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荣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治的革故鼎新，小农经济的逐渐瓦解，传统伦理的分崩离析，使这个国家经历了一次次艰难的转型。如今比一个甲子还长的时间已过去，如何反映这段巨变的中国历史，正视它所走过的那些既辉煌又曲折，既奋进又艰难的道路，借以思考如何更稳健、更自信地走向未来，是当代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责任。在此背景下来看蔡家园的《松塆纪事》，会发现它敞开的是当下思想界重述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这部非虚构作品以作者故乡“松塆”为叙述的焦点，通过反映这个乡村从1949年至2009年间的变化，透视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剧烈变革，特别是乡村所经历的那些忧伤与阵痛，形象地呈现出底层大众的心路历程和命运轨迹，为重新认知历史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借鉴。

一、 松塆：乡土中国的一种“真相”

《松塆纪事》在写作方式上采取了一种复调结构。作者采访了村里多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由他们的讲述，对村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事变迁作了在场性还原。同时，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作者再次从不同角度进行叙述，使亲历者的讲述与后来者的重述相互映衬，具有互文性的特点，达到全知型的叙述效果。在时间线索上，以编年史的方式选择每个大的历史时段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来表现历史，如十七年间的“土地改革”、“扫盲运动”、“大炼钢铁”、“放卫星”，“文革”期间的“破四旧”、“开批斗会”、“知青下乡”，新时期发轫之初的恢复高考，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工潮、农村土地承包制、商品经济复苏，以及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困境等。这些历史中的人事沉浮，既深度呈现了民众个体的生命遭际，又形象地勾勒出那个时代的肉身，贯穿起一条通达过往与当下的时间链条，把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浓缩为一个村庄的变迁史。

　　尽管松塆只是长江之畔的一个传统村落，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但它依然没有摆脱历史的规约性力量，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运动频繁，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强力发挥作用，大的历史事件都在此间投下影子。在对乡村政治运动的具体表述中，作者将主流的革命历史幻化为遥远的背景，重点解析那些生活于底层社会的小人物，在时代浪潮裹挟下的命运悲欢。他将人物一生的命运浓缩于精简的笔墨中，叙述节制、情感隐忍，往往通过传神的细节以小见大，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平常百姓身处乱世之中，却努力生活在政治革命的边缘，即使身不由己卷入其中，也不自觉地保持一种平和的立场。以“文革”为例，在松塆，它并非完全如我们从其他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那般激烈、疯狂，而是自有其一套伦理架构在起作用。当各种整人的运动变成一种程式和表演，“运动”就背离了它的初衷，只剩下“观赏性”了。除了极个别的流氓无产者借机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恨外，人性善的因子毕竟占据社会关系的主流。纵然上级再怎么宣扬，对农民来说，吃饱穿暖才是最大的政治。“时间逾久，‘运动’逾像演戏。戏开场了，大家像模像样地演；戏散场了，大家回去继续过生活。地主、富农也好，反革命、右派也罢，大家都是土生土长的松塆人，彼此知根知底，该怎么交往依然如故。在松塆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中，‘阶级’并不是判断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性格好坏以及为人处世的态度才是大家最看重的。”在政治的狂风暴雨侵扰之下，那些角落里依然存留着可贵的人情、人性之美，这是数千年承续下来的乡村社会伦理和农民根性。作者试图从普遍人性或文化积淀的角度寻求对历史人物新的理解，突破了新时期文学中既有的意识形态叙事逻辑，从而实现了对于历史的多样化阐释。

　　从文脉深远、崇尚伦理的故乡历史中一路走来，蔡家园看到了当下中国乡村的惨痛现实，破败的生态与溃坏的人心，即将把古老而悠久的乡村文明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大炼钢铁带给森林毁灭性的破坏，溪流干涸，农药泛滥，青山绿水变得臭气远扬。人心嬗变同样让人寒战，逢年过节酗酒、赌博，礼义廉耻渐渐消减。故乡已难以再承载最后一缕乡愁。基层干部的执政方式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为抓计划生育，竟然招募社会无业游民，对农民进行诱骗和威吓，以恶治愚，形成“混混怕干部，干部怕农民，农民怕混混”的怪圈。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大，农村精壮劳动力都纷纷外出务工，留下的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俗称“993861”部队，乡村日益走向了空心化。一位老人在正月初六喝下农药自杀，原因竟然是当时儿孙都还未出门打工，正好可以给自己办丧事。这是多么让人欲哭无泪的苦痛！这一切都给我们强烈的震撼，也将我们引入“农村将往何处去”的沉重思考。

　　但是作者依然看到了希望。下海闯荡发财的永福曾想捐钱把村口的牌坊重建起来，可惜愿望还未实现他就猝死了。后来同样“发达了”的晋文也表达了这个愿望，“我最近总在想，过去反封建、破四旧，拆掉了牌坊，其实拆掉的是文化和精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都看到了，孝、义这些东西恰恰需要倡导。牌坊就是一种象征啊，只有把它重建起来，松塆才会有精神！”从具体的物质积累到更为深层的精神重建，表明新一代有知识有眼光的乡民，已意识到重建乡村文明的重要性。但是，重建乡土精神的路径唯有回归传统吗？作者在文章结尾，借妻子之口同样表达了质疑。

二、 历史：吊诡中的理性之思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和调查的逐渐系统化，蔡家园发现了既有历史叙述中存在的诸多漏洞，在正史的硕大阴影所无法覆盖的地方，野史顽强地伸展它的触角，那些曾蒙蔽心灵的教科书也变得面目可疑。他不禁暗自发问：在主流叙述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种历史的真相？如中国的地主是否都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尤其是通过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等一系列经典地主形象建构起来的红色叙述，使国人心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意识，但在这本书中，松塆的那些地主却是靠自己的勤劳、聪明发家致富的，他们兴资办学、耕读传家、赈济灾民，还充当着乡村伦理维系者的角色，用“乡绅”表述他们的身份似乎更为确切。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宗法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某种意义上，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是官治与民治的相互统一、相互补充和相互制衡，才有了稳定的社会生态。只可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非常时期，曾为乡村治理和稳定结构发挥过作用的不少地主(乡绅)阶层，都被一刀切地镇压了。作者在陈述这一历史真相的同时，又跳出具体的事实而给予整体性的理性思考——在备忘录部分通过“英伦过客”之口引用韩丁以及黄仁宇的观点，认为对这段历史的审视应该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来考量，而不能简单以道德评判来给予否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运用革命暴力有时是无奈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土改就无法获得成功这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个道德困境。如果继续纠缠于这一困境，中国不知会倒退到哪里去”，后来者也会陷入历史认知的迷途。文本内部像这样看似相互抵牾的叙述，恰好呈示出历史的吊诡性与复杂性，既表达了作者对于个体生命的怜悯和对传统文化伦理中断的叹惋，也表现了作者对于历史复杂性的精微认知以及对于历史正向运动趋势的深刻把握。

　　置身历史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选择，有表达真实个体经验的权利，欲图用一种整齐划一的叙事来代替历史真相的做法无疑是可笑的，经不起具体个案的反驳。《松塆纪事》以两名下乡女知青的人生经历为线索，表达一种不同于主流知青文学叙事的观点。当年下乡到松塆的两名城市女知青曲英和杜海燕，因性格的差异，其后的人生道路几乎南辕北辙。曲英长相平凡，淳朴本分，安于扎根农村成为永远的松塆人，后来过上了踏实幸福的生活。杜海燕面容姣好，活泼开朗，却无法安天乐命，在清苦封闭的乡村生活中迷失了方向，几经折腾后，仍无法寻找到事业和情感的最终归宿。两位女知青的命运，代表的是这个群体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采访中，曲英对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看过很多关于知青的小说、电影，批判、控诉是主流。我承认他们写的是事实，但是，我还要说，那并不代表所有的知青，也不代表全部的知青生活，更没有表现知青生活全部的意义。我赞同一些学者的说法，就本质而言，上山下乡运动是‘反智’的，是一场历史悲剧，但是，这场运动也教育了一代人，使他们懂得接‘地气’。”另外，对样板戏的叙述，依然溢出了主流叙述的藩篱。曲英说：“我读过一些回忆录，有人说一听到样板戏的曲调就做噩梦这让我的感情变得非常复杂。人和人的经历不同，对同一事物的感受差异会决然不同。也许作者不了解，那个年代的农民是多么喜欢样板戏，那是他们欣赏到的最高级艺术，乡里的孩子更是从那里得到艺术启蒙”作者着眼于人性本身，力图回到历史的现场，经由多种声音的对话，对流行的历史观给予了质疑，以此呈现那些微弱的，但又真实存在的异质性经验。这种挣脱宏大主流叙事、尊重个体经验的尝试，既是对正史的补充，又是对固化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有效矫正。在作者看来，流行的主流历史观掩盖了许多鲜活的个体生命经验，而他们的独特故事也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真实历史。正是在这一点上，《松塆纪事》对一元化历史观进行了有力反叛——历史还有另一种状态，世间还有另一种人群，他们甚至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依然有诚实说出自我生命体验的权利，有对历史作出属于自己判断的渴望。

　　事实上，大集体经济时代的劳作方式让许多人都能找到归属感，体会到来自大家庭的温暖，尤其是农闲时段的集体文娱活动，让淳朴的农村群众得以享受文艺的浸润，很多孩子甚至因此而喜爱上艺术，并进而改变了人生的命运。相较而言，当下的农村现实，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对比的，却是民心的凋敝与堕落，许多农村已多年不搞集体活动，代之而起的，是普遍性的聚赌成风，村规民约形同虚设，一切金钱至上，村干部的威信远不如一个小小的暴发户。尤其随着老一代文化乡贤的辞世，随着农村小学校点的撤并之后，乡村最后的文化堡垒彻底根绝，成为散失灵魂的躯壳。笔者的父辈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少年时正值“文革”。与其交谈中得知，他们年少时经常参与村里的文艺演出，至今仍开口便能来一段“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临行喝妈一碗酒”字正腔圆，有板有眼，依稀可见当年练就的童子功，对《赛玻嫫》、《莲花落》等颇具地域色彩的民族艺术也是耳熟能详。然而今天的乡村少年，断然不再知道谁是阿庆嫂、李玉和，谁是岳飞、穆桂英了。

三、 重述：新言说的可能性

在这部书中，作者常常试图撑破历史言说的限度，尽可能多向度地呈现历史的本真面貌。工程师汉光的故事，象征了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选择。面对一个绕不开的历史节点，作者进行了巧妙的艺术处理——他通过对汉光当年信件的转述，让读者窥探出历史皱褶中的吉光片羽以及时代对于人的强力塑型。燕子也是一个典型，代表了较早一批前往沿海城市谋生的打工妹。在春潮萌动、欲望喧哗的南方都市，她们必然经历了种种对于个体身心的挤压和折磨，只是基于情感因素，这些遭际很难再有明确叙述，只能以虚实相间的文字留待读者的想象补白。

　　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以其特有的方式还原一段被遮蔽的历史，在解构中建构、重塑一种新的史观，并且在当前话语规范许可的语境中，表达作者的质疑和反思，这种努力，显然是欲为国家和民族走向未来提供一份力量。一个如果连正视自身历史局限的勇气都没有的民族，如何谈得上自信与自强。在当下，尤其需要正视并尊重不同的声音，这才可能矫正我们过于偏狭的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模式，为观察历史提供更全面的视角，获得更理性的评价尺度。当60余年的时光沉淀为一段不算短促的历史之后，它的是非曲直理应获得相对客观的评判，因是自己的衣胞之地，作者在处理松塆故事时，更多了一份审慎和深情。备忘录中，他借“英伦过客”之口，表达一种对历史“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自觉地从历史的废墟中走出，尽可能地凸显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由历史反思关注已被遗弃的人性。这种努力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历史观，使文学关注点回到民间世界的原初面貌，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关心底层大众的喜怒哀乐，经由他们的经验抵达更深的历史隧道，并尽力触及历史的真相，传达出一种可贵的历史识见和深重的人文情怀。

　　综合而言，《松塆纪事》以详略得当的布局、虚实结合的笔法，从历史背景出发，又回到个人经验，将历史叙事与正在发生的中国现实作了较好的结合，在回望历史中寻找评析当下和展望未来的有效参照，表现了一种宏阔的文学视野。书中所涉及的那些待解难题，如“中国农村往何处去”的思考，体现出当代知识分子承担历史责任的文化自觉，是作品核心精神之所在。从艺术维度来看，松塆当代历史上那些各具特点的人物命运，为社会的巨大变革提供了最为直接而形象的注解，这部作品以其强大的概括性、包容性和形象性，深度触及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所要解决的理论命题，并作出属于自己特有的思考。从这个角度而言，《松塆纪事》的价值显然超出了单纯的文学范畴，而具有更为广泛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