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 董 晴
从梁鸿的“出梁庄”系列，到熊培云“村庄里的中国”，有关农村的叙述以一种复杂难解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及至近两年，诸多以知识分子身份执笔的“返乡笔记”在新媒体的传播机制下，从不同的层面对相异的读者群体几乎同时激起波澜，或共鸣、或批判。如2015年春节王磊光《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一文，在网络上引起热议，作者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采访时，对一些异议作了简短的回应，本准备保持沉默的他，最终还是写下《〈博士返乡笔记〉作者的最后回应》，且于2016年年初出版单行本《在风中呼喊——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而这一年的春节，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下简称《乡村图景》)经“当代文化研究网”公众号的推送，再度使得“返乡”成为话题。春节这一时间节点，回家这种人伦常情，在农村出身的城市人笔下，似乎具有别样的魅力。尽管不同视角和笔法的返乡笔记日益增多，借助新媒体也传播得更远更广，然而这一话题的热度呈周期性起伏，总不免让人觉得似“过眼云烟”，似乎返乡笔记已成为迎接春节的“必备节目”，而节目总会结束，观众终会散场，留下的不过还是空空的舞台。单篇文章的高点击率和单行本的鲜有问津，不仅暗示着阅读方式的改变，更是对阅读心态最好的展现。
黄灯说对自己亲人的访谈系列，她已经陆续进行了十年，而在发表《乡村图景》一年之后，2017年元月她终于推出了第一个单行本《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书中三章分别描绘黄灯嫁入的丰三村、成长的凤形村和出生的隘口村，记录仍然生活在这里或者身已远心仍在的亲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在一段段不同的人物访谈和作者极力克制的情感呼喊中，现代化进程下的农村，展现着它的一幕幕悲欢离合。朴素的主标题，沿用相同的副标题，也许表达了作者内心一以贯之的坚持。在众声喧哗的“返乡体”中，这本书并非起点，也不会是终点，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快速的阅读消费中稍作停顿，对黄灯提出的已不可忽视的城乡问题略加思考。
如何让“你方唱罢我登场”似的返乡笔记真正对农村问题起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之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已经离开土地的人如何回馈农村？什么因素可以成为推动农村转型的催化剂？农村能否作为问题的载体，又该如何转换为解决问题的场域？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审视。
一 浸入式，农村的文学叙述
《大地上的亲人》一书通过三章十九位访谈者二十一次访谈，建构与作者血脉相连的三个村庄的逻辑关系。此书不仅对受访者的人生轨迹进行原生态似的叙述，大量细节弥漫字里行间，更挖掘农村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困境、成因及出路，勾连每个个体精神世界与一个时代的联系，有效地使乡村不再只是“寄予乡愁的载体，而是将其作为‘问题的场域’”。书中所涉及的访谈对象基本为黄灯的亲人，辈分有长有幼，关系有近有远。在访谈中，作者关注到许多现象：留守儿童、农村教育、赌博成风等等，这些问题并非通过冰冷的统计数字或枯燥的理论推演得到呈现，而是经由一段段真实的讲述跃然纸上。黄灯始终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命运纠葛，在中国语境下对任何一个家庭的透视、对任何一个群体的透视，都能获得隐喻时代的效果，实现对真相的指证”。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份人类学田野报告，不如说这是作者对个人经验的一次整理，在相对完整的家庭叙事中，展现着小家庭背后的大时代。当一个人的身份发生转变，生活环境产生变更的时候，思想观念也会随之变化。执教高校、在一线城市生活的黄灯，拥有博士学位，虽然出身农村，却已在知识的规训下，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她本人对此有极其清醒的认知，“知识的规训，一直在阻挠我以一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处理个人经验”，因此，她对自己的身份保持警惕，对总结归纳的冲动予以克制。当她再次踏上农村的大地，重新将目光聚焦于其亲人，风景已经不同。
黄灯笔下的乡村图景是真实的吗？她用什么方式到达这种真实？她的知识分子身份对农村叙述有何意义？
黄灯笔下的亲人或仍依赖自家的土地而生，或在不远的乡镇谋生，或者远走他乡寻找生存之路，然而他们大多未曾摆脱“农民”的身份。他们为生存而挣扎，为改变生活环境而奋斗，万般艰辛中努力求生活。但是，在个案与普适、个人讲述与真实性之间始终存在一个裂缝，已经离开现场的书写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归，又该如何做，显然是摆在书写者面前的第一个问题。“真实”永远是程度问题，这并不妨碍每个不同程度“真实”书写的意义。叙述是一种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零散琐碎、喋喋不休的材料变成故事，经过隐喻输出一种意义。这一“隐喻”过程本身已经决定，叙述不可能彻底“真实”。返乡笔记的书写首先给予的应是案例，因此“真实”无须成为书写者刻意追问的问题。但是如何进入“真实”，却可考虑。黄灯对此有所注意，为了避免自己的理论知识形成对个人经验的凌驾和垄断，她高度重视写作姿态，尽力排除介入式的冒犯，代以一种浸入式的交流，对亲人讲述人生经历背后所强调、忽视、过滤的情绪与心态保持谨慎，并对语言讲述与文字表达之间潜在存在的差异保持高度敏感。不做“代言人”而做“传声筒”，使得黄灯与亲人紧密相连，也为她的文字赢得更多的共鸣。
与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大篇幅的实录访谈不同，《大地上的亲人》这本书虽然是以访谈作为写作基础，但是作者并没有选择照实录入访谈内容，再辅之以议论或抒情，也许是因为“拉家常”似的访谈难以形成书面文字，更或许是因为接地气的谈话内容和知识气的分析评论所造成的格格不入与叙述裂痕，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文字的感染能力。黄灯用大量的篇幅来讲述，讲述她的亲人的故事，或近或远，却往往相互连结，她不是用亲人的故事佐证某一结论，也极力避免自己先入为主的结论或诱导式书写，而是素描，用细致入微的笔触勾勒与她血脉相连的精神世界，胜在对访谈者生存肌理和内心隐秘的探求。
亲人的不堪与不幸不仅在情感上震荡着黄灯，也客观上刺激她进行理性的求索。一方面，她想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如何生活，如何看待生活，更想知道他们为何没能逃离被动的求存状态。应该说，在《大地上的亲人》一书中，作者对上述问题均有自己的回答。作者将她的亲人视为一个在时代裂变中庞大而隐匿存在的群体，他们已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似的依赖土地而生的农民，但他们却没有合适的路径进入光鲜体面的城市，反而成为城乡之间尴尬的存在。他们鲜有话语权，却不得不承受每一次大小政策风气变化百分之百落在其身上的重量，无奈与隐忍是最常见的心态。亲人的遭遇不仅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变革所造成的乡村教育资源的巨大流失和上升途径的阻断，还有消费观念的入侵，更有乡村文化的没落。政府治理和城乡规划更多带来的是城乡发展的撕裂，在黑洞般的撕裂地带，生存着一群仍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农民”。另一方面，作者也在反思和追问自己如何能成为一个返乡书写者、身份的合法性以及返乡笔记的意义。黄灯认为“返乡书写其实和写作技巧没有关系，更为关键的因素，除了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视角，是同写作主体对生活的理解和情怀、立场和情感倾向密不可分，谁来写，比写什么更为重要”。亲人带来的切肤之感让作者决定正视自己的个人经验，获取的知识让她有能力稍稍抽离于因亲人关系形成的情绪场，“进一步确信个体命运和时代之间的深度关联，意识到农村作为社会问题的终端载体”，更让她明白“场域的差异不是构成困境的原因，共同的身份才是他们领受相同命运的秘密”。最终，乡村成了“问题的场域”，凋敝的现状和迷茫的未来，在召唤每一位乡村的书写者思考：路在何方？
这一认知几乎属于所有返乡书写者，王光磊书写个人见闻，在面对与“土地”截然不符的乡村人伦关系时，发出知识无力的由衷感叹。梁鸿的“梁庄”则更为宏阔，以不同姓氏家族为单位，从梁庄内外展开，呈现故乡的现代化进程。返乡笔记中的乡村给人的感觉，确实已经不是沈从文笔下的唯美画卷，也不是革命年代热火朝天的战场，取代淡淡忧伤和积极乐观的是改革大潮中扑面而来的生存压力，天聋地哑的无处可逃。在今天诸多形式的返乡笔记中，不同的作者、相异的访谈对象、迥然有别的视角和趣味，却几乎都在呈现着一种乡村：无论从自然景观还是社会景观上看，乡村已不复昨日，遍体鳞伤，在这种文学意识形态中，它几乎已经成为“恶托邦”的真实载体。这种不约而同的价值判断，不知道是反映了农村已经固化的真实状况，还是客观宣告了书写者对自己克制情感与隐匿身份的“失败”。
这种“失败”在《大地上的亲人》中其实有显而易见的原因。黄灯笔下的个案具有极强的趋同性，几乎清一色的打工者，或因抓住机遇而实现给自己当老板的身份转型，或仍在给不同的老板打工中挣扎，无论哪一种，他们在改变个人命运时所运用的思维和经由的道路都是相似的——经由经济能力提升而改变身份。相似的经历容易被划归为群体，而群体的特点又会以消解个人独特性为代价不断扩充自己的队伍，以这样的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再对他们的共性加以研究，固然可以探求到某种共性，但怕是也已然简化了问题。返乡书写者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要代言”，那么他们选取的对象又能否“代言”呢？若仅从个人书写的角度来看，这种趋同无可厚非，但如果仍期望返乡笔记可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恐怕还要将身份有别的人纳入同一个语义场中，才能构成对话，从而引发思考。
二 家庭，个人不能承受之重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农村的家庭模式大都仍停留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层面，千百年来由农业生产积习而来的传统观念仍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但是，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逐渐增多，逃离农村、进入城市几乎成为现下农村人心照不宣的奋斗目标。从农业社会走来的广大农村地域，个人仍首先依附于家庭，但是已经步入转型期的农村，个体行为越来越贴近现代化生活方式，前者的情理与后者的法理构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纠缠。丰三村的家人中，四姐一家的遭遇以及对哥哥一家的波及可以说真实地体现了农村在转型过程中的困窘。从80年代到90年代，四姐夫在北京的建筑行业做得风生水起，经济条件的充裕不仅为自己的小家做了保障，还带动哥哥、嫂子一起做工程。然而，四姐夫的业务关系基本都靠熟人维系，在没有法律和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工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个人就要承受巨大的风险。最终，四姐夫还是碰上了麻烦，资金链断裂，上有欠款，下有追债，不仅让四姐一家陷入逃债度日的困境中，也让哥哥一家十几年的打工生涯“颗粒无收”。习惯了熟人社会的他们，因为不想“撕破脸”，所以并不愿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更不敢想象法律之路背后沉重的经济负担，只能由自家人默默地填补这个巨大的空洞。从家庭角度来看，四姐、四姐夫与哥哥、嫂子所付出的经济活动失败的代价，对这个大家庭来讲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们的遭遇“是熟人社会和法理社会交织在一起，矛盾暴露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文化冲突问题”。在经由熟人建构的经济关系中，利益和风险都属于个人，关系的稳定与否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作者同时提到，与熟人社会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溃败的农村组织。村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致缺乏，导致“村”成了单纯的地理名词，而不能成为有机的活动单位。基础设施的落后导致村民的外出，外出人口的增多使得农村的公共事务更加无人问津，以致形成恶性循环。黄灯对此并未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这大概也与她未曾对管理此类事务的人员进行访谈有关。农村的消费品质量问题固然属于公共事务，但劣质商品的倾销只是现象和结果，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逻辑链条，并且这还不是公共事务最主要的诉求。一方面，村庄的基础设施亟待改善。在差异性发展不可能改变的前提下，唯有改善整体的生存生活条件，才有可能推进村庄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民的参政意识薄弱。农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应该要捍卫，而往往农民对权利的追问常被基层干部看作是捣乱而受到压制，说了不算的农民显然难以对公共事务产生热情。农村的发展确实还应依赖各级、各种农村组织，而以熟人社会为主导的农村社会也应渐渐倒向以法理为重。
从个人角度来看，巨大的奋斗压力将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强行分开，上升通道的狭窄注定了单打独斗的重要意义。当黄灯在异地他乡重逢自己的家人(表弟、堂弟)时，见到同一城市空间中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时，作者一时脱离了自己建构起来并始终行之有效的话语空间，猛然回头却发现自己“一次次逃离人生的险境，在周密的计划和有效的努力中，越来越接近‘成功人士’的轨迹；在貌似精英化的个人路线图中，逃离故乡是摆脱厄运的起点，远离亲人是塑造精英感觉的开端”，这种认知使得作者开始想要探寻内心深处的最大隐秘。每年的“返乡”都成为离乡人一场特殊的考验，思乡之情在回家之初得到满足，既之而来的是在城市习得的一切在进入乡村后呈现或部分呈现的瘫痪状态，生活方式的改变首先影响的是认同感。已经获得成功的人在良知的催促下回馈家庭，误入歧途的家庭成员更仰赖于自己家人的“救赎”，这种荣辱与共的状态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冲击，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变得微妙。
从《乡村图景》开始，黄灯一直在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大地上的亲人》一书除了对乡村图景予以真实描述，更深刻的地方在于作者对自我内心的拷问。在对丰三村的叙述中，作者着力地突出了这一点。黄灯和她的丈夫像每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他们虽然已经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却仍然牵挂其原生家庭，在类似作者丈夫这样的个人奋斗之路上，家庭的重担如影随形，伺每一次精神空虚与困惑的机会，彰显其存在。“对家庭成员而言，帮多少是能力问题，取决于各自的经济实力，但帮不帮则是态度问题，可以看出家庭成员对家族共同体的认同程度。”作者一直愧疚于自己对家庭回馈的力所不能及，对于家庭的无力，让她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自身命运的结构性困境。不难看出，黄灯对已经获得一定意义上成功的个人回馈家庭抱有很大的期待。而家庭所期许的回馈，也许不仅是经济水平上的提高，更是村人眼中对自己身份层次的定义，正如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儿子未能当官，未能当大官，“学而优则仕”在此发出了它古老的声音。
与黄灯的看法一致，梁鸿曾对穰县县委书记进行访谈，书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农村的发展趋势对乡土文化冲击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就业方式的变化带来的家庭结构的散失。黄灯也注意到中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所造成的“老无所依”为家庭蒙上阴郁，而父母长时间的缺席所造成的“儿无所养”，则是悲剧循环的深刻根源。但是这个问题，不只属于农村。为生活所迫，为利益所驱，不平衡的地域发展，都使得人口流向东南沿海，进入经济发达地区。离家谋生掏空原生地的发展基础，人口聚集让城市难担重负。个人奋斗之路上，优胜劣汰是最高标准，而回馈家庭就成了个人不能承受之重。在人口高度流动的今天，“反哺”问题属于整个中国社会。
三 文化，农村可持续发展之钥
在《大地的亲人》中，黄灯并未沿着《乡村图景》所奠定的基调写下去，农村有痛苦和灰暗，但绝不止步于此。纵向来看，改革开放确实给农村带来了深刻影响，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继而显现的便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黄灯将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乡村的教育复兴与精神文明建设，前者需要支持性环境，后者依靠对组织生活的回归。那么，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真的可以成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钥匙吗？王伟在《素描乡村创伤面孔》中注意到，“文章的标题中将‘农村’与‘乡村’对举，私见以为，前者当是与‘城市’对比，而后者则带着出走与回望的复杂意味。即是说，它暗示这是现居城市又有着农村出身的作家或知识分子对故乡的书写”。因此，知识分子身份的黄灯对教育和文化的高度重视并不奇怪，在看到亲人追求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对他们精神世界的贫瘠感到忧虑也不难理解。其实教育和精神文明同属于文化建设，前者是个人层面，后者是集体层面。
在中国，“学而优则仕”是教育的重要内涵，而在农村，这几乎是唯一内涵。随着第三代孩童的长大，他们也渐渐加入了打工这一外出谋生的队伍，丈夫家的孩子虽然有五位读过大学，却仍然未能进入体制之内。教育资源的改变固然是不容忽视的大环境，然而村民对于教育的认知也存在极大的偏颇。一方面，带有强烈功利心的教育投资和教育实践，均会从预期教育这一行为能带来的结果出发，而这种结果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因为它与个人的经历、参照的对象均有关联。如作者的二舅所说的“读书不是为了出人头地，而是为了明事理”，在农村属于异类。农村人鲜有能够接受诸如知识带来精神世界的富足，教育能提高个人的修养等说辞，而为此进行投资或实践。与其说农村人对教育行为感到矛盾，不如说能让他们满怀期望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少，因此，单纯在理论层面强调教育很难引起作用。作者认为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让人无法直视的程度，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已不能让更多的孩子通过教育逃脱乡村。这固然是事实，但是对教育功用的期许或可商榷。不是教育出了问题，而是农村人对教育的认知仍显局限。知识的获取只是智育，学历的升高也不代表受教育程度的加深，更不意味着个人命运的必然改变。另一方面，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相对传统教育对乡村社会的滋养，现代教育，实际上一直以另一种隐蔽的形式将乡村掏空，不但带走生于此地的人才，而且让他们从价值观上确认乡村的落后，从而使得乡村陷入万劫不复的文化自卑”。作者对此认识深刻。现代教育并非为了让受教育者回馈农村，反而在更长久的时间里抛弃农村。如何让教育在农村的土地上产生看得见的效果，而不是经由这条路径使受教育者脱离土地，才是农村现代教育应思考的当务之急。唯有对教育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对其功用有了更准确的判断，才能重唤教育的力量。
乡村作为“问题的场域”有其独特的价值，但这背后是已经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问题归城市，农村的问题归农村。在越来越多的叙述中，农村都处于被动承受状态，城市都属于施恶者。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也许还要依赖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但这种城乡对立的思维方式已根深蒂固，难以撼动。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若想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的持续发展，便不应过分强调出生地域带来的身份差异。比如“买码”、赌博这些毒瘤并非只属于乡村，它属于整个重压之下无处排遣和对未来感到绝望的阶层，因为它们的存在仰赖于一颗颗急功近利，求而不得，进而需要麻痹的心灵。在今天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中国，文化之于发展的意义，绝不仅仅属于农村，而要解决农村的问题，也不能仅仅从文化入手。
“返乡笔记”这一命名其实已经暗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潜在视角，虽然大多作者都有意识，但在结合个人经验进行理性思索的时候还是容易将二者作为彼此的参照。返乡笔记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在后者中，农村只是情节发生发展的背景，作者使用农村的一人一物，却并不使用农村的逻辑，而农村则是返乡笔记的直面对象。返乡笔记的基调确实不容乐观，但这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实难招架的情感浪潮使然。返乡笔记的书写者大多是已经从农村走出的读书人，生活在与生养他们的土地完全不同的钢筋水泥中，看待生活的逻辑和角度也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他们很难因此而摆脱身份认同的惶惑，这种惶惑在处理个人经验与理论知识的时候犹如幽灵缠绕——返乡正是一个契机。对返乡笔记的意义，作者往往有清楚的认识，它一方面是救赎内心的开始，另一方面也是供人理性诊断、对症下药的开端。虽然从个人经验和知识背景的角度来看，后者能够到达的程度仍可商榷，但这不能成为质疑写作者初衷的理由。
注释：①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自序》，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②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③黄灯：《一个返乡书写者的自我追问》，《文学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
④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自序》，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⑤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页。
⑥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自序》，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⑦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
⑧王伟：《素描乡村创伤面孔——读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学术评论》2016年第4期。
⑨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308页。
⑩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
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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