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 均

　　乡土文学是以农民和农村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可以发现乡土叙事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文坛上涌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乡土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乡土生活的变迁，以及作家文学观念的转变。汪曾祺、刘绍棠对乡村自然和人性民情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在对风土人情的描写中构筑了一个个美的世界；高晓声等作家则特别关注农民的悲剧命运，对乡村社会做出了形态各异的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不断，深刻改变着人们对中国传统的认识，这些冲突和改变渗透进乡土文学的创作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文本叙事语境。许多作家一方面适应时代要求，汲取传统文明的精华，同时以开放的胸襟吸纳东、西叙事艺术养分，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及其上面的种种现象。乡土文学的艺术选择也随之呈现出一种多元探索的状态，打破了多年以来流行的乡土文学叙事模式，他们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思索和对当代性的把握，用独特的叙事表现历史变革的沉疴在乡村社会转型期引起的冲突，以及对农民心理裂变所产生的种种影响，捕捉到了孕育于历史深处的必然性和矛盾。

　　蔡家园的长篇非虚构《松塆纪事》(其实我认为它更像一部具有纪实色彩的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进入人们的视野的。这部作品继承了百年乡土文学传统，真切地表现了乡土民间的苦难根源和农民的生存困境，也展现了非虚构文学叙事策略的多样性及可能性，是近年非虚构类文学中的一枚硕果。该作在《芳草》和《大家》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不过，他们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述主题、历史意义、思想价值等方面，而很少关注其叙事策略。本文从蔡家园的文化体认和叙事选择出发，分析作者在文中所表现出的历史困惑和价值反思，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参照，来阐释《松塆纪事》中的多声部对话和多视角转换的叙事策略。

一、 人物口述颠覆历史“刻板印象”

初读《松塆纪事》，会发现它跟以往的乡土小说在写法上存在某些差异。比如，我们已经习惯了一部乡土小说的故事脉络一定要清晰，情节要有起伏发展，还要有铭刻“伤痕”的历史叙事。但是，《松塆纪事》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作者借用了《天方夜谭》的叙事形式，由不同的村民口述松塆的往事，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小故事，故事之间有所勾连，却又没有完整的连贯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在人物刻画上吸收《史记》人物列传中“互见法”的优点，每一章由某个村民的口述着重表现一两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而这一两个人物的其他经历和性格特点还会在另一个人的口述中出现，作者也可能会在叙述中言及。这种叙事手法的运用，就使得故事内容更加真实可信，也使得小说人物的性格更加复杂、立体。

　　通过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口述，蔡家园理性地剖析了我们所感知的历史的“刻板印象”，试图重现历史原本复杂的面貌，也表达了自己对此前乡土小说、知青小说、返乡小说书写模式的质疑与反思。例如，留在松塆的城市女知青曲英是这样叙述的：

　　我是下到松塆的第一批知青，也是唯一一个留下来的。我看过很多关于知青的小说、电影，批判、控诉是主流。我承认他们写的是事实，但是，我还要说，那并不是所有的知青，也不代表全部的知青生活，更没有表现知青生活全部的意义。我赞同一些学者的说法，就本质而言，上山下乡运动是“反智”的，是一场历史悲剧，但是，这场运动也教育了一代人，使他们懂得接“地气”。教育家钱理群先生说过，知识青年深入农村，加上当时林彪事件后他们对于长期被灌输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反思，触发了大家对“中国往何处去”这个大问题的思考。正是这些思考，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解放基础。今天社会上各个领域的骨干，大多有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这种经历自然会影响他们的观念和行动。“70后”、“80后”青年，当他们成为社会顶梁柱的时候，这种阅历的欠缺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不了解农村和农民，怎么建设得好农村？怎么建设得好这个国家？

　　曲英讲述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表达了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意愿，以及自愿留在松塆，为松塆的教育事业奉献，并成为松塆一分子的故事。曲英的经历颠覆了之前知青小说的惯有的故事模式，让读者看到知青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另一种选择。这体现了作者试图还历史复杂性的努力，也回应了他在创作之初的思考：

　　怎样才能呈现一个真实的松塆呢？按照福柯的观点，我们应该透过各种论述去还原历史，因为每一种论述都是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的。德里达也说“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我们只能透过这种结构来理解整个世界。他们的言外之意即是，每一种叙述背后都有一种历史观在发生作用。而历史观则源自我们对于历史本质的理解，因此，无论怎样叙述历史，永远只能抵达历史真相的某一个侧面，而不能完全揭示全部的历史真相。显然，松塆的历史“真实”也只能在我的“叙述”中呈现。我无法超越“论述”和“结构”，我所能做的唯有努力抗拒流行价值观的强大惯性，在多元视阈中尽可能返回历史现场，在多声部对话中重现松塆曾经的生活。

　　曲英的叙述和“我”的思考在文本中呈现为两种言说方式，而这两种言说形成了互文。这种互文表现在人物及“我”的叙述的相互补充、相互见证上，以双线结构的形式贯穿文本始终。明线是“我”与老五回松塆进行田野调查，采访松塆的村民，并记录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暗线则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尽量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去观照当年的历史及历史中的人和事。这种叙事策略的运用，对作品内容起到了一种有效的补充、阐释和延伸。由此，一个与我们在过去文学叙述中所见相异的松塆呈现了出来。

　　对于之前的知青小说的模式化书写，“我”本来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的，因为不可能所有人的选择都是一样的，也不可能所有的人物在经历人生转折之后选择也仍然一样，这是“我”内心深处的困惑，而曲英的讲述，恰好印证了“我”的思考，给了读者一个真实、可信的答案，也是对于“刻板历史”印象的一记冲击。同时，又通过女知青海燕的故事，呈现出另一种人生选择和道路，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尤其是人对于金钱、利益、欲望的追逐，体现了利益操控下人性的扭曲、人格的缺失、道德的失范等等，深刻揭示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人性所遭遇的巨大考验以及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和社会都面临的巨大阻力。

　　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松塆纪事》的叙述表现得深沉而厚重。

二、 多声部对话刻录“历史档案”

蔡家园在叙事时采用了多声部对话的叙事策略。所谓“对话”，指的是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在共同的话语空间中交流各自不同的意见，目的是求得沟通和理解，而不一定要对方折服。“对话”在苏联思想家巴赫金那里，被视为人的存在本质，是一个核心的理论范畴。巴赫金认为对话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一切生存的基本条件。他还告诉我们，“对话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也是文学艺术的普遍现象，在现实和艺术中人们用语言相互问候、诘难、问答、反驳、肯定或否定，从而达到相互沟通和理解的目的”。在今天的文学研究领域，人们经常看到“对话”一词，这种“对话”意识使得人们终于摆脱了“独断论”。人类世界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如果没有对话，没有语言和话语的联结与沟通，那么人类的社会生活将一片混乱。

　　一般说来，对话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个体，他们用语言及其符号形式进行直接交流沟通，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许多沟通并不具有直接、显在的形式，或许连语言及其符号也不用，但我们并不能说这种非语言、非直接、非显在的形式就不具有对话的功能。在此，对话依然以“潜隐的形式存在，我们将其命之为潜对话”。巴赫金曾这样说过：“恰恰是话语这种内在的对话性，这种不形之于外的对话结构，不以话语称述自己，从对象中分解为独立行为的对话性，才具有巨大的构筑风格的力量。”他认为，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这是构成小说对话交流的基础。作者在创作时，也经常会运用不同形式的人物言说，并通过他们之间的沟通对话来塑造人物形象，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在《松塆纪事》中，大部分的人物对话是通过他们彼此出现在对方或者第三方的叙述中而产生的。如“疯爷”回忆“两个地主的黄昏”，讲述小地主旺财、安财和翻身贫农桂平的故事，致远讲老魏的故事，梅松回忆“好公仆”潘组长的时候，其间还穿插着作者对那些故人和往事的叙述，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或者潜对话的关系，这种模式不仅很好地处理了作品中不同的，甚至彼此冲突的声音，也使得小说中的对话性得以“形式化”显现出来。作者的创作过程，正是与人物的对话过程。通过这种潜在的对话，作者并不尝试为任何一个角色的行为做出解释和评判，也不试图对任何一个角色进行廉价的救赎，他所要做的，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去呈现他们的人生历程及其身心感悟，给读者乃至文学史留下一抹真诚的色彩。

　　在巴赫金看来，人物不只是以作者创造物的形式出现，也是一个能够自由表现自己思想的主体，与作者具有平等对话的权利，处于平等的对话关系中，而作品的意义正是产生于对话之中。在阅读《松塆纪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者在面对苦难时复杂、矛盾的价值立场。在这种复杂、矛盾的价值立场中，作者与人物甚至展开了自我对话。在文本中，作者正是通过与人物的对话与潜对话，间接地表现了作家对历史及其中的人物进行的价值和思想判断的艰难。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怀抱真诚且探寻真相的作者，努力去打破由近年来那些汗牛充栋的表现革命和“后革命”时期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已然建构起来的一套价值判断体系，并重新绘制出松塆故事朦胧呈现的另一种历史图景。作者正是通过与人物的对话和潜对话，试图引导并影响读者展开思考。

　　在汉明讲述了大办钢铁的斑驳历史后，作者自己也叙述了自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所带来的饥荒，还通过“父亲”对这段历史的念念不忘和他对粮食的爱惜，以及“儿子”对挨饿的不理解，表现了历史影响在逐渐衰退，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在急剧弱化，这就联系上了作者的创作初衷：

　　我突然感到故乡就像一本被忽略了多年的大书，隐藏着太多的故事和秘密，这个发现既令人振奋，又让人惭愧——这些年来，我真是遗忘了自己的根脉。那些从时光烟尘里溢出来的故事和人物，既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将我引向沉思过去，我对于故乡的认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童年的朦胧记忆，二是父母支离破碎的叙述。而今的系统深入采访，不仅使我重新发现了故乡，走进了她的历史深处，甚至触摸到了她隐隐的心跳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必须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不仅是为了寄托那一缕乡愁，更是为了给正在消失的乡土留存一份历史档案。

三、 多视角观照发掘“历史真相”

在《松塆纪事》中，蔡家园尝试多视角进入历史和现实。从叙事学的意义上看，视角指的是叙述者在作品中注视人物的角度以及人物之间互视的角度。一般来说，很难将一部小说划归于某种单一的视角，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总是根据具体的情节灵活地采用各种各样的叙事视角，叙述者不同、叙述视角差异，都会直接影响叙事效果。蔡家园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作家，他善于采取多种叙述视角，用灵活自由的方式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向读者传递信息，无限逼近现实和生活的本质，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当然，促使作者采用多视角转换叙事手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尤其重要的一点，他已在开篇道出：

　　他们(松塆那些普通人)常常会身不由己地卷入时代风潮，但终归都是小人物，即使偶尔掀起一点小小浪花，最终还是归于沉寂他们参与着历史，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构成了历史。透过村庄悄然生成的历程和偶尔浮现的喧嚣，的确可以真切地看到时代的许多隐秘变化，甚至可以窥见隐匿在大地深处那些被遮蔽的耐人寻味的细节

　　作者蔡家园出生于松塆，虽然他很小就离开了这里，但是在记忆深处，他对故乡还是非常眷恋的，或者说有一种天然的血肉联系。他在文本中以“我”的视角为出发点，贯穿于整个访谈的始终，写“我”所听到的松塆乡民的历史见闻、现实感悟甚至家常故事，表达了自己对松塆的热爱以及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真切同情。

　　松塆村民虽然是一个边缘性的、备受忽略的群体，但是他们依然有自己对历史事件和人情世故的独特看法。如小说里村民对于土改和地主的态度就耐人寻味。作者通过调研发现：在农村，大家认为会种田、会置地就是好的，地主的地也不都是靠剥削得来的，有些是通过自己的苦心经营和辛勤劳动得来的，种地交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批斗完某个地主之后，私下去道歉，去解释自己的身不由己。这样，批斗大会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而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表演。这是对政治运动的游戏化执行，表明了松塆人民的淳朴和善良，也是对严肃政治运动的解构，对那些本身不处于政治游戏当中的松塆村民来说，他们并不谋求政治运动为自己带来多大的利益，反而认为这些活动占用了自己的时间，于是他们在下面侃大山、嗑瓜子、抽水烟、纳鞋底等等。小说表现了乡间村民生活的真实性，也表达了在重压之下的松塆村民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表现了边缘群体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冲突和潜在的对抗。而这种对抗，正是通过松塆村民不同于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的叙述视角委婉曲折地表现出来的。

　　在《松塆纪事》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平等地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几乎没有主人公和配角之分，对于人生经历比较复杂、波折不断的人，作者着墨相对较多；而对于生活经历平淡，无甚起伏的人物，用笔则相对较少。笔墨的浓淡不同依稀显示着他们所代表的某一种类型的人物，以及这一类型的人物的命运起伏及其生命历程。而命运起伏的大小显然与角色本身和社会、历史的互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某一类型的人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思考当时社会的大的历史环境提供了很好的侧影。例如留学在外的村长弟弟汉光，代表了一部分长于剧烈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与历史的搏击中，走向了不同的命运，或者无名，或者流浪，或者顺着阳光照射下来的方向往上生长；又比如通过承包砖厂发家致富的红军，有过风光，也有辛酸，有奋发向上的意志，却又因为所谓的“乱伦”而与淑芬出逃南下深圳；再比如当上会计的爱国，他坚持自己的原则，由此而获得让身边人羡慕的工作，也正是因为他不知“变通”地坚持着原则，到最后不仅与升迁无缘，还成了一个自怨自艾的老人；还有南下打工的燕子，她要反哺自己的家庭，不得不透支自己的人生，在她光鲜衣着的包裹下，谁又知道隐藏着多少无奈和辛酸？所有在松塆成长起来的人，在由一个个不同的历史事件形成的节点之处，因为不同的选择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恰如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叉的花园》里所描述的那样，所有的选择都会导致不一样的未来，然而，这些选择的是非对错，真的是不应该轻易判断。因为生存着的人，即使被同一种意识形态所规训，受同一种教育体系的训练，然而，能动的反作用其效果和力度都不应等而论之，我们无法去尝试他人的人生，同样，亦不可轻易论断他人的选择。作者在文本中一以贯之地表现着对于角色的“理解之同情”，是最让人心有戚戚焉的地方。

结语

历史缝隙中的人物如走马灯一样，无论演绎过怎样的故事，都已成为过眼云烟。然而，历史总是由知识分子书写而成，这就使得处于边缘和底层的普通人失去了言说的机会，蔡家园在《松塆纪事》中给予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为这部小说增添了叙事的艺术魅力和历史意义。谢有顺曾说：“70后写作中的抒情性，也多是讲述个人的故事，表达对个体的关怀，但他们所站立的精神背景和情感立场，却不完全是安慰自己，因为在他们的情感记忆里，不仅有‘自我’，也开始承认传统的价值，并在一种自省中追求精神救赎的可能；他们不仅自己唱歌，也试图在作品中开始倾听来自他者、来自彼岸世界的歌声。”《松塆纪事》里多声部对话与多视角转换叙事策略的运用，正是蔡家园倾听来自他者、来自彼岸世界的歌声的选择。而小说体现出来的对个体生命和历史传统的思考与感悟，正是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意义所在。

　　《松塆纪事》的语言也颇有特色，简练、朴素而富有历史感。随着叙述的展开，带有一种冷静旁观的意味，同时又通过自我视角的介入而与整个村庄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相粘连。小说的整体展开是以历史的前进为基本线索的，同时，作者的视角穿插其中，保证整部小说形散而神聚，这就将人物命运的起伏与村庄历史的变迁纳入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叙事的基调也带着沉重的色彩，尤具厚重的分量与引人思索的价值。对故乡松塆的寻根，对历史叙事的反省和对边缘普通人群的关注，使得这部长篇小说的意义深厚而独特。

　　蔡家园的《松塆纪事》为当代乡土小说、非虚构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和审美价值。我认为，借用下面一段评价“70后”创作的话来评价他并无不可：“‘70后’作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文学素质，他们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刻探察，对于历史和时代的敏锐观察，对于小说审美艺术的执着追求，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代作家还有无限未知的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正走在漫长的自我超越的道路上。”《松塆纪事》的确让读者看到了蔡家园在艺术上的探索和努力，体现了比较扎实的叙事功力和生活积累。当然，这部作品也还存在着些许瑕疵，比如，其中“房子长得比树快”的一节里对于农村造房子的那套完整仪式的描述，并未能很好地融入文本世界当中，倒像是对民俗文化的展览。不过，瑕不掩瑜，《松塆纪事》仍不失为近年来乡土写作、非虚构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

　　本文系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武汉70后作家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②蔡家园：《松塆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③蔡家园：《松塆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④张开焱：《开放人格——巴赫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⑤金元浦：《文学解释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1页。

　　⑥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长篇小说的话语·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⑦蔡家园：《松塆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⑧蔡家园：《松塆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⑨谢有顺：《“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⑩张艳梅：《“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几个关键词》，《上海文学》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