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关中“戏楼风景”研究
◆ 樊 星
陈忠实先生的作品《白鹿原》自问世至今，它厚重的故事内容，丰富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方言描写和典型的地域文化等特征，不仅展示出时代变迁中近代关中的社会风貌，还穿插着与中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事件。作品中，“家”的兴衰与“国”的命运紧密相扣，将文学创作提升到了历史使命的高度。陈忠实先生以长达五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完美地回应开篇所引的巴尔扎克名句“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自1993年问世后，便深深地吸引着几代读者，同时，这部被文艺评论界誉为“史诗性”的作品为众多文艺研究者们提供了广袤的探索空间，二十多年来，围绕《白鹿原》的各种研究、评论可谓硕果累累。
在《白鹿原》中，除了横跨半个世纪的叙事时间、处于时代转折的叙事背景和个性饱满的众多人物之外，小说所呈现的关中风景同样被赋予重要意义。它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一切事件发生的空间载体。正如W.J.T.米切尔在《风景与权力》一书开篇所言，要将“风景”从名词变成动词，并强调：“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白鹿原》的风景是多层次的，它不仅同人物活动、故事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也在同时塑造着特定地理景观的独特性，从另一方面回应了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中所记叙的自我创作观的“转变”：他在明白了“现代派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之后，产生了“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的想法，这种由古巴作家卡朋铁尔带来的“寻根”启示充分地体现在《白鹿原》具有关中农村特色的景观书写中，构建地方性的景观是对叙事载体的进一步个性化，也暗含了叙事主体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探索。
相比《白鹿原》中的自然景观而言，其中的人文景观，尤其是承载着鲜明地方特色的关中民俗风景能够为作品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其中，作者以戏楼这一文本内部的舞台，建构出具有表演性、兼有“看”与“被看”功能的“戏楼风景”，赋予其多层次的隐喻。它不仅包含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秦腔等民俗艺术，还是白鹿原上不同掌权者的“必争之地”，景观背后浓缩了整部小说中鲜明的权力、意识形态，以及不同世界观之间的冲突等复杂内核。
一、 “风景研究”与《白鹿原》研究的新视野
由于风景研究是多学科对话共同孕育出的新领域，对其概念的界定同样具有倾向性不同的解释。张箭飞教授在《风景与民族性的建构——以华特·司各特为例》一文中，将“风景”看作是“自然环境和文化景观叠合而形成的地形学现实”，并认为一地区之居民的生活方式、信仰和观念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由此可见“风景”这一概念具有复合型的特点，这个复合型领域为多学科交叉研究同一个文化样本提供新的可能性。在“风景与文学”方面，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其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第一章“风景之发现”中，将“风景”视为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并指出，文学的写实主义“并非仅仅描写风景，还要时时创造风景，要使此前作为事实存在着的但谁也没有看到的风景得以存在”。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任何风景都源自作者的创作，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文化景观，都通过创作主体的视角以艺术的方式予以展现出来。作为一种“观看方式”，风景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是作家对“主体身份认同”的探索结果。正如吴晓东教授在《郁达夫与现代风景的发现问题》中指出的：“一个人风景认知的启蒙，和风景意识的觉醒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的心理和感觉的熏陶结果。”风景理论对《白鹿原》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尽管已有众多成果来剖析这部厚重的小说，但作为承担故事发生的背景，作品中的风景建构、读者对这些不同景观的认知、作者建构风景时展示的观看方式及其文化内涵，目前却鲜有具体的研究个案。尤其在《白鹿原》先后被改编成同名话剧、电影和大型电视连续剧之后，原本以文字为工具刻画出的风景通过跨艺术形式、跨媒介的形式被更加直观地“看”了出来，除了叙述内容本身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之外，从多种改编作品来看，作为小说中不同“风景”的重要价值，已然被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了“再创造”式的深入挖掘。
在《白鹿原》中，人物的活动空间成为“实践的地方”，风景在将“地点”变成“视域”的同时，“将地方和空间变成了视觉图像”。这种视觉图像是多重复杂因素随着历史脉络沉淀的结果。西蒙·沙玛在《风景与记忆》中写道：“我们所继承的风景神话和记忆必然有两个普遍特征：可延续数世纪的惊人持久力，以及强大的影响力——我们至今仍在遵循它所塑造的习俗。”投射在对风景感知上的艺术表现，不仅由创作个体所直接决定，而且体现出创作者本身的民族性和时代背景。
《白鹿原》书写的一切隶属近代中国社会的关中“文化圈”，其景观是这一区域典型物象的集合体，由多种地方化的符号所构成。比如，在文本中，白赵氏将夭折的孩子交给鹿三后，鹿三便在牛圈拐角处挖坑将其埋入，直至牛屎牛尿将孩子的尸体腐蚀成粪土，再挖出晒干捣碎施入麦地或者棉田。作者写道：“白鹿村家家的牛圈里都埋过早夭的孩子，家家的田地里都施过渗着血肉的粪肥。”在《白鹿原》展示的风景里，关中农村是所有景观的根基，而麦地和棉田又是一切农事活动的书写对象。麦地和棉田的土壤里有着血肉的肥料，既是幼小生命逝去的悲哀，也是出身自农耕家庭的生命最终的归所。这样的残忍冷酷的书写给寻常的乡村风景增加了更沉重而深刻的记忆，背后更是包含着复杂的文化意蕴，作者直观地书写出农民朴素世界观中的“人地合一”和古老的农耕生活中诞生的生殖崇拜思想。在人类学理论中，将土地农事与生殖相结合的原始观念在人类文明中的各民族间几乎是共通的，罗马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说，湿热的原野可能长出“子宫窝”。这种思想在白嘉轩等农民身上体现为对传宗接代的渴望和大地是关中农村人的最终归宿这样的信念，亦是整部小说中令人震撼的一笔。
二、 作为人文景观的“关中戏楼”
关中地区介于黄土高原与秦岭之间，以广袤的平原景观为主，且有原有隰，原是山麓与河畔间的高地，因此，关中的农耕活动在上古时期就已初成规模，孕育出中国较早的农耕文明。同时，由于古时关隘的设置，关中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延续性和独立性的特征。位于今日陕西省西安市的白鹿原，据说在周平王时期，就得此名。通过考古发掘依据，白鹿原一带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衍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在白鹿原及其附近，被发现有距今75万年—115万年蓝田猿人的遗址；距今6000年以上的新石器仰韶文化的代表——半坡遗址；葬有汉文帝与窦太后的灞陵等重要历史遗迹。白鹿原如今所属的西安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这十三朝包括了周、秦、汉、唐，这四个时期分别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孕育—发展—兴起—繁荣”的四个重要阶段。可以说，白鹿原的悠久历史是关中深厚文化积淀的一个缩影，而关中文化则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体现。自远古起就绵延至今的关中文化给予了《白鹿原》诉说厚重故事的底气，这份底气与陈忠实先生娓娓道来的关中方言叙事共同给予了这部作品大气磅礴的阅读审美体验。
《白鹿原》多次展现了“戏楼风景”，作为整部作品人文景观的核心之一，它由不同的人物活动构成。戏楼景观被建构为小说内部被浓缩的表演内容，同时被故事内部戏台下的人物和作品外部的读者观看着。它令这种权力展示的意义具有丰富的层次感，既凸显了小说中戏楼上激烈的冲突及其人物的不同背景、阶层、世界观等特征；又在呈现给读者后，将白鹿原上形成“戏楼风景”的多种要素置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潮流中。由《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作品里，被图像化后的文字叙述，更是凸显了戏楼这一内部空间在整部作品中举足轻重的分量。短短不到4分钟的片花中以戏楼为始，亦以其而终，仿佛暗示了作品即戏、人生如戏的玄机。在整部电视剧中，白鹿村戏楼的画面出现的次数甚至比原著中还要多。比如，电视剧中鹿兆海战死沙场后，白鹿族人为他举行葬礼的灵堂也设在戏楼前，可见戏楼的象征作用在影视中被进一步强化，它已然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文化符号之一，与白鹿村的祠堂共同承担了展现关中乡村传统秩序与文化形态的艺术使命。
三、 《白鹿原》的戏楼景观与文化隐喻
《白鹿原》中的戏楼是文本内部的“舞台”，作为具有表演功能的空间载体，散发着耐人寻味的多层次隐喻。它位于白鹿村的祠堂前，承载着“娱神”和“娱人”的双重需求。戏楼上不仅呈现了具有关中特色的秦腔等民俗艺术，还是白鹿原上不同掌权者的“必争之地”，景观背后承载着不同意识形态外衣下的权力冲突，近代启蒙思想与传统世界观的对话，以及关中乡村宗族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在《白鹿原》戏楼上，以黑娃为代表的“农协”成员掀起了白鹿原风暴的第一场高潮。黑娃囫囵吞枣地接受了鹿兆鹏所引导给他的共产主义思想，那时，他因带回田小娥而受到全族歧视，恼羞成怒的他在报复心理的驱使下开始了白鹿原的第一场农民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他们分了地主们的土地，铡了老和尚、碗客，批斗了鹿兆霖等财东和总乡约田福贤：
斗争三官庙老和尚的大会第一次召开，会场选在白鹿村村中心的戏楼上，其用意是明白不过的。
这一天选在了白鹿镇的逢集日，巨大的人流量也带来了数量极多的看客，这样的极刑被执行在最热闹的一天，在最有民间文化和传统秩序意义的戏楼上，所谓的“农民运动”被增添了一抹莽撞又荒诞的表演色彩。在这之后的正月初一，人们像看大戏一样赶到白鹿村的戏楼前，黑娃站在戏楼上宣布：“白鹿原农民协会总部成立了。一切权力从今日起归农民协会！”这不仅是农协权力的宣告，更是黑娃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识，他不再是因为带回来一个“婊子”而被父亲从白家撵出来的饱受歧视的人，也无须再为长工儿子的卑微身份而自感低贱，农协的权力给他充分的自信，在戏楼上向众人“展示”的权力让他尝到“革命”的甜头。
把田福贤推上白鹿村的戏楼是白鹿原农民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会址仍然选在白鹿村祠堂前的戏楼。鹿兆鹏亲自主持这场非同寻常的斗争大会。陪斗的有白鹿仓下辖的九个保障所的九个乡约。
黑娃和农协成员在戏楼上揭发了田福贤和乡约成员贪污粮食、银元一事后，戏台下的民众们再也难以抑制愤怒，要求“抬铡刀来”。然而，与老和尚、碗客等不同，是否对隶属国民党的田福贤进行处决是鹿兆鹏口中“牵扯国共合作的大事”，故其逃过一死。这样的叙述安排又何尝不是一种微妙的权力暗示？
四一二事件后，田福贤重新上台，紧接着便在戏楼上折磨戏弄了曾经“批斗”自己的农协成员，以示权威。
田福贤无奈就转了话题：“我想借白鹿村的戏楼用一天。”白嘉轩不以为然地说：“借戏楼？你重返故里给原上乡党演戏呀？”
…………
田福贤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冷笑着说：“我看中你的戏楼可不是你的戏楼上开着牡丹，是他们在白鹿村的戏楼上把我当猴耍了，我耍他的猴就非搁在白鹿村的戏楼上不可。叫原上的人都看看，谁耍谁的猴耍得好。”
田福贤坐在戏楼上对昔日农协的成员展开一系列报复行径时，正在祠堂里重修“仁义碑”的白嘉轩大声说这下白鹿村的戏楼变成“鏊子”了。
真正着墨于秦腔艺术的是对贺家坊戏楼描写，看戏的人群中，田小娥第一次挑逗了白孝文。此时，戏台上表演的是本戏《葫芦峪》之前加演折子戏《走南阳》，台上调戏村姑的刘秀不是那个“光武中兴”的缔造者，而成了一个“死皮赖娃”。戏楼上的景观与戏台下的人物活动紧紧地吻合，耐人寻味。被白嘉轩寄予厚望的“接班人”白孝文此刻经历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自小被圣贤文化浸润的他终究还是未能抵抗住田小娥的肉体诱惑，成为鹿子霖报复白嘉轩的一颗棋子。
小说的结尾，黑娃和田福贤在白鹿镇的同一个戏楼上被枪决，这个戏楼是《白鹿原》中规模最大的，它不同于之前描写的村中戏楼，而是位于镇上，而这一天是农历二月二白鹿镇传统古会的日子：
当一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着三个死刑犯登上临时搭成的戏台以后，整个会场便潮涌起来，此前为整顿秩序的一切努力都宣告破费。
即使经历了这一系列风波，白鹿原上的戏楼仍是传统文化的产物，是地方性与民族性的符号。
小说对关中传统文化思想的认同是“戏楼景观”的建构基础。戏楼上以人物活动为主体的景观构成，承载着近代社会中，革命浪潮席卷到关中大地时，不同意识形态对掌握权力的“表演与展示”。陈忠实在《〈白鹿原〉创作手记》中写道：
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既不同于南方那些红色根据地的革命，也不同于陕北“闹红”。
除了革命斗争之外，戏楼景观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关中农村不同宗族间的微妙关系上。忙罢会时，爱看戏的白嘉轩准许鹿三和白孝文去贺家坊看戏，自己却留在家中，面对鹿三的邀请，他说：“咱白鹿村的会日眼看也就到了嘛！咱村唱起戏来我再看。”白鹿村的戏楼在这位族长心中，不仅不同于其他的村落中的戏楼，还是他心中白鹿村宗族文化的符号和被象征化的族长权力。
在白家遭黑娃为首的土匪洗劫后，整座村庄已经被哀戚的氛围所弥漫，他却执意要求戏班子来村中的戏楼唱戏，并且在腰伤未愈的情况下去看戏，“显然不是戏瘾发了，而是要到乡民聚集的场合去显示一下”。原著中，这场戏有意改换原先的安排，出演了《金沙滩》，而在电视剧《白鹿原》中，这场戏被改为《斩单童》。与《金沙滩》不同的是，选自《隋唐演义》故事中的《斩单童》表演的是单雄信不愿投降李世民而被斩杀的故事。小说中对《金沙滩》的表述是“把白鹿村悲怆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电视剧中的《斩单童》则是将戏楼景观与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其隐喻紧密地结合起来，白嘉轩利用白鹿村的戏楼演了《斩单童》这部戏来暗示黑娃，他已经知道了是黑娃带领土匪洗劫了白家、打折他的腰一事。
再者，这种开放性还体现在小说中不同人物的个性塑造和他们的结局上，《白鹿原》中，只有朱先生被塑造成一个近乎“圣人”的形象，其他人都非完人，尤其是包括白灵、鹿兆海、鹿兆鹏、白孝文等在内的年青一代人最终结局无不令人唏嘘不已，即使是白嘉轩那样“腰杆硬”的“仁义”白鹿村的族长为了传宗接代，也安排了自己的儿媳妇向兔娃“借种”一事。陈忠实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倾注在朱先生这个人物角色中，朱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气质可谓是作者在创作中，对自我“寻根”一事的终极回应。
注释：①W.J.T.米切尔著，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②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5页。(后文选自小说《白鹿原》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列出。)
③张箭飞：《风景与民族性的建构——以华特·司各特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④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页。
⑤吴晓东：《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⑥W.J.T.米切尔著，杨丽、万信琼译：《神圣的风景：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美国荒野》，《风景与权力》，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⑦西蒙·沙玛著，胡淑陈、冯樨译：《风景与记忆》，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⑧“文化圈”这一提法源于维也纳学派的德国人类学家拉采尔在其著作《人类地理学》中提出，是指特定区域内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活动的全部文化复合体，在发生上具有相互关联的特征。这种地理划分法，对后来以博厄斯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研究有重大影响。
⑨萧兵：《黑马：民间文化向哲学挑战》，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⑩雷蒙·威廉斯著，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乡村与城市》，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 223页。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20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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