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奇岭

　　民国时期安徽概况和旧体诗词活动

　　◆ 尹奇岭

　　民国时期，安徽和其他各省份一样，百废待兴，面临除旧布新的困难和机遇。文化上的新旧之争，价值观上的分歧纠结，使国人心灵深处充满焦灼与困惑，但无论如何各项新兴事业都在推进之中。参阅安庆市1928年刊登在《市政月刊》第一期的《安庆市暂行条例》可知：公安局负责管理警察行政，编练消防队，取消不规范营业。工务局规划新市街道，建设及修理道路桥梁弯沟水道，经理公园并计划各种公共建筑，等等。卫生局负责清除市街垃圾，管理公立市场、屠场、浴场及取缔酒楼妓馆肩挑食物小贩戏院厕所，监督私立医院，等等。公用局职责如下：关于现有商办公用事业之收回及其管理，经管监督电话、电力、电车、自来水、煤气及其他公用事务，取缔自动车、马车、人力车、肩舆及市内小轮民船码头，等等。教育局：管理市内市立及私立各学校及感化院，取缔各种戏院及公共娱乐场，经营市立慈善事业并监督各慈善机关，管理市立阅报室、图书馆、讲演所，等等。如上所示，各项事业都在有条不紊地进展中。王德威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讨论民国安徽同样需要简述一下安徽历史，才能更好解释民国时期的安徽。

一 安徽近现代以来的文教

从清代至民国时期，安徽在文教事业上一直不弱，从全国范围的省级行政区划来看一直处于中上位置。相比较江浙沿海开埠较早的地区有明显差距，而相较更为内陆的省份又有优势。下面结合近现代以来的诗词总集，以列表对比的方式直观地考察一下皖籍诗人在数量上所占比重。

　　首先，以叶恭绰1930年在广东国立暨南大学所做的国学讲演中，为学生们开列了一份《清代词人产地表》，除了不明籍贯的600多人，叶恭绰列举了4237位词人的籍贯分布，列示如下：

　　

　　清代词人产地表①

　　从该表中看，安徽籍词人数位列第三，共200位，占全部人数的4.7%多，远远少于江苏和浙江，但高于广东和福建。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接近沿海，运输越便捷，教育越发达，诗人词人所占比重越大，这是历史潮流使然，非人力所能强制。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附编》收录了近代女诗人168位，除去籍贯不详的25人不算，则其空间分布如下表：

　　

　　近代女诗人空间分布状况(共145名)

　　

　　续表

　　从此表中看，安徽女诗人共15位，占人数的10.3%，排名第三，虽远远低于江浙，却较其他省份为多，说明安徽在近代文化上还保持前列的地位。

　　晚清以降，革命思想在各地传播，湖广之地为兴盛革命思想的区域，在革命思想鼓动下，革命诗词昌盛，革命思潮传播的区域性差异，也影响到诗人的地域分布和占比。以南社为例，女诗人的空间分布如下：

　　

　　南社女诗人空间分布状况(共62名)

　　数据来源：柳亚子的《南社纪略》和《柳亚子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不仅在南社女诗人的地域分布中，安徽籍诗人的比重降低，落在广东、湖南之后，在严迪昌《近代词钞》和叶恭绰《全清词钞》中，也存在相似情形。列表如下：

　　

　　晚清词人占籍分布比较

　　花宏艳指出：“在经济、藏书、教育、文化、启蒙思潮等多种合力的作用下，近代女诗人的分布呈现出从江浙等传统文化优势地区缓慢而平稳地向岭南等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流动之势。”在此过程中，地处华东内陆的安徽从诗人的人数占比上渐趋落后，为湖广赶超，这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不仅是民国时期，即便今天，安徽籍的杰出学人，也多不在本省服务，而被吸引到京沪、江浙等发达地区。

　　文化传播与教育的发达与否直接关联。晚清“五四”以来，安徽地区的文教事业经历了一个转型发展时期，尤其是芜湖、安庆在长江沿岸，水路交通便利，得风气之先，在文教事业上有更大发展。中国在教育上的重大变迁发生在晚清戊戌变法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必然要在培养人才上下功夫。传统社会的那套四书五经为内容的教育模式已经培养不出适应新形势的人才，即便面临断裂的钻心阵痛，变革教育也是政治家们必须下定的决心。

　　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清政府下令各省改书院为学堂，省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各府、直隶州、厅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各县书院以及民间祠堂改建为初等学堂。自1902年起，安徽中小学堂在各地纷纷创立，到1908年，共设3所高等学堂，21所中学堂，497所小学堂，14所中等师范学堂，4所实业学堂。安徽第一个高等学堂，是1898年在安庆敬敷书院原址开办的求实学堂，这是安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堂，1902年改名为安徽高等学堂，1906年该学堂聘请严复做监督(校长)。

　　科举制度废除，学堂兴起，引进新的社会生活内容，尤其在阅读方面，由传统的四书五经向经世致用转变。在《安徽俗话报》第十四期的“调查”栏，有如下调查报告：“庐州一府，管的是四县一州——合肥、庐江、舒城、巢县、无为州。据这四县一州来买书的人数比较起来，要算合肥顶多，庐州、舒城次之，巢县、无为州的人顶少。合肥是个首县，我们赶考的书店，又在合肥城里，所以就是不考的，与那些做买卖的人，都要买几部教科书，拿回家给儿子念念。买书的人，自然是要多些。庐江的人，何以比各属也要多些呢，听说是有一位姓卢的绅士，在他们县里很尽了点开通的义务，办那些开学堂、阅报社的事，所以有这点文明的效验。舒城确是难为以前那位万大爷，就是现任含山县的，开了一个斌农学校，县里读书的人，受了些暗里熏陶也就渐渐的明白了。可见地方上的官和绅士，于地方上的文化，很有关系哩。无为州与巢县，没有人提倡，读书的人平时总是株守在家里，吸不着文明空气，又是深居内地，买不着甚么报章看，那里晓得有什么历史、地理、理化、生理、农工理财、政治各种切实有用的学问哩。”这段文字就庐州府四县一州的书市情形，说明了地方文明风气的开通。合肥是庐州首县，享有地缘的优势，各种书店很多，因此文化事业发达。而庐江和舒城则由于人缘的关系，也都比巢县和无为州风气开通，前者是一个姓卢的绅士，后者是万大爷的提倡。在同期《安徽俗话报》上有一个调查表，把读者的购书类型和数量进行了统计，如下：

　　

　　书类历史地理政法教育教科外国文理财小说卫生哲学算学杂书总计种数57264227651914171522338345销量12867162344032184444166110944

　　从这个统计表来看，当时在庐州府销售的书籍在构成上已经涵盖了现代社会人文领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教科”一类最为突出，这和当时正在进行的废科举、推行现代教育体制是大有关系的。但总量之少也让人颇有感触，让我们发现风气开通之始的萌芽情形。

　　晚清以后，除了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设高等学堂以培训高级人才，更为方便快捷的培养方式是去发达国家留学。当时的留学方式主要两种，一种是公费，一种是自费。清末派遣的留学生在甲午战后大量进入日本，“一以全国朝野，对于日本的骤然强盛，非常欣羡。政治教育实业军事，都要仿效日本。一以日本是中国的近邻，留学费较多低廉，况且日本又时刻装着亲善的面孔，向中国要好”。据高正方的统计，“清末安徽日本的留学生，真多到了大得。就我们现在还可以查出来的，尚有七十七名”。按学习科目分类：“习法科的二十八人，习商的十八人，习工的八人，习农的五人，习医的六人，习军的七人，习警的一人，习文科的二人，习艺术的二人，进高师的六人”(相加之后不等于77，而是83，就是说查不出的尚有6人。笔者注)。

二 近现代安徽交通事业与期刊兴起

　　晚清民国以来，近代出版发行业兴起，期刊报纸成为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胡适、陈独秀鼓吹的白话新文学，没有新型出版业的支撑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压倒旧文学的。安徽各地在民国时期创办了大量各种类型的报纸杂志，成为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重要载体。除了被学者研究很多的《安徽俗话报》，安徽各地在不同时期创刊了大量报纸期刊，这些刊物基本未被学者关注过，更不用说研究过，甚至有的连名字都很陌生。这是一块民国时期安徽地方史研究的蛮荒之地，很值得重视。据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1933年)出刊的《学风》统计，当时出版期刊最多的是安庆，有15种刊物。该刊在“安徽文化消息”栏，有一篇题名《本省新闻界的新进展》文章，列举了当时安徽各地的报刊情形：

　　地名 报名

　　安庆 《皖报》《新皖报》《民岩报》《大同报》《民报》《国事快闻》《商报》《皖江晚报》《安庆晚报》《皖国春秋》《安庆新报》《皖声》《玲珑小报》《华报》《午报》

　　芜湖 《芜湖导报》《皖江日报》《工商日报》《中江日报》《芜湖新报》

　　蚌埠 《皖北日报》《皖北时报》

　　合肥 《皖中日报》《民声报》

　　庐江 《庐江三日刊》

　　太和 《太和通俗日报》

　　阜阳 《阜阳日报》

　　六安 《民国日报》

　　来安 《来安周报》

　　当涂 《当涂日报》

　　大通 《新大通日报》

　　宣城 《宣城日报》

　　歙县 《徽州日报》

　　寿县 《寿光日报》

　　凤台 《民众周报》

　　临淮关 《淮声日报》

　　亳县 《亳民导报》

　　泗县 《泗县民报》

　　颍上 《民众周报》

三 民国时期的文言白话

民国时期，新与旧，善与恶，科学与愚昧，先进与落后，保守与激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杂在一起，很难清晰地分辨，思想和行为悖逆的事几为生活常态。如胡适和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和领袖，在家庭婚恋问题上有大量意见发表过，无非婚姻自主、恋爱自由，返观他们自己的婚姻，无不为了孝心，不违逆母亲意愿，不愿让母亲伤心，选择了妥协。在社会思想方面，个性主义的倡导，科学、民主的提倡，很快为现实政治吞噬，传统极权的幽灵与现实困境一拍即合，以集体主义为名的思想很快以党派为扭结，成为社会主流，李泽厚曾以“救亡压倒启蒙”来解释其原因，固然精警，然而启蒙岂不是为了救亡？民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冲突和迷茫、痛苦与激情同在的时代，具体到新旧文学的纠结与交葛，我们看到新旧之间一方面似乎泾渭分明，营垒立判，似乎以“新”为名的就指向正确、正当、先进、有前途；另一方面，新与旧之间又模糊难辨，从学理层面尤难判然区分，进步与落后、保守与激进、稳健与浮躁很难分割清楚。民国时期有各种混杂的情形，以刊载文学内容的报纸副刊或期刊的“文艺”栏或“文苑”栏来看，会经常看到新旧文学的“同台演出”。很少有刊物只登载白话文不登载文言诗词，也很少有刊物只登载旧体诗词不登载白话文，况且古白话与文言文之间的界限何在，也没清晰界限，而古白话与今白话之间也不能区隔明白。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当社会生活处于转型期，旧事物尚未褪去、新事物已经萌芽，文学的表现必然是新旧杂糅的。即便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也要依托社会生活，必然为适应社会而做出取舍，绝不会为了理想的正确就冒险将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1917年提出“文学革命”后，社会上一些开明人士是接受的，但整体的氛围还是古文的，主要因为社会上是以古文来评价学业，周有光先生回忆说：“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是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

　　

　　正由于民国时期还有强大的传统力量，白话文虽然从民间、从“小道”崛起成为社会交际的主导文体，但传统文言文体样式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力量，从而构成文白夹杂的文体时代。我们知道民国时期安徽曾有很多报纸期刊，在文艺栏或补白的地方，经常登载诗词短篇，多数报刊都是不避文白，兼收并蓄的。安徽省教育厅编印的《新学风》在1946年创刊号上有《编者的话》指出：“文艺是从多方面而发展的，各有它本身的美和价值。”从编辑的内容看，也是文白兼顾的。《新学风》第一卷三四合期，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号(1946年)，在“学生园地”栏，集中刊载了学生创作，新诗和旧体诗同时登场，旧体诗有省立池州师范学生万新明的《从军行》、《流亡》、《山居》、《步冈村宁次原韵》、《倭奴归去》、《闺怨》、《何日买舟归去》、《故人一去无消息》。新诗有省立合肥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吴瑞英《古城之夜》、省立池州师范学校学生孙谦《江上》、亳县县立初中二年级学生丁鹏举《儿时梦痕》。

四 民国时期安徽旧体诗词活动——以安徽大学校刊为例

民国时期，安徽旧体诗词活动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既有以雅集和结社为形式的稍显正规的活动，更有日常大量抒情言志为形式的个体写作。(其实两者分别不大，雅集与结社使个体写作具有公共交往性——限定题目、规定用韵、定期交流、互相品评等等，使旧体诗词的写作既有个体性又具有公共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举行定期雅集和结社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从流传下来的资料看，往往局限在中上阶层的知识精英们，这或许缘于他们有能力和手段通过出版结集或在报刊上刊发，因此得以保存，从而为后人所知。)限于资料，很多雅集和结社已不可考，至于个体的旧体诗词书写在灾难频仍的时代大量遗失，留存下来的亦是其中微小部分。从目前的研究看，旧体诗词研究比较充分的是京津沪以及南京、苏锡常地区，安徽区域民国时期旧体诗词活动研究基本在初始阶段，远没有深入，其中重要原因在于资料欠缺。

　　选取一个期刊为例，具体观察旧体诗词的刊载情况，可以相对避免资料不充分的弊病。下面就以笔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查阅的《安徽大学月刊》为底本，描述和说明有关旧体诗词的创作情形。《安徽大学月刊》第一期刊有“诗”“词”“曲”栏目，“诗”刊载了李大防的两首长诗——《论汉人诗示安徽大学文学院诸生》、《送周癸叔归蜀主讲重庆大学文学院》。“词”刊载了李大防、何鲁、宗志黄三人的词；“曲”则是宗志黄的三支套曲。《安徽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即1933年4月)，在“词”栏目里有宗志黄的一首《西湖》，前面有题记：癸酉上巳，莫愁湖胜棋楼禊集，以梁武帝河中之水歌分韵，颖公代拈早字，因寄留京诸公。该词透露皖地词人与南京词人声息相通，吟唱不辍，保持着联系。全首词如下：

　　青溪道。恰喜今年春早。江天烟树碧迢遥。每怀逸少。白门觞咏兴偏饶。胜棋楼上吟眺。

　　意未了。人语小。几重云水缥缈。莫愁艇送往来潮。石城环抱。柳眉桃脸总妖娆。此景私愿长好。

　　最可恨雨懊风恼。满琼阶花落谁扫。转使燕飞莺杳。更原头野火曾烧。新绿又西郊。离离草。

　　在该刊上，还有潘季野、陈慎登、李大防诗多首。《安徽大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即1934年4月)，改栏目为“文苑”栏，有徐英《重阳社集》诗：

　　又到重阳把酒杯，江楼烂醉日千回。桂花开后鞠花好，旧雨樽前今雨来。绣虎自夸无敌手，掣鲸谁是出群才。傥容余事称诗霸，郁勃风云亦快哉。

　　该栏还有《重阳社集分韵得将字》(徐英)：

　　佳节重阳候，登楼共举觞。寒飚生迥野，细雨湿秋光。岁月来还去，茱萸晚更芳。何时重载酒，高咏一相将。

　　另有一首《九日澄宇宴集东兴楼陈鹤柴夏吷庵两先生均在座风韵得吹字》(陈家庆)：

　　海国逢重九，西风竟日吹。花开微雨后，酒醒薄寒时。觅句多佳客，扶轮有大师。六街灯火盛，归去未嫌迟。

　　《安徽大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即1934年10月)，在“文苑”栏，徐英《自题百花亭集》有句“平生到处张诗帜”，可见诗词创作之盛。另有《皖江中秋社集次范之先生诗均》(徐英)：

　　凭栏舒远目，浩气欲吞江。负势凌孤独，吟篇绝等双。林中金背小，坐里白眉厖。胜日逢佳会，何辞玉斝撞。

　　紧接上诗，还有一首《叠前均》：

　　南楼高会日，诗意满秋江。佳士宁无偶，髯公自有双。(座中王李二君最美须髯)槛前飞社燕，花下走灵尨。灯火迎归月，六街暮毂撞。

　　另有《旧历中秋之夕假宾吕南楼续开吟社赋呈宾吕兼柬同社诸子》(李大防)：

　　韵事逢佳节，危楼瞰大江。道高人抱一，(宾吕习静坐十年)波静月成双。轰饮惊栖鸟，狂吟起吠厖。归来千户寂，但听寺钟撞。

　　再有《和范之先生秋节南楼雅集原韵》(陈家庆)：

　　胜日多佳咏，生花笔梦江。举杯月有偶，惊座句无双。云外飘香粟，墙阴守骏尨。晚来负手立，隔水听钟撞。

　　从以上诗歌的内容判断，是一次名为“南楼雅集”的合刊，集中了当时安徽大学几个教授的创作，沿承传统，涵养性灵，锻炼辞藻。其后在《安徽大学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1934年11月)“文苑”栏，有李大防《题陈恒青印谱后》、《题董逸沧蒙园雅集图园在张家口》。陈家庆《为汪君题水仙卷子》五言八句。还有一首《海上第四次社集集定盦句》：“江左吟坛百辈狂，连宵灯火宴秋堂。东南不可无斯乐，郁怒清深两擅场。”(雅集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可以集句)再有陈家庆《水调歌头凌叔华姊索题所临夏珪溪山无尽图》。

　　1936年《安徽大学月刊》改为《安大季刊》，“以登载教授著述为原则”(见第一期《编后记言》)。另出《安大学生丛刊》为学生专刊。在《安大季刊》第一卷第一期(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即1936年1月1日)，该期“文艺”栏全部为旧体诗词，作者包括徐英、杨大鈊、陈家庆，依然是月刊时代的几个主要作者。在《安大季刊》第一卷第三期(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一日，即1936年7月1日)刊载有社集信息(根据内容，可判定为“皖襟社”)。《社集选录》如下：

　　丙子九日假旧市府高楼宴集分韵赋诗余得酒字(李大防 范之)

　　海东蛮云骄，腥风扇九有。吾辈苦忧天，劫罅作重九。四座邦之贤，谁是回天手。当筵歌一曲，中有泪盈斗。(威伯信天雨翁均擅歌)市楼矗层霄，凭栏聊俯首。浩浩万鸦声，人共黄尘走。黄尘一何高，不雨六旬久。烈日烧清秋，万汇成枯朽。丰年变凶年，天心果仁否？侧闻狮子山，钲鼓轰林薮。(安庆廓外狮子山今日有登高比赛之举)竞夸腰脚健，飞犇惟恐后。骁腾羡妙年，雌伏惭衰叟。百感丛寸心，残阳挂疏柳。漫读孤愤篇，且倾桑落酒。

　　丙子九日假旧市府三楼作重九会分韵得菊字勉成小句五章(陈朝爵 慎登)

　　秋阳皜皜临，挥扇纵高瞩。却恨三径荒，未见雨中菊。

　　心远境无嚣，况此高楼矗。簿领堆百重，寄情在松菊。

　　轩櫺高不寒，襟佩尽琼玉。相逢素心人，投报只芳菊。

　　不须千岁忧，且听阳春曲。仿佛逢龟年，部头便称菊。

　　小诗扪舌成，胜赏苦难足。尚负大观亭，诸老共簪菊。

　　是日午间余叟节高约至大观亭登高适朝爵以舌患奔走访医不克往及登市府楼时已过晡矣。

　　丙子重九旧市府三楼诗会分韵得桑字(杨大鈊 铸秋)

　　于于裹饭拟舆桑，百尺楼高作战场。天外乌云三两望，座中黄绢九能狂。尽堪脱帽登龙阜，宁必凭风借马当。向老逢辰良不恶，闻歌更醉菊花觞。

　　是日赵信天姚其菴两老对唱昆曲

　　九日雅集分韵得待字 (徐英 澄宇)

　　九衢灯火人如海，九日登高斯楼在。佳会诸公竞裁诗，坐中谁是风流宰。自笑舒卷画无声，兴酣落笔生异彩。却恐吟成惊鬼神，流传墨本不容改。诗中世界我曾开，少年结习壮方悔。与君且尽杯中物，诗名千古终何待。

　　水龙吟 丙子九日皖襟社社集余以小极未往澄宇代拈得话字 (陈家庆 秀元)

　　客中胜日重逢，楚天千里秋难画面。登临极目，群仙高会，文章声价。风雨不来，关河如旧，江城遥夜，想高阳酒侣，雄谈惊座，牛斗震风雷诧。

　　小病佳游暂谢，倚花前咏歌多暇。龙山眼底，几回吟眺，白云飞下。醉把茱萸，故园东望，桑麻谁话，又霜深战马，中原鼙鼓，问何时罢。

　　以上摘录再现了民国时期安徽大学校园内学者们旧体诗词雅集与结社的唱和活动，至于民间旧体诗词唱和活动，由于资料方面欠缺只好付之阙如了。

五 余论

民国时期安徽对于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估计很多人首先会想到胡适和陈独秀。胡陈二人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又是白话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影响之深远自不必说。就此两人而言，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二人均有大量的旧体诗词创作，二是两人虽然是皖籍，但活动场域基本都是安徽以外的京沪等地。有关胡陈二人的旧体诗创作已有人做过研讨，这里从略。至于胡陈二人身属皖籍，但主要活动区域都不在皖地，不仅是胡陈二人如此，还可以列出很多其他人的名单，如陶行知、张恨水、高语罕、蒋光慈、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等皖籍人士，也都基本不在省内服务。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安徽，其他省份也是如此，似乎存在某种类似物理学上的“虹吸”现象——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将全国各地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人才都吸引进去。假设周氏兄弟只在绍兴或杭州发展，鲁迅不是机缘巧合地被延聘到教育部，后来迁居北京又将弟弟周作人设法弄到北大任教，那么很难想象周氏兄弟会拥有现在这样在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正是由于“虹吸”现象，地区性的文化现象总是与中心城市的文化现象紧密相连着。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乡籍往往是一个强大的情感纽带，负载着互助责任和亲密的情感。有学者曾指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大影响，是与皖籍人士在北京的强大势力或明或暗的保驾护航有关，特别是后来陈独秀日益“左倾”后，并没有受到人身伤害，是与皖籍人士在北京城中当政有关。同样，由于乡籍的关系，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也借助名人效应得以推广，胡适的家乡绩溪、陈独秀的家乡怀宁都因其名字打开面向外界的窗口。

　　就文学革命本身而言，是否有可以检讨的地方，也很值得追问。胡适、陈独秀等文学革命领袖们，面对主张文言的声音，不时斩钉截铁地说“已没有讨论的必要”，其实这是有意无意将文学革命视同政治革命的做法，即像政治革命那样争取时间尽快成功，而没有将文学革命当成文化事件，即需要相当久的时间分析研究其中可能蕴含的问题，并加以妥善解决。这是文学革命最大的误区。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与文化取向上的一元论，使之与社会思潮极端化倾向合流，导致了文化问题的政治化，最终导致社会运动对启蒙者的疏离和抛弃。在这种心态主导下，把破坏当成了建设，对历史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为其后历史文化传统的破坏埋下隐患。

　　

　　注释：①花宏艳：《晚清女诗人地域分布的近代化》，《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②花宏艳：《晚清女诗人地域分布的近代化》，《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③陈德辉主编：《安徽近现代史辞典》，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④科学图书社社员：《庐州书市的情形》，《安徽俗话报》第十四期(甲辰年九月十五日发行)，第23～24页。

　　⑤科学图书社社员：《庐州书市的情形》，《安徽俗话报》第十四期(甲辰年九月十五日发行)，第26页。

　　⑥高正方：《清末安徽的新教育》(下)，《学风》第二卷第十期(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

　　⑦王炳南：《成长时期之驿运》，《安徽驿运》1943年第7期(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⑧见《学风》第三季第九期(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1933年)“安徽文化消息”栏。

　　⑨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周有光百岁口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⑩姚鹏图：《论白话小说》，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广益丛报》第六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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