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的视觉性书写
◆ 胡小燕
一般来说，我们把陈忠实的《白鹿原》归为“寻根文学”或者延续“寻根”之风的“新历史小说”。学术界对《白鹿原》的研究也围绕：不重人物个性的刻画，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不重事物发展因果联系的过程，重主体的瞬间体验；不重革命历史大场面的描写，重封建宗法和家族伦理等日常生活逻辑的叙述。从艺术特色上来说，这类小说都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书写富有浓郁地域性的家族历史，带有鲜明的“传奇性”。所谓传奇性，从中国的传统来看，是由记录奇情异事的唐传奇和魏晋志怪小说和民间传说开创的、在具有相应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的基础上，情节展开表现出离奇曲折、不同寻常的特色。具体地说就是在故事发展中往往通过偶然、巧合、夸张以至超人间的形式来引起情节的转变，从而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既在情理之中，又出意料之外，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使人加深对现实矛盾的感受和认识。笔者认为“传奇性”这个词略显单薄，倾向于用“奇观”(Spectacle)来概括《白鹿原》给人带来的奇特的阅读体验以及文本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这里，奇观化不能简单理解为某种媚俗的倾向，就像有人诟病《白鹿原》中大量原始、血腥、暴力、污秽、丑陋、仪式的场面以及性描写迎合了一部分读者猎奇的心理，抑或在重塑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传统时，刻意蒙上一层神秘而崇高的面纱。这只是一种极其狭隘的理解。奇观，不仅仅指具有强烈视觉冲击性的形象，还包括戏剧化的冲突或者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者豪华的、群体性活动的场面，奇观还可以指涉一种以形象为中介的人和社会之间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其中涉及权力、知识、意识形态、欲望、虚幻、真实等多个意义维度，广泛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后殖民、视觉文化及媒体批评中。从这个角度出发，奇观化不再是一种哗众取宠的外在形式，而是文学真实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更好地挖掘这种写作方式的艺术性，也才能够真正理解陈忠实在艺术创作手法上表现出的对现实主义的剥离。
一 意识形态、现代性、西方：奇观中的强力他者
一般而言，强力他者(Other)与个体自我之间构成某种强暴或压迫性的关系，主体并不是真正的主体，而是他者任意表征的对象。在此，奇观是一种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教学法，目的是形成某种思想的成规进而对其控制。但这种阿尔都塞式的看法很快被葛兰西式的观点替代，强力他者和个体自我之间的压迫性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受压迫的一方可以对视觉形象的代码和意识形态作批判性的考察，进而形成一种抵抗的姿态。正如乔纳森·克拉里所说，一旦视觉被重新安置到观察者的主体性中，两条彼此纠缠的道路就展开了。一条导向视觉主权和自主性的多重肯定；另一条道路则逐渐加强对观察者的标准化及控管。以《白鹿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表达了重建文化自信背后的焦虑与矛盾。这种焦虑来自西方、现代性及意识形态(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意识形态)，这种正好可以作为奇观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强力的大写的他者。显然，《白鹿原》在处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意识形态与文化等维度之间的关系时也不是简单地做出非此即彼的判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矛盾的，甚至可以说是暧昧的。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以及一系列的访谈和对话出发，梳理《白鹿原》的发生背景、历史语境以及实际诉求都会指向三个方面：第一，去政治化。陈忠实早期的文学创作如《接班以后》(1973)、《高家兄弟》(1974)、《公社书记》(1975)、《无畏》(1976)等“文革”色彩浓厚，之后的作品如《信任》、《南北寨》、《初夏》等也保有浓厚的政治情结，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基本上延续的是柳青《创业史》的传统，探讨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对乡土社会的冲击。1982至1984年的作品中陈忠实最得意的是《梆子老太》(1984)，这部作品不仅连结了中国现代启蒙文学批判性地审视国民劣根性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作者创作视野从社会到文化的转变。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上的彻底转折发生在1985年。“一九八五，在我以写作为兴趣以文学为神圣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标志性年份。我的写作的重要转折点，自然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对于陈忠实而言，1985年11月他创作了《蓝袍先生》，而《蓝袍先生》的创作也正勾起了《白鹿原》的创作欲望。虽然《白鹿原》最后成书是在90年代，但从思想发端来说还是80年代的写作。就他自己所说《蓝袍先生》让他实现了两个转变：从乡村现实生活转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由思考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对农民世界引起的变化转移到思考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对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来说，1985年也是富有开创性的一年。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影响延续整个“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文学始终围绕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宏大事件展开，即使是19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也是从否定、批判的角度强调了这一叙事传统。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5年，“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前者以破碎的叙事和实验性的语言深挖人性的内涵，后者则从社会政治转向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发现，实现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不难发现，这种评价方式依据的是大家熟悉的现实主义批评理论，本质上来说这和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诉求是相悖的。我们可以把“翻鏊子”看成古老的循环论，但也以解读为政治革命和个人生存的荒诞感和虚无感。政治线索的游移，也可以指涉生活叙述的强力节奏影响了政治线索的呈现方式，我们长时间的阅读习惯和研究习惯是以政治事件为中心划分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期，但对于几千年一成不变的乡土生活习惯来说，几十年的风起云涌也可能只是幽灵式的存在。
二 奇观化场景的形成及其艺术效果
总的来说，陈忠实的写作是有野心的，就像他所说的，希望有一本能够垫棺作枕的作品。他没有将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历史现状抽象或区隔为明显对抗的几对矛盾，而是尽量呈现出矛盾交织的文化生态及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创作者内心的迷茫。由于各种要素的矛盾纠缠，文本自然而然呈现一种奇观化的艺术特色。论文前面已经提到，奇观不能看成为了迎合某种读者低劣的阅读趣味而刻意进行露骨的描写。在《白鹿原》中奇观化场景的形成主要仰仗两种方式：
(一) 全景敞视式视角
(二) 幽灵式的书写
城镇居民生活用电量的变化与地区生产总值、人口数量、能源消费强度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居民生活用电量与地区生产总值见图2。
人物形象急剧转变。《白鹿原》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黑娃和白孝文算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两个，但他们人物性格发展轨迹是很奇特的。黑娃，仇视白嘉轩那天然的阶级憎恶感、娶田小娥对宗教礼法原始欲望的反抗、闹农协革命意识的不自觉萌动，之后经过当土匪，最后成长为朱先生最得意的门生。我们在文本中找不到促使人物性格转变的动因，哪怕像禅宗所讲的顿悟情境也没有。对于深谙现实主义典型人物塑造技巧的陈忠实而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只能解释为他是故意为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心理结构对一个人的成长所带来的巨大的文化惯性，不管如何偏移传统的轨道，最终也将会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被拉回来。白孝文恰好相反，从文本中对这个人的描述来看，他是一个从小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并有白嘉轩亲自言传身教的“根正苗红”的一个人，最后却变得自私自利、冷酷无情、阴险狡诈。我们不能将白孝文的堕落归结为白孝文好色以及鹿子霖和田小娥的陷害，陈忠实想要呈现的可能是传统文化本身就存在伪善的一面，白孝文的形象只是分有和放大了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隐藏在仁义道德之下的冷酷和残忍，如他们对田小娥等这些触犯了封建道德的人没有半点的同情，而且是朱先生给白嘉轩建议用六角棱塔来镇压田小娥的鬼魂。抑或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心理浸润的人如果完全剥离掉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最后会成为一个沉迷于色欲、物欲和权欲的人，这表达了作者对现代化的隐忧。从根本上来说，白孝文是原上最现代的人。所以我们能在陈忠实的另一篇反映商品经济浪潮中传统礼仪道德丧失的小说《两个朋友》中也看到白孝文的影子。《两个朋友》中的王育才，从一个羞怯的青年，发达之后抛弃糟糠之妻，美其名是追求真爱，实际的做法却丧失了传统的道义廉耻观念。
通过以上两种方式，《白鹿原》给我们呈现很多奇观：道德奇观、性格奇观、性奇观、肉体奇观，死亡、血腥、暴力、污秽、丑陋、仪式、群体性场面等。同时，我们区分之于读者的奇观和之于作品中人物的奇观。对于读者来说，诡异、太富于视觉冲击力的场景会造成一种陌生感，也就是在阅读的时候很难有代入感，而始终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舞台上发生着的一切，并明确知道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这种阅读虽然缺少共鸣，却可以让读者保持一种相对理性的态度去思考小说中的人物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行为。所以我们既欣赏黑娃和小娥对原始欲望的追求，也痛心小娥没有真正自我觉醒；既能在对这些奇特场景的凝视中感触到传统文化的幽灵，也能审视传统文化的伪善、冷酷和残忍。对于剧中人物来说，奇观的展现总是存在背景的。有像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白灵、鹿兆鹏、黑娃、鹿兆海、鹿三等等原上的灵魂人物，他们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奇观，还有小说中的旁观者，特别是在群体性场景如读乡约、惩戒、祈雨仪式、交农、乌鸦兵事件中他们总会成为一种压倒性的力量。他们是麻木的、无动于衷的，他们是被损害的，他们极易被煽动，是暴力的施暴者，他们经历了种种风暴并没有什么改变，然而原上的灵魂人物所有的挣扎却都会为了他们。这体现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恐怖，又回到了启蒙主义所关注的国民性的问题上。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项目“阿尔都塞哲学及文艺思想的宗教属性研究”(项目号14JK168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①段建军：《陈忠实与寻根文学》，《小说评论》2014年第5期。
②旷新年：《“寻根文学”的指向》，《文艺研究》2005年第6期。
③屈育德：《传奇性与民间传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④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吴琼编：《视觉文化的奇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居伊·德波著，王昭风译：《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乔纳森·克拉里著，蔡佩君译：《观察者的技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5页。
⑥李遇春：《陈忠实小说创作流变论》，《文学评论》 2010年第1期。
⑦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
⑧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
⑨温儒敏：《莫言历史叙事的“野史化”和“重口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⑩南帆：《姓·性·政治》，《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西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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