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桫 椤

　　因为熟悉小说里讲述的生活，读罢《陌上》，我有一种迷蒙之感，竟以为付秀莹写的是当下颇为流行的“非虚构”。置身于充满乡土气息的民俗风物和乡村伦理中，翠台、素台、喜针、香罗、小别扭媳妇、望日莲等等容貌、脾气、性格和行事方式各异的人物，就生活在我身边，是日常生活里天天都能见到的人。有了人的真实，被支撑起来的“芳村”、“苌家庄”和“东燕村”等诸村落，尽管不一定客观到实有其所，就成了“真实”的存在。这种“真实”来自作者对乡村生活和文化的熟悉，在《陌上》的创作谈中，作者说：“我清楚每一户人家的婚丧嫁娶、是非纠葛。甚至，我熟悉那个村庄的每一声咳嗽，每一声叹息。对于‘芳村’的痛和痒，我了然于心。”因此，相对于目下常见的靠理念辅以故事而虚构出来的作品，《陌上》首先来自作者在乡村的生活经验和对乡村的情感体验，而不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对乡村进行理性观察和思辨的结果——尽管小说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饱满的情感介入，《陌上》对乡村生活的表达，是活态化的、丰富的审美呈现。

　　关于乡土叙事、农村变迁及乡村传统生活的衰落，文学界已经书写和谈论了近百年。时至今日，有学者提出，反映乡村或农村生活的书写已经失去了在文学叙事中的主流地位，“2012年对于中国社会人口结构来说，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年代，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乡土中国的性质开始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一现象不能不影响到文学创作”，“乡土题材的作品越来越稀缺，与城市相关的题材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这种变化不仅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书写乡土题材的作品，也难以表达或反映乡村的主流生活，破碎凋敝的乡村在这个时代仿佛只是剩余的故事，感伤哀婉的情绪弥散其间。2012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内部转型的标志性年代——乡土文学作为百年中国主流文学的现象已经成为过去”。以题材而论《陌上》，似乎可见上述关于乡村异变和城乡冲突的场景——比如结尾处“小梨回来了”一章——但这不是小说的主旨，小说是在对当下乡村生活进行整体性观照，而不是片断或一角。

一、 乡村伦理的结构性支撑

付秀莹在创作谈中说，“这部小说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确切地说，这部小说没有主人公。我的责编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芳村。他的眼睛真毒，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内心”。采用散点透视，将一个村庄而不是人物当作“主人公”，又没有拉开时空距离做新旧的对比；而且没有了将“芳村”当作发生地的一以贯之的故事，小说很容易丧失推进的力量。作者给自己摆了一个不小的难题。但是，《陌上》不仅较好地实现了作者的叙事目标，而且在艺术形式上显示了独特的审美效果，作者是怎样做到的？我认为，这源自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对乡土社会本质的深刻理解，从而准确地把握住了乡村伦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关键作用，并为小说找到了结构性支撑。

　　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培育了中国深厚的乡村生活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贺仲明等在《乡村伦理与乡村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研究》中曾指出：“在乡村社会中，维持乡村社会正常运行，为村民提供精神和信仰意义，同时也作为乡村人际关系的基础，就是乡村伦理。”尽管中国的乡村在商业消费和信息时代受到了外来的冲击，但基于文化传统的稳定性，乡村伦理仍然对日常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张柠曾说：“中国的主要问题，至今依然是农民或变种农民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经验中，隐含着大量的农民经验，或者被扭曲了的农民经验。”革命和后革命时代结束后，农村的实际管理者已经由过去基层政府为主转变为村民民主自治的方式，但它们终究是一些外来的手段，真正起到黏合社会、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作用的，仍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衍生出来的乡村伦理。

　　作者将乡村伦理的主要现实表现和结体形式挪移到作品中，作为小说的主要书写对象，这不仅直接决定了文本的内容，同时也决定了文本的主要结构方式，实现了乡村生活由题材到内容再到艺术形式的转换，这是《陌上》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我们不妨从人物关系入手做简要分析。

　　在设置人物关系时，作者把家族和姻亲之间的伦理关系作为建构人物关系的主要依据，将不同的人物牵连在一起，为“芳村”建立起人际网络。小说主要描绘几组人物的日常生活，这些人物先是通过血亲形成家族关系，然后通过家族成员的婚姻扩展出姻亲关系，之后再因为家族或姻亲成员的旁系血亲、姻亲形成复杂的亲戚关系，由此而组成一个个生活和命运共同体，这种结构成为芳村最基本的组织架构。比如翠台与根来夫妻及其儿子大坡和儿媳爱梨，这个家庭一方面因为翠台的妹妹素台与妹夫增志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又与根来的堂弟根生和弟媳香罗结为家族关系；翟大全的妻子与小别扭媳妇银花是本堂姊妹，在本家即是同一家族，二人又都嫁到了芳村，所以自然又比别人近了一层；其他如村干部建信、村医会开、小饭馆老板难看、裁缝小鸾等尽管因为职业发展出新型的社会关系，但归根结底仍然依靠传统伦理关系维系和巩固着个人所处的生活体系。

　　上述人物关系的设置方法，正是费孝通关于中国乡村社会伦理是“差序格局”的具体化：“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个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在“差序格局”伦理关系框架下，作者在处理人物的行动时，通过生活琐事、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可能使伦理关系中的人物之间发生联系的日常事件，使芳村生活呈现出丰富的人情味和道德感，写出了乡村俗世生活里的仪式感和乡下人骨子里善良、淳朴的品性，以及好面子、爱占小便宜、从个人利益出发等人性中的隐秘成分。例如，被小鸾称作“二婶子”的贵山的母亲从医院回到家里，小鸾带着礼物去探望，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小令，作者写小令与小鸾二人就此事的对话：

　　照说我也该过去看看，贵山家跟我婆婆这边，认的是干亲，早些年走动得勤，这两年倒不大走动了。小令说如今我这光景也过得巴结，人穷气短哪，都变成不出礼儿的人了。小鸾见她叹气，便劝道，过去看一眼，也是那么个礼儿，什么东西不东西的。小令说那倒也是。不过，哪有白过去一趟的？挺大个人了，空着两只手，看着也不好。

　　这段细腻传神的文字中，暗含着乡村生活诸多的秘密。贵山家二婶子与小鸾的婆婆是妯娌，从小鸾的丈夫占良这里论，是典型的家族关系；而小令与贵山家则是老辈人的干亲，是靠着乡俗礼仪结成的非血缘、非姻亲关系，所以小鸾比小令更亲近。一方面，小鸾探望病人，对病人是一种慰藉，包含着乡下人之间善良的关怀，尤其是在二婶子受到儿媳妇虐待的情况下，她的安慰更加重要；另一方面，从小鸾劝小令的话里可以看出，小鸾的做法更多的是为了一个家族伦理的“礼儿”，是生活中必需的仪式。这种伦理的约束在非家族关系的小令那里就没有效果，她借口是已经断了联系的干亲和家里困难两重原因拒绝了，这也显出了小令的吝啬和自私。

　　另一个显示人物性格和乡下人隐秘内心世界的例子，是关于喜针买月饼的描写。喜针是个出了名的“碎嘴子”，八月十二晚上她去买月饼，作者这样写她的心理活动：

　　这个时候，街上麻麻黑，难得见到小孩子，也就省得白瞎了月饼。

　　言外之意，如果是白天，买月饼遇到小孩子，少不得要给小孩子吃一块，但晚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这句话将乡下俗世生活里的人情事理写得纤毫毕现：隐写的是熟人社会中的温情，街头遇到小孩子，但凡手里有可吃的东西，总要拿出来给小孩子吃，这是乡俗；显写的则是人物的不可与人言的私心。诸如此类的书写在文中还有很多，正是作者熟悉乡下人对待人与事的方式，才有了这样丰富而又有内涵的表达。

　　所以《陌上》的人物世界不是简单的、僵硬的、枯燥的，而是复杂的、立体化的、鲜活的。他们不是为了作者表达个人的观念而被刻意创造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伦理的自然呈现。这在小说的视角处理上也可以得到证明，小说的“散点叙事”除了没有集中的人物和故事，还表现在“见人说人”的叙述方式上。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相遇时热情招呼或者串门时闲谈“是非”，是乡下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这种开放式的生活情态显然启发了作者的叙述方式。《陌上》的叙事视角犹如一双在芳村走门串户的眼睛，见到谁说谁，见到谁写谁。以第一章“翠台打了个寒噤”为例，翠台、喜针、大坡、爱梨、素台、香罗、根来、小别扭媳妇等众多人物依次出场，排定出场次序的是行动的发生和视角的移动顺序，每涉一人，或交代来龙去脉，或陈述生活情状，或褒贬品行脾气，或慨叹苦辣酸甜，营造出活态化的生活气息，在文字描写的场景之外升腾起无尽韵味。

二、 自然环境作为文化的构成

我们再从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角度，分析《陌上》对乡村生活的文学归元。

　　在传统观念里，人类文明史的进步是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为标志的，城市就是这样的产物。在城市里，树木被按照图形修剪成模式化的形状，河水按照人的规划流淌，动物被关在笼子里，凡物都是人类的意志。因此，“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同时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尺度，城市‘表述’着人类的进步”，“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尺度，城市以形象外化着人类的进步”。而乡村之所以为乡村，正是因为与城市有着相反的环境形成原理，在乡下，花草树木在房前屋后自然疯长，不用多少人为的干预；树上鸟雀啁啾，蝶蜂飞舞，完全是自然的规律，并不需要人的控制；原野更不必说，大河流淌山川静默，仰赖的是自然的伟力。

　　城市充满了强制性规则，而农村则以乡规民约作为基本的道德准则。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差别并非与生俱来。中华文明的发展一直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耕文化传统的强大超乎想象。这一传统不仅保证了乡村生活的长期稳定与繁荣，而且成为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遵循。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生活从来就拥有共同的文化根脉，“我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辅以释、道”。由于现代城市在中国兴起的时间较晚，当下并没有形成有本土特色的城市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建构起来，城市文学也在建构之中”。因此，在当下的文学书写中，从冉正万的《银鱼来》、《天眼》到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再到乔叶的《认罪书》、鲁敏的《六人晚餐》等很多作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大背景，即传统的变迁——传统的基础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农耕文化，城市生活的瞬息万变其基底也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发生了变化。

　　作为一个显著的时代性特征，传统变迁显然也是《陌上》的文化背景，但也只是一个“背景”而已。在文本中，几乎看不到关于这个“总体性”特征的观念性植入，虽然不乏像“如今这芳村，人心都薄凉了，遇上事儿，旁人是添言不添钱”，或者“如今村子里不像早先了，一盘散沙似的，轻易聚拢不起来”这样直白的对比性判断，但观念性话语主要表达的是人物自身的感受，从未独立存在过。这就使得在人物形象的知与行、思与体，意象的物与情之间实现了和谐的统一。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抓住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马克思认识论对人的重要哲学认知，看到了乡村环境与乡村生活的一致性，把人物的个人身份、情感意识融入自然和乡村伦理环境中，使当下乡村生活的可表现性与被表现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所以我们看到的人物身上的行动、情感和性格，都像植物一样，是在乡村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在《陌上》中，我们很惊喜地发现，对自然的重视重新回到了叙事中，并且作为建立叙事背景、塑造人物性格、调节叙事节奏的重要条件以及体现某种主旨的隐喻而存在，从而使对庸常生活的书写变得有意境、有格调、有深度，脱离了庸俗感。自然作为乡村文化的生产基础和构成部分，在小说中显现出神奇的效应，以“向日葵又叫望日莲”一章为例，从情节上看，这一章主要以望日莲与大全的暧昧勾连、学军的情感纠葛，以及他人对此的反应为中心，写望日莲的生活经历。从叙述顺序上，由事件的中间写起，先写望日莲从大全办公室出来后对外界的感受，之后再写在办公室的经过，然后延伸到她的成长经历和日常生活。在记述事件的同时穿插着多处环境描写，望日莲从大全办公室出来，被“鸡屁股嘴”看破秘密后，作者写道：

　　这片厂子在村北，原是大片的庄稼地。这些年，庄稼早就不种了，树却长得盛，多是当初种在田边地角的。大片的厂房，卧在深的浓荫里，在阳光下，仿佛笼着一阵阵的绿烟。厂区门口泊着车，也有三轮车，也有自行车，也有电动车，也有摩托车，也有小轿车，各式各样。太阳透过树枝子，落在这些铁家伙上，反射出一片白亮亮的光，直灼人的眼。

　　这段描写与望日莲的个人感受并无关系，但却与文旨发生着神气上的沟通。望日莲爱的是大全的儿子学军，但却不能抵挡住学军父亲的调戏勾引，这是严重违背乡村伦理道德的事情。看似荒诞不经，但与上述环境描写嵌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在其中发现必然性：伦理失序发生在种植粮食的土地如今被用来建造工厂、农具被厂区门口的各式交通工具所代替的大背景下，似乎也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从望日莲离开厂区到回到家里之前，从时间上说这个过程是很快的，但是因为作者插入了大段的环境描写，不仅形成了停顿的效果，而且使读者有机会在想象中建立起生活与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触到了潜藏在浮华表象之下的幽暗真相。限于篇幅，仅引其中的一节：

　　草木眼见得越发茂盛起来了。在芳村，多是各种树，杨树，柳树，刺槐，椿树，也有人家栽了枣树，石榴树，苹果树，桃树，却不大见杏树和李子树。都说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人们知道杏和李子这东西不好，就索性躲着它们。

　　如此繁复的描写，作者并不是要在这里给读者展示乡村的树种，而是意在言外。如果将这段对树的描写与上文对厂区门口车辆的描写相对照，自然的生长与现实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望日莲作为一个从小受苦、性格倔强、质朴诚实，又急于想改变个人命运的乡村姑娘，事实上就像一棵树，是在乡村伦理道德熏陶下自然长大的，但当乡村的树木、田里的庄稼都变成了工厂、变成了汽车时，显然她并不具备应对的经验，她的情感变故也就顺理成章了。

　　就像面对一个真实世界里的人，付秀莹在塑造形象时注重环境、文化对人物的养成作用，把形象放在地域风物、道德伦理和生活实践交织成的场域中，作为文化的滋养物来看待，付秀莹小说中的诸多人物都是这样被塑造出来的。就像望日莲一样，在他们身上有着“芳村”特有的印记，是“芳村”乡土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人。

三、 生存境遇与道德焦虑

《陌上》所描绘的乡村生活图景，是千百年来乡村社会持续演进的结果。在看到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延续性的同时，书写与传统相比的变化性也是作者重要的目标取向。在传统乡村伦理提供的结构性支撑下，伴随着庄稼变成厂房、树木变成汽车，维系“芳村”社会正常生活的伦理结构悄然发生改变，体现在人物身上，就是人的理想追求、生活感受和生存状态溢出了自然经济时代传统道德规范允许的情感边界。在新时代面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自然生活发生了改变，它们作为文化环境与身处其中的个体成员发生着互为因果的衰变性影响，从而演绎着整个乡村文明崩塌的序幕。这一过程并不是明显的，而每一次变化并不一定有外在的社会性标志。《陌上》从人的境遇出发，以敏感的笔触感受到个体心理情态的微小变化，就像摸到生活细微的心跳，这似乎是文学独有的功能。

　　

　　

　　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于在乡村伦理中成长起来的乡下人，他们普遍缺乏处理来自商业活动里的陌生经验的能力，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他们难以顺利适应新的社会伦理，这就导致从前的道德规范很快面临坍塌的危机。这在作者着力塑造的三个与男人保持着非正当关系的女性身上有集中体现，即香罗、望日莲和春米。以香罗为例，香罗在外开发廊，在村子里与大全保持着暧昧关系，小说并没有直写她如何经营发廊，但是笔墨之间隐隐透出她做着一些见不得人的生意，“发廊白天做头发，晚上就神秘了”，因此在村子里并没有好名声。她背离传统道德规则的原因，既有发财的渴望，也有新的生活方式的吸引，还有来自个人成长经历的影响——这也是作者始终注意让人物从环境和文化中脱胎的例证：

　　香罗的娘，在十里八乡名气很大。人称小蜜果。小蜜果长得俊，而且，小蜜果骚。苌家庄的男人们，有几个不想小蜜果的？也不仅仅是在苌家庄，整个青草镇，谁不知道苌家庄的小蜜果？做娘的名气大，做闺女的就难免受牵连。人们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闺女。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芳村”人的感受和表现表明，过去的道德观念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芳村的女人们，鸡一嘴鸭一嘴的，是说笑的口气，听上去，仿佛是看不上，却又有那么一点酸溜溜的味道。香罗的衣裳，是引领芳村时尚新潮流的。香罗的头发，香罗的首饰，香罗的化妆品，都是芳村女人们学习的榜样。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芳村女人们的语气，都渐渐一致了，话里话外，全是奉承的意思。

　　所谓“笑贫不笑娼”的俗语在香罗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应验，就连她的堂妯娌翠台，也为了大坡去向香罗求助，请她跟皮具厂老板大全说情。对于大全姘头的身份，翠台对香罗是有所顾虑的，所以求助香罗时吞吞吐吐，但香罗却不以为然，直爽地说：“赶明儿我跟大全递一句，愿意的话就去他厂子里干。”对于自己的尴尬身份，香罗真的能够泰然处之吗？显然不是，尽管香罗已经成为芳村的潮流型人物，但她和她的母亲却始终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焦虑感。香罗回村后与母亲发生争吵，小蜜果先是骂她不孝顺，之后却骂她是“小骚货”——这个说法彻底激怒了香罗：

　　香罗一面哭一面笑，一面咬牙根道，好啊！骂得好！小骚货！我就是一个小骚货！没有你这个老骚货，怎么会生出我这个小骚货！

　　可见，在乡村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尽管传统的影响并不足以抵消挣钱改变命运和享受生活的吸引力——无论是香罗还是她的母亲，都感受着一种无形的道德压力和良心谴责。她极力掩饰自己的负面形象，有着好面子的虚荣心，即作者说“香罗是个好面子的，宁可叫人家骂十句，也不肯叫人家笑一声”。这种虚荣与她想改变自身境遇的强烈渴望交织在一起，就表现为反抗道德、现实和命运的力量，这也正是香罗这个形象的可爱之处。

　　相比较而言，望日莲的道德反思能力弱于香罗。她的父母是农村里的老实人，日子过得“脱茬露眼”的，对生活的看法更加传统，所以他们以道德标准衡量女儿的做派，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望日莲是“一个出名的泼辣货”，但她从大全屋出来，被“鸡屁股嘴”看到胸前的扣子系错了，她并无多大泼辣的表现，只不过“脸上就腾地红了，不由咬牙恨道：鸡屁股嘴！”可见她内心清楚自己做的并不是光彩的事，道德焦虑感是存在的。春米与村干部建信的关系事实上以“权色交易”的方式存在，为了维系与村干部——意即权力的关系，公婆居然鼓动自己的儿媳与其他男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这是超出常人可接受范围、严重违反乡村伦理道德的行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弃人性与乡约而不顾，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经济利益引导下的乡村变革面临巨大的道德危机。而作为春米个人，她之所以能够放下自己，除了自身的懦弱性格，还有建信可以满足自己作为女人正常心理和生理需求的一面，这在她与小鸾的谈心中可以看到。

　　

四、 一些遗憾——兼作结语

当下关于乡村的书写，作者的立场千姿百态。或站在精英的角度批判乡村文化的衰落，或以一个乡下遗老的身份哀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更多的则是以“归来者”的心态将乡村摆在自我和外界的生活之间，既是心灵的寓所，又是出走的驿站，还可能是被抛弃的脚印，心底自然五味杂陈。就《陌上》来说，虽然作者已经离开农村到大城市生活，但是她对农村有着入心入神的童年经验和少年体验，因此小说里将女人生活里的“是非”写得活灵活现——重要的是那种能够打动读者每一根神经末梢的感觉，“是非”的内容则是另一回事了。

　　前文已经论及，来自乡村生活伦理的结构性支撑和起着文化作用的环境应用，使人物有了一种生长感。可以说，作者是用农业的、自然的方式创设人物及其生活的环境，而不是工业的、模式化的方式。从文本形态上看，每一章的主体部分都毫无意外地实践着这个目标。但是，每章结尾部分的文字却与主体部分毫无关系，在我看来是一种赘疣一样的存在。那看上去充满诗意的“画外音”式的调子，其试图表达的含义与它所在的那一段主题内容没有必然的关联，更与所描绘的乡村生活没有情节上的连续性。类似“人们病了”、“先生给人们看病”、“村庄病了”、“谁给村庄看病”这样的絮语是对当下乡村变迁的诘问，但这是持有现代性立场的人将自我的反思强加给乡村的，小说里的人物很难有这样的自省。同时，这些颇有现代意味的抒怀，与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大相径庭，无法衔接在一起。

　　

　　就当下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而言，尽管潮流变化不断，但相对而言，乡村的道德根基和伦理生活是稳定的；尽管乡土文明面临被工业和商业文明取代的危险，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是循序渐进的。因此，在现实的农村，普通人的伦理道德逻辑起码在形式上还在传统的轨道上。在当下的文学现场，对于乡村生活可见部分的描写并没有成为叙事的中心，乡村的真相被各种入侵性的观念——这些观念经常打着现代性、全球化、启蒙、文明等旗号——架空、畸化甚至妖魔化了。从这一角度观察《陌上》，作者关于美好的道德理想只存在于文字的背后，需要读者猜测和揣摩，从未在主观上被宣示。尽管批判性是小说的重要视角，但对于真实的乡村和生活在其中的淳朴、善良的乡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公正的。

　　注释：①付秀莹：《惟有故乡不可辜负》，《文艺报》2016年11月16日。

　　②孟繁华：《文学主流溃散后的乡土叙事——近年来中国乡土文学的新变局》，《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③见付秀莹《陌上》，本文引用小说原文均见《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不再一一注明。

　　④付秀莹：《惟有故乡不可辜负》，《文艺报》2016年11月16日。

　　⑤贺仲明等：《乡村伦理与乡土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⑥张柠：《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⑦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⑧沈福煦：《城市文化论纲》，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第23页。

　　⑨沈福煦：《城市文化论纲》，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

　　⑩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