化，而不是地域性的重新崛起。恰恰相反，这种片面、偏颇、极端的倾向会加速真正的地域性的消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化视角下的文学的地域性研究绝不应是为了制造文化奇观或比较成就高度，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多样性的维持——一种“和而不同”的平衡。

　　当然，我们不是说文学应该避免全球化，正如上文所说，真正的“地域文学”一定是作家跳脱出地域写作的围栏，关照到个人经验、地方经验及其以外的人类整体经验的写作，地域只有在书写人类共同的经验时才会发出不同于他人的光芒，无论是《白鹿原》还是《百年孤独》还是《安娜卡列琳娜》，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对全体人类共同命运和精神伤痛的揭示与抚摸。因为写作永远是这样的一个发现的过程——作家和创作在其中相互发现，作家在创作中发现自我，他们共同通过地域性的表达抵达普遍的人性。这个抵达的过程是隐秘的，是内在的，是“不可告人”的，其中的秘密，只有在作家立于脚下土地并仰望天空时才能得到回应。弋舟正是这样的一位作家，正如他从西部的围栏中跳脱出来，从男女的失位中跳脱出来一样，当他从那些繁碎、琐细的人间一切的讲述中抬眼眺望时，他笔下的地域和孤独才得以真正地存在。

　　

　　注释：①程千帆：《文论十笺·南北文学不同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②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诗刊》1979年第7期。

　　③弋舟：《等深》，《乌江》2012年第5期。

　　④弋舟：《随园》，《收获》2016年第5期。

　　⑤弋舟：《战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⑥弋舟：《怀雨人》，《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

　　⑦张爱玲：《金锁记》，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

　　⑧弋舟：《有时》，《山花》2011年第4期。

　　⑨李敬泽评《丙申故事集》(弋舟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5月版)，见封底页。

　　⑩路易·沃斯著，陶家俊译：《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