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鹿原》中的灾难书写
◆ 王效峰
关中平原在历史上曾一度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相对繁荣的农业生产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杜甫眼里的“秦中自古帝王州”。关中人民也对此颇为自豪，民间素有“江南才子江北将，陕西黄土埋皇上”之说。但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模式的陕西关中地区因为各种原因在唐宋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甚至一度沦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继柳青《创业史》之后，陈忠实小说《白鹿原》将关中平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创业史》是“当代人写当代事”，《白鹿原》将目光投向了此前数十年的清末与民国。将二者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创业史》因为描写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中地区的土改，充盈的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歌颂，而《白鹿原》则从家族史的角度，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关中地区民众多灾多难的生活进行了充分展示。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灾难并由此逐步积淀成型的灾难记忆，从来都是文学无法绕过和不能不关注的重要题材之一。”尽管《白鹿原》对于原上民众生活的书写，并不着意于对于灾难的特别关注，但是天灾人祸在小说中频繁上演，既是对民国关中历史民族文化记忆的文学呈现，同时也是黑娃、白孝文们风云激荡、曲折离奇的人生得以展开的重要背景与社会舞台。
一 历史与文本之间：哀民生之多艰
陈忠实在回忆自己起初萌发写作《白鹿原》的欲念的时候说：我临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杂树已披上绿叶。麦苗正呈现出抽穗前的旺势。间杂着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黄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从陈年的枯干淡黑的蒙盖里呈现出勃勃的绿色。历经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大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有的像奔突的雄狮，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有的像醉卧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些景象，而且行走其中，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几回了，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截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
按照陈忠实的解释，写作《白鹿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展示生存在此的先民乡民们所经历过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为此他曾经遍翻了周边蓝田、咸宁等三个县区的县志，力求走进祖辈父辈们的生活。联系其他陈述和回忆，展示这方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灾难，无疑是小说《白鹿原》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白鹿原》并不是一部灾难小说，但却有着大量的对于灾难的文学书写。小说中对于原上百姓多灾多难生活的展示是多方面的。在一个政治混乱、社会与乡村治理失序的年代里，地处于秦岭山区、平原城市之间的众多白鹿原们无疑遭受了来自多方的侵袭。在原上百姓们眼里，政权机构与各级官员们的横征暴敛、来自山区土匪们的寇盗相侵，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不值当进入到史书中。构成民国年间关中民众普遍灾难并造成巨大创伤的，才有资格成为百年来老百姓口耳相传的普遍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白鹿原》中对于灾难的书写，分别是对民国年间关中三次大灾难的描绘。一是兵灾：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到十一月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领十万镇嵩军对于西安城长达八个月的进攻与围困。二是旱灾与饥荒：即老关中人所谓的“民国十八年年馑”。三是瘟疫：即民国二十一年的霍乱(“虎烈拉”)瘟疫大流行。这三次大灾难，一为人祸，二为天灾，均为民国陕西关中曾经发生过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于彼时关中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白鹿原》对于这三次关中大灾难有着生动丰富而充满细节描绘的文学书写。
民国十五年刘镇华镇嵩军八月围城事件，如今已经被陕西老关中人演绎为“二虎守长安”的民间口头传奇。至今位于西安市西五路北的革命公园中的革命亭旁的书状碑石上依然记录着这段对于这座城市乃至于关中地区很重要的历史。1926年4月间，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近10万人由豫西进入关中，向驻守西安的国民革命军发起进攻。时任西安守将杨虎城、李虎臣二位将军率部誓死抵抗。刘军进攻失败，转而行使长期围困之策，期间西安城内因被十万大军围困长达八个月，其间战斗不断、断粮缺食。西安军民战死、饿死者达数万之众。至11月28日，因冯玉祥部率军救援，围始解。
《白鹿原》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部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写，主要是围绕镇嵩军对于原上百姓生活的攘扰危害来展开，核心矛盾是征军粮，并依此进而说明了刘军是如何不得民心。这其中主要是三件事情，一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刘军“征粮”与鹿兆鹏、黑娃“烧粮”的过程；二是夏末秋初镇嵩军“刘军长”(大约是刘镇华本人)拜访朱先生而被看门狗咬；三是战后白灵与鹿兆海在城内抬埋尸体并私订终身的过程。小说中称刘部士兵为“白腿乌鸦”，并借鹿兆鹏之口描述“镇嵩军刘军长是个地痞流氓”，而他的士兵们则是“一帮兵匪不分的乌合之众”。
《白鹿原》对这一“人祸”的书写，可以视为对于史书记载的补充。镇嵩军在围城期间对于西安周边地区的烧杀掳掠，原上百姓对于军阀鱼肉的恐惧，一直属于历史记录的空白。从这里我们大约可以窥见一斑。而战后西安革命公园的修建，也在白灵与鹿兆海懵懂恋情的发生中得到了文学的呼应。
关中老人所谓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其实并不仅仅指的是民国十八年(1929)，而是从民国十七年(1928)到民国十九年(1930)持续三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这场饥荒共造成约1300万人死亡，而又以关中地区旱灾最为严重。据民国十九年陕西民政厅报告，本次旱灾饥荒致使200万人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艰难维持。号称沃野天府的八百里秦川满目苍凉，至人相食。
《白鹿原》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是对这一长达三年的天灾的集中书写。陈忠实以生动而不无感情的笔触对旱灾饥荒有着触目惊心的展示：
田野里满都是被晒得闪闪发亮的麦茬子，犁铧插不进铁板似的地皮，钢刃铁锨也踏扎不下去，强性人狠着心聚着劲扎翻土地，却撬断了锨把儿。旱象一直延续下去，持续不降的高温热得人日夜汗流不止喘息难定。
旷年持久空前未遇的大旱造成了闻所未闻旷日持久的年馑，野菜野草刚挖出地皮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树叶刚绽开来也被捋去下锅了。先是柳树杨树，接着是榆树构树椿树，随后就把一切树叶都煮食净光了，出一茬捋一茬。
饿死人已不会引起惊慌诧异，先是老人后是孩子，老人和孩子似乎更经不住饥饿。饿死老人不仅不会悲哀倒会庆幸，可以节约一份吃食延续更有用的人的生命。
除了对惨状种种的展示之外，小说还描绘了人们在面对旱灾与饥荒时无奈而又悲壮的求雨以及因为饥荒带来的人物命运(主要是白孝文和田小娥)的转折性变化。
根据郑磊的研究，造成民国关中地区持续三年的饥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北方地区常见的“十年九旱”之外，关中地区在抗战爆发之前广泛种植鸦片是重要原因。作为能够带来暴利的经济作物，由于军阀的放纵诱导，鸦片种植占据了关中地区大量的高产耕地，造成了粮食供应的紧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天灾，更是由“人祸”造成的。联系《白鹿原》中白嘉轩以种植鸦片而发家致富，即使有朱先生曾力推禁烟，但“罂粟的红的白的粉红的黄的紫的美丽的花儿又在白鹿原开放了，而且再没有被禁绝”。 “白鹿镇每逢集日，一街两行拥挤不堪的烟土市场代替了昔日的粮食市场成为全镇交易的中心。”小说以对罂粟花美丽盛开的描述，印证了关中地区是鸦片主要产区的史实。
祸不单行，人们关于饥荒的苦涩记忆还未完全消退，民国二十一年(1932)则有霍乱(“虎烈拉”)瘟疫的大规模流行。关于此次关中霍乱瘟疫的状况已有专门的研究。此次瘟疫从陕东潼关开始，几个月之内遍及关中及陕北大部分地区。“疫情一直持续到11月份，陕北仍有部分地区尚有流行。后因气候逐渐变冷，霍乱传播才被制止。此次霍乱传染之烈，受灾地区之大，死亡人口之多，是民国时期陕西遭受传染病侵袭最为严重的一次，给陕西的人口和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灾难。”瘟疫流行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全省损失人口大约14万。此次瘟疫过后多年，仍令人心有余悸。陈忠实老家附近的蓝田县流传有民谣“虎疫拉，真怕怕，没爪没牙把人抓；拉大人拉娃娃，有多没少一齐拉”。瘟疫爆发之后，人口死亡之快之众到了“死亡之区，棺木买空，乡人与该镇断绝交通，间有非去秦渡不可者，一去便染，染则必死，秦渡停业，变为死市。附镇如北张村与南张村、贺家村，死有绝户，病死埋葬抬灵者，每人索洋一元，作抬埋费，嗣因传染厉害，无论给钱多(寡)，鲜有专应此役者”的地步。
《白鹿原》对这一惨状的描述是“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蔓延，像洪水漫过青葱葱的河川的田亩，像乌云弥漫湛蓝如洗的天空，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任何防卫，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和富人，都在这场无法抵御的大灾难里颤抖”。当冷先生的药方失去效力，连他自身也不得不乞灵于求神辟邪的时候，原上也很快出现了“死得绝门倒户的家庭，使恐怖的气氛愈加浓重”。瘟疫发展到小说人物家庭的时候，首先带来的是鹿三女人鹿惠氏的死亡，然后是白嘉轩女人仙草的死去，并随后带来的是鹿三被死去的田小娥的鬼魂附体，并以此揭开了鹿三杀人的谜底。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白嘉轩的“三哥老了”，村里建起了一座镇压田小娥的六棱砖塔。
在《白鹿原》的扉页上题写着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陈忠实主要是想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来探析来描绘生活在这片原上的人们在面对时代与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所受到的思想冲击、所作出的人生选择，但不容置疑的是，与这些人物命运相伴随的种种灾难也构成这“秘史”的一块重要基石。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上民众，他们所经历、所面对的人生苦难接踵而至，一刻也不曾停息。抛开清末以来现代性对于传统生活的介入造成对民众的巨大文化冲击不谈，抛开国共两党之间先携手革命再拼死相争的“风搅雪”似的纷争造成原上的风云激荡不谈，单从社会史、灾难史的角度来讲，白鹿原上也已然是一个不断熬煎普通百姓的“鏊子”。也因此，他们在生活中的短暂喜悦显得是那样的弥足珍贵，他们在原上的生存繁衍才更呈现出生命深处既“艰”又“韧”的悲壮色彩。
二 传统与家族：以人物为中心
如前所述，《白鹿原》并非是一部书写灾难为目的的小说，其使命是以家族史为中心，去描绘原上数十年中发生在两三代人之间的“秘史”。因此，对灾难的书写在其中并不居于中心地位，它的任务虽然有对民国关中接二连三的灾难的文学记述，并以之与历史互相印证，但更重要的是，灾难的相继来临，打断了原上百姓固有的生活节奏，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包括小说主人公在内的众多人物的命运轨迹。简而概之，灾难的出现，在内容上改变了白孝文们的人生发展逻辑，在形式上也调整了小说的叙事节奏。《白鹿原》中描写了不同类型的灾难，以兵灾、饥馑和瘟疫最为集中，日常的匪祸连结、横征暴敛则贯穿始终，化为日常。但是值得注意的，在陈忠实的笔下，对于民国关中史上这几场大的灾难的文学书写，表现出富有自身特点的一面。
一是在灾难应对和治理过程中白鹿原作为乡土社会的“自给自足”以及政府权力机关的相对缺位。这样的处理，带来的阅读效果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灾难，白鹿原似乎成为一个被外部世界遗忘的角落，或者说成为一个被反复颠来颠去的“鏊子”。在生死考验面前，原上人们的命运如何，只能更多有赖于他们自身的选择。白鹿原，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上帝的试验场。面对灾难，他们只能默默承受，偶尔的勇敢反抗，也只能是按照自身的思维逻辑做出本能的选择。
说其体现出作为乡土社会的“自给自足”，是因为，在小说中，原上的人们在面对不同灾难的时候，尽管表现出不同的或忍受或反抗的应对方式，但从根本上来讲，他们沿袭的还是来自千百年来一贯如此的乡土人生经验，并没有体现出太多的具有现代社会文明所带来的思维和举措。
当镇嵩军围困西安城并到原上征粮，鹿子霖请求白嘉轩敲锣的时候，白嘉轩的反抗是消极的，也几乎是出自本能的，“……可百姓只纳皇粮，自古这样。旁的粮不纳。这个锣我不敲”。在士兵们进行过别开生面的征粮仪式和射击表演之后，他们迅速选择了忍受或者说屈服。从外面归来的鹿兆鹏试图鼓动黑娃参加革命，讲了一大堆“婚姻自由”以及“国民革命”的大道理之后，黑娃的反应是“‘我一满弄不清，庄稼汉谁也弄不清。’”或者就是“黑娃听不懂只是‘噢噢’地应着”。但当鹿兆鹏将镇嵩军定义为“一帮兵匪不分的乌合之众”并鼓动黑娃“把粮台给狗日烧了”，黑娃立刻有了兴趣。黑娃对放火的兴趣，并非对于革命的向往，而是生命深处的本能叛逆与盲动，并且遵循了传统社会中“官逼民反”的固有逻辑。
同样地，当异常的年馑降临到原上时，陷入恐慌的原上居民的反应首先是如同他们的先祖曾经做过的那样，去拜神求雨。“白鹿原的官路上，频频轰响着伐神取水的火铳，涌过披着蓑衣戴着柳条雨帽的人流。”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也领着他的族人村民悲壮地先去拜祭关公神庙并随着前往黑龙潭跪拜求水。而在瘟疫来袭的时候，居民的反应首先是“不太在意”，包括行医多年不苟言笑的冷先生甚至还说了轻俏的笑话，“两头放花”。但当灾情失控之后，原上各个村庄的香火开始兴盛起来，“所有村庄的所有庙宇都跳跃着香蜡纸裱的火焰和遍地飘动的纸灰。香火最盛的三官庙内，观音关公和药王的泥塑神像上披挂满了求祈者奉献的红绸和黄绸，和尚每天揭掉一层接着又披上一层”。
着眼于对传统农村社会生活及其民俗文化的展示，相应地，在灾难来临时对彼时国民政府权力机关抗灾救灾的努力也就疏于描绘。公允地讲，民国时期政令不一，内忧外患，政府社会治理尤其是乡村治理能力低下的确是史实。但是在某些方面政府各部门也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在瘟疫期间，政府也曾设立防疫机构，培训防疫人员，推广防疫知识，但是这些工作在《白鹿原》中并未有充分展示。脑瓜灵活的鹿子霖推广石灰杀菌，白嘉轩与冷先生对此持不以为然甚至有几分揶揄的态度。饥荒年份中白鹿仓组织的救灾“舍饭”，也更多是传统乡绅们民间自发行为，缺少了政府机关的有组织介入。
小说对于几场大灾如此这般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是对历史真实的再现。灾难带给人们的首先是恐惧，当面对残酷、对抗失灵时，这种恐惧随之转化为对于神灵的未知乞求。尤其是在尚未充分感知现代气息的乡村，这种表现就更为明显。将灾难压缩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里，更体现出命运的残酷与生存的艰难。白嘉轩们繁琐神秘的祈雨仪式以及浩浩荡荡的求水大军，展示了传统社会关中民俗中具有“反常”性质的非理性反科学的幽暗面，主宰其中的固然是无奈、迷信和愚昧，但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顽强、坚韧与悲壮。
二是在书写灾难的时候，《白鹿原》中虽然有对民众受难、转徙沟壑颠沛流离的描写，也有对作者翻阅县志所得资料的再次呈现，但从大的层面上来讲，陈忠实在处理这些史料时，并没有沉迷在对于先人们艰难求生的窘迫的细节陈列。灾难是对生活的忠实记录，但更是作者笔下的人物们命运变化、转折的契机和催化剂。灾难在这里深深地介入了小说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并对人物性格深处另类层面的呈现提供了足够的外部条件和动力。于是，陈忠实依然能够以他的家族史书写中心，围绕他的人物或者白鹿两个家族的命运变迁以及故事展开的逻辑自然而然地向前继续书写他的“秘史”。灾难成为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的背景和舞台。
小说中几场大灾难的出现对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白腿乌鸦”兵在原上四处征粮并祸害乡民的，是从秘密入党以小学教员身份回到原上鼓动国民革命的鹿兆鹏四下串联的身影。鹿兆鹏的鼓动，改变了充满生命盲动能量的鹿黑娃的命运，并在随后而来的国共合作时代中大出风头。鹿黑娃，从此走上了一条四处流亡的叛逆与回归之路，田小娥的命运也自此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与毁灭。与之类似的，还包括鹿兆海和白灵抛掷铜元的懵懂恋情，“揭开了她和他走向各自人生历程中精神和心灵连续裂变的一个序幕”。
《白鹿原》中对于旱灾饥馑的书写，与白孝文的堕落与“重生”伴随始终，同时也带来了田小娥的死亡。此前，因为鹿子霖的教唆，田小娥勾引了白孝文，使得后者被捆到祠堂槐树上示众。白孝文曾经的道德与文化优越感轰然坍塌。在饥馑带来的恐慌中，白孝文彻底变得“不要脸了”，他“早晚都泡在小娥的窑洞里”，“使这孔孤窑成为饥馑压迫着的白鹿原上的一方乐土”。在目睹了白孝文的彻底“死去”后，鹿三杀害了田小娥。
如果说饥馑带来了田小娥肉体上的死亡，那么当瘟疫来袭的时候，同时带来的是田小娥的再度“重生”。鹿惠氏和仙草的临死以前对于小娥死亡真相的质问、鹿三被小娥的鬼魂附体颇具神秘色彩，并给瘟疫横行的白鹿村带来了更大的恐慌。田小娥就是以这种方式宣告自己的“归来”，六棱砖塔的建造更是成为白鹿村村民心头永远的魅影。
三次大灾难间接推动了白嘉轩、朱先生努力重建并维系的“仁义白鹿村”乡村秩序的步步崩解，面对现代性冲击已经左支右绌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乡土中国”进一步走向瓦解。在大灾带来的恐慌里，白鹿两家的年青一代不再安于依照生活“从来如此”的逻辑继续走下去，他们或者苏醒、或者堕落，用自己的身体本能开始了同父辈们的协商与抗争，潜伏的矛盾由此浮出水面并不断被激化，本已如同“鏊子”熬煎的白鹿原更进一步陷入“风搅雪”般的动荡不安中。
同时，在不同的灾难书写中，小说不同的人物形象也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呈现。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镇嵩军征粮以及鹿兆鹏的煽惑鼓动，黑娃和小娥男耕女织、“争强好胜的居家过日月的气象”仍将持续，那个性格深处充满盲动与叛逆的黑娃将无处释放他的生命力比多。同样，没有持续的年馑，白孝文或许仍在当他的白门“长子”，性格中幽暗狠戾的一面也将无从展示；没有瘟疫来袭，田小娥的死亡也将同陈忠实在县志上翻阅到那些“贞洁烈女”一样毫无意义。正是在三次灾难中，田小娥走完了从堕落到死亡再到“重生”的凄苦人生，并依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形象。
田小娥的壮怀激烈让我们震撼，白嘉轩与仙草的“父母爱情”则带给我们的是持续的感动。陈忠实对于仙草的死亡不吝笔墨，这个年轻时性格直爽泼辣的山里女人在离去前的沉静呈现出慈母的光辉，这种反常倒使白嘉轩感到不安。多年以来，仙草对白嘉轩的感情从未有过减退：“白嘉轩只哭了一声就戛然而止，仰起脸像个孩子一样可怜地问：‘啊呀天呀，你走了丢下我咋活呀……’仙草反倒温柔地笑笑说‘我说了我先走好。我走了就替下你了，这样子好’。”
在仙草离去以后，小说让我们得以窥视性格刚硬、充满大男子主义的白嘉轩内心柔软的一面：
陈忠实用这样充满生活气息同时富有诗意的语言呈现出了白嘉轩与仙草在“霍乱时期的爱情”。
需要指出的是，《白鹿原》对于灾难出场方式及过程描绘的书写几乎是如出一辙。第11章、18章以及25章的开头起句分别是“一队士兵开进白鹿原，驻进田福贤总乡约的白鹿仓里”、“一场异常的年馑降临到白鹿原上”、“白鹿原又一次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如此表述，分别交代了兵灾、饥荒以及瘟疫的来临。在随后的描述中，首先是对灾难在原上流播情况的鸟瞰，随着导入到白鹿族人的登场以及后续发展。这样的表述方式，同其他章节之间在情节上的相对连贯相较之下显得有些突兀，仿佛是贸然插入的。从阅读效果上来讲，这样的起句方式足以表明灾难自外(天)降临的突然性以及不可预期，更凸显出白鹿原作为“承受者”的被动、慌乱和一时的不知所措。这种表述方式的一再反复，也足以昭示出在原上生存的艰难坎坷。
注释：①冯源：《灾难记忆的重现意识》，《当代文坛》2011年第2期。
②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一)，《小说评论》2007年第4期,第 46页。
③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页。
④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⑤郑磊：《鸦片种植与饥荒问题——以民国时期关中地区为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⑥石雪婷：《民国21年(1932)陕西霍乱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1页。
⑦《长安南乡虎势燎原》，《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10日。
⑧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1页。
⑨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7页。
⑩石雪婷：《民国21年(1932)陕西霍乱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3～27页。
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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