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磊 吕鹏娟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镌刻卑微灵魂 寻找精神支撑
——论周瑄璞小说创作的意义

　　◆ 江 磊 吕鹏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想真正理解周瑄璞的作品，首先需要揭去附加其上的诸如“女性主义”、“70后作家”、“个人化写作”等种种“标签”——对于任何一位有独立艺术追求的作家而言，仅凭几个关键词便试图从概念或学理上对其创作活动进行程式化的归类划分或概况总结，无疑是困难的。周瑄璞从不愿将自己的写作归顺于某种“观念”或“主义”，亦拒绝在一种既定的文学范式下图解生活和建构作品。有异于文坛普遍存在的浮躁气象，她总是以一种淡然、从容的心态,以其特有的方式平静自如、不紧不慢、张弛有度地讲述着远离“宏大叙事”的故事，执着地表现历史及现实中的生活日常、人生世相。因此，她的创作似乎常常与时代的文学风尚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正是这种与文学时尚的错位显示了周瑄璞小说创作的独特性：作家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一颗温润的平常心，一如既往地坚守文学的尊严和严肃性，并且不遗余力地展现着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理性力量和思想锋芒；顽强地以其思想穿透力、艺术感悟力直面不同的时代语境，把握社会、历史及人生表象下的本真，在创作过程中认识自我与外部世界、观照历史与现实，表达着她的忧患之情、悲悯之心，书写着她的精神理想和人文情怀。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其笔触总是指向灵魂的深处，给人类以关爱及启迪。正如周瑄璞自己所言：“写作的过程，就是向生活交付的过程，交付你的青春、胆怯和赤诚，袒露你的卑微、伤痛和无奈，你能行走多远路程、领略多少风景、赢得多少共鸣，决定你交付的勇气和真诚，决定你向内心探寻、守卫的程度。”

　　从《曼琴的四月》、《房东》、《胜利稗记》到《宝座》、《彩礼》，从《故障》、《来访者》、《病了》到《苔列娜纸牌》，从《人丁》、《夏日残梦》、《我的黑夜比白天多》、《疑似爱情》到《多湾》，周瑄璞将其对平凡世俗生活的细腻描述与对社会现实、历史变迁的深沉关怀交织在一起，真诚而坚定地把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付诸创作实践。在以超凡的冷静直面“过去”与“现在”的背后，周瑄璞洞察生命的沉重悲苦、呈现人物的精神困境、叩问时代背景下的世道良心，她镌刻了一个个“卑微”而不灭的灵魂，竭力在这些凡夫俗子身上寻找心灵的真实、发掘世俗人生所应当坚持的基本精神向度与价值准则，表现出罕有的深度和力度。

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讲述小人物的苦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为核心的内容。米兰·昆德拉曾经说，小说并非作家的个人忏悔，而应该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学界已经有论者注意到周瑄璞对于都市女性生活际遇和精神世界的独到探索和表现，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在当今文坛的喧闹和嘈杂中，周瑄璞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关注世俗世界里中下层人物生存状态的作家之一。周瑄璞说：“他们走在街上，是看似微不足道的普通人，是群体，是群众，在作家眼里，他们是一个又一个的个体，每个人内心都有过狂风暴雨、伤痛悲欢，这才是作家要关心的。”纵观她的中短篇小说，作家常常通过讲述主人公的某一段人生经历或生活片段，真实地铺陈当今社会中下层的生存现状，展示着都市平民世俗生活的本真。在这些作品中，她全面观照和呈现了都市中的孤独失落者(《来访者》、《病了》)、“在而不属于”城市的拆迁户(《房东》)、骚动却惶恐的感情流浪者(《故障》)、艰辛实现生存突围的知识青年(《彩礼》)、怀揣微小梦想的底层打工者(《宝座》)、平庸懦弱却不乏温情善良的尘世男女(《胜利稗记》、《爸爸的房子》)等一系列小人物的生存图景。

　　在周瑄璞的笔下，表现生命的沉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作品里的芸芸众生大都在时代的光环之外，是城市机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末梢，是当下社会中的失位者或边缘人,常处于无根、无名、无助的生存困境中。城郊阴暗潮湿的廉价租住房、局促拥挤狭小的父辈老宅、简陋破旧的停车场一隅、幽闭冰冷缺乏生机的办公室是他们日常的生存空间；低级职员、下岗工人、保安、门卫、摆摊小贩、清洁工就是他们的全部营生；对上，他们大都无太多余力料理父母的生老病死，对下又肩负着养育子女的重担，时常处于生活不得安定的紧张焦虑之中。窘迫无奈、艰辛酸楚就是他们的人生况味。爱情、家庭、父母、子女等诸多问题，只是周瑄璞展示生命本相的具体表现形式。她总以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悲悯地看待这些底层小人物艰苦辛酸的人生。在这里，作家关注的不是所谓的终极，而是庸常俗世的当下。这种对当下中国平民社会的热情和关怀，当然充分显示了周瑄璞所秉承的作家良心及精神操守。

　　但周瑄璞小说创作的独特意义在于，她并不满足于真实的记录或再现都市平民的生活世界，而是更注重表现小人物在生存重压下显示出的坚韧执着以及在物欲时代中艰难寻找自我的精神追求。周瑄璞致力于向人们展示在当今日益软化和细腻的世界的背后，那些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小人物的粗糙生活，以及在这种粗糙生活中彰显的正义、尊严、勇气和善良。小说《房东》以城中村改造为背景，讲述了永宁村村民、拆迁户房东拾得与四任房客的故事。作品虽然写的是底层小人物，但作家显然并不着重于讲述社会底层艰辛的生存故事，周瑄璞关注的是小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一种卑微生存现状与纯良精神世界的“错位”，她试图在世俗化的底层生活中发掘可贵的道德品质。

　　自小生活在此的拾得从父亲手中得到了一套还建房，但他显然并非一夜暴富的“拆二代”。尽管拥有这套城市房产，可由于生活所迫，他必须将未住一天的房子租出去以贴补家用，自己一家人只能租住在城外的农村。生活没有赋予这个城市平民享受自己房子的机会，生存的重压将他与自己真正的“家”硬生生隔离开来。小说不仅展示出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城市平民的生存艰辛，而且显示了个体生命的凄凉。拾得出租了房子，但并未彻底改变生存的困境。他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得四处漂泊寻找就业机会；他没有足够的收入供养家庭，只能硬下心来向年迈的父母要钱。这位房东对自己的房子当然有着深深的眷恋，毕竟在他看来，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的家。可对于这片故土，他分明“在而不属于”，实际上“有家难回”，只能时常回到小区，远远看着自己房子里那照射在别人身上的灯光，想象着他人在自家屋檐下制造温馨美满的日常。周瑄璞不去具体描述拾得本人的家庭生活，却执意叙述这位房东在幻想租客的家庭氛围中感受到的温暖烛照，让人心酸动容。作品不仅描绘了主人公拾得的生活状况，同时通过拾得对租客以及周边其他村民生存境况的观察，立体化地展示了这个小社会里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现状。城中村里没有大富大贵的人物，只有为生计奔波的各色人等。周瑄璞在小说中虽然并不渲染人物的艰难处境，但笔墨逼近现实，贴近生活，使一切生存形态都显出毛茸茸的本来面貌，透射出一种沉重和苍凉之感。

　　拾得的生活当然是艰辛的，但他分明又有着城市市民身份带来的优越感——他瞧不起自己实际租住地的村民，求职不易却又挑剔工作。属于自己的那套“住不起”的房子让他能够获得短暂的虚荣和满足感，拾得时常退回内心寻求某种精神上的安慰，“我是城墙根下的农民，有着一套房产的农民，转了居民户口的农民”。这样的自我慰藉多少有些“精神胜利法”的影子，拾得本人无疑也带有一些传统的国民劣根性遗存——他麻木、平庸，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时时不忘提醒自己城市人的身份，“卑微”的认命心态使他接受了卑微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现状。这并不意味着周瑄璞的创作是阴暗的，相反，作家给出了生命的启示。周瑄璞在小说里无意批判这些潜存的民族传统根性，也并非要对世俗化的庸常生命加以某种道德指引，更不只是要表明底层市民在物质生活之外的精神之域依旧饱尝苦难。这些只是作家创作主旨的载体。正如周瑄璞所言：“我们所见那些伟大的作品，无不是作家直面人性的卑微和不堪，而勇敢表达。”如何实现超越现实艰难的生存突围？怎样恢复在世俗人生中应该坚持的尊严和意志？如何发掘现代都市人亟需的心灵支撑？这是周瑄璞在作品中思索的核心问题，她试图寻找底层小人物生命中坚韧顽强的精神硬度。

　　拾得对房客的选择颇有深意。面对极有素质却在租金数目上斤斤计较的第一任房客——一对教师夫妇，拾得表现出难得的耐心和温情。相比于收入，他更在乎人品。这家人简单而阳光的生活让他心里充满暖意，这也象征着拾得对于美好、幸福的追求，他由衷希望这家租客永远住下去。第二任房客是个开发廊的南方女人，虽然在房租上显得更为大方，但拾得对她一直心存警惕。当得知这个女人从事着见不得光的勾当后，拾得立即对此产生了本能的厌恶，他固守着基本的道德底线，一直打算要让这位房客退租。但是在南方女人“生意”做不下去想要房东退回一点房租时，尽管拾得可以按照合同规定不予理睬，但经济拮据的他还是出于同情，退还给她一个月房租。此后，拾得主动降低房租把房子出租给生活陷入困顿的好友何满，更加突出了他的仗义和善良。坦率地说，这些举动谈不上多么伟大，但足够令人感动。最终，拾得在卑微的生活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重量，他明确了要通过奋斗回到自己房子的目标，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回去，要回去”。显而易见，周瑄璞在小说中倾心于一种平淡的叙事，叙事技巧让位于故事的真实展示，更为绵密地接近事物的质地。这些平凡而琐碎的底层生活在周瑄璞的笔下缓缓流淌，就在作家近似于生活流的抒写中，我们渐渐看到这位小人物生命中的亮色。

　　不仅是拾得，小说里还有许多身份低下的人们都在作家不动声色的讲述中闪耀出人性的光辉。他们默默无闻、辛勤劳作，他们梦想着幸福却又无助地承受命运的拨弄，他们当然并非毫无缺点，但他们身上有着世俗生命的永恒支撑——对于地位卑微的生民而言，最起码的社会正义和做人尊严良心就足够让人意识到他们平凡肉身下的高贵灵魂。小说里的何满与齐丽娜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婚外情感纠葛。何满通过齐丽娜的关系当上了工商所的市场管理员，本来工作轻松、收入丰厚，但他不愿“黑着心去罚款”，拒绝“要钱不要脸”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宁愿放弃这个“好差事”改当门卫；理发师齐丽娜在小区里一直靠良好的手艺和服务获得居民的认可，在何满的妻子瘫痪之后，她毅然承担起照顾“情敌”的责任，这一举动让她俨然成了小区居民心目中理想道德的化身。这位仁义的女子不仅获得了大家的包容和理解，更润物无声般地影响着周围的众生——“看到齐丽娜的身影，坐着闲聊的人若有所思，吵架骂仗的人停歇下来……”，整个社区似乎因为她的存在而变得和谐起来。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我们分明感受到灵魂的重量。作家庄严肃穆地对待作品中的每一个小人物，小说亦体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关怀和对精神家园的追求。

　　《胜利稗记》同样写了一个普通市民的卑微人生。主人公胡胜利显然不是一个强硬的男子，他从小在父亲的拳脚下长大却并未遗传其勇武之气。他是周瑄璞笔下那些“像面条一样软”的男人中的一员，善良得近乎懦弱，几乎无力主宰自己的人生，因此也在爱情和婚姻中受尽屈辱和折磨。在婚姻失败后，他南下深圳闯荡并攒了些积蓄。回乡后的胡胜利拥有了存款、轿车和房子，这些为当今社会所看重的身份徽征让他在旁人眼里成了成功人士，但在他内心深处，自己仍是那个“卑微”的灵魂——“而他自己，是一头驴，他不但长得像驴，他也富有驴的特性：吃苦，沉默，驯服，贫贱耐劳，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吃的就下苦干，永不疲倦”。是的，对于小人物来说，谁不是给点阳光就灿烂？这个男人在经历成功与失败的历练之后并未改变本性，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不仅无微不至地照顾已经偏瘫的父亲，并且借钱给对自己并无太多兄弟亲情的二哥。胡胜利以性格上的坚忍赢得了尊重，终于在生命历程中获得了最重要的“胜利”。《宝座》里的底层打工者老强、《彩礼》中刚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涛涛和林小镜，他们虽然生活清贫、工作劳累，但都怀揣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幸福生活的卑微梦想，无不让人体会到苦中作乐的别样幸福。周瑄璞总是能够在世俗生活中发掘出人性之美，在时代的洪流中，其小说里的人物虽然渺小，也几乎无法立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总是受到无情的摆布，但是她更注重表现的是一种对生存进行突围的顽强与韧性。面对底层的生存苦难，周瑄璞没有也无力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些本就不是文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其小说创作的意义在于怀着一股温情关心普通小人物的命运，探寻他们内心世界的温暖和悲凉，并从人物卑微的生活状态中发掘其不平凡的内心世界，找到了人的基本生命价值和道德支撑。周瑄璞让我们相信，那些世俗生命之下的精神力量，正是我们直面现实的勇气之所在。

　　与上述小说在琐碎的生活真实中表现和刻画人物精神内核不同，周瑄璞另外一些中短篇小说——如《来访者》、《病了》、《故障》等，在逼视人的灵魂方面常常显示出近乎极致的幽深和冷峻。一个片段性的故事，一个孤立的场景，一个不起眼的生活角落，会突然间迸发出让人惊愕的紧张感。作品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在当下的创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在这类小说中，她写的同样都是最为平凡、最无足轻重的人物，甚至“无名无姓”，显然有着透视人类普遍精神困境的主观意图。

　　《来访者》写到一位前来寻求作品出版的女性与出版社编辑之间的会面。周瑄璞在作品中试图集中笔墨勾勒来访者的精神状态，因此有意忽略来访者的姓名、来历、过往等背景资料的介绍。同时，整部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支撑，故事的发展只取决于一种心理的逻辑，而并非时间或空间逻辑。面对满怀期待的来访作者，女编辑一开始显然并不在意。她看似热情实则冷漠的敷衍着对方，刻意与其保持着似乎无法弥合的距离。通过其衰老的外表，女编辑在内心中已经认定来访的是个失败的女人。在形成初步判断后，女编辑开始饶有趣味地剖析来访女作者的经历、心理，并随之展开大量想象。在她丰富的碎片式联想中，这个困顿、失败、寂寞、憔悴的来访者的心灵袒露在读者眼前。周瑄璞在近乎原生态的展示心灵真实的同时，又再次以其特有的温情在灵魂深处寻找些许温暖——这并不是个冰冷的故事。在交谈中，女编辑发现这位自己眼中的失败者竟然有着与其经历并不相符的天真和梦想。来访者的执着和永不言弃的乐观精神渐渐感染了女编辑，她在这个生活不顺、身份卑微的女人身上看到了可贵的坚韧，也由此审视着自己的灵魂，反思了自己的冷漠和不屑。于是，女编辑对来访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由最开始的虚伪客套变为主动接近、理解并由她而受到鼓舞。两个人的隔阂也在告别时的拥抱中完全消除。《故障》里的女主人公同样是近似于符号化的存在。作者巧妙地从她家中即将不可避免走向腐烂的净菜开始写起，“这只腐烂的西葫芦，它如此轻率匆忙，败坏得义无反顾。手轻轻一捏，有着倍数过大的可疑弹性，分明腹内祸事已酿成，绽放恶之花。春节后，阳台上纸箱子里的净菜总是成为负担”。作家以腐坏的蔬菜喻指人的衰败，“鸡肋”般的净菜亦象征着女主人公由婚外情感纠葛所带来的尴尬处境。借由一箱蔬菜，小说架起了生活细节与心灵状态的桥梁，作家既是在写生活细节，也是在写心灵真实。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女主人公困在发生故障的电梯内，落在家里的手机存有暧昧的信息，瞬间成为足以引发家庭危机的“定时炸弹”，厨房里尚未熄灭的炉火似乎预示着危险的步步逼近。在密闭的空间中，女主人公的不甘、恐惧、焦灼得到了充分展示，但她却又能以此为契机审视自我——周瑄璞以其特有的细腻文笔解析着女主人公的心灵颤动。小说最后，女主人公幸运地离开电梯回归正常生活，似乎暂时解除了种种目光可及的危险；但电梯故障实则未能完全解除，似乎预示着人类倘若不能彻底治愈灵魂病症，人生的故障、精神的危机将无法脱险。

二

如果说周瑄璞从走上文坛伊始就找到了自己逼近现实生活的方式，其对于卑微灵魂的刻画已经与当下都市人的精神世界顺利取得对接的话，长篇小说《多湾》则意味着作家开始打破时空的限制，试图在贯穿过去与现在的通道中发掘人的精神世界。作家相信，那些由历史裹挟的生命，那些由时代而激发的共鸣，虽然强大但极容易被人遗忘。只有在创作中实现个体选择与时代激流的抗争和搏斗，才能写出最为震撼人心的灵魂。

　　周瑄璞曾说：“假如我的短篇是‘女性’的，那么，我的中篇是‘母性’的，就像花朵由绽放而结果，女人由青春经历生育，被生活磨砺，从自我独处的房间里走出，融入大街上的芸芸众生。”借用作家自己的表述，我认为，厚重的《多湾》应该是具有“地母”性质的——“地母”为人类之母，这一原型在人类的文化意识里，就象征着恋母和回归大地的情结，而母亲与大地也正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意象。《多湾》沉静地讲述一个普通农民的家族史，勾勒了家族中几代人的命运变迁、精神历程，不仅重点塑造了季瓷这位普通农村母亲形象，更描述了一组女性人物群像，她们像承载着自己的大地一样饱受风霜雨雪、感知四季冷暖，默默承受苦难现实的重压和各种灾难的打击，并最终实现了各自的生存突围。母亲犹如大地般的形象，注定让这部作品成为作家和众多读者生命和情感的寄托。小说容纳着更为广阔的历史内容和更为多元的社会内容，当然是周瑄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最为成熟的作品。

　　与通常意义上的“家族叙事”不同，《多湾》并非重点书写一个农民家族在历史巨轮下努力实现命运超越的故事；相反，周瑄璞在小说中并不刻意强调时代背景，而是于字里行间尽情展示人物的内心、性格以及独立于时代的个人精神世界。季瓷是作品里最重要的女性，她表征着中国女性传统精神内涵中的宝贵特质，即作家王安忆在其文章中曾分析过的“地母精神”——“小善变成了大善，大善化整为零，撒播人世间。没有丝毫嫌弃，都是她的所生所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份卑微的农村女性季瓷一旦作为母亲出现，便瞬间获得了无限的光芒。

　　地母，几乎是所有民族都曾有过的神祇，而母性崇拜更是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意识深处的“原始情结”,母亲形象一直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主题之一。季瓷一生历经风云变幻，生活在历史发生剧变的年代，但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子却并未被时代潮流所席卷，她以中国地母化身的形象屹立于人世间。首先，季瓷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一辈子勤劳肯干，终其一生都在竭力繁衍、养育后代，努力完成维系生命长盛不衰的使命。小说从季瓷因为丈夫意外早逝而寻求改嫁开始写起。丈夫的离世，让此时还未生育的季瓷实际上已经开始承担起“为人母”的责任——对于在此前已经失去父母、尚未出阁的小姑子于枝兰而言，兄长的去世意味着嫂子季瓷已经成为她精神和物质层面上的“母亲”。季瓷代行父母之责，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地安置好于枝兰的婚嫁事宜，尽自己所能为小姑子准备好出嫁的一切，不让她受一丁点儿委屈。在此过程中，季瓷也默默安置好了自己的未来。再嫁章家后，季瓷开始生育后代，在经历了丈夫患病、大饥荒、子女夭折等不幸之后，她最终把两个儿子养育成人。生存是人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身处困难年代，季瓷想方设法养活一家人。她为后代操劳奔波,不仅有孕育之恩, 更有操持之苦。小说里写到这个农村妇女为生存而进行的一切努力，最为感人的当属她给住校念书的儿子章柿送口粮的描写——一个裹过脚的妇人踽踽独行，走了六十八里给儿子送馍；这不仅在小说里引起了整座学校的轰动，更在读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震撼。她身后留下的那一串脚印分明闪现着母爱的光辉，挥之不去。季瓷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所共有的特征——勤劳、牺牲、坚韧、顽强，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情感都奉献给了子女儿孙。季瓷一生都在辛勤劳作，刚刚嫁到章家，她便开始操持一切——“午饭后，季瓷拣粮食、磨面、箩面，不干这些的时候，她在织布机上，不在织布机上，她在洗衣裳、补衣裳。”将儿子养育成人之后，年老的季瓷依然尽心尽力照顾孙子、孙女，大部分晚辈都在她的悉心看护下长大。由此，她的精神光华也得以由子孙传承，并“撒播人世间”。

　　苦难叙事一直是以母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最基本的主题之一，中州大地上的男男女女对苦难从不陌生。《多湾》当然也写到了苦难，默默承受苦难并表现出宽厚慈悲的包容，是季瓷地母精神的另一重要方面。季瓷在其一生中当然经历了无数苦难，从头婚丧夫到再婚子女夭折，从遭遇饥荒到绑匪作乱，从哺育子孙到后辈尽离家远行，可以说她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在遭受不同形式的苦难。但季瓷勤勉能干，颇有主见，在苦难面前不仅有着非凡的承受力，更能冷静应对，做出正确的选择。季瓷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教书先生，但她并没有成为传统的温柔和顺的闺秀，在头婚丈夫去世后，她颇为理智地迅速决定再嫁，表现出强烈的试图自己掌握命运的能力。不像一般女性在苦难中逆来顺受，正体现了季瓷不一样的人性光辉。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她的乐观便足以成为儿孙抵挡人生风雨的精神庇护所——“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一走就了了，有我在家里撑着。”不仅能够承受苦难，季瓷更能帮助他人从苦难中挣脱。在周边人遭遇困境的时刻，季瓷几乎都能够以自己的博大胸怀抚摸他们的心绪，以母爱赋予绝望和脆弱的人心以温暖的抚慰。季瓷在小说里成为远近乡亲都极为尊重的人物。事实上，不仅是季瓷，对于《多湾》里的女性来说，苦难的生活往往会让她们不自觉洋溢着母爱的意识。小说里写到，章西芳的母亲长期在城里干活儿，因此与女儿见面不多，感情上也较为疏离。西芳从小跟婶子罗北京亲密无间，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母爱的西芳很多时候都不自觉地把罗北京当成了自己的母亲，而罗北京也很自然地给予她很多母亲般的关爱。还有小说里的胡爱莲，她一直与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分居两地。在儿子两岁时，她的小叔子干活儿摔断了腰从此只能瘫痪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只比小叔子大两岁的爱莲并未嫌弃这个弟弟，反而真心实意地疼惜他的悲惨遭遇，自始至终都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起居饮食。这些描写都是小说里最为动人的部分。

　　

　　

　　注释：

　　①周瑄璞、戈舟：《我们都是在迷宫中寻找出口的孩子——周瑄璞文学创作访谈录》，《朔方》2014年第9期。②周瑄璞、戈舟：《我们都是在迷宫中寻找出口的孩子——周瑄璞文学创作访谈录》，《朔方》2014年第9期。

　　③周瑄璞：《房东》，西安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④周瑄璞、戈舟：《我们都是在迷宫中寻找出口的孩子——周瑄璞文学创作访谈录》，《朔方》2014年第9期。

　　⑤周瑄璞：《房东》，西安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

　　⑥周瑄璞：《房东》，西安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⑦周瑄璞：《故障》，西安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页。

　　⑧周瑄璞、戈舟：《我们都是在迷宫中寻找出口的孩子——周瑄璞文学创作访谈录》，《朔方》2014年第9期。

　　⑨王安忆：《地母的精神》，《文汇报》2003年2月17日。

　　⑩周瑄璞：《多湾》，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05页。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