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性能

二〇一五 照片

这是我手里保存着的祖父唯一的照片，也是我寻找他下落的重要线索。要感谢相机的发明，咔嗒一声，随着安青用右手的食指按下，相机的快门发出轻微的响声。每一次，当我透过数十年的时光遥看那想象的一幕，我仿佛看到了安青食指的指肚纹路，是怎样在镀铬的圆形快门按钮上留下痕迹。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祖父的这张照片与我朝夕相处，我会不会与他达成某种心灵上的默契，产生灵魂附体的错觉？十余年来，每当我独自端坐在书桌前，他就会在书桌右侧的一堆书前微笑着望着我。明天就是2016年的新年了。32年前的这一天，我的祖父聂保修离家出走，不知去向，没有人知道他最终的下落，包括安青。我相信他已经不在人世，1910年出生的人，要是活到今天，已经160岁了。但是一个70多岁离家出走的老人，没有安定的晚年，没有亲情的滋养与抚慰，也没有其他人悉心的照顾，不可能活得太久。如果他真像我所猜测的那样已经去世，那么他是如何不在人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又是怎样度过？每当想起祖父难以预知的结局，我就有些酸楚，可又无能为力。

　　午夜一点，万籁俱静，丹城的气温低到零度以下，我生活的这座城市进入寒冷的睡梦中。云南的东北部，隆起的山峦像拥抱冬天的胸膛。记忆中，许多年没有下过这样的大雪了，心无旁骛地下，灰黑色的窗外，遮天蔽日的灰色云团，细腻，柔软，静寂，我没有听到街道上再有汽车驶过的声音。

　　祖父的照片被我放在书桌的台灯旁，夹在一只浅褐色的木质相框里，我只要略微往右偏头就能看到。照片上的祖父穿着一身国军上校军服，黑白照，发黄的相纸，麻面，台灯的光线从一尺多高的地方照射下来，我看到了祖父40岁时依旧英俊的脸。当年，站在昆明小西门外背靠城墙照相的时候，面对安青手里的镜头，祖父或许不会想到，他的这张照片会被一个人偷偷保存下来。安青很喜欢这张照片，她让外孙女去照相馆翻拍了几张，当我再次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郑重其事地把照片给了我，仿佛是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那是10年前的事了。如今安青已经作古，她的墓就埋在滇池边的金宝山，离我祖父所说的上线黄敏文的墓地只有200米。今年春天我去元江县的时候还绕道上去过，我给安青带去了一把菊花，是黄色的“懒梳妆”。

　　祖父知道，那是安青最喜欢的花。

　　灯光下仔细观看祖父的照片，我得承认，我比父亲长得更像他。隔辈遗传，神秘的基因有着别人难以洞悉的秘密。或许是父亲内心拒绝祖父，有意长得与他背道而驰。我和祖父有一样的深眼眶和高鼻头，一样的左眉端头有一颗隐约的痣，脸形也非常相似，最大的不同是，照片中的祖父，眼睛里面有希冀，带动脸上浮现出某种让人心动的光亮，而镜子中的我，眸子里一片浑浊，看上去世故、慵懒而又贪婪，我在里面看不见自己的未来。

　　1981年冬天，祖父聂保修重新回到他的故乡丹城。可祖父在丹城只生活了短短2年，又独自悄无声息地离开。那时我已经到昆明读书，不知道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祖父不辞而别。回家过春节的时候，才知道祖父已经离家出走了。父亲解释说，我祖父离家出走的时候没有一点迹象，这些年，他一直试图淡化当年的冷落对我祖父造成的伤害。

　　据父亲说，我祖父失踪几天后他才发现的。“工作太忙，有几天没见到你祖父，等到楼下的炭房，用钥匙打开门以后，就感觉有些不对劲，”父亲说，“炭房里收拾得太整洁了！整洁得有些奇怪。”

　　我到昆明读书以后，渴望自由的小妹也考取了中专，搬到离家五千米以外的卫校去住了，家中就只剩下父母和祖父。不难想象，一旦家里只剩下他们三人，气氛会变得怎样的尴尬。以往，我和小妹住在家里的时候，父母有什么话要对祖父说，都是我与小妹进行传递。反过来也一样。

　　父亲说，打开炭房后，他在门边摸索着找到了电灯的开关。没有窗户的炭房，关上门后，里面漆黑一团。父亲按亮电灯，看见紧靠墙角的床上，被子折叠得整整齐齐。还是祖父出狱时带回来的那床被子，蓝底上醒目地开放着许多黄花，我认识，丹城文化局曾经在人民公园举办过菊花展，那种花瓣卷曲的菊花叫“懒梳妆”。被子上面，放着祖父的日本饭盒。父亲弯腰仔细查看床下，又环顾屋子一周，他发现祖父出狱时带回来的那只提包不见了。

　　那是只灰色提包，材质是帆布还是塑料我忘了。提包的一侧，有白色的拓印，图像是上海外滩，在我年幼的印象中，上海是一个遥远得仿佛天边的大都市。祖父曾经告诉我，那只提包是他1966年到昆明的时候，在近日公园旁边的百货大楼买的。祖父当时指着提包一侧的图像告诉我说，上海外滩他去过，黄浦江边，那儿有许多高楼大厦，还嘱咐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每到冬天，我都会想起他来。季节性的思念，是否与祖父离家出走的时间有关？抑或是寒冷，成为埋藏在我身体里秘密的计时器。等我到了祖父照片上的年龄，才后悔当年与他交流得太少。那个时候我年轻，贪玩，渴望自由，梦想摆脱家庭的束缚，与祖父包括父母的交流都很少。

　　这个寒冷的深夜，当我从书桌前站起身来，走到窗边吸烟，顺便打开了侧窗，冷空气迅速跻身进来，原本蒙上一层雾气的窗玻璃上，参差不齐凝聚成的水滴正缓慢向下流动，让我联想起祖父在南翔饭店，顺着脸颊流下的老泪。当我伸出右手的食指，摁住窗玻璃上的一颗水珠，我才发现眼前那块巨大的窗玻璃，触摸上去是那样的冰冷和坚硬，仿佛冬天就藏在那无色透明的世界里。眺望着午夜静寂的城市，我再一次想起祖父不辞而别的事。同样是选择离家出走，70多岁与17岁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拥有青春的出走，意味着有种种可能，落魄、挣扎或者创造奇迹衣锦还乡，每一种结局都会让人充满期待。但是垂暮之年的祖父不会有未来。

　　透过窗玻璃看出去，隔着一块几十米宽的绿化带，对面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小区，歇息下来的工地，用简陋的围墙粗糙地包裹着，里面有两台高高耸立的塔吊，以及沿围墙边一排低矮的工棚，落雪之夜，看上去是那样的冷清和落寞。过去那个地方是个菜市场，每天上午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我也曾经一次次流连其间，购买维持日常生活的食材。我知道，未来的某一天，我居住的这个小区也会像那个菜市场一样消失，甚至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也都会消失，曾经那么真实和具体的一切，都会在时间的浸泡下无影无踪，痕迹全无。

　　此刻，天空正安静地下雪，没有风，那些宿命般降落的雪花，仿佛是从小区路灯的高度才开始下落的。记得，小的时候我曾经仔细观察过它，不完全是六角形，有五角、四角或者三角，坠落的过程导致它们身体残损，有如一生中许多斑驳的记忆。抬头往远处望去，城市一片朦胧，逐渐暗淡而混沌的远方，让人心生畏惧，我仿佛又看见了祖父行走在黑暗中的背影，孤单、落寞而又感伤。

　　最初，安青与我祖父同居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丹城早有妻室，更没有想到她深爱着的男人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是否，在他们最初交往的时候，祖父有意回避以往的身世？抗战胜利后，祖父在昆明盘龙江边的吹箫巷买了一个小院，与安青一道，开始他们俩人的同居生活。我感到奇怪的是，那样的温柔之乡，竟然没有瓦解掉祖父内心对理想的追寻。

　　当年，安青为我祖父拍摄的照片有一组，最终却只保留下了一张。凝视着他的照片，看得出来，祖父的眼睛里面除了希望之外，还有喜悦。老莱卡相机，成像非常清晰，祖父的背部靠在小西门外的城墙上。透过数十年的光阴，我还能依稀看到祖父身后城墙的青砖、工字形错落有致的墙缝以及墙体上隐约的苔痕。那个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两个多月，而云南也刚刚宣布和平解放，尽管昆明城的周边依旧国军环伺，但谁都知道这个国家的大局已定，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

　　直到今天，我仍然怀疑祖父如他所说的是潜伏在国军里的地下党。是，或者不是，也许都不太重要了。这个寒冷的夜晚，当我与他照片上的目光再次对视，我还是从安青为祖父拍下的那张相片上，看出了一些端倪：1949年底，昆明城兵荒马乱，那些围困昆明城的国民党士兵，几乎都眉头紧锁，心事重重，一脸苦相。我想，也只有像祖父这样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才可能在卢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后，表情里透出那种难以压抑的欣喜与轻松。

　　小的时候，我曾经在大姑妈家里看到过一张祖父更年轻的照片，夹在她卧室桌子上一面圆形镜子的背面。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除了早上起床后需要借助镜面看一看自己的脸，其他时间，大姑妈都让镜面对着墙壁。她从小望着祖父的那张照片，成长为怀春的少女，继而为人妻为人母，而照片上的祖父一成不变，穿的永远是那件灰色的长衫，瘦削、头发三七分，目光有神、文质彬彬。那张照片上的祖父，与我父亲年轻时一张穿中山服拍摄的照片有一些神似。如果两张照片摆放在一起，他们看上去更像兄弟而不是父子。

　　照片是种奇怪的纪录。在自然的时序中，有时一张满脸皱纹的脸，未必就比理着“一片瓦”发型的孩子大。古老的摄魂术，容易给人的思维造成某种混乱。家里珍藏着四五本我母亲精心打理过的影集，上面有我父亲无数的照片，幼年、青年和中年的照片，他的每一张照片，表情看上去都略带紧张，总是眉头紧锁，无论是面对镜头还是面对生活，他仿佛都在承受着看不见的煎熬。

　　和我父亲相比，大姑妈对祖父明显要亲近得多。在她生病返乡住院的那段时间，每次我去看望她，大姑妈与我交谈的话题，最后都会落在祖父身上。她说记得小的时候，骑在我祖父的肩头，去城北的龙洞逛三月三。龙抬头的日子，不见龙有什么动静，凡人却个个激动，在龙洞外面摆起了长长的街市。大姑妈说，祖父在那个街市上给她买了一个银镯头。我见过，发暗的镯头上，刻着“富贵长寿”和“罗记制”几个字。据大姑妈讲，祖父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日本留过学，还会下黑白棋。而对于比大姑妈小3岁的二姑妈，她与我父亲一样，对我祖父毫无印象。

　　从大姑妈那里，我得知祖父年轻的时候聪明、帅气，风度翩翩。言谈中，她总是对祖父称赞有加。我曾经问大姑妈，祖父为什么没有在日本继续学业，而是回来进了昆明陆军讲武堂，大姑妈也说不清楚。对于她来说，那同样是一段史前的历史。后来，我大学毕业分配回丹城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一本丹城黄埔军校同学会出的内部刊物，上面的一篇文章说，昆明陆军讲武堂的学生也被列入黄埔系列，我在上面看到了祖父聂保修的名字，他属于黄埔第十一期学生。

　　20世纪30年代初，祖父从昆明陆军讲武堂毕业，按理说会被分去滇军，可祖父为何去的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而不是云南的地方部队，同样是一个谜。

　　对于我来说，也许得感谢1943年初祖父跟随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那是一次惨烈的出征，十余万人沿着潦草的滇缅公路一路西行。祖父失踪后，我曾在他留在安青那儿的申诉材料中，见到过他对此段历史的文字交代：

　　“1942年2月10日，我跟随第六军直属部队，从昆明出发。第一天步行至安宁，以后才乘车沿滇缅路西进，途中宿营两夜，并在楚雄过了阴历辛巳年的大年夜，第三天才到达芒市。”

　　祖父在申诉材料中透露，部队到了芒市以后，休整了一周，为入缅作战做最后准备。芒市虽然处地偏远，但春节的气氛很浓，傣族少女有春节“丢包”的习俗，姑娘们在自家院子里，将香包丢给院中外来的未婚男子，而那个落在祖父身上的香包，似乎给他带来了好运。一个多月以后，当他在缅甸同古身负重伤，以为将马革裹尸，没想到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从缅甸战场撤回国内，九死一生的祖父先是在昆明疗伤，快痊愈时才回到故乡丹城休养。我的父亲出生于1943年夏天。因此，如果没有祖父1942年负伤之后回到丹城，就不会有我父亲，也就不会有我。但我父亲对此却没有丝毫感激。作为祖父唯一的儿子，他在38岁前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只在大姑妈收藏的照片上见到过。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因为祖父的原因，父亲曾经与大姑妈有过多次争吵，他抱怨他的大姐不应该把那个反动派的照片保留在家里。

　　“他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还少吗？”父亲一对金鱼眼瞪着大姑妈，怒气冲冲。

　　怪不得我父亲。丹城靖安街166号门牌的旁边，被人钉上了一块同样大小的木牌。门牌号上面是蓝底白字，而木牌上面有人用毛笔写上了八个字：反动旧军官聂保修。黑色的墨迹，深入到木头的内部，更浸透进父亲耻辱的记忆里。1960年，17岁的父亲考上大学，以为人生从此前程似锦，可最终却被政审给卡了下来。父亲与他梦想的大学失之交臂，这件事给他的打击非常的大。不过父亲并未因此气馁，参加工作以后，他非常上进，每年必写两次入党申请书，用钢笔工整抄写，像印刷体一样，但由于祖父的影响，他进步缓慢，一直到38岁我祖父回来前，才被提拔为丹城文化馆的馆长，入党问题，则拖到了40岁才解决。

　　父亲也有一张40岁时的照片，是他为了纪念自己加入组织特意拍摄的。照片上，父亲穿着四个口袋的蓝色涤纶服装，表情严肃，正襟危坐。同样是40岁，照片上父亲的那张脸与祖父的无法相比，尽管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庆贺的日子，但我父亲在面对镜头时，依旧习惯性地紧锁眉头。在我的印象中，他这一生眉头从来没有松开过，就像是谁用线把它们缝合在一起。永远的心事重重，让照片上的父亲看上去一副倒霉相。

　　也许是高中时代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让父亲骨子里一直自命不凡。他总觉得，要不是受我祖父的影响，他当年顺利地进入大学，以后的人生不知道会怎样的飞黄腾达。但是在我看来，祸兮福所倚，以父亲不甘寂寞的性格，他要不是家庭出身不好，那么肯定会在后来的“文化革命”中成为一位造反派，参加丹城惨烈的武斗，说不定早已死于非命。如果他早生几年，我猜测他会因胡说八道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丹城偏远的金沙农场去挖矿洞，而以他心高气傲的脾气，我怀疑他活不出来。但是我父亲不这样看，他一直把人生的不如意归罪于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有的时候，他的责怪毫无道理。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我抱怨说：“抗战胜利那年，你祖父要不带回那几百块大洋，你奶奶就不会去买那几十亩土地，就不会被划成地主！就不会在1951年自杀，我也就不会小小的年纪就成为孤儿。”

　　父亲不明白，人生不存在如此多的假设。

一九八一年 丹城

祖父是1981年的最后一天重返丹城的。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元旦前一天，我通常都要失眠，不知道这种怪癖什么时候养成的，但它似乎从我大姑妈病逝后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等家里有了电视，尤其是当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站在岁末的演播台上倒数数字时，十、九、八、七、六……每一个数字的声音，都像是一把铁锤，重重地敲打在我心上。不是幻觉，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身体内部传来的钝痛。也许我是个对时间特别敏感的人，总是喜欢为自己的人生倒记着时间。

　　从祖父伤愈回到部队时算起，到他重返故乡，他离开丹城将近40年。几十年来，祖父消息阙如，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下落。眺望长梦的另外一头，30多岁的祖父，怀着未尽的报国情怀重回战场。大姑妈生前不止一次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她说，作为丹城的抗日英雄，县政府在祖父伤愈后，专门派了两名警员护送他回昆明。

　　“你爷爷，戴着红花，骑着高头大马，穿着笔挺的军装，从丹城的东街走过，”大姑妈说，“威风得不得了！”

　　每一次，当大姑妈向我描述当年祖父伤愈重返部队的情景，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有一首陕北的民歌在我大脑深处响起。嘹亮的女声，清脆、干净、婉转。“戴红花，挎长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黄埔十一期的祖父，军校出来以后进入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系列，1937年抗战开始的时候，他是国军的连长，骑着一匹枣红色的战马，走过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国军连长，通常都会配一匹战马。“一开始骑马的时候，兴奋、紧张，大腿紧紧夹着马背，可用不了两天，大腿内侧的皮肤会被马背磨破，到时候疼痛得不行，肿胀，走路得分开双腿，像螃蟹。”祖父说，“只有当伤疤结痂，起了老茧，骑马才不是一件让你害怕的事情！”

　　我曾经想象过，钉了铁掌的马蹄敲打在东街的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晨光从街边房屋的裂隙中照射过来，将祖父骑马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在石板上。不是每一个人离开故乡都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县长礼贤下士，亲自为他牵马，而那些欢送他的人跟在马匹的后面，小心地挪动着步子，害怕踩到祖父投在石板上的影子。偶尔，鞭炮会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炸响，红色的纸片散落在路边，有如春天里的一地桃花。习以为常的战马还是会受到鞭炮声轻微的惊吓，头扬起来甩了甩，发出粗重的鼻息，而骑在马上的祖父目光笃定，凝视着远方。

　　大姑妈病逝之前，我曾坐在她的病榻前，听她讲述祖父伤愈归队时的情景。医院的病房，到了夜晚格外地安静，整个世界只剩下大姑妈缓慢讲述的声音。时空这时被轻松穿越，我幻想着数十年前，祖父离开丹城重返抗日战场那感人的一幕，突然感觉到1943年夏天的英雄，欢乐的送行场景中，有种壮士去兮不复回的悲壮。

　　1981年，重返故乡的祖父已年过古稀，到家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佝偻着身子，戴一顶洗得发白的蓝色遮阳帽，帽箍由于头油的浸染而色泽沉淀。他的目光警惕而又胆怯，与大姑妈描绘的气宇轩昂的祖父反差极大，让我十分失望。

　　那一次回到丹城，祖父不是从当年离开的东街返回。1942年丹城人为了欢迎我祖父回来，在城外七里半用松枝绑扎的牌坊，早已烟消云散。甚至当初他返乡时拍摄的黑白照片，也因为家人不敢收藏，失散在了历史的大风中。重新回到丹城的那一天，祖父是在北门的汽车站被抛下之后，背着用油布包裹好的被子，提着一个灰色的提包，晕头转向地在车场里绕了好一阵，才落寞地在他人的引导下，穿过背街小巷，穿过他隐约熟悉的往日生活和残存记忆，暗淡地回到童年生活过的靖安街。那条街在他离开故乡后的几十年，曾短暂更名为红卫路。站在过去的故居前，祖父傻眼了，一个热气腾腾的餐馆，玻璃窗后人影幢幢，红光满面的食客被灯光笼罩，祖父抬起头来，像一个乞讨者，他看了看门顶上方用隶书写就的招牌：“南翔饭店”，又满腹疑虑回过头去看了看身后，担心自己走错了地方。

　　地点没变，是时代变了。祖父年幼时生活的老屋，1951年被充公。一个占地几百平米的四合院，街道居委会曾组织人在里面开办过南和酱菜厂，后来又改办为红卫旅舍、南翔饭店。就在七八个从南郊农村招来的酱菜厂工人入驻院子的前一个月，祖父的母亲在东厢房吞下了核桃那么大的一坨鸦片死了，而祖父的妻子，也就是我的祖母，在把婆婆安葬之后，吞下了比鸦片更致命的水银。那年的深秋，如果祖父在他的申诉材料中所说的一切没有虚构，那么当他的两个亲人在丹城去世的时候，祖父正在缅甸的丛林中艰难挣扎。

　　祖父当年为何会去缅甸，他一直拒绝谈及。但我知道，在他此后的人生中，祖父一定会在静寂的夜晚，回想起1950年初，他渡江前往缅甸的情景。站在橄榄坝的澜沧江边，黑夜如幕，何去何从，祖父得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一月的橄榄坝，空气潮湿，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隐约传来，理智和情感都告诉祖父应该留在北岸，可是理想主义者，总觉得要完成组织交给的最后的任务，他身不由己迈动双脚，跟着杂乱的国军残部，踏上了驶往对岸的木船。那个时候，尾随而来的解放军正靠近橄榄坝，只要他们早几个小时赶来，祖父的后半生，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让祖父没有想到的是，当他的脚跨上那只晃动的木船，他回到故乡的时间，比预计的晚了30多年。

　　南翔饭店的开办地点曾经是我们家的祖屋。我出生的时候，就住在饭店隔壁的窄楼上，当时还是红卫旅店。记忆中，前来旅店投宿的人很少。旅店门外有一排梧桐树，夜里有汽车缓慢从街上驶过时，车灯会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射到旅店临街的木质墙面上，那些树影会随着汽车的移动而变化，有如默片的一个场景。那是真正的默片，很多时候在里面看不到一个人。记得我进初中的那一年，父亲在单位要到了两间平房，他不顾我母亲的反对，果断把靖安街的房产以500元的低价卖掉。似乎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就想摆脱那座老屋，就像摆脱一段他不愿意触及的历史。

　　1981年底祖父来家里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中，梦想着2年以后，能考上大学，远走高飞，离开整天脸上愁云密布的父亲和唠叨的母亲。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沉闷的傍晚，居委会的宋委员带着背着被盖的祖父来到家里，他看上去猥琐，胆怯，一脸的倦容，蜷缩着坐在屋子的角落。从大人们的交谈中，我才知道聂保修还活着。那个时候祖父刚过70岁，但一头枯焦的白发，像冬天染霜的衰草，看上去比80岁的人还要苍老，给人的感觉是刚从某一座坟墓中爬出来。

　　父亲之前可能已经得到消息，此前的几天，他一直在唉声叹气，很晚了还与我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家里的住房紧张，除了我之外，还有个读初中的妹妹。没有办法，父亲只得把祖父安排住在楼下的炭房。

　　丹城的冬天寒冷，每家都会备上几百个蜂窝煤过冬，父亲的单位在家属院靠围墙的地方，修了一排低矮的炭房，每家六七个平米，主要用来放置过冬的煤炭或者其他杂物。祖父的床就支在我们家的蜂窝煤旁边。简易的床，两根条凳上放了一副别人不要的门板，凹凸不平，还是我找了些纸箱拆了垫在门板上。

　　祖父依然活着，我感到挺高兴，一段缺失的历史被弥补起来，但这个事实却让父亲沮丧和绝望。他一辈子最想摆脱的就是出身，摆脱未曾见过面却如影随形的祖父，哪想他人生即将迎来春天的时候，祖父却回来了。我能理解父亲的愤懑。在祖父回来之前，他刚被提拔为县文教局的副局长，人生道路愁云密布的前方好不容易露出一线曙光，祖父这个“历史反革命”回来，让他的仕途又充满了变数，因此他根本不在乎邻居们的非议，固执地让祖父住在炭房，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来划清他与祖父的界线。

　　丹城阴冷的冬天，有时会一连下上几十天的冻雨。祖父回来后，很少出去走动，也没有什么人来看他。等他带我去丹城西郊的聂家湾子看望祖坟时，已经是清明过后的事了，公路边的包谷长有半人高，摇曳铺陈到远处的山脚。一路上祖父的话很少，也许是他回到丹城后，才发现自己在故乡不再有朋友和亲人。即使有，可能内心也不愿意再去相认。我那时年轻，无法体会祖父内心的悲凉。

　　在丹城，冬天的寒冷也是一点点积攒下来的。石棉瓦上的冰冻最初像刷上的一层桐油，渐渐地色泽变深。祖父刚回来的时候，整天睡在床上，蜷缩在被窝里，像一只冬眠的熊。我不知道他是真睡过去，还是在闭着眼睛清醒地回望自己的一生？重返丹城之后巨大的失落中，他还会不会去回忆1942年夏天他回故乡的情景？

　　作为身负重伤的抗日英雄，丹城的人们为祖父在抗日战场上英勇表现感到骄傲。大姑妈曾经一次又一次说起过，祖父回来的那天，丹城的人们扶老携幼倾城而出，一直在城东的七里半等候祖父，而欢迎他回来的锣鼓声整整响了一个下午。

　　自从祖父的母亲和我的祖母离开人世之后，大姑妈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城南要修一条水泥马路，大姑妈得把那些盆大的石头，用锤子敲打成核桃大小的公分石挣钱，一立方公分石可以挣得八毛钱，但得足足敲上两天。先用大锤把巨石砸小，再用一个汽车废轮胎制作的绳套，套住碗大的石头，再砸小到荔枝一般大，不让它因锤子的打击而四处乱窜。二姑妈和我父亲，放学以后也会来到城南的一个仓库敲核桃挣钱。把那些核桃仁从坚硬的壳中剥离出来，可以获得很微薄的一点酬劳。蝴蝶状的核桃仁，父亲曾说他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塞一块进嘴中。不能说话，上下颌咬下的幅度要小，弥漫在齿间的油香，能够清晰地感觉得到。

　　大姑妈生病以后，回到丹城住院。那时我刚好初中毕业，整天无所事事。父亲小时候受惠于大姑妈的照顾，与他的长姐情感很深。他常常会让我母亲做一些好吃的东西，让我给大姑妈送过去。我那时还小，不明白大姑妈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那么频繁地提起我的祖父。大姑妈说：“1942年夏天，你爷爷回家养伤的时候，与他离家去抗日时已经判若两人。”当年那个体格健壮英俊潇洒的人变得骨瘦如柴，尤其让我大姑妈感到陌生的是，祖父回来的时候右手僵硬，手指蜷缩。

　　“是你爷爷在打台儿庄时负的伤！”大姑妈说。

　　我过去对这个事情深信不疑，以致于我在看电影《血战台儿庄》的时候，总觉得那些在硝烟中冲杀的士兵中，有一个就是我的祖父。

　　可是后来，等我见到祖父之后，才发现当年大姑妈的说法有误。

　　祖父对我说，1942年春天，也就是他回丹城养伤的几个月前，他随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在同古的那场惨烈的阻击战中，一块日本山炮的弹片击穿了他的右臂，弹片伤及了骨头，战场上的医疗条件太差，连基本的抗感染的药物都没有，受伤的胳膊很快发炎，伤口红肿，坏死和即将坏死的肌肉膨胀，皮肤绷得发亮，军医说如果不及时做手术，就很可能因败血症丧命。

　　祖父回丹城生活的时候，曾经在炭房里，给我看过他的伤口。那是夏天，气候炎热，炭房顶部的石棉瓦，阳光照射在上面，热量会缓慢向里面渗透，加之炭房里面空气又不流动，因而格外闷热，我只要进去呆十分钟就会觉得气喘不上来。但我不知道为何在如此闷热的房子里，祖父受伤的胳膊，却格外冰冷。他当时解释说，因为受伤的时候缺乏消炎药，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只能用电来烧死伤口附近的组织，结果神经和血管都被破坏了，手臂上没有血液流动，神经又失去知觉，所以手臂会常年冰冷。

　　在我看来，即使我祖父不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他也曾短暂地给我的家族和我的桑梓之地带来过荣耀。可是，这些荣耀我1943年夏天才出生的父亲并没有机会看到，否则他也许不会如此冷漠地对待祖父。作为见证人，大姑妈对我祖父的情感与我父亲完全相反，她常常会对我们回忆起祖父，并对讲述祖父的那段辉煌历史乐此不疲。活着的时候，大姑妈不止一次对我说：“你爷爷是一个英雄，那一年他身负重伤回家休养，县政府还专门写了一块‘护祐桑梓’的牌匾，敲锣打鼓送到家里来！”可惜的是，那块纪录我祖父英雄业绩的牌匾，后来因为破四旧，被人从大姑妈家搜出来，与无数的线装书和古字画一道，在丹城广场化成了熊熊烈焰。

　　1943年夏天，祖父养好伤离开丹城时，祖母正怀着我的父亲。祖父没有等到儿子出生，就迫不及待重返战场，对此，大姑妈说，我祖母并不抱怨，毕竟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匹夫有责。事实上，当祖父伤愈重返部队的时候，中日双方在战场上的情势已经悄悄逆转，他早一天晚一天归队并不重要。但让家人感到失落的是，祖父从此音信杳无，抗战胜利以后他也没有回来。当无数的家庭团聚，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我能想象祖母还有大姑妈内心的焦灼。当时有消息传来，说祖父跟随六十军去了东北，还在长春找了小房，祖母为此伤心难过。但不久以后，祖父寄回数目不菲的一笔钱，是那笔钱打消了她的顾虑。大姑妈说，家里是她的奶奶做主，老人家用那笔钱买了几十亩地，家里没有劳力，只有雇人租种，后来她的奶奶和母亲都被划成了地主。

　　在梳理祖父一生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年夏天，当祖父回到昆明以后，他返回的并不是原来的第六军。那支部队在第一次远征缅甸之后，撤到了四川自贡整修。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祖父返回昆明以后去了六十军。虽然说都是国军系列，却大不一样。第六军隶属中央军，而六十军则是地方部队，是云南人的子弟兵。事隔70多年，没有谁知道祖父当年是如何完成乾坤大挪移的，但我隐约感觉到，这件事情，与祖父申诉材料中一再提到黄敏文有关。

　　祖父说，黄敏文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云南大学的老师。

　　从第六军跳到第六十军，那应该是祖父人生的分水岭。此后，第六军里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叫聂保修的丹城人，他活下来的第六军战友，都以为他在缅甸回国的途中，丧生野人山。那是第一次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时的噩梦，野人山，成为一座杀人的坟场，如影随形的毒蛇、蚂蟥和疟疾布下了一个个死亡的陷阱，再加上饥饿，上万的远征军士兵们死于那个恶魔主宰的地狱。往往是，士兵坐在地上休息，就永远睡过去了，等他们的灵魂醒过来，肉身已经被食人蚁吞噬精光，只剩下一具具白骨，怀抱着那些在热带雨林中生锈的枪支。问题是从那个时候起，在六十军里，也找不到聂保修。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1943年祖父离开丹城开始，聂保修就失踪了。

　　但与此同时，一个名叫宁国强的人，出现在了六十军。

　　聂保修就是宁国强。难怪当年的祖母以及大姑妈后来的寻找会无果而终，就像一封地址写错的信，永远不可能寄到收信人的手上。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动荡的年代，国共两党惨烈搏杀，成千上万人离奇失踪，许多人死于非命。家人以为，祖父早已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一九八二年 申诉

东街光明照相馆的玻璃橱窗里，镶嵌着一位美籍华人的照片。时髦的花格子西服，金丝眼镜，往后梳得整齐并且泛着黑光的头发，富态的表情有几分倨傲。学校里的人都在议论着一位叫孔德林的美籍华人，六十军的少尉排长，1951年作为赴朝作战的志愿军一员，在第五次战役中失踪。都以为他牺牲在了朝鲜的白山黑水间，没想到30年后还活着，从美国衣锦还乡，据说是富翁，做石油生意，准备捐资100万，为丹城一中建一座图书馆。原来到美国那么好挣钱，人生远大的梦想，埋进了丹城一中许多有野心的孩子心中。

　　孔德林最终捐没捐钱建丹城一中图书馆，不得而知。我曾设想，如果祖父回来的时候不是像我后来见到的那样落魄，而是像孔德林一样衣锦还乡，那么祖父令人垂涎的财富，会不会让冷如灰烬的亲情，再度窜出熊熊火焰？

　　1981年底，年迈的祖父重新回到故乡丹城，但没有人关心他回来，包括我父亲与他的另外一个姐姐，也就是我的二姑妈——祖父今天唯一还活在世界上的孩子。1943年，祖父养好伤后重返战场时，二姑妈还不到4岁，她与我父亲一样，对我祖父毫无印象，而且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父亲早就死了。当祖父再次回到丹城的时候，二姑妈已经是一家毛纺织厂的工人，养了三个孩子，生活拮据，住房比我家还紧张。

　　就像是父亲的同盟，二姑妈对祖父也毫无感情。祖父住在我们家炭房的那两年，她只来看过祖父一次，提了两盒绿豆糕，还被我母亲克扣掉了一盒。

　　回来以后最初的那段时间，祖父整天躲在我们家的炭房里，只有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才会怯怯地上楼来，也不敢看我一脸严肃的父亲母亲。只有我的妹妹，到了逆反期，故意对祖父表示亲热，她是有意想气我的母亲。后来，祖父连吃饭也不上楼来了，妹妹乐意把饭给他端下去。那时我功课忙，与祖父没有太多交流，偶尔我去炭房，会发现他趴在床上，用一副围棋自娱自乐，头顶上是那个只有十五瓦的昏暗灯泡。天气暖和后，他会打开门，把床当成桌子，在上面用一本白底蓝格的信笺写申诉材料，信笺下面会垫上张蓝色的复写纸。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祖父都会出一次门，穿过旧日熟悉的街道，到位于毛货街的丹城邮电局寄信。我当时没有看他在信上写的是什么内容，也不关心他写的那些信最终都寄向何方。我更感兴趣的是看他在牛皮纸画的棋盘上，摆弄一些神秘的黑子白子。祖父曾经短暂教我下过围棋，但后来祖父不教了，母亲认为影响我的学习，她不止一次严厉地告诉我，要我不能去楼下的炭房找祖父。

　　父亲对祖父没有感情，母亲自然也对我祖父冷淡。而我对祖父总是充满好奇。他去日本的经历，他负伤的右手，他的戎马生涯和谜一样的人生，我都想了解，但祖父守口如瓶，很少向我透露。

　　记得父母没在家的时候，祖父曾跟我上楼看过一次照片。父亲收藏的两本影集里，有我祖母的照片，甚至还有祖父母亲的照片。小脚老人，端坐在椅子上，一旁是高脚茶几，上面放着一盆兰花，背景是一道拱门，以及后面由小桥流水和阁楼构成的园林。我非常奇怪，祖父在这个家缺席了40年，却能准确指出照片上的亲人，谁是我父亲小的时候，谁又是我的大姑妈和二姑妈。即使是在我父亲收藏的影集里，祖父也是缺席的，里面没有他的任何一张照片。

　　就是那次上楼看照片，我从父母的卧室抱出一只罐子来。那是一只瓷罐，白色的釉底上，环绕着罐体生长着四棵白菜，造型大气而生动，遗憾的是，在瓷罐的底部，并没署有窑厂的名字。身份不明的瓷罐，没有皇家的血统，很可能来自于民间。但我父亲一直把它当成是传家的宝贝，他说这是他的祖母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当我从罐中拿出一块绿豆糕来递给祖父时，他接过之后突然浑身发抖，绿豆糕掉落在地上，祖父抽泣起来，嘴张开，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当时我感到非常诧异，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祖父告诉我说，当年他的母亲，正是从这个“百财罐”里，拿出绿豆糕给他吃。这个相同的情景，勾起了祖父内心埋藏得最深的情感。

　　1982年初，也就是祖父来到我们家不久，就曾经告诉过我父亲，他是一名潜伏在滇军中的地下党员。对于祖父悄悄吐露的秘密，父亲根本不信，反而认为是祖父在监狱里关的时间太久，以致于神经不正常。“他要真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我父亲不止一次对我的母亲说，“我这辈子也不至于受那么大的委屈，过了不惑之年，才做了一个小小的副科长！”

　　祖父刚到我们家的那段时间，急于向我的父亲证明他的特殊身份，他甚至把黄敏文替他写的证明材料誊写了一份随时装在身上，而我父亲不知道谁是黄敏文，也不相信黄敏文的证明会有什么作用。他们父子的隔阂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深了。一个急于证明，一个根本不信，祖父又拿不出真正有说服力的材料。倒是我父亲的反驳比较有力。他说：“如果你真要是地下党潜伏在敌人心脏的特工，那么你失踪以后，政府完全应该把我们看成是烈士的子女给予照顾，可事实恰恰相反！”

　　祖父无言以对。从此，他不再说自己是潜伏在六十军里的地下党。但是他开始向组织写信申诉，尽管没有什么回音，祖父仍然坚持写，坚持申斥。

　　历史是一团乱麻。但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清理，许多人被时光掩盖的人生被重新厘清，不时有他人政策得到落实的消息传来，对祖父都是不小的打击。申诉信寄出，等待；再寄，再等待，祖父始终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等到云开雾散的一天。

　　我相信，1983年冬天祖父不辞而别，除了他的申诉没有得到最终的落实以外，很大程度与我父母对他的冷淡有关。亲人之间的冷漠，会比陌生人的冷漠寒冷百倍，那是凉到骨头里的彻寒。更关键是，那样的冷漠会时时提醒祖父，他给子女们的一生，究竟带来了何等难以挽回的影响。而祖父当年不厌其烦写申诉材料，是不是也是想证明，他并不是我父亲一生的耻辱，而应该是他迟到的骄傲？

　　与父亲不同，我对祖父没有什么成见。尽管在我小的时候，有孩子曾追在我的身后叫他的名字，让我难堪和羞愧。“聂保修！聂保修！”孩子们的叫声整齐划一，仿佛那个名字成为我身上一块难以洗净的黑斑。但我除了感到害怕和羞耻之外，对祖父并没有什么怨恨，何况在见到祖父之前，聂保修只是一个符号，我一直觉得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祖父回到丹城以后，我知道，他曾经悄悄到过靖安街，站在街斜对面玉皇阁飞檐下的阴影里，张望过祖屋。不知道他看没看见紧挨着门牌号的那块写有他名字的木牌？即使是房子易主，那块木牌也没有取掉，仿佛已经成为了褐色墙体的一部分。是忽略，还是有意为之，祖父秘密的身份，需要相反的物证来保护？只是祖父得承担由此带来的巨大委屈。

　　由于与祖父之间隔着一辈人，我与他相处，意外地有了可供回旋的空间。读高中的那两年，我几乎是家中唯一能与祖父交流的人，我吃惊他有如此丰富的学识，无论是地理、历史还是古文，只要我询问，他都能够给出让我满意的回答。尤其是对我语文课本上那些古代作家的名字，他可以如数家珍。那些对我来说生僻的文字，他总是不加思考脱口就能释义，比我们的语文老师强得太多。但是每当我提及他坐牢的事情，祖父总是会迅速转移话题，好像那是他一生再也不愿触及的话题。

　　祖父虽然与祖母养育了三个孩子，但是他的一生中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少得可怜，包括与大姑妈。这是祖父老了之后，难与子女交流的原因。

　　印象中，祖父的身上总是弥漫着一股神秘气息，让人迷惑。我读高二的某一天下午，祖父格外高兴，他说他的申诉有了反馈的信息，组织上答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兴奋的祖父喝了些酒，破例与我谈及他年轻时曾到贵州学习特工的经历。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只从大姑妈的讲述中知道他年轻时曾去日本留过学，上过昆明讲武堂，抗战中打过鬼子，却从未听过他学习过特工的事情。酒精瓦解了祖父的警惕，以致于他丝毫没有防范，对我表演了他隐藏的绝技。当时，祖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服，两个手肘磨破，用新布缝补过了。他把一把折扇当成了匕首藏在左手的手袖里，让我扮演被他暗杀的人，正从对面走过来。就在我在与祖父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他的左手腕突然转动，手中那把模拟成匕首的折扇与小手臂垂直，构成了90度的角，折扇头抵住了我的肋下，而他用僵硬的右手手掌，迅速拍在了匕柄的端头。

　　尽管祖父在施展他的暗杀绝技时已经有所节制，但我的肋下还是被折扇端头抵得疼痛难忍，我哎哟哟叫着，捂着侧腹蹲了下来。在祖父模拟暗杀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他一反常态，眼睛里精光四射，动作迅速而果决。祖父带着酒气告诉说，如果这把折扇是匕首，那么他的右掌用力一拍，就可以直接把刀刃拍进对方的肝脏里，然后握住匕首搅动半圈，顺势将左手肘抬起，就可将对方击倒在地，前后时间不超过五秒钟，就能完成了一次暗杀！

　　鞭炮从过年前几天就零星响起，到了除夕的那天，变得密集起来。在丹城，年夜饭前一定要炸鞭炮，天还没黑，远远近近传来密集的鞭炮声，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直至被彼此的声音覆盖，听上去如同急促的雨点敲打在铁皮鼓上。不知道这种习俗什么时候形成。遣鬼驱神的鞭炮，在弥漫着团聚气氛的除夕夜炸响，是否是为了扎上一道声音的围栏，将所有的不速之客隔绝在外？迎春的对联中间，门板上贴着两个面目狰狞的门神，既防四处乱窜的小鬼撞入，也让那些眷顾尘世子孙的灵魂望而却步。

　　地处高原，丹城的冬天寒冷，守岁的时候，一家人需要依偎一炉烧得通红的炭火来聊天，忆旧，重温往昔那些温暖的时刻。父亲母亲在除夕的这天夜里总是显得比平时和蔼，他们带着怀旧的口吻，谈及生活的不易，以及我与妹妹成长过程中的一些趣事。他们还谈及祖母，谈及已经去世的大姑妈，但他们没有提及祖父。

　　我对父母说，我相信祖父有他的委屈，否则他不会如此执著地写申诉材料。但我父亲根本不想谈及这个话题，也根本不相信阳光会照耀到祖父的头上。“你爷爷虽然曾经参加过抗日，还为此负过伤，”父亲很有把握地说，“但他在国民党部队里与共产党打了三年内战，再怎么落实政策，也不会落实到他的头上！”

　　“他亲口告诉过我，他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

　　“瞎扯，”父亲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愤怒，也许是考虑到除夕的气氛，他的语气随即缓和下来，“他怎么不说他是云南地下党的创始人？关监狱把他关出神经病了！”

　　“也许的确有什么隐情，”我抗辩道“否则为什么会把他放出监狱？”

　　“因为他太老了，想坐监牢人家也不要他坐了，”父亲气急败坏地说，“人家怕他死在监狱里麻烦，就把他赶了出来！”

　　每一次与父亲交流，总是很困难，固执的文化局长不知道他的儿子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看法。

　　祖父失踪以后，我父母有过一次寻找，可是那样轻描淡写的寻找，与其说是父亲因为担忧，不如说他是为了避免别人说他不孝。在与父母的交谈中，我甚至能感觉到，祖父的消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除夕的那个夜晚，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父母是那样的陌生和冷酷，不像是我熟悉的亲人。

　　祖父在返回丹城前，一直在一个叫大坪农场的地方劳动改造。从距离上来说，大坪农场离丹城并不遥远，不到300千米的路程，当年坐车也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祖父从不与丹城的亲人联系。我猜想祖父是担心他没有澄清的历史问题，会连累到我们全家。但父亲不这样认为，他说：“如果你祖父真这样想，他就会在出狱以后找个石头撞死，而不会又厚着脸皮回来。”

　　除夕夜，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躺在冰冷的被子里，我总是想起祖父的模样来，想他此刻究竟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还活没活着。闭上眼睛，我大脑的深处，他瘦削而单薄的背影渐行渐远。几个月前，就在我高考结束后的某天晚上，我到楼下炭房看望他，祖父曾经神秘地告诉我说，真相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他还许诺说，如果我真的考上大学，给聂家增光，那么等他落实政策，补发工资，他会每个月给我20元的生活补贴。

　　祖父失踪十多年以后，仿佛有某种预感，父亲中风之前的某一天晚上，破例与我聊起了祖父，这让我意识到，有一段尘封的历史即将被打开。在这之前，祖父、爷爷这样的称谓是我们家的敏感词。甚至祖父的名字聂保修，从小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刻意回避的几个字。我记得童年的时候，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告诫我说，如果有人问起你爷爷，你一定要说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在我15岁以前，祖父一直在我的生活中缺席，他是我的家中需要刻意隐瞒的不堪，记忆中没有值得怀念和感动的细节支撑，一度让我觉得祖父与祖母，虽然是我的亲人，可他们虚幻得就像是一段久远的传说。

　　没有想到的是，1999年初夏的某个夜晚，父亲竟然来到我的屋子，沉默了一会之后，他主动与我谈及失踪的祖父。那时候雨季已经来临，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潮湿的味道，屋子里的木门受潮膨胀，水气撑开的身体，让原本活动自如的门轴开关都变得凝滞和生涩。屋子外面，细细密密的雨下得均匀而又执著，落在了马路、草地和水沟里，而那些落在我房顶的雨滴，仿佛大战以后失散的士兵，在沥青涂抹过的屋顶汇合，又在顶缘的凹槽里形成小小的水流，最后从我窗子旁边掉落到楼下的青石板上，哗哗的雨水声掩盖了我父亲推门进来的声音。

　　我是感受到脖颈处传来父亲的鼻息才意识到他进来了。回过头去，我看见父亲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那时我正准备从父母家搬出去住，毕竟结了婚，又有了孩子，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有诸多不便。当时妻子带孩子回娘家去了，我的屋子一片混乱，床铺没有收拾，墙边堆着一捆捆打好包的书。由于我的屋子里只有一把凳子，我只有站起来把凳子让给父亲，自己坐在床上。我注意到，父亲那天进来的时候，手中端着一个茶杯，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就像父亲一生与祖父没有什么交流一样，我与父亲也彼此隔膜，没有倾诉的欲望，仿佛总在回避着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上一次与他单独坐在一起是什么时候了，再次近距离坐在一起，头顶白炽灯的照射下，我发现父亲像是突然苍老了许多，他头发花白，面部浮肿、暗淡，眼睛下面有因长期失眠形成的两个明显的眼袋，感觉就像是那儿挂着两个泪囊。

　　有一会儿，我望着他带进来的水杯发呆，红豆杉木制作的茶杯，据说吃了泡在里面的水之后，身体会百病不侵。水杯是我有一次到丽江旅行时带回来的，我还记得杯体上雕得有一幅寒江垂钓图，一个身披蓑衣头戴笠帽的人手持一根钓鱼竿，注视着眼前的一片开阔水面。

　　世纪之交之前的半年，父亲从丹城文化局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为闲职。最初，他根本无法适应轻松下来的生活，每天早起，做上班前的准备，却又因为到单位后无事可干而在办公室里不知所措。我知道，直到从岗位上退下来的前一天，父亲还一直觉得人生大有可为。的确，自命不凡的父亲在他职场生涯的最后时光，还向有关部门争取到了一笔经费，为丹城新建了一座少儿图书馆，他只是没有想到，自己的万丈雄心以及对未来的诸多规划，会因为档案上的年龄限制戛然而止。当年，因家庭出身不好，没机会进入大学读书的父亲为了早一天参加工作，私自改大了年龄。档案上的年龄，最终导致父亲提前一年多从实职岗位上退下，这让雄心勃勃的父亲很是郁闷，他想向组织申辩，诉说自己的委屈，但到了那个时候，父亲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了。

　　是否是这个挫折以及一次次无效的申诉，让父亲想起了祖父，从而愿意尝试着站在祖父的角度去理解他？其实，我之所以要租房子搬出去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父亲的抱怨与母亲的唠叨。所以，我很意外父亲会跑到我房间来，不习惯，屋子里的气氛让我觉得有些尴尬，而他似乎也有些难开口。奇怪的是，我在那天晚上变得非常有耐心，我给他的杯子里斟满了水，也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坐在他对面的床上。我知道，是因为我即将搬出去住，与父亲的对抗才突然减轻了。

　　父亲头发花白，这让我心里一阵难过，发现此前对他的关心不够，就像祖父多年来没有进入过父亲的生活一样，父亲似乎也从来没有真正走入我的内心。

　　我其实知道，我与父亲的冲突，在于他与祖父一样，都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是快到知天命的年龄，才发现理想主义者可疑，因为他们的身上，容易潜藏秘而不宣的专制主义的基因。年少的时候，每当我与他的愿望冲突，他总是讽刺我说以后干不了大事，而我则带有挑衅式的回答：“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干大事，我一生只想做小事！”与父亲的冲突导致我一生乐意碌碌无为，我似乎是决心以我一生的平庸，来反击父亲对我的严苛与厚望。

　　大学毕业以后，父亲曾希望我进入党政机关，尽快结婚，以便可以一门心思在仕途的大道上阔步前进。父亲也许是想让我替他重新活一次，但恰恰是父亲过强的愿望，让我内心产生了抵触，并且在与他的对抗中，感觉到了隐隐的快乐。分配回丹城以后，我有意违忤父亲的愿望，选择了一条与他的期待背道而驰的道路，做了一名历史老师，还找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姑娘做了妻子。在父亲看来，我的人生是如此的懒散和无所追求，我们父子之间的矛盾从我结婚后也变得越来越深。

　　出乎我意料的是，父亲进来以后，与我谈起的竟然是祖父。“你爷爷，他好像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父亲面带歉意地说，“也许，真像你爷爷所说的那样，他需要落实政策，是我们误解了他。”

　　交谈中，我发现父亲在谈论起祖父的时候言语中充满愧疚。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父亲在我面前不再直呼聂保修的名字，而是说“你爷爷”。

一九九九年 寻找

祖父当年是如何的绝望，才让他在人生的暮年，做出如此肝肠寸断的选择。他像一只预感到大限的猫，离开前，小心擦拭掉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一切痕迹，而我父母在祖父消失以后所谓寻找，其实就是做做样子，他们潦草地张贴过几张寻人启事，甚至，都没有把祖父失踪的事情，告诉在外地读书的我。

　　十多年以后，我之所以重新想起要寻找祖父，完全是因为中风的父亲。我与父亲一生隔阂，彼此都不愿意了解对方真正的内心世界。但作为儿子，我知道祖父如果真是潜伏在敌人阵营的地下党，对父亲来说意义重大。我希望阳世的谜底解开，从而让将来，他们父子在阴间相遇，能够握手言和。

　　不知道去哪儿求证祖父地下党的身份，无数的典籍、档案、纪录消失在晦暗的时光中。世纪之交的1999年，祖父的同龄人大多已作古，我在昆明市中心的弥勒寺找到了云南党史研究室，接待我的是一位50多岁的大姐，善良，友好，当她得知我祖父十多前年走失，答应尽可能的帮助我。她认识我祖父一再提及的黄敏文，可她对我说，当年的地下组织，为了安全，通常都是单线联系，如果黄敏文还活着的话，事情会好办一些，可黄敏文都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他如何来替你祖父作证？

　　“我祖父曾经保存着黄敏文写给组织的一份证明材料，”我对党史办的大姐说，“记得我祖父说，当年，就是因为有那样一份证明材料，他才从劳改农场释放的！”

　　“那黄敏文写的那份证明材料还在不在呢？”

　　“那份材料祖父总是随身带在身上，生怕给掉了！”

　　“这就比较难办了，即使是真有黄敏文的证明材料，那也不足以证明你祖父的地下党身份，还需要有其他的证明人，这个事情很复杂，也很麻烦！”

　　“是很嘛麻烦，”我说，“祖父失踪之前，一直在给组织写申诉材料，但一直到他走失，都没有任何结果！”

　　“你祖父都已经失踪十多年了，”党史办的大姐不解地问，“人都可能早死了，证明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位于弥勒寺的云南党史研究室出来，正值中午。昆明冬天的阳光明亮，城市在它的照耀下，喧嚣中有着异样的寂静。我穿过马路，经过几棵巨大的桉树，有些恍惚地站在人行道边的公交车站牌下。绿色的公交车一辆接一辆驶过，我不知道自己要去那儿。我的身后，一位手握摩托罗拉手机的中年男人镶嵌在避雨棚下面的橱窗里，手机广告的右下角，我在橱窗玻璃上看到了一个办证的电话号码。我甚至想，能否请那些制作假证的专业人士，为我失踪的祖父做一个身份证明？

　　远远望去，绿色的水塘几乎静止，但是走近仔细观察，平静的水面其实泛着细小的涟漪，水的皱褶中，藏着肉眼难以观察到的小秘密。在喧嚣的城市楼群间，海鸥盘旋着，像灰白色的福报不断降临，落在塘埂、桥头的栏杆和水面上。偶尔，它们会整齐划一从水面上起飞，就像是有人发出号令，而那个被蓝藻污染了的水塘，转瞬间成为它们自由起飞的机场。

　　我在大观河旁的五一巷找到了安青。那是1999年的冬天，之前的半年，父亲中风，从脑部溢出的血液淹没了他主管语言和行动的区域，抢救过来以后，他已经很难正常表达，说话含混不清，听上去像是在说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而且行动从此变得迟缓，像一个木偶人。所幸的是他的记忆区域作为大疾之后的幸存地，还能清晰地保存着他的人生档案。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在临近退休的时候，父亲曾经有个打算，他想等卸下工作担子之后，去寻找我失踪的祖父。但随着他中风，父亲的愿望只能由我来帮助实现了。

　　就在父亲中风后的某个晚上，他让母亲打电话叫我回家，瞬间老掉的父亲，让人心生悲悯，我觉得他似乎比我失踪的祖父还要苍老。即使是在家中，父亲的行动也要借助轮椅，老掉的婴儿，坐在我的对面，嘬着嘴，费劲地发出一些无法听懂的音节，只有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母亲，才能从父亲的嘴形上，猜测出父亲要表达的含义。充当翻译的母亲告诉我说：“你爸爸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啦，总是提起你爷爷，他都失踪十几年了！”

　　那天我离开家之前，父亲颤颤悠悠递给了我一封信，那是安青在我祖父失踪之后，从昆明寄给我父亲并请他转交给祖父的，信已被我父亲拆开来看过了，主要是询问我祖父回到丹城后的情况，同时也有对他们30多年后重逢的感慨。看得出来，尽管信中没有什么热烈的词句，但能感觉得到，安青对我祖父的确有很深的感情。

　　母亲曾经悄悄地告诉过我，父亲曾经把安青寄给祖父的十多封信烧了，我这才知道，不仅是祖父想擦拭干净他留在这个世界的痕迹，父亲也想。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疏忽，父亲在他办公桌抽屉里，保留下了一封安青写给祖父的信，直到从岗位上赋闲下来，在收拾办公室时才发现。就是这封信，为我后来找到安青，留下了难得的蛛丝马迹。

　　我上昆明寻找安青之前，曾经仔细研究过那封信。发黄的信封是自制的，信封的左下角，寄信人用钢笔画了一小幢房子、一条小路和一排栅栏作为装饰，而丹城邮局的邮戳，恰巧就盖在那个房子上，时间是1984年1月15日。

　　因为年代久远，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暗淡，我在昆明城里找了一个又一邮局，请他们帮看看寄信人的地址。模糊不清的字迹，没有确切的指向，也让一个个邮递员看过之后，不断地摇头。最后，是在新闻路邮局，一位年纪比我还大的邮递员，如同检查一张钞票的真伪一样，不断调整着信封的角度，是他认出那几个模糊的字：“大观路五一巷”。

　　沿着一条长长的通道走进去，两侧是红砖砌成的围墙，每隔十米，围墙上就会出现一块两三平方米大的画，城市的墙体装饰，上面画渔舟唱晚、大理三塔、西山龙门、建水古城楼，大约是想把云南声名遐迩的景点，囊括其中。安青所住的屋子，就在这条小巷的尽头，那是一处占地七八亩的小院，里面有六七幢五层楼高的红砖房，是过去师范学校的教工宿舍，夹在附近几幢几十层高的巨型商住楼中间，显得格外的低矮、卑微和落寞。值得庆幸的是，安青所居住的那个小院，在昆明城肆无忌惮的改造中得以保留下来，否则只凭一封信和信封上留下的模糊地址，我很难在日新月异的昆明城里找到安青。

　　世纪之交的那一年，当我找到安青的时候，老人已有70多岁了，头发花白，梳了一个上海头，这使她的面孔看上去显得圆润而年轻。富态的老人，皮肤很好，白里透红，脸上几乎没有那个年纪的妇女容易沉淀的黑斑，我猜测她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美人，否则以祖父的见识，也不会背着我的祖母，和她有那么一段难以割舍的感情。照顾安青起居的是她的大女儿，一个40多岁的中年女人，沉默得几乎安静，是她告诉我说，自从她父亲查老师走了以后，母亲安青迅速苍老并且出现了抑郁症迹象。

　　我掏出那封信递给了安青，望着自己十六七年前写的信，她的表情有些困惑。但是当她抽出信纸来，还没看完信，我看见她的手开始抖动起来。

　　“宁国强，噢，聂保修是你什么人？”

　　“是我祖父！他1983年冬天走失，后来就再也没有找到他。”

　　“1983年冬天？”安青的目光离开信纸，抬起头来望着窗外。

　　“是1983年冬天，”我说，“我就是那年进的大学，寒假回家，祖父已经走失了，所以印象深刻。”

　　安青把头低了下来，好长时间没有说话，看上去像是在打盹。突然，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1983年冬天我在昆明见过他，那年的雪真大！”

　　我与安青聊祖父的时候，她女儿不时会走过来，往我空掉的茶杯里添水。我一开始以为，安青的女儿不会知道我祖父与安青的关系。来找安青的时候，我编了一个自以为令人信服的理由。我说我的姑妈，也就是我父亲那个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姐姐，她去世了。而在去世之前，她嘱咐我上昆明来时一定要给安青阿姨，她曾经的中学同学带一点家乡的特产——天麻。安青的女儿一开始相信了，她甚至还找出几本陈旧的相册，想让我在她母亲的那些青春合影中，找到我的姑妈。我的这个谎言后来肯定穿帮，当安青的女儿知道我来自于丹城，又知道我姓聂的时候，神秘地笑了笑说，你是聂保修的孙子吧？

　　祖父1983年冬天走失以后，来到昆明并见过安青，这让我有些微的安慰。听安青说，我祖父当年在昆明住了几天，后来他离开昆明的时候，告诉安青说他回丹城了，但事实上祖父并没有回去。尽管此后安青再也没有祖父的消息，她还是连续给我祖父写了好多封信，但从来没有只言片语的消息反馈回来。当安青患了抑郁症以后，她忘记了我祖父从来没有给她写过回信，有的时候她会把我祖父的照片拿出来，放在书桌上仔细端详。女儿由此知道了母亲的心事，似乎也非常理解母亲的行为。每一次，安青把写给我祖父的信交给女儿，总是吩咐她要把信投到邮局的邮箱。

　　“路边上的邮箱我不放心，”安青告诫她的女儿说，“我担心他收不到！”

　　谈及我的祖父，安青的女儿说：“我妈总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几次，她在信封上写的是寄给宁国强，可等我把信投到邮局以后，她又让我把信找回来，说是要把收信人宁国强改为聂保修，否则信寄不到，我这才知道我妈与你祖父的关系。”

　　我不知道该称呼安青阿姨还是奶奶，与祖父的特殊关系让我在称呼她时心里有了顾虑。“还是叫阿姨吧！”安青的女儿说。

　　“阿姨寄给我祖父的十多封信，”我说，“他一封也没有收到，那次上昆明来见阿姨之后，他就再没回丹城了！”

　　“难怪我妈从来没有收到你祖父的回信，”沉默了一会，安青的女儿带着遗憾的口吻说，“我妈与我爸一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俩人的通信加起来可能都不到十封。”

　　“我祖父可能都没有给我祖母写过信！”我说。

　　坐在安青的家里，当她的女儿告诉我说她知道母亲与我祖父的关系时，我感到特别羞愧，仿佛是我做了一件特别对不起她的事情。另外，在安青家的那些旧相册里，我见到了查老师的照片，收藏旧时光的黑白照片，有单独的，也有与安青一起照的。仅从照片上看，查老师的年龄也比安青大得多，而且奇怪的是，查老师看上去，与我祖父长得有几分相像。

　　“我父亲也去世好几年了！”安青的女儿说。

　　前来寻找安青之前，我曾计算过他们彼此的年龄，也曾在见到安青之后，问过老人与我祖父是怎么相识的。但安青一直语焉不详。不过我后来还是从她的只言片语中，梳理出了他们相识的过程。

　　安青原本是省立昆华女中的学生，绸缎老板的女儿，1944年，她17岁的时候，报名参加了抗日战地服务团，在滇南重镇蒙自认识了我祖父。那一年祖父只有30多岁，英气勃发，脸部在经过一次次恶仗之后变得有棱有角，再加上因抗战而残疾的右臂，让安青对我祖父一见钟情。那一天，坐在安青家的客厅里，老人听说我是聂保修的孙子，目不转睛地注视了我好一段时间。她的表情一开始冷淡，目光也冰冷，带着难以掩饰的警惕、防范与审视，这让我感到有些紧张和尴尬。幸好老人的表情后来变得柔和了，也许是安青的记忆复苏，我听见她自言自语地说，没错，你应该是宁国强的孙子。那一瞬间，我不知道安青是不是从我向中年过渡的脸上，看到了当年祖父的影子。

　　在安青那里，我得到了确认，聂保修就是宁国强。但她也不清楚，祖父为什么要把聂保修改成宁国强，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认识我祖父的时候，只知道他叫宁国强。“1983年冬天，”安青说，“事隔30多年以后见到你祖父，他才告诉我，他的原名叫聂保修！”

　　“至于他当年为什么改换名字，”安青又说，“也许只有你祖父才知道。”

　　“会不会与他加入云南地下组织有关？”我问。

　　“黄敏文可能会知道！”安青说。

　　我因此见到了祖父留在安青那儿的申诉材料，厚厚的十多封申诉信，不是原件，而是用复写纸誊写的，上面的确是我祖父的字迹：硬朗、狭长，笔画的转折控制有些吃力，是用左手写的。祖父在材料中说，黄敏文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他潜伏到六十军后联系的上线。如果祖父的申诉材料属实，那么1943年，祖父在黄敏文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共的地下组织。那个时候，云南地下党对滇军的秘密渗透工作已经开始，黄敏文通过关系，让祖父去了六十军。但当年祖父是如何认识黄敏文的，黄敏文又是如何发展他为党员的，祖父的申诉材料里并没有详细说明。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祖父就成为了两个人，在故乡亲人的记忆中，他叫聂保修；而在六十军中，大家叫他宁国强。

　　在安青的家里，我不仅看到了祖父写的申诉材料，还看到了安青给祖父照的照片——那张祖父身穿国军上校军服的照片。在经历了肃反、反右、四清、文革……一系列的运动之后，安青依然设法把它保存了下来，这让我有些感动。

　　后来我书桌上放的祖父照片，就是安青保存的那张照片的复制品。那是我再次去看安青的时候，她送给我作纪念的。我记得在把照片递给我之前，安青长时间凝视着照片，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我还记得安青在看照片上的祖父时，表情柔和，含着淡淡的笑意，用两只手的拇指与食指捏着照片的下角，在自己眼前慢慢推远，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停住，她的双眼眯着，一动不动，仿佛回到了1950年春天那个让她留恋与缅怀的日子。

　　“你爷爷年轻时长得可真帅！”安青轻轻感叹说，“1983年冬天我再见到他时，老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第一次去家里看望她之后没几年，安青的身体急转直下。当我把电话打过去之后，她的女儿在电话中对我说，她母亲抑郁症更严重了，拒绝与人交流，但是不时会提到我，说宁国强的孙子为什么不来了？

　　我能感觉得到，安青的女儿对我去看望她的母亲并不拒绝。有一次，她曾经在送我出门的时候，有些伤感地对我说：“我爸与我妈一起生活了30多年，两人相濡以沫，可到头来她最怀念的，竟然会是你的祖父！”

　　谁都没有想到安青的生命力很顽强，此后又摇摇晃晃活了好些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安青已经是86岁的老人，搬了家，与女儿一起住在滇池路的阳光花园小区，我费了很大的劲，找了一个又一个人询问才找到。那个时候，我的年纪，与祖父20世纪50年代初离开安青时一般大了。基因的力量这个时候显现出来，让安青女儿意外的是，她母亲见到我之后，主动与我打招呼。

　　“国强？”安青当时目不转睛盯着我看了一会，才抱歉地笑了笑说，“哦，是国强的孙子！”

　　之前，我每次从丹城去昆明，如果时间允许，我都会去看看她，顺便也从她那儿打听一些我祖父的事情。安青的女儿发现，每当我去的时候，原本沉默不语的安青会变得健谈，完全换了个人似的。不止一次了，安青说我长得特别像我祖父，她端详着我说眼眉像、鼻子像、嘴也像。距离太近，近到我能从安青的眼中，看到她怦然心动的目光，和这目光后面刻骨铭心的往昔。

　　最后一次去看安青，她大病初愈，尽管是夏天，可她坐在那个可以晃动的藤椅上，膝上覆盖着一床薄薄的小花棉被。我们的交谈无一例外地又会绕到我祖父身上。令我吃惊的是，安青虽然老得行动都不太方便了，却能够清晰地记得与祖父在一起的许多细节。甚至，她还告诉我1983年冬天，我祖父来昆明时，他们俩人在拓东路南诏旅馆楼上相会的情景。

　　提起那年冬天与我祖父再次见面，安青变得话多起来。“我们一起在拓东路的那家旅馆聊了一夜，”安青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一夜未归，查老师又不知道我去哪里了，急得差点去报警！”

　　“可那个旅馆被拆掉了，就在拓东体育场后门的对面，现在那儿建起了一座博物馆！”安青有些怅惘地说。

　　我很意外一个患抑郁症的人，在回忆起我祖父的时候，记忆会如此清晰，而且表述准确，这让我怀疑，安青所谓的抑郁症，是否是她要在有限的记忆里，适当地屏蔽掉一些东西，以便为她更为珍视的隐秘生活，留下可供回味的空间？

　　那年冬天，强大的寒流翻山越岭一路南下，丹城迎来了数十年最为寒冷的冬天。而在离丹城数百千米以外的昆明，也下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大雪，气温降到零下六、七度。劫后重逢，漫长的时光并没有让他们两人感觉隔膜和陌生。当天，两人就那样躲在拓东路那家小旅馆，围着一盆炭火叙旧，依旧有说不完的话。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爷爷！”安青说。

　　也就在我最后一次见安青之后没两个月，她就去世了。安青的女儿后来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她母亲是在睡梦中走的，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

　　遗憾的是，我没能参加安青的葬礼，我在接到她女儿电话的时候，正在上海出差。准确地说，正坐在外滩的河堤上望着江水发呆。不远处，一艘停泊在水中的轮船好像要起锚，我听见它“呜”地叫了一声，声音浑厚而沙哑。伴随着船鸣声，我看见船体明显震动了一下，船尾的烟囱喷出一团黑烟，当船身扭动起来的时候，江水中的浪头变大，跳跃着过来，有节奏地拍打着我身边的堤岸，发出“叭叭叭”的声响。挂掉安青女儿的电话之后，很奇怪，我竟然想起了祖父那个灰色提包上的白色图案，而且觉得祖父就藏在外滩的某个地方，偷偷地从身后打量着我。

　　后来当我再次到昆明的时候，我特意去了安青的安息地金宝山。去之前，我在国防路的花店，买了一大束黄色的“懒梳妆”。

　　给祖父秘密的女人献花，我像是一个隔世的偷情者，内心有种穿越时空的惆怅与不安。站在山上往下眺望，滇池的水面有几个巨大的圆形图案。半个小时以后，当我驱车驶临湖边，近距离察看，我才发现圆圈里面生长着用以净化水质的水葫芦。蓝色的花朵从生机勃勃的绿色叶片中窜出，小小的火焰，在水面一样的天空星罗密布。如果还能找到祖父的话，尽管这个希望已经非常渺茫，我会把他也埋在金宝山，我估计祖父会喜欢。那个公墓的位置就在西山龙门往南走七八千米，隔着一片宽阔的水面，对岸就是高楼林立的昆明城。祖父也许不知道，金宝山是滇池边最大的一个公墓，有十几万人埋在那里，入口处还修建了一个用于超度魂灵的空心佛塔。尖顶的鎏金佛塔，那里面终年回荡着寺庙清冷的音乐。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站在金宝山那些林立的墓碑里，隔着滇池眺望对岸，我就会觉得金宝山是另外一个昆明城，而无数的人正从对岸的那座城市踏波而来。

一九八三年 重逢

不知道1983年冬天，祖父离开丹城来到昆明，是怎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旧日相好安青的。事隔多年，昆明城早已面目全非，祖父当年在盘龙江边购置的房产也几次易主，曾经生活其中的安青早已不知去向，但是这并没有难倒我祖父。安青说，她当时刚刚退休，有一天早晨外出买菜回来，竟然在门上看到我祖父留下的纸条，惊得手中的菜全掉在了地上。安青的吃惊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没有任何消息，她早已接受了我祖父不在人世的现实，而对于一个亡灵的突然来访，没有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处之泰然。

　　“幸好是你爷爷留下了纸条，”安青笑了笑说，“要是回到家里突然看到你爷爷宁国强站在门口，没准会被他吓疯！”

　　“当然，你爷爷不会那样做的！”安青又说。

　　在安青眼里，我祖父宁国强是这个世间最体贴入微的男人，直到她的晚年，安青依然把与我祖父相遇相识看成是一生的幸运。

　　我想起了祖父那一年来到我们家的情景。说实话，我很难将我见到的祖父，与安青保留的照片上的那个人等同起来。时间和命运是两把雕刻刀，祖父在它们的合谋下，早已面目全非。

　　但是，对于几十年来一直惦念着祖父的安青，祖父的再度出现，对她来说真是悲喜交集。我祖父留下的那张纸条，被安青小心放在钱夹的内层，接下来的那天夜里她一夜未眠。那时，安青与查老师早已分床睡，整个夜晚，她不时扭开床头的台灯，拿出钱夹，借着光线一遍遍看我祖父留下的纸条，就像一个怀春的少女对待心仪的男子送来的情书。

　　那个夜晚对安青来说，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失真得都让安青感到虚假。借着床头的台灯，安青又偷偷翻出了我祖父的照片，但是当她再次查看纸条时，她发现上面的字突然变得陌生，仿佛都成了不认识的字，以致于天快亮的时候，安青已经怀疑钱夹里藏的纸条是不是我祖父写的。不能怪安青疑神疑鬼，而是祖父几十年没有任何消息，突然又离奇出现，让人觉得不真实。

　　安青说，等她确信还是宁国强写来的字条，她又才又放下心来。对于纸条上的字迹，安青说她实在太熟悉了，面孔会随时间苍老，笔迹不会。接下来的那个上午，安青一直生活在紧张和不安中，她曾经在卫生间，面对墙上的镜子，仔细审视自己的脸。30多年的时光对一个女人的改变是巨大的，安青说，她当时是既迫切地想要见到我爷爷，又害怕见到。

　　1983年冬天，昆明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一早起来，安青就盼望着能够早一点到南诏旅店，见到我祖父。坐在自己卧室的床上，透过床脚墙上的那扇小窗，能看到外面铅灰色的天空。临近年底，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了。往年，南下的寒流抵达滇中腹地时已是强弩之末，往往只冷上那么一两天，昆明城又会天空蔚蓝阳光灿烂。但那一年不一样，南下的寒流没有停下脚步的迹象，它们继续向南。天气已经阴沉了几天，到安青要去与我祖父相会的时候，终于有细碎的雪粒从天空飘落。

　　雪从上午开始下，越下越大，到了中午，当安青步行去拓东路的时候，雪已经下了半尺深。街道两侧的银杉不耐冻，根又浅，积雪落在浓密的枝叶上，让树枝难以支撑。从街上走过，不时能听到身后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街边的电线被砸断，公交车已经停开，整座城市一下子退回到了农耕时代，但同时也成为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满街都是打雪仗或堆雪人的，他们奔跑和追逐着，也有人各怀心事，安静地走在积雪的道路上。

　　安青告诉我说，我爷爷与她约定的见面地点，是拓东路的南诏旅馆，那是个门脸很小的旅馆，街道办的集体企业，毫不起眼。她到那儿以后，旅馆的服务员查了住宿登记本，说没有宁国强这个人。安青不相信，她把登记本拿过来仔细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到宁国强的名字。

　　“我那时还不知道你爷爷原来叫聂保修！”安青说。

　　站在服务台外面，安青失望地望着门外纷飞的雪花，幻想着我祖父这时能够从远处走过来。“我不死心，”安青笑了笑说，“又从钱夹里抽出你爷爷写给我的纸条，递给了服务员，她接过去看了又看，一脸的困惑，说南诏旅馆应该就在这里！”

　　“那个时候还没有身份证，住宿的话，凭的是工作证，或者介绍信！”安青神情迷离，像是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个中午，“服务员后来告诉我说，前天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住了进来，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我问服务员，那个人是不是右手有些残疾？服务员想了想说，好像是，还告诉我那人住在里院二楼，上楼梯左手边最后的一间！”安青说。

　　穿过服务台旁的甬道，南诏旅馆的格局，里面是个四合院，天井的左右两侧，各放置一口巨大的水缸，天气的确寒冷，水缸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上面覆盖着白雪。

　　安青告诉说：“我刚走进里面的院子，就感觉你爷爷住在里面。”

　　“你爷爷是个相当严谨的人，说住在南诏旅馆，就一定不会错，”安青接着说，“雪地上的脚印杂乱，不知道那一行是你爷爷的。我沿着楼梯走上楼，年久失修的木楼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你爷爷的房门关着，我敲了敲，没有听见里面有任何声音！”

　　四合院天井上空，雪花飘落，寂静地掉落在天井里，安青有些失落，站在二楼的楼道上，望着四合院的入口。

　　“与你爷爷分开的那几十年，”安青感叹，“好像是生活在一个长梦中。”

　　“后来，我就看见你爷爷了！”安青说。

　　此后，每当我在冬天的夜晚，凝视着祖父身穿上校军服的照片，我常常会想起1983年冬天，祖父从故乡丹城失踪之后，跑到昆明见安青最后一面的情景。想象弥补了我不在场的遗憾。安青描述过，当时她站在楼上，看见一个人从外面进来，身体消瘦，黑色的棉衣上落满了积雪。

　　是我的祖父聂保修。他站在天井里，注意到了二楼的回廊上有人，祖父抬着头望了望，迟疑了一下才轻轻叫了一声：“安青？”

　　安青告诉我说，尽管隔了30多年，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苍老的祖父。

　　“他看去太老了，身体又瘦又黑，还满脸的皱纹！一看就知道吃了许多苦！”安青说着，眼睛湿润起来。

　　那天夜里，安青没有回去。作为查老师的续弦，我不知道在她与查老师数十年的婚姻生活中，谈没谈到我祖父。事实上，从上午的时候离家步行到南诏旅店赴约，安青就做了不回去的准备。她告诉我说：“30多年的时间没见，我与你爷爷有太多的话要说！”

　　在拓东路那个叫南诏的小旅馆，祖父将一生的秘密向安青和盘托出，包括他什么时候加入组织、他的上线、他的家庭和孩子、他为何在1950年初失踪，他的原名叫聂保修而不叫宁国强等等，祖父都告诉了安青。

　　“没想到你爷爷的人生会如此复杂！”安青说。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是地下党，”我对安青说，“我父亲多年来一直都不愿意原谅我爷爷，认为是我爷爷影响了他的一生。”

　　“你爷爷或许有他的难处！”安青平静地说，“我相信他当年不是有意向我隐瞒那些事情，而是组织纪律不允许！”

　　“是！”我说，“1981年底，我爷爷刑满释放回丹城之前，我们全家都以为他早就去世了！”

　　“1949年底，云南和平解放，不久以后你爷爷告诉我，他接到任务要返回部队，可一去不回，”安青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去缅甸，我专门问过他，可他说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让我至今没有弄明白的一点是，如果当年祖父不辞而别，已经做好了离开丹城就不再返回的打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给安青留下他在丹城的通讯地址？在那封安青写给祖父的信上，收信人的地址是丹城文教局，收信人是我的父亲。这会不会是我祖父到了昆明以后，又有所犹豫，从而留下一条线索，让我后来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安青，也找到他所经历却又无法面对的一段时光？

　　真的无法知道祖父的真实想法。

　　我很遗憾父亲当年收到安青请他转交的信之后，没有及时与安青联系，否则他可能提前找到我祖父失踪后的线索。尽管那封信寄到我父亲手里时，我祖父已经离家出走，但我还是觉得，如果父亲早一些相信祖父曾经肩负神圣使命，为了理想深入虎穴，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他们父子的关系会得到改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发现，当我父亲发现我祖父的确有可能是地下党以后，他其实对我祖父怀了深深的愧疚。

　　父亲的一生，活得谨小慎微，他怎么会想象得出，祖父会有藏得如此深的身份以及曲折的经历？

　　祖父离开昆明时，给安青留了一个包裹，用一个大牛皮纸口袋装着，看上去陈旧、暗淡，散发着一股陈腐的气息。打开之后，是数十封内容完全不同的申诉信，用复写纸誊写的，原件已不知去向，估计是寄给了有关部门。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两年，祖父不停地向组织申诉，说他不仅不应该坐牢，还应该享受离休待遇。

　　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故乡丹城做了一名历史老师。因为工作的原因，我采访过一个叫李茂的抗战老兵，他比我祖父小10岁，当我们一群志愿者提着大米和食用油去看望他的时候，李茂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比我祖父失踪时的年纪大了20岁。他对我们的来访感到既突然又警惕，当我试图从他那儿打听中国远征军的事情，老人缄口不言，我知道他的顾虑，就说：“您是打小日本的，是抗日英雄！”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李茂望着我们，片刻之后，他突然放声号啕大哭起来，我看见他用骨节粗大的双手蒙面，指甲缝里有着难以清除的污垢，那是底层生活的印迹。当时我就愣住了，完全没有料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还会像孩子一样伤心哭泣，他垂着头，一幅受难的样子，抽搐的双肩瘦削，在浆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里伸缩，用目光就能触摸到骨头。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老人的眉毛和胡子由于缺乏打理，就如同冬天地里的衰草，他的眼光直直地望着前方的墙壁，但我能够感觉到，他看到的是70年前的那段抗战岁月。

　　“我不该参加国军抗日！”老人说，他的眼泪顺着满是沟壑的脸慢慢地往下流淌。而他的老伴，一个同样90高龄的老妇人，用满是皱纹的脸贴着他的脸，她努力地微笑着，像是在哄一个在外面受到委屈之后回家的孩子。我后来才知道，抗战胜利以后，李茂，这个曾经的中国远征军战士，因为历史原因三次被判刑，一共在狱中度过了26个春夏秋冬。

　　而我祖父坐牢的时间是1966年至1980年，比李茂少了12年。

　　与李茂相比，我不知道祖父是幸运还是不幸，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看待命运过余于残酷的安排。但我知道，他曾经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西出缅甸作战。在祖父的申诉材料中，对此有明确记载：“1942年3月8日，我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团副，跟随部队到达了仰光城北的同古。”我曾经查过缅甸地图，却根本查找不到他所说的同古城，这让我对他申诉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是我孤陋寡闻。后来，我在一本《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的书中得知，同古其实就是缅南平原上的东吁。

　　1942年，位于缅甸中部的重镇曼德勒至仰光的铁路已经开通，同古城位于这两座城市的中间。那一天，当祖父所乘坐的那列满载士兵的火车抵达东吁郊外时，已近黄昏。三月的缅南平原，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泛绿的稻田从铁路两侧铺陈到远方，点缀其间的一座座村庄在日暮时分显得格外宁静和安详。没有谁会料到，仅仅十天后，同古，这座宁静的小城会陷入重炮和飞机轮番的轰炸中。3月20日，也就是祖父所在的部队抵达同古半个月后，在城郊的鄂克春村，我祖父的右臂被日军的弹片击中，一块蚕豆大小的弹片刺穿皮肤和下面的肌肉，卡在了他上臂的肱骨上。

　　同古战事胶着，日军的飞机炸断了铁路，远征军消耗殆尽的军需得不到及时补充，没有消炎药品，为了避免伤口感染，军医只好用电来为我祖父疗伤。那种疼痛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好在他的卫兵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半瓶白酒让他喝了下去，军医是趁着我祖父酒醉，才替他完成手术的。

　　祖父的这段历史，我不止一次听到过。高一结束的那个假期，他曾经带我去看过祖坟。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半路我们俩人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与我谈起了40年前，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经历。我第一次听到戴安澜这个名字就是祖父告诉我的，“戴师长是个英雄！”祖父说，“曾经为坚守同古城立下过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团长代之，全师上下均如此效法。”

　　祖父说，他当时的确是抱着必死信念的，哪里知道并没有战死沙场，而是负了伤。撤出战场的那天夜里，祖父说他看见鄂克春村外，用于阻止日军前进的森林大火正熊熊燃烧，火光映红了村庄上面黑暗的夜空。

　　祖父失踪多年以后，我曾经有一次去怒江。离开州府六库，公路沿着怒江一路北上。夏季，空气潮湿，狂怒的江水在身旁的峡谷中夺路而逃，传来巨大的轰鸣。在怒江拐弯的地方，转折的地方常常会出现几十亩或几百亩不等的沙洲，上面能看到傈僳族人家的房屋。也有更小的沙地，在山崖下，与世隔绝。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说，当年，曾经有失散的远征军士兵，在山崖下的沙地上住下来，那个时候我曾想，祖父离开丹城以后，是不是也找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度过余生？

　　回忆起祖父出狱以后来到我们家不久，我有时会在夜晚惊醒，静寂中，偶尔会听到楼下的炭房里发出难以控制的痛哭声，是祖父在哭泣。夜晚的哭泣声，尽管微弱，却让人感到凄厉，毛骨悚然。

　　父亲当年不理解祖父的悲伤，曾说我们接纳他已是仁至义尽。在父亲看来，我祖父没有养育过他一天，所以他也没有义务对祖父进行赡养。也许我们都误解祖父了，当年他的哭泣，以及垂暮之年不辞而别，除了他在亲人这儿没能感受到应有的接纳和关爱之外，也许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以及对他人难以倾诉的委屈。

　　安青也不知道，我祖父把那些申诉信件留在她那儿是什么意思，是替他继续申诉，还是留作纪念。1983年冬天，祖父离开昆明时，雪仍然在下，气温变得出奇的低，除了通往滇南方向还开有长途汽车，通往其他各州市的汽车都已经停班。那一次我祖父离开昆明的时候，安青没有与我祖父再去照相，老了，照出来的相片看了让人心酸。在昆明东郊长途汽车站分手的时候，安青把她偷偷积攒下来的50元钱和100斤全国粮票塞给了我祖父。

　　“他开始的时候拒绝，后来见我流泪，才勉强接受。”安青说。

　　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象安青送祖父离开昆明的那个清晨，气温很低，天灰蒙蒙的，祖父上了一辆不知通往何处的长途汽车。透过车窗玻璃看进去，我祖父坐在窗边，雪花缓缓地飘落，让汽车里的祖父看上去既虚幻而又失真。终于，汽车启动，带着防滑链的车轮，在车场的雪地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我仿佛看见安青跟随着汽车跑出车场，站在车站门口，望着祖父乘坐的长途汽车远去，消失在街口的漫天大雪中。

一九五〇年 逃离

1949年12月16日夜，驻扎在城郊的国民党第八兵团，在完成对昆明城的包围之后，开始攻城。

　　战斗打响的时候，在祖父怀抱中熟睡的安青醒了过来，她听见院门被人叩响。许多年以后，她坐在我的对面，回忆那天夜里的情景，清晰得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安青说：“你爷爷都已经睡了，听见有人敲门，是咣咣咣的叩门声。你爷爷说是自己人敲的门，他从床上跳了起来，胡乱披上衣服就走了出去，很快，我就听见门吱嘎响了一声，又响了一声，院子的木门打开又关上。后来，我就听到有两个人在堂屋里小声交谈。”

　　“你爷爷的声音大一些，另外一个人声音小，听不出来是谁，”安青说，“1983年冬天，当我再次见到你爷爷的时候，他才对我说，那天夜里来通知他有任务的，是云南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

　　“是黄敏文派来的。”安青说。

　　俩人重逢的时候，祖父对安青解释说，当年，他曾是云南地下党潜伏在六十军里的谍报人员。1946年，当六十军被调往东北以后，他留在了六十军昆明办事处。两年以后，就在六十军起义前夕，在组织的授意下，祖父将六十军即将在长春起事的消息透露给了中统云南调查局的人，获得信任，从而再次打入到了国民党第八军。我不知道是否这些难以理清的历史，妨碍了祖父在20世纪80年代初没能及时落实政策。

　　安青说：“那天夜里枪声一直噼噼啪啪地响，你爷爷说有任务，就离开了家。其实那天夜里，是黄敏文派人来找到你爷爷，要他迅速返回部队，弄清围城国军攻城的兵力部署。”

　　1949年深冬那个枪声密集回响的夜晚，祖父是怎样穿过流弹织成的死亡之网，回到位于昆明城南的巫家坝机场的第八军军部不得而知。原来的牧场，高原上的平地，滇池的水缓慢而坚决地渗透过来，让那块土地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祖父所在的部队，当时驻扎在巫家坝机场一侧的解家营，军部就设在村口的土主庙，战斗爆发的当晚，庙里人进人出，嘀嘀嘀的电台声彻夜未停。一周以后，眼看昆明城久攻不下，而驰援赶来的解放军二野四十九师，已抵达离昆明只有一百多千米的曲靖县城，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边纵九支队，也已经挺进到城南几十千米的昆阳一线，围城的国军第八兵团见大势已去，只好仓皇南撤。

　　我想象一支几万人的军队乱哄哄逃离的情景，想象夹杂在其中的祖父模糊的身影。春天即将到来，寒冬正在隐退，南部高山上的残雪即将在阳光的照射下融化，最终隐没于身下的土地。兵荒马乱的日子，祖父无法与黄敏文联系，只好跟随着南逃的国军，离开了昆明。如果可能，我相信他愿意留下来。大动荡的年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如流星，一晃而逝，这个世界再难找到它存在过的痕迹。因此，我愿意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也许是档案馆，也许是云南党史研究室那些积满灰尘的资料中，会夹杂着那样一张纸条，上面透露了祖父所在部队南逃的线路。那是祖父在撤离昆明的途中仓促写下的，棉纸上的字，明显出自左手的痕迹。难以受控的笔画，坚硬，直接，即使是到了需要转折的地方，也缺少应有的弧度，尤其是竖画，往往会被拉得很长，这使得他带给地下党的那张秘密情报，特征明显。

　　黄敏文在给祖父的证明材料中说到了我爷爷让人带来的情报。他承认，正是因为有宁国强同志传递出来的准确信息，我党领导的云南地下武装“边纵”，才将从昆明南逃的国民党部队阻击在了元江北岸。

　　祖父当年选择离开昆明，跟随国民党残军南逃缅甸时，究竟有多少是组织的安排，又有多少是自己的个人选择，已经不得而知。战争即将结束，是回丹城与妻儿共享大劫之后的天伦之乐，还是留在昆明与安青共度余生，也许祖父内心无比矛盾和纠结。尽管当时新的婚姻法还没有颁布，但一夫一妻已经成为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的一条生活准则，面对生命中两个同样重要的女人，祖父不知道何去何从。

　　祖父想用一枚银圆为自己的未来做决定。手掌中的银圆，泛着暗淡的光芒，我见过那种银圆，一面是袁世凯的头像，头像上方从右到左，依次是中华民国三年字样；而银圆的另外一面，中间是一只满帆的小船，两侧分别是圆、壹两个字。祖父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一枚袁大头的两端，用力一搓，银圆在光滑的木桌上旋转起来，土漆木桌，光可鉴人，摩擦极小，快速旋转的银圆有些晃眼，像一枚质地稀疏的银球。

　　与安青重逢的那天晚上，祖父对她说，他在解家营的住地，望着那枚旋转的银圆，想让它替自己的去留做最后的决定：银圆停止旋转倒扑在桌上，如果他看到的是袁世凯肥硕的头颅，那他就回丹城与我祖母过安稳的日子；如果看到是银圆背面那条帆船，那他就会选择留在昆明与安青生活。祖父说，银圆旋转的速度开始慢了下来，头像、船帆，头像，船帆，当银圆停止旋转的时候，恰好从桌子边缘落下，他听到银圆掉到地上的声音，可他弯腰搜遍了地下，再也没找到那枚银币。

　　几个小时之后，祖父跟着部队撤离了解家营。天还没有大亮，南撤的部队乱得不能再乱了，不停地鸣着喇叭的汽车、惊慌的马车、扛着武器疲惫不堪的军人……祖父所在的部队像惊蛰后一条慵懒的大蛇，笨重地扭动着身子，向南蜿蜒，消失在深冬昆明清晨的雾霭中。

　　祖父告诉安青说，撤离的时候，偶尔有几声枪响从远处传来，尖利、刺耳，带着让人不安的气息。祖父还说，他的头疼得厉害，一周前的那天晚上，当他从家里往部队驻地赶的时候着了凉。有轻微的发烧，感觉头上的帽子变小了，仿佛越匝越紧，轻轻一晃动，就能感觉脑髓撞击在头骨上。

　　2015年春天，也就是在祖父失踪30多年以后，我独自驱车顺着玉元高速公路去了元江县城。几个小时的车程，当年祖父他们走了好几天。汽车驶过元江大桥后，我在桥南端的空地上停下了车，顺着左边的一条土路，爬上了桥旁的一座山冈。站在那儿，能看见山脚的红河自西向东而来。这条发源于云南大理巍山的河流沿山势一路浩荡流往东南。后来我查阅过这条大河的前世今生，发现它在云南境内有着川剧变脸一般的名字，就像60多年前社会大变革时期，祖父所扮演的角色。最初，它在发源地巍山县的襁褓中称为额骨阿宝，彝语父亲河的发音；进入滇中腹地的楚雄地区以后，它称作礼舍江；而在云南的玉溪南部，人们把它叫作元江。此后，它才有个在中国耳熟能详的名字：红河。

　　隔着落差极大的河谷眺望着对面，是蜿蜒的公路、陡峭的山崖以及江边红褐色的土地。大风吹过，带来河水流淌若隐若现的声音。有那么片刻，我仿佛看见数以万计的人影在河谷底部无声地厮杀。那是国“共”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战。有多少生命长眠于眼前的这块土地，又有多少人的人生在此发生急剧转折。身穿国军上校军服的祖父在我的大脑里清晰起来，我甚至觉得自己，看见了半个世纪前，他穿越这条河谷之后远去的情景。

　　三月的元江县城，空气闷热而又潮湿，云南南部的坝子，县城四周种满了芒果，猪腰形、象牙形、半月形，成熟以后变得金黄的热带水果，散发着异香，弥漫在县城的每一条街道。住在元江县城的那个夜晚，我梦见了祖父。不过与其说是梦见，还不如说是我的幻觉。就在我睡下不久，我看见祖父从窗子外面进来，穿着照片上的那套国民党上校军服，面目慈祥，与我现在的年龄相仿，那情景更像是镜中我自己，穿上了戎装。我仰躺在床上，望着浮在空中的祖父，他在一点点变小，又一点点靠近。当他缩小到只有两寸照片大小的时候，我感到他像雪花一样，渐渐融入我的身体。

　　我确信自己是醒着的，只是浑身慵懒，不想动弹。我能感到我的十个手指，触摸到我身下的床单，甚至我无名指敏感的指端，还能感觉到纺织品的纹路和轻微的摩擦。不远处，有一个人正用竹笤帚，清理着大街上的垃圾，安静的小城，传来笤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我轻轻把头转到窗户的方向，两扇窗帘之间，有一个V字形的豁口，外面的街灯照射进来，在我床头边的墙上，留下了一条逐渐变窄的光带，仿佛就是从我大脑中延伸出去的一条发光的道路。那一瞬间，我仿佛成了祖父，亲历了1950年跑到缅甸，以及十多年后，从缅甸潜逃回国的情景。

　　这种灵魂附体的事情，在我的人生中曾数次发生。

　　1950年初，跟随着部队进入缅甸的那个夜晚，我祖父住在临江的一个傣族村寨里。竹楼上面四处漏光，竹篾的隔板色泽暗淡，弥漫着经年累月的烟火气息。过了午夜，大地退烧，气温变得有些凉，好在没有什么风。屋子正中的火塘已经熄灭，剩下白色的灰烬。从西双版纳打洛镇逃到缅甸，祖父跟随着一群身份不明的国民党残军，迈动着机械的双脚，穿行于遮天蔽日的绿色林莽中。日式军鞋或者美式军鞋踏在泥坑里，泥水溅在了他们皱皱巴巴的裤脚上。

　　部队里面有人感染上了恶疾，浑身发抖，狂躁，有人传闻是琵琶鬼附身！哀号声不时传来，让人浑身长满了鸡皮疙瘩。在前往缅甸北部城市大其力时，祖父跟随着队伍经过一个静寂的村庄。村口，骨瘦如柴的中年男人早已死去，他的尸体被绑在树上，有恶狗正扑在尸身上撕咬。即使是有鬼魂藏身于男子的尸身，估计也已遍体鳞伤。夜里，祖父梦见了安青，如水一样的女人，用身体抚慰了祖父白天的恐慌。汉族地区生活的姑娘，摇身一变成了傣族，挑着一对秀气的箩筐，提着一盏纱灯，胯部左摇右摆，从夜幕中走了出来。风情万种的安青，无领的紧身衣服裹着窈窕的身体，饱满的胸部，圆润而细小的肩头，束腰和丰臀，让祖父从幸福中醒过来。

　　瘴气弥漫的缅北，巨大的阔叶林遮天蔽日，祖父穿行于林莽间，翻过一个山峦，前面是新的山峦，无穷无尽令人绝望的山峦。只有在森林的豁口，才能看到流云涌动的天空。从缅甸孟卡到景栋的路上，祖父的小腿肚中了一枪，所幸没有伤到骨头。天气越来越炎热，伤口化脓生蛆，那些或大或小的白色无脊椎软体动物，在浸透血污的纱布后面不停地蠕动，疼痛中夹杂着难耐的奇痒。

　　绝望的祖父没有想到，他这一生还有机会向安青讲述南逃缅甸的经历：因为左腿的枪伤，祖父落到了队伍的最后。在缅甸北部茅邦镇宿营的那天夜里，不知是谁盗走了他的那把德式格鲁手枪，等他醒过来的时候，身旁剩下的是一支三八大盖，虚弱的祖父发现，他浑身乏力，已经很难把枪平端起来射击了。

　　五月，稻子正在灌浆，空气中有一股清甜的味道，有一只长着绿黑相间花纹的蜘蛛在祖父身旁的稻草上结了一个圆形的网，一只水蝇在网上挣扎，它的一只翅膀被蛛网粘住了，另外一只翅膀徒劳煽动，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只无望的水蝇，而天空中正有一张巨大的网罩了下来……

　　谈及刚到缅甸的那段经历，祖父告诉安青说，有几次，他已经把枪管塞进了嘴里，用右脚的拇指扣住了扳机，只要一用力，就一了百了。可他终究还是下不了决心。两天以后，果敢土司救了身陷绝境之中的祖父，短暂的交谈后，土司发现身体羸弱的祖父，竟然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混乱的年代，有枪便是草头王。祖父在昆明陆军讲武堂的学习经历和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生经验，让他在土司府获得了一个军事教官的工作。二十多个学员，与祖父一起住在土司府，每天早晨跑操，练习拆装枪械，到附近山林里学习射击。

　　无法与国内的组织联系上。但祖父相信，只要组织知道他到了缅甸，就一定会派人来与他联系。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后来，在大坪农场看电影智取威虎山，祖父说，这两句接头暗号又让他联想起了在缅甸长达十多年的流浪经历。在土司府养好了伤，祖父最后又回到了国军在缅甸的残部。刚刚逃到缅甸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那些走投无路的国军残部能存活下来，并会慢慢坐大。身经百战的军人，在生存的压力下爆发出可怕的力量，狼奔豕突的士兵，让缅甸政府军望风披靡。

　　在缅甸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以后，祖父开始尝试着联系组织。有一段时间，每当有陌生人在身旁出现，祖父都会用奇怪的眼光打量对方，怀疑对方是组织派来的人，但从来没有人来与祖父接头。等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些南逃到缅甸的军人，有不少找了当地的女子结婚，只有祖父孑然一身。他跟随部队不停地征战，扩充人马，抢占地盘。然而好景并不太长，随着国民党残军在缅甸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也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1960年，束手无策的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告，台湾方面承受不住压力，决定将滞留在缅甸丛林中的部队撤至台湾，无数的人各奔东面，有人选择去了台湾，有人选择回国，也有人选择留了下来。

　　祖父没有选择去台湾，也没有选择立即回国，没有组织的指示，祖父无所适从。等祖父决心要离开缅甸回国的时候，十多年的光阴一晃而过，他几乎都已经忘记自己的潜伏身份了。

一九六六年 回国

那个饭盒可能是祖父留下的唯一遗产。自从他离家出走以后，我母亲用它来装一些容易失散的杂物。一本我初中毕业的学生证、我父亲参加单位象棋比赛获得的二等奖证书、妹妹的校徽、密布孔洞的顶针、面值共十多斤以后可以作为文物的粮券，以及一颗三八大盖步枪的子弹……我在饭盒背部的右下侧，看到了用硬物刻出的几个字：昭和15五年—井上正雄。

　　饭盒盒盖的形状看上去有些像一颗猪腰，铝制的饭盒，暴露在缅甸长久潮湿的空气中，色泽发暗。盒体两侧有固定提手的旋钮，而在盒体的背部，则有一个铝皮制作的搭扣，行军的时候，可以用布带穿过搭扣将饭盒固定在腰带上。

　　从缅甸回来，这几乎是祖父随身所带的唯一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中期混乱的缅甸北部，财产带来的未必是安全，相反，它很可能会让一些人见财起意，从而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一个铝制的饭盒，被衣服宽大的下摆遮住，一直敲打着祖父瘦弱的臀部。无法猜想祖父从缅甸回来的时候，为何会带上这样一个价值并不大的铝制饭盒，但它在祖父穿越缅甸丛林和云南南部山野时，的确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野外，三块石头就能搭起一个小小的灶台，铝制的饭盒装上水，放在火上，可以煮食祖父随意采摘的瓜果和蔬菜。

　　我曾经有过祖父灵魂附体的经历，否则我的大脑里不会储存祖父从缅甸返回国内的记忆。当然，也可能是安青的转述。界河边的甘蔗林里，铝制饭盒被祖父当成枕头，风小心地从叶片中穿过，细碎的阳光漏射下来，不规则，却带着让人昏昏欲睡的力量。河流从十多米外的堤坝下流过，听上去有节奏，再仔细听却又变得模糊。

　　中缅勘界几年前就完成了，229号界碑在对岸一棵合抱粗的榕树旁，隔着界河远远就能看到。祖父从一道数十米高的山崖上滑下来。界河的两岸，有河水经年冲刷留下的沙渚，上面种植着密集的甘蔗。春天的打洛，气温像夏天一样炎热，祖父藏在甘蔗地里，看那些锋利的叶片垂落下来，一只蚂蚁爬到了头顶的叶片上，走走停停，充满疑惑。

　　太阳西沉，祖父在渐渐暗淡的光线里，悄悄从甘蔗林里溜了出来，滑进界河。河水湍急，就像是有无数只手拽着祖父的双脚，本来想游到正对岸，却力不从心，游成三角形最斜长的那一条边。爬上河岸，祖父把井上正雄的饭盒系在皮带上，沿着河道向上，往勐景来村走去。

　　1966年3月一个安静的黄昏，祖父从勐景来村游过混浊湍急的界河，回到了阔别了15年的祖国。傍晚的勐景来村，空气湿热，仿佛漂浮着稀释过的糨糊，没有多长时间，身上又变得黏腻，突然，祖父听见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回头循声望过去，甘蔗地里钻出来两位身背斗笠的人，一身的黑衣黑裤。“不准动！举起手来！”两人手中的枪口，对准了一脸惊异的祖父。

　　1983年冬天，祖父住在昆明拓东路的那家小旅馆里，曾经详细向安青讲述过他当年回国时所经历的一切。祖父说，当天夜里，他被关在了勐景来村一座竹楼的楼梯脚。三角形的空间，既不能站立，也不能躺下，只能靠着垂直于地的那边木墙坐着。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尽管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勐景来村的基干民兵根据饭盒上的日本名字，把他当成了会说中国话的井上正雄。

　　当年，日本战败的时候，有一些年轻的士兵失踪在缅甸的林莽中，那两位警惕的基干民兵把祖父当成了他们中的一位。逼仄的空间，反绑的双手，透过竹门的缝隙，祖父说他能看见星光闪烁的夜空。而整个村子灯光渐渐熄灭，轻轻重重的鼾声与虫鸣构成了午夜静寂的合唱。

　　在缅甸的时候，果敢土司曾送给过祖父两包春耕牌香烟。香烟抽光以后，祖父把烟壳保留了下来，尽管此后烟壳丢失，但祖父记得烟壳上面有着葵花和麦穗的绿色图案：中间的是平整的土地，上面有一架红色的履带式拖拉机以及远处林立的工厂和远山。当然，祖父对祖国的了解，更多的是缅甸秘密带过去的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上面报道中国粮食产量连连丰收，那张稻子上躺着小孩的丰收照片，一度让祖父浮想联翩，充满向往。但也有坏的消息传来，说国内发生了大的饥荒。定期寄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如是说，让祖父分不清真假。

　　被囚禁在楼梯脚，祖父仿佛觉得自己走错了地方，空气中有一种他完全陌生的气息，这让祖父对回到国内有隐隐的不安。反绑在身后的双手血脉不通，胀痛，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肤。祖父对安青说，他没有想到自己回国后的第一个夜晚，竟是如此狼狈和委屈。

　　不过祖父没有说他是如何从勐景来村脱逃，又是怎样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走村串寨的劁猪匠。也许是他年轻时在贵州学习的特工技术帮助了他。从离开勐景来村开始，祖父变成了一个哑巴，碰到人，他不躲避，而是主动靠过去，张开嘴，咿哩哇啦，谁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小小的铜钹用红线系着，吊在腰间，只有在经过村庄的时候，祖父才会掏出藏在怀中的烟杆，同样铜质的烟嘴，敲打提在手中的铜钹上。铛，铛，铛，金属清脆的撞击声会传出几百米远。戒备森严的土地上，到处是警惕的眼睛，但是货郎、劁猪匠和江湖郎中是例外，在行走十千米就需要介绍信的年代，他们因为自己特殊的职业拥有了穿乡越镇的自由。

　　我母亲当年曾经在家里养过几只鸡，特殊的动物，年幼的时候，它们彼此模仿，不辨公母。胆怯的叫声、绒毛、瑟瑟发抖的身体，模糊了它们彼此的区别。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养鸡人，也无法在这种小动物的幼年，判断出它的性别。不过，时间终究会把彼此的区别凸显出来。一旦确定了仔鸡的性别，大多数的养鸡人家总会在第一时间，当劁猪匠途经村庄的时候把他请来家里，将藏在公鸡腹中的腰子取掉。成了太监的公鸡，雄性的歌唱落幕，从此不再有非分之想，终身的目的，就是为主人长肉到地老天荒。

　　不知道祖父什么时候学会的这门手艺。祖父回到丹城与我们生活的那两年，曾经应我母亲的要求，将她养的那几只公鸡劁了。发现自己有用处，祖父非常兴奋，我看见他用一把细长的刀，把公鸡侧腹划开，两三厘米长的口子，像一只突然张开的眼睛，撑开，从里面能看见公鸡的内脏。一根竹签的端头，绑有一条细细的棕线，挽成活扣，伸进去套住藏在腹中的睾丸，棕线收紧，柔软的刀刃只要稍稍用力，就能把睾丸迅速从鸡的身体里完全剥离。

　　当年，正是凭借这一走乡串寨的技术，祖父从西双版纳勐海县的打洛入境，花了大半年时间，顺利来到了昆明。祖父留在安青那儿的申诉材料，也提及到了那一段经历。祖父说他返回昆明的第一天晚上，住在龙翔街的马店里，那是1966年的9月，昆明碰到了几十年未曾有过的漫长雨季，空气中的水汽顺着门下的缝隙中钻了进来，屋里子潮湿得如同缅北的山野。

　　清晨是在公鸡的第一声鸣叫中开始的。黑暗中的第一声啼鸣，不知道谁家的公鸡起了个大早，宣布自己成为合唱的指挥官，此起彼伏的应合，仿佛光天化日下谈论着隐私。木板床倚墙而搭，结实，坚硬，疲惫不堪的祖父，只想在弥漫着马料味道的屋子里再睡上十分钟。

　　一觉醒来，祖父仿佛置身于完全陌生的城市。仅仅过了十五六年，昆明城对于他来说已经变成一座迷宫。当他熟悉的正义路改为“朝阳路”，宝善街改为“燎原路”，翠湖改名为“红湖”，祖父记忆的硬盘被彻底破坏。1966年，昆明四百多条城市道路一夜之间更名，让这座千年古城，变成了一个文字迷宫。

　　小西门依旧拥挤，城墙拆除，向西拓宽的大街两侧，建起了两排五六层高的砖房，雄伟，气派，墙体漆成黄色。喧天的锣鼓声从身后响起，一队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年轻人从近日楼那边走了过来，前面的人举着红旗，仿佛他们刚刚攻占了一座城市，祖父看到他们手臂上一律戴着红色的袖套，上面写有黄色的字，距离有些远，不太看得清楚。

　　茫然地站在街边，祖父抬眼往武成路方向看过去。在他身体一侧的木门上，还有已经褪色的春联，他猜测是半年多前春节时张贴的：东风遍地人民比如常青树；红日当空社员都是向阳花。横批是“公社万岁”。有几个脸上挂着泪水的女人迎着祖父走了过来，理着短发的女人，仓皇疾走，不时用手袖擦着眼睑。工农兵路口（原本的大观路），红灯行绿灯停，信号灯调了个，人们像过江之鲫，几个穿草绿色服装的年轻男女站在房檐下，手中拿着剪刀，稚气未除的脸上，多了几分凌厉之气。他们伸长脖颈打量着往来的行人，拦下了留着烫发的媳妇和长辫子的姑娘。不由分说，总是两个男人固定好来人的手臂，一个圆脸留齐耳短发的女人，动作娴熟挥动手中的剪刀，黑发落下，被剪刀光顾的女人瞬间变了模样。站在改变了地名的大街上，祖父感到别扭，就像身上对襟衣服的纽扣错了位。

　　事隔多年，尽管祖父预感安青已经嫁为人妇，但他还是怀抱一丝幻想去了吹箫巷。祖父与安青住过的那个小院子早已物是人非，里面住了两家人，对祖父所说的安青一无所知。他们之所以住在祖父过去的院子，是政府安排过来的。

　　抗战胜利的那年，祖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挣了一笔大钱，一部分他寄回到丹城给了我的祖母，另一部分他在吹箫巷买了个小院子，与安青同居。在天井左右两边，祖父请人砌了两个小小的花台，然后他在东陆大学校工那儿，找来了两小包菊花种子。此后的每年秋天，黄色的“懒梳妆”灿烂开放。祖父后来对安青说，重回这个物是人非的院子，他站在廊檐下，看着雨水顺着瓦檐垂落下来，觉得一切都在梦中。只有花台上的那两簇菊花，还隐约保存着当年的气息。雨细碎地降落着，落在瓦背、天井的石板以及花台上。

　　找不到安青的下落，祖父就去找黄敏文。去缅甸之前，祖父与黄敏文的接头地点，通常是青云街的高原书屋。沿着翠湖往五华山方向走，斜坡的顶上有一排两三层楼的瓦屋，沿途的墙壁上每隔两步就贴上一条标语。抗战胜利之后，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也在街上张贴过标语：“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民主，要自由！”但重新回到昆明，红色、黄色、绿色的标语，让祖父发现自己变成了文盲。他不知道什么叫“斗私批修”，也不知道什么是“唯生产力论”。世界由文字构成。高原书屋也不是原来的高原书屋了，整面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站近了看，上面写着“工作组大方向错了！”“撤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袁霄庭，滚蛋是可以的，赖账不行！”祖父摇了摇头，他不知道袁霄庭是何许人。

　　大坪农场在离嵩明县城十多千米外的北郊，被几个不大不小的村庄错落包围，高高的围墙用石块砌成。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的石块，颜色变暗，远远望过去，像是长颈鹿斑驳的皮肤。围墙上面，是呈圆弧形的铁丝网，一圈圈朝远处延伸，有几根粗黑的电线，从铁丝网中穿了进去，消失在围墙中。

　　这一年，是祖父自己把自己送进劳改农场的。之前，祖父满昆明城寻找着黄敏文，他想知道自己的祖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人知道黄敏文的下落。祖父在黄敏文以前经常出现的地方，向人打听，一遍遍描述黄敏文的模样：长脸，戴一副圆镜片的眼镜，下巴上的胡子刮得铁青，一笑眼睛变圆。那个时候，祖父还不知道黄敏文早在八九年前就被下放到了大坪农场。

　　让祖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费尽周折，在大坪农场的瓦窑中找到黄敏文的时候，他几乎认不出原本儒雅的黄敏文了。将近十年的体力劳动，让过去书生气十足的黄敏文看上去与大坪农场附近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他皮肤黝黑，头戴一顶破旧的草帽，草帽色泽暗淡，以致于上面印着的一颗五角星，如果不认真看都发现不了。

　　终于与自己的上线再次见面了，祖父拉着黄敏文的手，激动得想哭，可黄敏文却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祖父。得到消息的农场场长赶了过来，用鹰一样的眼光审视着祖父和黄敏文。场长问黄敏文：“你认识他？”黄敏文盯住祖父望了又望，摇摇头说：“不认识！”

　　十多年以后，黄敏文落实政策，摘掉了头上的右派帽子，他在离开大坪农场前去看望了祖父。面对祖父的质问，黄敏文沉默长久之后，承认自己认识祖父。黄敏文解释说，他一直以为宁国强在元江之战中牺牲了。

　　我想，这或许是黄敏文的一个托词。元江之战的遗址，上面建有一座烈士纪念碑，上面既找不到宁国强的名字，也找不到聂保修的名字。作为祖父的上线，他应该知道祖父还活着，至少没有在元江之战中牺牲。

　　我曾想，如果说1966年我祖父在找到黄敏文时，他因为在1957年时被划成右派，被关在大坪农场劳改，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不知道祖父的下落，拒绝承认祖父是他的下线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黄敏文在被划为右派之前呢？当祖父失踪，断了与组织的联系，黄敏文为何不站出来，表明祖父的身份？是否是，黄敏文知道祖父跟随国民党残部到了缅甸，他需要祖父继续潜伏，甚至为了让祖父的潜伏显得更为逼真，他宁愿让我们的家庭在解放以后，继续做出牺牲？

　　这些都是谜。也许是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黄敏文离开大坪农场之后，恢复了职务，他给祖父写了一个证明材料。谈及当年他不承认祖父是他的下线时，黄敏文说，以他当时的右派身份，即使是站出来替宁国强作证，也不会有用。何况十多年没有联系，不知道我祖父的下落，他也不得不有所提防。尤其是当他从农场管教那儿得知祖父去缅甸长达十余年，他说甚至怀疑过我祖父是一个双面间谍。

二〇一五年 补记

当年，我曾经去找过祖父所说的上线黄敏文，那个前文史馆员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我还是去墓地看望了他。没有其他原因，也不是为了哀悼，纯粹就是因为黄敏文是唯一能够证明我祖父身份的人。黄敏文去世以后，被安葬在昆明西山南麓的金宝山公墓，滇池边的一面斜坡上，墓碑密密麻麻，数以万计的亡灵安葬于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迷宫。

　　长方形的墓地，黄敏文的骨灰藏在一个小小的石匣里，大理石的质材，青色的底色上夹杂着白色的条纹。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觉得那个石匣很单薄，他很冷。在他的墓碑上，我看到刻着黄敏文简短的生平和他的生卒年月。黄敏文生于1903年3月，卒于1984年11月，比我祖父大六七岁，他是在我祖父失踪后一年去世的。在此之前，安青曾去找过他，但他面对安青的询问，长久地沉默不语。他能说什么呢？说1966年他在农场劳改的时候，没有站出来作证说他是我祖父的上线？即使站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无外乎在他右派帽子上再加上一条通敌的罪名，特殊时期，特殊的处境，祖父在大坪农场服刑时早已原谅了他。事实上，1979年，当黄敏文从大坪农场释放以后，的确给组织写过一个证明。但我不知道黄敏文作证之后，祖父的问题为什么还是一直迟迟得不到落实。

　　对于我的家族来说，我祖父的历史永远是笔糊涂账。有迹象表明，祖父当年参加国民党中央军，之后的行伍经历远不像他档案里记录的那样简单。就在祖父失踪后不久，有人曾给家里送来过一笔钱，那一段时期，全国都在落实政策，那些此前几十年走背运的人迎来了一个人生的小阳春。

　　只有祖父例外。

　　我曾经去祖父服刑的大坪农场查询，但是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服刑人员档案中，都找不到宁国强和聂保修的名字。

　　除非用的是化名。农场的管教对我说。

　　没有谁能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清晰而准确的还原。离开大坪农场的路上，雨后的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泥土的腥味，一条湿滑的水泥路正对着农场的大门，很快，我就意识到那股腥味来自于水泥地上蚯蚓的尸体。道路两侧是草地，雨水渗入地下，蚯蚓纷纷从藏身的地方爬出，但只爬到公路的另外一侧，又是沦陷的国土，这使得那条窄窄的水泥路，成为了它们犹疑不定的暂住地。几乎是一步一条蚯蚓，浅褐色的尸体，长短不一，被雨水浸泡的地方颜色变浅、发白，空气中的腥味愈发浓烈。

　　之前从这条道路上驶过的汽车，成为一个碾压的机器，把一些蚯蚓的尸体压扁，固定在地上。一条、两条，我从农场的出口，一路走，一路数，抬起头来，已经到了公路转弯的地方。左右两个木质岗亭，因长时间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表面已经发霉。阴气密布的远方，树木参天，天空中是低垂的乌云。

　　在与祖父短暂相处的那两年，我总觉得他身上弥漫着一股南国丛林的味道。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纯粹是一种直觉。我父亲中风后，在他断断续续吃力的表达中，我祖父的历史更是扑朔迷离。

　　一种说法是，我的祖父聂保修并非是潜伏在国军里的地下党特工，他之所以在1950年初随国民党残部离开云南到了缅甸，完全是走投无路。祖父在缅甸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期待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国军残部撤回台湾，心灰意冷的祖父选择在缅甸留了下来，并在此后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国内，正遇上“文革”。无法自证身份的祖父，被投进了大狱，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次平反大潮的来临。

　　另外一种说法是，祖父的确是我军打入国军的谍报人员，与上级也并没有失去联系。他没有去台湾，而是肩负新的使命继续在缅甸潜伏下来，直到他年迈无法再从事那项特殊的工作。即便如此，祖父也不能暴露他的身份，哪怕是面对亲人，他也必须遵守纪律守口如瓶，否则就可能给继续潜伏的同志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这是我父亲最愿意接受的一种说法。那样的话，祖父不仅不是父亲人生的耻辱，反而是他平凡人生的骄傲和自豪。然而这种说法也存在问题。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的祖母，以及我的两个姑妈、我的父亲的人生都应该重写。祖父的上级不至于为了把戏演真，让我的祖母以及祖父的三个孩子经历了那么多屈辱。

　　当然，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我祖父虽然是地下党肩负特殊使命的谍报人员，同时他是一个双面间谍，否则很难解释他当年为何会跟随国民党部队逃往缅甸……由于祖父1983年冬天就已失踪，有关他个人的历史真相永远沉入黑暗的水底，无法再进行求证。急剧变革的时代，多少人的命运沉浮不定，祖父哪怕遭遇了天大的委屈，那也只是他个人的不幸。

　　其实，在有关单位给我祖父送来那笔不菲的钱之后，我的父亲就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真的希望我的祖父是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的地下党特工，那么他背了一辈子家庭出身不好的负担不但可以从此卸下，而且还可以让他扬眉吐气。可真是那样的话，问题又来了。父亲在享受我祖父光荣遗产的同时，也得为祖父回来之后他的冷漠和不孝负责。这种矛盾心理，在祖父失踪以后，一直伴随着父亲。

　　祖父失踪16年以后的1999年，我父亲在中风之前，动了去寻找我祖父的念头，终因他生病放弃了。但我经过多年的寻找，祖父没有找到，祖父失踪原因没有找到，我父亲为什么会动念头寻找我祖父的原因我也没有找到。历史成了一盆杂锅菜，之前条分缕析的个人，经过动乱时代的烹煮，成了一团乱麻麻的历史。

　　每一次到昆明城，我都会沿着盘龙江边走上一段。水草沿水流的方向生长，光滑，柔软，真正的逆来顺受。小花园附近的吹箫巷我去了不止一次，原本那儿有一座石质的拱桥，从桥洞里穿过去，再沿着一条瘦长的甬道往里走。吹箫巷附7号的木质门牌用钉子钉死在弧形拱门的一侧，推开合拢的两扇木门走进去，醒目的是天井的左右两侧，有两个棱形的花台。齐腰高的花台，用青石镶嵌而成，中间生长着杂乱而强劲的“懒梳妆”，弥漫着难以言明的味道。

　　院子成为公产，走马灯一样的住户，没有人知道之前谁住在这里。堂屋上面的板壁上，色泽暗淡，依稀可看得见一轮正在升起的太阳和它的光芒，以及下面一行支离破碎的仿宋体大字。我想，如果祖父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不再受肉身束缚的灵魂，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某个宁静的黄昏，逡巡过这里？

　　偶尔，我也会想起安青来。1949年底，昆明城波诡云谲，人心浮动，被爱情滋养得昏头昏脑的安青乐意做一个小妇人，她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她所生活的昆明城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那个时候，安青生活在与我祖父白头偕老的幻想中，以致于那个枪声骤响的深夜，祖父从吹箫巷赶到部队驻地，安青还幻想一个风和日丽的傍晚，我祖父会再次出现在她的视野中。但一个星期过去，一个月过去，一年又一年过去，身旁的盘龙江水依旧流淌，她却一直没有等到我祖父归来。通讯缺乏的年代，人容易像断线的风筝，很难知道最终的下落。安青说，她当时幻想有一天我祖父会神秘出现在昆明，并在状元楼风风光光地娶她。等到镇反开始以后，每天都有几十个人被五花大绑拉出去枪毙，安青这才意识到她的宁国强不会再回来了，可她还是按照心里许下的诺言，等了我祖父五年，一直到1955年，她28岁的时候，成了别人眼中的老姑娘，才迫不得已嫁给了师范学校教书的查老师做续弦。

　　祖父颠沛流离，辗转一生，如果最后概括的话，也就短短的几行履历，就像一根吃剩的齿刺不全的鱼骨头。仅凭这根残损的鱼骨，我们无法想象这条鱼活着的时候，它身体的流线、完整而闪耀着光泽的鳞片，更何谈它曾游过的江河、寄身的水草、经历过的炽热或寒冷的岁月。

　　我不知能与谁谈起祖父，跟儿子说？他根本不感兴趣。电脑青年，十个指头在键盘上跳动，仿佛十个生活在虚幻世界的小矮人。我曾经问他，如果我找祖父两张不同时期的照片，他能否根据两张照片之间相隔的时间，再现我祖父的容貌是怎样一点点被改变的。

　　儿子头也不抬：“菜鸟都会！”

　　“那能不能往后推呢？”我问，“比如推导出这个人100岁，或者120岁会像什么样子？”

　　“也能，”儿子停下敲打键盘的手指，疑惑地望着我说，“有谁能活那么大的年纪？”

　　既然安青说我长得像祖父，我便弄了一张自己小学时的照片：理着短发的黑白照，我穿一件黑色的灯芯绒外衣，左胸还挂着像章。20世纪70年代的旧照，有我今天已经失落的单纯和清澈。我不知道把这张照片与祖父的那张穿国军中校军服的照片进行嫁接，两点固定一线，延伸出去，会留下什么样的模样？

　　奇怪的面孔，老得可怕，看不出祖父的痕迹，也没有我的影子。电脑篡改的人，眼眶深陷，眸子就像黑夜里闪烁的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