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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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准左翼作家的暴力叙事

　　◆ 黎保荣

前言 何为准左翼作家？

要明白何为准左翼，就得从左翼作家入手。左翼(left wing)的“左”(left)是指拥护社会主义的，左翼是指在政党中的拥护社会主义者。但是中国的左翼(左联)却非政党，只是一个群众组织作家联盟，里面有不少非共产党员作家(如鲁迅等)。根据有关资料，当时中共对“左联”关心、领导不够，只通过年轻党员来执行运作，把其视为一般群众的革命团体，忽略其作家身份(特殊的文学与思想斗争)，而注重其左翼的政治属性①。它一方面并非政党，另一方面具有政治属性；一方面是作家，另一方面是左翼。隐约可知左翼作家是一个歧义百出、非常含混复杂的概念。从身份上看，似乎只有加入“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作家才能被称为左翼作家，但是，这种划分方法有两个问题难以解决：第一是“左联”这个名称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换言之左翼作家早就存在，“左联”只是这些左翼作家的联盟罢了，是先有左翼作家然后才有了这个联盟，这个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不能颠倒互换。第二，曾经参加“左联”而又被“左联”除名的作家算不算左翼作家？如叶灵凤在三十年代初参加“左联”，后因参加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于1931年5月被“左联”执委会通报除名；又如周全平曾被选为“左联”的候补常委，但1931年因一笔革命经费在他手里下落不明而被“左联”执委会通报除名，他们到底算不算左翼作家？还是算“曾经的、从前的左翼作家”？从身份上推断似乎比较困难，那么从精神倾向上看，似乎只有主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才算得上左翼作家，但是持这类主张的语丝社、创造社、太阳社又彼此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似乎很难判断谁“更左翼”、“更无产”。而且，戴着“革命”的帽子耽于唯美主义和爱情书写的叶灵凤，写过《尘影》但趋向“精神共产”并曾为民族主义文学刊物撰稿数篇的黎锦明②，甚至宣称“曾受过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的我辈，是决不能作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郁达夫似乎在“精神倾向”上更多小资产阶级的精神趣味，又很难算作严格的左翼作家。另外，写过《八月的乡村》的萧军，在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上不比任何一个左翼作家逊色，却未被批准加入“左联”，只能被视为“同路人”，这恰恰形成了对精神倾向标准(以及以上的身份标准)的否定。那么，从第三个标准即创作风格(注重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革命精神在创作中的作用，注重革命暴力，昭示革命必胜的信念，等等)来判断，又如何呢？似乎也不大容易。因为左翼作家至少有三种“革命”风格：一种是革命理论色彩相对较浓的创作，如胡也频、蒋光慈、洪灵菲、戴平万、华汉等作家，他们的创作中时不时会出现诸如“集团的革命”、“统一的意志”、“无产阶级精神”、“组织革命”、“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本体”等等比较显著、浮露的革命话语。一种是在人生写实或乡土写实中显示革命的必然性，如茅盾、柔石、魏金枝、沙汀、艾芜、蒋牧良、叶紫、张天翼等“左联”作家，以及叶圣陶、王统照、吴祖缃、巴金等非“左联”作家(但他们都有“革命”倾向)。还有一种就是像东北流亡作家群那样的直接书写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的作家创作，如“左联”的端木蕻良、舒群，非“左联”的萧军等等。这样一来，三种风格谁更左翼呢？很难区别。即使说三种风格都是左翼风格，以表明左翼文学的丰富性，那么相似风格的非“左联”作家是否也可以被称为左翼作家？如果不可以，那么这个创作风格的标准也就等于无用。如果说可以，那么左翼(“左联”)作家的队伍一方面会进行扩大，将非“左联”的作家纳入进来，另一方面又会缩小，将非此风格的叶灵凤等人“驱逐出境”。这样，左翼作家和是否参加“左联”就变得关系松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称就有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之嫌，左翼作家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概念。

　　简言之，身份、精神倾向和创作风格这三个标准都不足以严格限定左翼作家这个概念。那么，有一个折中的、相对辩证的分法是：一是参加“左联”的都称为左翼作家(同时具备革命精神倾向和创作风格的称为严正的左翼作家，通称左翼作家，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重的正是这种作家)。二是因为左翼作家只是作家的一个身份、一种特色，当作家的其他身份、特色比左翼作家更为显著、更为独特的时候，可酌情列为后一特色的作家，如杨义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将“左联”的端木蕻良、舒群、李辉英等与非“左联”的萧军、萧红共同列为东北流亡作家群，又将艾芜、沙汀、周文等左联作家全数归入四川乡土作家群，这应该是一种比较辩证的划分方法。三是没加入“左联”，但又具有革命倾向和创作风格的作家，可称为准左翼作家，如萧军、巴金、叶圣陶、王统照等等，这样既保证了左翼作家的团体(“左联”)性质，又照顾到准左翼作家的相似特征，又避免了非左翼作家这个概念的宽泛无边、大而无当，可以说相当合理。说到底，左翼并非单纯是一种流派和风格，更多是作家的一种政治身份或倾向。

一 巴金的暴力叙事

在20世纪30年代的准左翼作家当中，巴金、萧军、叶圣陶、王统照等人的小说创作都具有推崇尚武而鼓吹暴力的倾向，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巴金是一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忠实信徒，巴金从对“专制的王国”似的“富裕的大家庭”的憎恨、不满出发，开始觉得“社会组织的不合理”，要“改造”社会。他15岁的时候，他的这种苦闷情绪遇到了知音，那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节译本)，廖亢夫描写俄国革命青年反抗沙皇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话剧《夜未央》以及《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的高德曼的文章。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名家名文，以“煽动性的笔调”使青年的巴金的“心烧成灰”，并且“第一次在这另一国度的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幻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终身的事业”，才“有了明确的信仰”。不久他就通过书信、会谈等方式与重庆的无政府主义团体适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做了适社《半月》刊的同人和编辑。并组织了秘密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均社，被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找到了友情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照彻了他“灵魂的黑暗”，使他“好像一只破烂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使他“怀着拜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这种信仰使他直到老年也“一直不肯抛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③。正是这种信仰促使巴金1921年初就以芾甘的笔名发表了《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样饱含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论文，他于1927年赴巴黎求学，探讨无政府主义原理，翻译了廖亢夫的《夜未央》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卷)等著作，并于1928年写出了《灭亡》，正式将无政府主义思想融入其文学(小说)创作中。比较其他无政府主义思想，巴金更倾向于其中的暴力革命主张。

　　无政府主义的暴力革命主张，在巴金的眼中，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张阶级斗争与革命。或者将政府毁灭于无的状态，因为“政府是一种强权机关，是保障法律的，它只有杀害我们，掠夺我们的衣食住，又能侮辱我们，帮助资本家杀害贫民的。我们人类本是自由的，它却创造出许多法令来束缚我们；我们是酷爱和平的，但它却叫我们去战争”，所以，“我们要想寻幸福，第一步就是推翻它”。但这幸福的获得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就是用“无量数的热血”，“赌一点自由新血，与魔王破釜沉舟一战而亡”，巴金极为狂热地鼓吹“我愿我们的朋友和我们预备着满腔的热血，来干这最痛快、最愉快的革命事业，齐向这幸福的路上走！”④或者主张阶级斗争，反对资本家，因为“那些资本家，垄断世界公有的财产，使我们贫民不能生活，政府不但不去罚他，反设法律来保护他。人民没有吃的，只得抢些来吃；没有穿的，只得抢些来穿；没有用的，只得抢些来用；这都是那些资本家强迫我们人民做的。但是政府又说我们是强盗，要拿我们去枪毙”。故而要反对资本家及其保护者政府，“要建设真自由、真平等的社会，就只有社会革命”，否则“就要为资本家的鱼肉了！”⑤鉴于人类“早分成为两个对抗的阶级”，他宣称“无政府主义乃是阶级斗争中被掠夺阶级的理想和观念学”，并赞同“无政府主义真正的创造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阶级斗争，而且还主张着”，因此，他极力推崇劳动阶级的“横暴”举动，并建议“烧几处县知事衙门，捣毁几所监狱，也可以帮助农民组织农村公社”，总之想法使暴动“带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⑥。应该说，在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反抗黑暗政府问题上，巴金与左翼作家没有多大分别(除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相对较浓一些)，故此，巴金可以说是一位准左翼作家。另一方面，巴金还主张以暗杀作为革命的手段。他“并不反对暗杀”，认为“恐怖主义既是现社会的罪恶造成的，则只要现社会——多数人受苦少数人享乐的社会存在一日，它便不能避免”，“恐怖主义的要点在‘自卫’和‘报复’，‘自卫’是儆戒以后政府的行动，‘报复’是报过去的仇。这在‘地底下的’组织里是需要的”，“是‘地底下的’国家里应有的现象”，在俄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简言之，他为暗杀寻找社会土壤的合理性。而且他还为暗杀(恐怖主义)寻找“精神与手段”的合理性：他自问自答：“我便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暗杀？不，不然。就恐怖主义的本身来说，它也有它的价值，我非但不否认，而且多少还赞同。”表明他对暗杀(恐怖主义)的价值的认可与肯定。他甚至认为在暗杀事件中“掷炸弹放手枪的人都有他不得不‘放’，不得不‘掷’的苦衷在”。这种“苦衷”或者为了“自卫和报复”，或者“为了爱”。巴金对“为了爱”的暗杀推崇备至，因为人造的各种制度渐渐将爱铲除，使得人们彼此相恨，使得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使得多数平民生于忧患，死于痛苦。“我们既不能活着使得人们彼此相爱，使受苦的多数人过幸乐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破坏那制度或维持着制度的人，使得‘憎’早点消灭，‘爱’早点降临。因为我不能生活在这没有爱来统治的世界上，我没有力量来实现爱，那么我只能为爱之故而死。所以为了爱而杀人，而自己被杀。以我的一命报被杀者的一命，被杀者会感到种种痛苦，然而同样的我以自己的痛苦来报偿。”“极端的爱而不得不用恐怖主义表现出来，自己无所不爱，而不得不抛弃所爱的一切，杀身成仁，来为将来的人谋普遍的爱的生活”，这种为了爱而暗杀，为了爱而“破坏这恨的世界”的无政府主义战士，“他的手枪，他的炸弹，不是钢铁和炸药，而是自己的血和泪以及无数平民的血和泪造成的”，而这一切都是根源于广博的爱。正因如此，巴金对“为了爱”而实行暗杀的无政府主义战士的人格精神赞赏有加，将之誉为具有“崇高的人格”的“有伟大人心之至人”，“世间最优美的人”，并认为“这样的死比耶稣之被钉十字架、苏格拉底之仰毒药，还要光荣得多。这才是真正是为爱之故而死呢！”对无政府主义的暗杀可谓推崇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总之，无政府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使他“对于恐怖主义相当赞成，并且对于‘恐怖主义者’也极佩服”⑦。然而，归根结底，这种暴力革命思想，虽然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但对于熟读四书五经和古代小说⑧的巴金来说，更多替天行道、杀身成仁⑨的中国侠-士文化的气息，或者严格来说，是中国侠士传统使巴金找到了无政府主义，也使无政府主义这种外来思想在中国侠-士文化的土壤中扎根，并成为他的信仰。这种辩证的关系，必须认真对待。

　　也正因此，在灭亡三部曲与爱情三部曲中作者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暴力革命暴力暗杀，歌颂主人公肉体“灭亡”的献身精神，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其暴力叙事的思想动机。

　　例如在《灭亡》中，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思想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主人公杜大心的“憎恨哲学”，他对人压迫人的社会与阶级现实极端憎恨，他教人“憎”而不是教人“爱”。他反对爱、和平以及大自然的美，认为这些东西“欺骗人，麻醉人”，“我要诅咒人生！”“我已经敲遍了人生底门，但每一扇门上都涂满着无辜受害者底鲜血。在这些血迹未被洗去以前，谁也不配来赞美人生。”正因为这种带血的现实，杜大心强调:“我要叫人们相恨，唯其如此，他们才不会被骗，被害，被杀。”“我不能爱。我只有憎。”“我既然不能为爱之故而活着，我却愿意为憎之故而死。到了死，我底憎恨才会消灭。”“至少在这人掠夺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凡是曾经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我发誓，我拿全个心灵来发誓说，那般人是应该灭亡的。至少在他们灭亡之后，人们才能相爱，才配谈起爱来。在现在是不能够的。”面对各种因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社会不公而造成的悲惨境况，他要“宣告一个阶级、一个社会底死刑”，歌颂撒旦的反抗。

　　正因如此，他不仅鼓吹憎恨哲学，还宣扬暴力抗争，以流血、复仇来消灭憎恨之情与憎恨之源。“我所负的责任乃是担起人间的恨和自己的恨来毁灭这个世界，以便新世界早日产生。我应该拿自己的痛苦的一生做例子，来煽起人们底恨，使得现世界早日毁灭，吃人的主人和自愿被吃的奴隶们早日灭亡。”为达此目的，他决定要做一个“为同胞复仇的人”，“以自己底壮烈的牺牲去感动后一代”,“就是死，也要像狼一般地奋斗到死，总得把敌人咬几口才行！”但是这样暴力复仇暴力抗争的结果是“灭亡”，不仅是把幸福建筑在别人苦痛之上的压迫者的“灭亡”(或诅咒其灭亡)，也是反抗压迫英勇献身者的“灭亡”：他明白“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但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没有牺牲，而自由居然会得胜在战场？”所以，“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另外还是旁观杀革命党，没有同情心的看客的“灭亡”：相信他的社会主义主张以及用革命推翻不平社会思想的革命者、“大孩子”似的张为群运送传单被捕，被残酷斩首，但看客们将之视为“杀人盛典”，争先恐后“见见世面”，甚至咒革命者为“瘟猪”、“无父无君的禽兽”、“杀革命党越惨越好”，甚至踢人头玩。这种愚昧、奴性与冷漠使杜大心感到一种“不能抑制的愤怒”，“他现在确实相信所有这些人都要灭亡，而且要先他而灭亡”。他对看客感到“一种复仇的满足了！”正是这样的一种绝望发现，使他失去了“革命的对象”，如果为这种看客而献身，革命又有什么用呢？又能改变什么呢？因为正是这种看客支持着黑暗压迫的存在。

　　正因如此，在这三种“灭亡”的夹击之下，他从暴力革命演变为暴力复仇，从为受苦的大众复仇演成为个人复仇：“他应该用自己底生命来替‘他’(张为群)复仇。”于是，他从精神暴力(憎恨哲学、铲除看客的心理)走向实实在在的暴力复仇(暗杀)，他冒充新闻记者在总商会欢宴戒严司令的席上，向戒严司令连开四枪，打死一个马弁，并开枪自杀。他的这种义无反顾的绝望复仇心态和孤注一掷的个人恐怖行为，得来的结果是：戒严司令没有灭亡，半个多月就恢复了健康，倒是杜大心长久灭亡了，戒严司令因祸得福，得到巨额的物质赔偿，而杜大心却永劫不复，身体腐朽。这一种强烈的对比并不是对暴力复仇有所怀疑，而是彰显了压迫阶级的残忍、腐败，并以此警示后人作前赴后继的反抗。杜大心的这种虽有着“对于人类的深刻的憎恨”，但“终为爱而死”、“为爱之故而杀人”的思想与行为，正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中提及的“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破坏那制度或维持着制度的人，使得‘憎’早点消灭，‘爱’早点降临”、“为爱之故而死”、“为爱而杀人，而自己被杀”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着惊人的一致，也与蒋光慈的《最后的微笑》中被压迫者杀压迫者天经地义的革命理学不谋而合。正是因为这种为了爱而实施暴力的反抗性与合理性，使得他的精神并没有随肉体而灭亡，反而感动后人，“他也不是白死的”，几年以后全上海纺织工人实行大罢工，这场阶级斗争的领导人物就是曾经反对杜大心暴力革命思想和为爱而杀人流血思想的李静淑。

　　这种暴力(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灭亡—新生的写作模式在《新生》、《死去的太阳》里再次出现，如《新生》里主张阶级反抗、暴力革命的李冷被捕被杀，但是他的“灭亡”换来的却是“新生”，“我底死反会给我带来新生”，是像基督一样的新生。此不赘言。

　　在接下来的爱情三部曲之中，灭亡三部曲那种“与汝偕亡”的暴力复仇思想逐渐有所收敛，或者严格地说，暴力复仇冲动被韧性战斗的革命理性所限制，二者时有冲突，显示出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例如在《雨》中，激愤的吴仁民反对用研究、读书、宣传等文弱的手段进行革命，主张“速成”的暴力反抗，他要“这个卑鄙的世界！就索性让它毁灭也好！完全毁灭倒也是痛快的事，比较那零碎的迟缓的改造痛快得多”。这种暴力毁灭的情绪冲动使吴仁民强烈渴望“把生命作孤注一掷”，相信没有“血”的进步是不存在的，他甚至要拿高志元带回来的手枪去冒险(只是没有找到手枪)，“复仇的念头咬着他的脑子和他的心”。最后，朋友们的理性、冷静、韧性的战斗精神使他认识到“仇敌是制度”，“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的确潜伏着一种如此巨大的力量。……痛苦把无数的人团结起来，使他们把自己炼成一根鞭子，这根鞭子将来有一天会打在整个的旧社会制度上面，把它打得粉碎！”从暴力复仇冲动回归韧性的革命斗争精神。

　　而《电》在某种意义上是《雨》的精神宁馨儿。只不过吴仁民在这里变得理性沉稳，而他原来的激愤暴力复仇冲动被敏所继承。小说在吴仁民等人与敏之间的理性与冲动、持久革命与暴力复仇的辩论展开。但是无论哪一种理性的革命思想都不能抑制敏的暴力暗杀(复仇)冲动，他置生死于度外，孤注一掷，用炸药暗杀旅长，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诠释了“为爱而死”、“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毁掉”(《灭亡·七版题记》)、“用死来证实信仰”(《〈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巴金自己“我的憎恨是盲目的，强烈的、普遍的。……我常常把我的爱变成憎恨”，“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动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把我抛掷在憎恨的深渊里”的复杂内心世界⑩。

　　从上可知，从灭亡三部曲到爱情三部曲，都存在着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与行动，那种“为爱而杀人”的无政府主义暴力复仇(暗杀)的冲动更是一直不减，到了《电》里面更是不可遏止、不受控制。到了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火》三部曲里，巴金更把这种暴力暗杀正义化，这从他在《火》第一部、第三部里描写暗杀汉奸的理直气壮、大义凛然、激情洋溢就可以略知一二。

　　综上所述，巴金小说中那种为民请命、替天行道、杀身成仁、血债血偿、视死如归的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思想，恰恰是中国侠-士传统的体现，在这里，外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被中国侠-士文化所浸润，带着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二 东北准左翼作家的暴力叙事

而萧军、林珏、舒群等东北作家则与巴金等有所不同：一方面长期的日本殖民历史和尚武事实曾对他们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另一方面是作家身份的特殊性，他们也都具有过习武从军、疆场厮杀的切身经历，如萧军自幼痴迷中国武术，好为人打抱不平，1925年入陆军34团当骑兵，1927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曾当宪兵，后在东北宪兵教练处任少尉军事及武术助教。舒群于“九一八”事变后加入抗日义勇军。端木蕻良于“九一八”后参加在绥远抗日的孙殿英部队(舒群和端木蕻良虽然加入“左联”，但是在“左联”中他们的风格是非主流风格，其暴力叙事风格和茅盾、蒋光慈、叶紫、胡也频、洪灵菲、华汉等等左翼作家不同，反而与准左翼作家萧军相似，具有东北作家群的风格特征，所以在此略为提及此二人未为不可)。再一方面是黑土地文化的独特性。东北地域广阔，跨海拥陆，山岳、密林、草原、沼泽、江河、平原相间，鸟兽虫鱼遍布，物产资源丰富，气候极为严寒。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致使东北土著民族便于以渔猎为生。而由于气候严寒、环境严酷，东北各族长期延续的渔猎经济及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习俗和精神价值取向，莫过于勇悍尚武(另一方面，团体的协作精神也比较重要)。而这种好勇斗狠、雄强剽悍的尚武风气便使东北胡匪的大批出现成为可能。就如萧军回忆的那样：

　　当时在民间虽然有这样的谚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在我们的家乡——辽宁锦州、义州一带，人们却并不这样看待的。当兵和当匪不独没什么严格的区分以至耻辱的意味，相反的，这当兵竟成了那一带某些青年人们的一种“正当”出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近乎“光荣”的职业。这是因为当时统治东三省的大大小小军阀，几乎全是当兵或当匪出身的。例如有名的军阀：张作霖、冯麟阁、张作相、汤玉麟(绰号汤大虎)、孙烈臣，以至后来成为抗日起义将领赫赫有名的马占山(绰号马老疙疸)将军，就全是“绿林”大学出身，这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风气……

　　我家乡那地方，地属山区，民风是很闭塞、剽悍的，一般并不崇尚读书。当军官或“红胡子”(土匪别称)是一般怀有野心的青年所向往的理想。

　　换言之，由于东北民风剽悍，故而重武轻文，寻求出路时也往往走向尚武之业(从军或当匪)。综观源自西汉而盛于清末以后的东北土匪现象，虽有无恶不作、杀人越货的“恶”的一面，但也有官逼民反投身绿林，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及在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奋起抗日的壮举善举。

　　从上可知，若从尚武角度切入，则可以说渔猎文化和土匪(兵匪)文化是黑土地文化的鲜明特色。

　　上述一切，无疑是东北作家作品擅长于暴力叙事的精神资源。由于是弃武后才从文，东北作家群笔下的暴力叙事，往往给人一种经验追溯的真实感觉。如林珏的《血斑》，描写了一个东北伤兵，面对着日本人的嚣张气势，高呼着“祖国万岁”的响亮口号，最后饮弹自尽，誓死不当俘虏。又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唐老疙瘩因李七嫂而连累战友战死，主动请求铁鹰队长枪毙他以明军纪。再如舒群的《战地》，描写姚中受伤为了不当俘虏，刘平向其头部连开四枪，而后来刘平自己也为同一原因而饮弹自尽。这种为了不做俘虏，为了不连累战友，为了使得战斗力充分发挥而从容自尽的行径，在暴力场景中传达出一种宁死不屈、以身许国的英雄主义精神，将军人的荣誉和军人的气节表现得慷慨悲壮气势如虹。东北作家惯于直接写人物的暴力行为，特别是战争中的暴力描写显得迅速、真实而残酷，尽显战场瞬息万变的特征，与左翼作家的在想象中实施暴力的写作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与此同时，黑土地文化中的野性意识与胡子情结，更是他们艺术阐释的书写对象，例如萧军不仅在《侧面》里渲染“我强壮”的剽悍人性，同时也在《第三代》中感叹“女人也英雄”的民俗风情。

　　在《第三代》里，“女人”、“土匪”、“种”是诠释尚武野性风俗的三个关键词。就“女人”而言，凌河村的姑娘都喜欢好汉，而且她们自己就是英雄好汉，“能够放枪也能够杀人”，一旦被人侵犯就要勇敢反抗以命相拼，“我不管什么官员，什么人命……就是当今的皇帝……他如果侵害到我……我也要杀了他”；甚至勇悍得能当土匪，“有好些好样的女人当胡子……骑马打枪……自己报‘字’领帮头比男人还干得凶！”不愧“英雄”、“好汉子”。她们都是“有刀一般斩断力和蜂一般刺的女人”，具有应该生长在男人们身上的“最好的和最强硬的骨头”，勇敢、坚强、刚毅是她们的总体性格特征。而“土匪”呢？像海交一样，“作商人我又不爱财”，又因“一向是看不起那些王八似的无能的东西”而不愿做军官，再就是因为没地可种又受压迫而不做农民，习惯于自由粗野，终于走向“作胡子”之路。他们“像天空的鹰一般地生活着”，“快乐、轻飘、蔑视任何东西”，自由不羁。他们不相信一切，只相信武力，“他们只相信手里的枪和腰里的子弹，只有和它们同在，在他们才有了生命，有了灵魂，有了胆量，有了一切”，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觉得“自己全是合理而坚强地存在着了”，他们重视“勇敢和忠诚”。另外，他们讲究绿林义气，劫富济贫，也绝不投降官军而回来捉拿自己的伙伴，他们同心同德，有仇必报，“至死不投降！……至死要用这支枪替他报仇！”甚至“穷人要报仇……只有一条路——当胡子”。有仇不报非胡子。除了“女人”、“胡子”之外，《第三代》中的尚武野性风俗还体现在“种”的观念上。或者是粗犷强硬的“种”：孩子“要像他那英雄的爹”，“真正凌河村的种子”有着“刚强的气魄”。或者是勇于复仇的“种”：凌河村“连一个孩子也能放枪”，“他们儿孙是懂得仇恨的”，“若不给你一个报复，就不能算我爹的种子”。正是这种野性尚武的风俗与精神，才使得他们喜欢在太阳底下战斗，而不喜欢猫头鹰似的战斗，才使得敢于反抗的老英雄井泉龙的笑声成为“凌河村的灵魂”，也使得作者萧军也崇尚那种豪侠仗义刚烈顽强的精神气魄，甚至敬佩土匪：“当胡子，我认为是好汉子干的，他们用自己的脑袋做本钱，所谓两手换的买卖，堂堂正正地去抢夺，大大方方地来吃喝，痛痛快快地打死自己所不喜欢的人，这是多么豪侠的生活啊！”而这些正是东北民族的特色，也是东北民族自信自强的本钱。

　　而这种“尚武”崇拜与民族自强的狂热情绪，一旦被置放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之下，那么就形成了《八月的乡村》等作品中那种刚烈无比的复仇心态。

　　例如萧军《八月的乡村》中，“当过胡子”的抗日游击队队长铁鹰，“他杀起人向来是没有温情的……人们绰号全叫他铁鹰，这是象征他的猛鸷和敏捷”，是个“勇武的英雄”。与此同时，他还是个“民族的英雄”。他率领战士们浴血奋战，使得战士们“全要显示自己是英勇的，没有一点胆怯或怜悯来杀一个日本兵，更是杀日本军官。他们鄙视这些东西，他们知道再无能也没有。”他打仗“比任谁全英勇”，他是“一个英勇的队长，一个守革命军的纪律，和遵守革命军命令的战争员”，他打仗是“有计划的打”，“他懂得了怎样思想；怎样非扑灭了日本军不可；怎样把同志看成比自己的弟兄更亲切；怎样遵守和奉行革命军的纪律”。他相信如果“不想作奴才，也不想被日本兵赶跑、杀死”，“要建设我们‘自己的政府’”，那么“一定要先把屠杀我们的日本兵，日本军阀走狗们杀的一个不剩——一个不剩我们才能活着，我们子孙才能活着”。而农民出身又“当过兵”的陈柱司令更是一位英雄将军，他要求革命战士须有“铁的纪律”，还要有“铁的战斗意志”，作“为劳苦大众，为全世界弱小民族争自由、争平等的好汉”，这样即使是死，也是“光荣的死在我们敌人的手里了！我们死是为了自己的志愿，为了替人民做革命的先锋，为了自己的责任，为了目前新的世界，为了向压迫、杀戮我们的同志，和杀戮我们姊妹弟兄的敌人复仇”。正是在陈柱司令和铁鹰队长这样的民族英雄的带领下，这支由农民、胡子、士兵组成的队伍才具有了顽强的战斗力和坚不可摧的复仇意志。

　　从以上几部作品可知，野性被转化成了民族性，胡子性格被演绎成了英雄人格，暴力叙事也因爱国主义的理想色彩，而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它艺术审美的合理价值。

三 文学研究会准左翼作家的暴力叙事

在20世纪30年代的准左翼作家中，没有加入“左联”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如叶圣陶、王统照的暴力叙事与巴金、东北作家的暴力叙事相比，没有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激情与侠士风范，也缺乏东北作家真实而野性的暴力书写，当然也没有左翼作家那种燃烧的革命激情与逻辑严密的革命理学，他们更多着一份文学研究会人生派作家的切实和稳重，不拔高人物的革命境界，也不肆意渲染暴力场景，他们的暴力叙事只是一种被控制得较好的人生叙事中的一个特征，是被其他各家暴力叙事所启发的一个特征。

　　叶圣陶的《倪焕之》就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大革命(北伐)这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和思想事件串联起来，展示主人公倪焕之从族的仇恨转变为人的意识，再转变为群的革命思想的心路历程。茅盾就曾指出：“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但是在这种人生探索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的却是推崇暴力(革命)的思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那种革命的激情使倪焕之感到“仿佛有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袭进身体，遍布到四肢百骸，急于要发散出来”，“一面旗子也好，一颗炸弹也好，一枝枪也好，不论什么，只要拿得到，他都愿意接到手就往前冲”。那种“种族的仇恨，平等的思想，早就燃烧着这个青年的心”。即使光复前后一切几乎照旧，教育改革由强势转向弱势，但在五四运动时他的演讲仍不改暴力革命本色，认为“武人的升沉成败里头就交织着民族国家的命运”，号召国民应当有一种“民气”，“采取直接的反抗行动”。而到了“五卅”运动时期，他更跳出教育救国的理想，指出“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接受了革命者王乐山的“要转移社会，非得有组织地干去不可”的革命理想，与工人们一起游行示威，“齐握着仇恨的拳头”，深深体会到“群众的力量”与“反抗的必要”。在北伐期间，他与群众一样赞扬“为民众”的革命队伍，推崇劳工武装斗争，为这种伟大的“力的声音”而如痴如醉。但是，大革命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使得王乐山等革命青年纷纷被害，使倪焕之的革命胜利的幻想被炸得粉碎，虽然如此，他临死前的暴力幻象仍没消除他暴力革命的意志：

　　(王乐山)解开衣服似地拉开自己的胸膛，取出一颗心来，让大家传观。大家看时，是鲜红的活跃的一颗心；试把它敲一敲，却比钢铁还要刚强。他又摘下自己的头颅，满不在乎地抛出去。接着他的动作更离奇了，他把自己的身体撕碎，分给每人一份……受领他的赠品的都感到赞叹，像面对着圣灵。

　　很明显，这种暴力幻象隐喻着将那种“比钢铁还要刚强”的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流传后世，象征着革命火种永远不灭。正因如此，受其精神感染者才会像“面对着圣灵”一样感服赞叹。而当这种崇尚暴力的思想延续下去的时候，叶圣陶更在《英文教授》中把反对暴力抗争的董无垢教授形容为一只“有垢”、“污垢”不堪的老鼠，这种对知识分子的贬损讽刺与蒋光慈的“精神自虐”(《咆哮了的土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恰恰反证了叶圣陶暴力反抗思想的程度之深。

　　而王统照的《山雨》昭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到来之必然。它首先揭示了农民活不下去的悲惨境况：预征钱粮，强派学款，天旱，土匪侵扰，讨赤捐，出兵差，强迫筑路，过境的败兵骚扰等等各种各样接连不断的灾难，使得奚大有们“靠地吃饭”的幻想被打破，“无论怎样，都成了地的奴隶！他得随时交付无量次数的‘奴隶’的身价”。到后来，各种人为苦难更逼得奚大有彻底地“成了一个无产者”。这样，要对付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徭役，要从“奴隶”变成“人”，势必要“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使农民们走上各自的反抗道路。例如徐利，本就性情刚烈，是“陈家村中顶不服气的一个汉子”，“就是不怕硬”，而且一身本领，浑身是胆，敢于与土匪作战，敢于杀兵逃跑。这一切造就他“对困难的争斗与强力反抗的性格”，后来被逼上梁山做土匪，火烧吴练长的房子，并下山报仇，是条敢于报仇的好汉子。而奚大有虽然比徐利驯顺，具有农民的保守性，“老成保守的习性还没完全去掉”，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压迫使得“十六七岁时学过乡下教师传授的拳脚”的他逐渐爆发出原始的反抗性，当难以活下去时，他被杜烈的有钱有地有枪的是“吃人的老虎”的思想所启蒙，被杜英所“引导”，更在两天之内就被目光威严有力、态度郑重明敏的“讲主义”的祝先生所“征服”，于是从农民英雄好汉变成革命战士，从农民的群体生活走向工人革命的集团生活，相信公道是要脚踏实地地争取得来的，只有从原始的反抗转向集团的反抗(革命)，才能让革命的大火烧遍全中国。

　　其他的准左翼作家的作品如鲁彦的《野火》、《乡下》，台静农的《建塔者》等，都从原来的乡土写实或人生写实，走向暴力反抗，不能不发人深思。

　　

　　注释：

　　①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页。

　　②黎锦明：《黎锦明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297页。

　　③巴金：《我的幼年》，《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3～1008页。

　　④芾甘：《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42～543页。

　　⑤芾甘：《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3～534页。

　　⑥芾甘：《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31～837页。

　　⑦芾甘：《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42～749页。

　　⑧巴金:《我的幼年》，《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7页。

　　⑨芾甘：《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44～748页。

　　⑩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巴金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5页。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一般项目(2013WYXM0119)，第5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暴力启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特征》(2013M530398)]

　　肇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