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於可训教授的小说创作
◆ 吴道毅
“汇道禅于一炉……中华棋道，毕竟不颓……”这是阿城著名寻根小说《棋王》中的一句画龙点睛之笔，至今闪烁着智慧之光。《棋王》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刻画了棋王一生的经典艺术形象，另一方面更在于在新时期语境下重启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发现之旅，展现了道禅文化的内在魅力与当代意义。读完於可训的小说之后，我便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棋王》与道禅文化。可以说，道禅文化正是於可训的主导性人生哲学、价值取向与文化诉求，无论是他的为人处世还是他的小说作品都明显地显示了这一点。於可训出生于禅宗故乡——湖北黄梅，而黄梅在“五四”又诞生了追求佛道旨趣的小说大师废名，从很大程度上说，於可训对于道禅文化的价值取向，自然也是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世代传承的结果。
一、 小说创作与人文情怀
於可训是恢复高考后武汉大学中文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已达三十五年，现为武汉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几十年来，教书与著述一直是他的主业。就教书而言，他是武汉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以教书为乐，桃李满天下。就著述而言，他埋头笔耕，至今已推出《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王蒙评传》等十多部著作。总之，他在教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已经有目共睹。而事实上，作为著名文学批评家的於可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为外界所熟悉。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於可训其实也是一位小说家。与他的文学研究一样，於可训的文学创作之路至今也已持续了三十多年，只是因为工作原因不得已多次中断或几度搁浅了而已。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还是大学生的他就创作与发表了不少习作。短篇小说《残雪飘飘的春夜》写改革开放起始年代一个由父母包办婚姻造成的爱情悲剧，展现了当时的新启蒙精神，虽为小说习作，但在环境烘托、情节设计、叙述方式与语言驾驭上均显示出了值得称道的创作功底。另一短篇小说《“杨院长”退休记》表现老工人“退而不休”的精神，活泼风趣，生活气息浓郁。而写儿童童趣生活的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白鱼的嘴》与《晶晶和月亮》，文字晶莹剔透，颇具梦幻感。可见，於可训在大学阶段就树立了较为坚实的文学创作基础。
1990年前后，於可训进入了他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接连推出了近十篇短篇小说，并在《芳草》、《福建文学》与《长江》等期刊发表。其中，有写方言风趣的《说聱声话的北方佬》，也有写地方戏插科打诨场面的《赵家姑娘——浮生杂记·艺人之一》；有为当代民间说书人传神写照的《书场春秋——浮生杂记·艺人之二》，也有表现抗洪救灾烈士英雄壮举的《决堤——浮生杂记·灾年之一》；有描绘老年人再婚喜剧情景的《老春——浮生杂记·八大家之一》，也有模拟侦探小说、表现公安干警打击贩毒犯罪的《我因何而死》；有写非常背景下知青为解决粮油问题借机“敲诈”偷情女子的《敲诈——浮生杂记·知青之一》，也有为“文革”极左思想典型画像的《唐·孙——浮生杂记·知青之二》。这些作品多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生活气息因此十分浓厚。至于《赵家姑娘》、《书场春秋》等作品，或深得古代笔记小说与民俗小说的神韵，或超然物外，笔墨通脱，堪称精妙之作，并展现了一个实力型作家的艺术潜质。
近三年来，於可训进入他小说创作的“井喷期”，似乎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终于以小说家的面目示人。他的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在《芳草》、《长江文艺》与《黄河》等国内大型文学期刊陆续闪亮登场，让业内人士大为惊讶。长篇小说《地老天荒》写鄂东湖区的旷世情感传奇与生态保护，扣人心弦，可谓一鸣惊人，已经引起文坛广泛关注。中篇小说《特务吴雄》着力反思“文革”的政治是非颠倒，故事绵密，视角新奇，情节变幻莫测，对历史的追问鞭辟入里，再次显示出他深厚的创作功力。短篇小说，如《幻乡笔记》(四则，即《元贞》、《归渔》、《精古》与《生人》)、《乡野异闻》(三则，即《追鱼》、《国旗》与《鞠保》)、《短篇三则》(即《腊戏》、《元宵》与《猖日》)、《金鲤》等，则承续了以往《赵家姑娘》与《书场春秋》的写作路子，以笔记体、方志体手法写地方风俗、人物，把饮食男女、儿女情长等铺陈于趣味盎然的民俗之中，写法上看似随意点染，但却以简驭繁，写意为主，令人联想起鲁迅《社戏》、废名《竹林的故事》、沈从文《萧萧》、汪曾祺《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堪称当代笔记小说、民俗小说添砖加瓦的又一批珍品。
不得不说，作为小说家的於可训已经“呼之欲出”，他的作品也还会源源不断地涌现。看似寻常却奇崛。实际上，从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与研究家到小说家，於可训这种人生角色的转换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方面，对於可训本人而言，这种角色的转换是一种人文情怀显现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角色的成功转换也给大学文学教师提供了某些有益的经验启示。
对於可训来说，从事文学创作乃是源于多方面原因，但主要是人文情怀促动的结果。在於可训看来，大学教师在大学讲台上讲解文学作品，有必要具备创作才能，好比一个品尝菜肴的人，首先自己要会烹调。否则，不免纸上谈兵，难以服人。固然，大学教授中能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乏其人，特别是在民国年间，鲁迅、周作人、老舍、沈从文、废名、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苏雪林等等，既是大学教授，又是著名作家，个个才华横溢。然而较为尴尬的情况是，当代大学里的许多文学教授、副教授都慢慢退化成只会进行学术研究与上课的人，对文学创作十分隔膜，或心有余而力不足，表现出无可奈何之状。这一现象也将会长时期难以改观。对这一现象，於可训洞若观火，但却无法熟视无睹。他力图在自己身上有所突破。应该说，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与最近几年的创作就属于这种情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在为大学教授、副教授正名——谁说他们就不能从事文学创作呢？
但对於可训来说，进行文学创作到底出于一种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既有个人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就个人层面讲，於可训从事文学创作是自我塑造的需要。著名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指出：“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么也不是。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原则。”著名当代新伦理家弗洛姆则说：“人活着的责任就是成为人自己，就是发展他的潜能，使自己成为独立的人。”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告诉人们，人活着的意义在于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就是不断追求，尽可能发掘自身的潜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质不是他的过去，也不是他的现在，而是他的未来，是他的潜在性，人有着无限发展的可能。很显然，从教授到作家，於可训是不断开发自己的潜能、不断塑造自己、不断追求人生的过程。他通过自己的执着追求与辛勤探索，跨越了教授与作家之间的鸿沟，架起了二者之间的桥梁，由此在更大层面上彰显了人生的价值。从社会层面讲，於可训从事文学创作则是出于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出于一种文化担当精神。在青壮年时代，於可训曾几度担任大学处级干部，但很快辞职为民。从骨子里说，他是一个具有书生气质的人。在这个愈益功利化的时代，信仰缺失、价值虚无日益普遍，左右人们头脑的是愈益扭曲的价值观，金钱和权力成为许多人心目中幸福的标杆。更有甚者，不少知识分子也纷纷脱离知识分子身份，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而倒向犬儒主义与功利主义，自甘堕落。对他们而言，知识已经蜕变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有效工具。於可训对此充满忧患。他不仅不屑于争权夺利，甘守心灵的宁静，而且无法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他的文学作品对历史的反省、对生态的关怀等等无不出于这种责任与伦理意识。而整体看待於可训的人生追求，恰恰与古代道家的精神一脉相承。从价值层面上讲，道家除了尊重个体的生命之外，更强调超越世俗的功利与权力，追求精神的自由，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如庖丁解牛、佝瘘承蜩)。从这个意义上说，於可训从事文学创作，也是为了抵达一种审美形态的艺术人生。
二、 人性还原与历史情结
就於可训小说创作的来源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生活经历；二是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三是文化语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五四”新文化。对他而言，个人经历是个人切身的生活体验，是文学创作的触媒与灵感所在，这内在地决定了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的自传性——包括精神自传；民族历史是无尽的思想宝藏，是作品的源泉，也是文学创作的动力所在；文化语境展示了他文学创作的思想标尺，使他力图运用现代眼光来审视一切。也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支撑起了於可训小说的话语建构，使作品话语建构总体上在关注民族与民族文化命运走向上得以展开，而且主要呈现为人性思辨或还原、历史反省与生态忧虑等三个层面。而就历史反省与生态忧虑而言，则似乎出于一种难以割舍的历史情结。文学是人学，文学离不开对人性的描绘与揭示。於可训小说的一个重要话语建构正是与人性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对他来说，小说不仅要描写人性，而且要正确地描写人性，要校正过去文化与文学对于人性的认识偏差，走出传统文化以及“十七年”文学对人性的认识误区。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与其说是对人性的思辨，不如说是对人性的还原。所谓人性，要而言之，无非饮食男女、男欢女爱。於可训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饮食男女或男欢女爱作注脚——当然，这种处理是建立在人性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天然结合的基础之上的，而绝非仅仅局限于写饮食男女或男欢女爱，绝非片面的肉体狂欢或性描写。在他的小说中，人性是不可或缺的，文学的生机是饮食男女与男欢女爱所赋予的。长篇小说《地老天荒》的题名便隐喻着男欢女爱，实际也正是如此。作品中男女主角一个是禹王湖畔的青年渔民白鳝爹，一个是民国官宦家庭的知识女性费馨君，他们不仅在一次偶然的救难事故中有了肌肤之亲，而且在湖边的稻草垛里发生了酣畅淋漓的“野合”。正是生与死的考验及白鳝爹火热的身体，彻底唤醒了费馨君埋藏在心里的原始情欲，使作为离异少妇的她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性的满足与幸福。性对于她来说，不啻为一朵含苞怒放的生命之花。为此，他们偶然间冲决了习俗，挑战了世俗的禁忌，跨越了门第界限，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生活的悲剧。在《幻乡笔记》的《归渔》篇中，渔民腊月捕鱼归来后的一件重要之事，便是晚上加倍地与妻子行夫妻之事，这既可以看做收获后的男人向妻子所索要的精神回报，也可看做妻子给予承担养家糊口重任的丈夫的一种情感奖赏。在这部小说的《精古》篇中，庙里的青年和尚与庵里青年尼姑毕竟凡心未泯，暗地做了男女之事，违背了清规戒律。在《短篇三则》的《元宵》篇中，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大胆“野合”成为乡村生活的动人乐章。过去，儒家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讲究“存天理，灭人欲”，恰恰是从文化上整体性地阉割了人，也带来了中国文化的阉寺化，造成了民族文化的病态化。而在“十七年”文学中，人性被压缩为抽象的阶级性，革命被神圣化，革命禁欲主义取消了爱情、情爱，结果造成文学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空洞、抽象的阶级符码或意识形态符号。在於可训看来，离开饮食男女与男欢女爱，人性便被抽空了——正如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所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人性被抽空了，文学便被抽空了，最终沦为索然寡味的政治符号或道德标签，也宣告了文学的死亡。在人性问题上，於可训坚持回到道家，认为“道法自然”是道家的自然哲学，也是对待人性问题所需要采取的正确态度。《地老天荒》就试图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当费小姐回到家中恢复理智之后，她对自己因一时情感冲动与白鳝爹发生情爱关系深感后悔与自责，向父亲(费功质)解释说这都是她一人的“过错”，请求父亲不要怪罪白鳝爹。费功质虽然内心痛苦，深感事态严重，但既没有责怪女儿，更没有怪罪白鳝爹，而是选择坦然接受一切后果，并宽慰女儿说：“性本自然。”尤其对于女儿腹中胎儿的处置，他更是劝慰女儿顺其自然，迎接其来到这个世界，认为“孩子无辜”、“万不可再违天悖理”。从费功质身上，不难看出於可训的思想投射。
於可训小说话语建构的另一成分，是对历史的反思与拷问。对他来说，历史在头脑中总是挥之不去——历史铸造了辉煌，但也饱经忧患与苦难。仅就当代历史而言，就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与刻骨铭心的伤痛，他因此难以忘怀，难以割舍。比如，“大跃进”带给他的饥饿，“文革”带给他的政治恐惧，便是如此。对历史伤痛的抚慰终于成为一种历史的情结，而那些创伤性的历史回忆有朝一日总会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涌流而出，化作於可训文学创作的酵母。《地老天荒》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大跃进”生活现场。在禹王湖，放卫星成为大、小政治家相互间比赛的政治游戏。区委书记周明放的粮食卫星被人压过之后，便灵感来临式地放了渔业卫星，然后以争优评先与新闻宣传的时兴方式鼓动无知的群众盲目行动。然而，周明的双料卫星还没放上天去，一场人为的饥荒却接踵而至。镇上的人为了炼钢，把渚牛山的树木砍伐殆尽，把山上弄得污秽不堪，清净的水白庵受到凡夫俗子的无尽骚扰，与世无争的静如(即费小姐)无法容忍这种世俗的喧嚣，用自沉湖中的方式表示了无言的抗争。《特务吴雄》把读者带回到“文革”令人窒息的动乱岁月，也让读者重新见识了那些令人心悸的生活画面：民生凋敝，纪师傅儿子一家不得不离开江南故土去新疆逃荒，纪师傅儿子因为逃往苏联失败而被枪毙；纪师傅因为有过去边境寻找儿子的经历，回厂后便有了“敌特”的嫌疑，以致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心理变态，嫁祸于无辜的同事吴雄；锻工吴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暗藏的苏修特务，中途不得不亡命新疆，终于因为意外死亡得到解脱。对作品中的许多人来说，生活如同噩梦，政治灾难如影随形。是非颠倒，邪恶压倒了正义，国家面临倾覆的危险，是这部小说对“文革”的诅咒。《唐·孙》中的知青孙反修在“文革”中简直就是某种滑稽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为了表现对“革命”的忠诚，他不吃知青点富农送来的腌菜——以与富农划清阶级界限；跳进粪池里用身体搅肥；与农村雇农的女儿结婚。那种所谓触及灵魂的“革命”竟如此极端地扭曲了人的灵魂，把人从“人”变成了“非人”。而於可训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往往是，历史却总是被人遗忘，人们总是在不经意中重蹈历史的覆辙，历史似乎在人为的操纵中显示出其顽强的惰性——如当下的生态破坏等即是。历史上“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历史怪圈无从避免地不断上演。历史不断地制造悖论。如果人们无法走出历史怪圈，或在历史面前惶惶然不知所措，或患上历史健忘征，等等，在於可训看来那必将是悲莫大焉。也许，这一点正是於可训反思历史的根本初衷所在。
需要补充的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之中，於可训表现了对正义尤其是民间侠义文化的礼赞。在《地老天荒》中，无论是守寡的沙和嫂子还是未婚的鞠保，无论是静若还是蒲花，他们都是普通但却充满侠义情怀的人。尤其是沙和嫂子与鞠保对于卵生的收养是那样的义无反顾、竭尽全力与不计回报。在《特务吴雄》中，吴雄、吴雄的师傅、李小菊、王守金、海海、海海之父、周副主任、湖南人孙大哥、维吾尔族养蜂大哥与张志民等等，或不顾个人安危在剧烈政治风浪中都选择了站在正义一边，或对危难中的陌生人热心相助，显示出正义的不可亵渎与侠义精神的可歌可泣。这同时显示了於可训的民间文化立场。
於可训小说还有一种话语建构，便是生态的关怀。於可训生长在长江边上，江河水患的频发使他对生态问题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与敏感。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还曾游历欧洲、北美洲、亚洲许多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保护表示了极大的认同，也因此树立了更加自觉的生态保护意识。联想到国人在生态方面所犯下的历史错误与严峻的现实危机，他便用小说展开对生态问题的叙述，对现代性诉求中的生态问题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考，张扬生态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地老天荒》中的情爱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在治水或治理湖患的大框架中产生的。民国年间，官场失意的开明绅士费功质转而归隐江湖，从北京回到家乡治理禹王湖水患，与几位老友共襄民生之举。为此，他亲率人马进入湖区勘探水文地理，设计修建堤坝拦住洪水，同时还延请了当地渔民白鳝爹作水文向导——正是他的这些行动为女儿馨君与白鳝爹的情缘做下了铺垫。在治理禹王湖过程中，他主持修建了为民造福的水利工程——费公堤，同时也在与江湖打交道中悟出了人类如何利用自然与对待自然的道理。他在回答白鳝爹的疑问时指出：“大凡山水草木，看似无情，实则都是性灵之物。纵之则为害于世，用之则有益于人。待其厚则厚报人，待其薄则薄予人。故山水草木，宜蓄而养之，育而化之，不可使之纵之，亦不可滥施杀伐。致遭天惩。”他把大自然看做是有性灵的生命，强调人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才能得到自然的回报。如果破坏自然，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天惩”。不得不承认，费功质是於可训高度认同的一位了不起的民族精英，他的治水方略中包含了宝贵的生态保护的思想与远见卓识。而这种生态保护的思想与远见卓识同样与道家禅宗的思想息息相通。因为道家提倡“道法自然”，即人类向自然学习，而禅宗提倡“顿悟”——这是认识事物的有效办法。可悲的是，由于民族的内忧外患，费功质的社会理想并没有得到圆满的实现，他本人也抑郁而终。而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人定胜天”、“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口号猛然间盛行于世，身为费功质亲外孙的戢卵生在时代裹挟中成了对鱼类“赶尽杀绝”的不肖子孙。戢卵生在周书记的政治蛊惑下，愚昧至极地形成了这样的藐视自然的逻辑：“什么冲了水神，冒犯了禹王爷，动了水族的众怒，全是些吓唬人的鬼话。有谁见过水神呢！没有。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我娘老子没见过，白鳝爹也未必见过。什么神呀鬼的，政府说那是迷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渔业卫星，怎么会冒犯禹王爷！”面对私生子戢卵生等人的疯狂，白鳝爹无奈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唉，世人就知道吃这湖，喝这湖，就不知道蓄，不知道养！终有一天——唉，说来还是费公用心深，有眼睛哪——”受过费功质思想熏陶的白鳝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类的急功近利、一味掠夺自然与目光短浅。戢卵生后来自然没有逃脱费功质所说的“天惩”——险些丧命湖底。在於可训小说中，这样的生态主题在《乡野异闻》的《追鱼》篇与《金鲤》等中也得到了有力的呈现。《追鱼》中的细火不惜奔袭几百里山路捕杀旱脚鱼，本为绝户，结果遭雷劈死。《金鲤》中的水伢葬身金鲤产卵的湖中，成为“大跃进”背景下生态破坏的无畏牺牲品。於可训通过作品告诉读者，破坏生态的结果必然是葬送人类自己。可人类至今却是那样的执迷不悟——为了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如《地老天荒》中的宛姓人家，在改革开放年代将河沙作为致富之源，成立黄沙公司，后河因此被挖得面目全非。周边的楼房虽然起来了，但生态环境却变得千疮百孔。对此，於可训的心中实乃百味杂陈，感慨万千。
三、 水乡情韵与学人风采
韦勒克指出：“一种思想认识的见解可以增加艺术家理解认识的深度和范围，但未必一定是如此。假若艺术家采纳的思想太多，因而没有被吸收的话，那就会成为他的羁绊。”众所周知，思想性是判断文学作品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但如同韦勒克所说，文学毕竟不是哲学，仅有思想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学作品的成功，如果思想大于形象，那么文学的表现很可能出现概念化，反过来破坏文学作品艺术的完整性。韦勒克因此接着说道：“诗不是哲学的替代品；它有它自己的评判标准与宗旨。哲理诗像其他诗一样，不是由它的材料的价值来评判，而是由它的完整程度与艺术水平的高低来评判的。”对文学作品来说，艺术表现的完整性某种程度上比思想更有着本体论意义，它直接决定了作品的成败。作为与文学打交道几十年的文艺理论家，於可训对此明察秋毫并在创作实践中深有心得。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不仅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而且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尤其是展现了特有的水乡情韵与迷人的学人风采。於可训小说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是浓郁的地域生活气息与水乡生活的情韵。康德曾说，时间与空间是事物的两种基本形式。就小说或小说所描写的故事与人物来说，同样少不了时间与空间。出于反思的需要，於可训往往把笔下的人物、故事放在民国、“大跃进”、“文革”等历史背景或坐标中展开，从而给人以一种独特而清晰的时间感，同时也有力楔入或介入了这些时代。而从空间上说，於可训把小说的故事深深地植根于故乡黄梅或鄂东湖区、水乡乡土生活的土壤之中，如此他的作品便洋溢出江南水乡的浓郁生活气息，也凸显出独特的地域品格。湖泊、江河、水，构成了他小说中的重要成分，也成了他笔下人物活动的主要舞台。与湖泊、江河打交道，治水、防水，抗洪、救灾，捕鱼、捞虾，养鱼、养鸭乃至抢滩等等，成了水乡或湖区乡亲的基本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习俗，也培养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形成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生存哲学。诸如《地老天荒》中的抢滩、祭祖、修堤、筑庙、野合，《归渔》中的剖鱼，《金鲤》中的养鸭，等等，莫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地域性是鲁迅、老舍、沈从文等现代文学大师文学作品的重要标识。对於可训来说，鄂东水乡的地域生活也成了他小说作品的独特标志。
於可训小说的另一个重要艺术特点，便是他迷人的学人风采。作为学者与教授，於可训学养深厚，知识丰富，经验老到，又善于与积极体察人情物理，如此他的小说便自然带上了学者小说或学人小说的风采，诸如知识性强，语言的古雅、风趣、幽默与个性化等等。就知识性而言，於可训的小说对生活的描写细致入微，引人入胜。如《特务吴雄》写锻工的工艺、写新疆的人文地理与风土人情，写纪师傅的政治跟风与弄巧成拙，写善于玩弄政治把戏的刘科长的所作所为与政客嘴脸等等，往往形神毕肖，让人拍案称绝。《书场春秋》写说书人的爱好与个性差异，写说书的内容、装备、技巧、现场表演效果，可谓精妙传神，分毫不差。就小说的语言来说，於可训小说的语言干练、古雅、劲健，而且风趣、幽默，不拖泥带水，也不含糊其辞，富于学者的智慧。比如，《地老天荒》中设置了世界上什么最浅、什么最深的发问，既表现了对人类欲望无厌足与目光短浅的嘲讽，也从语言上表现出风趣、幽默、智慧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人物语言成功地加以了个性化处理，从而与人物的身份、年龄、个性、气质等等相吻合，给读者一种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之感。如在《地老天荒》中，费功质的语言儒雅而富于哲理，浸润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费小姐出家后的语言空寂而哀怨，白鳝爹的语言质朴、不乏睿智，周明的语言空洞、浮夸、虚假而富于欺骗性，沙和嫂子的语言正直、豪爽，青年卵生的语言鲁莽、冲动而无知，均可谓各就其位，恰如其分。
注释：①W.考夫曼编著，陈鼓应等译：《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5页。
②弗洛姆著，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8页。
③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9～130页。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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