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斯微

　　

　　

　　

　　即便是在上海，想约到梁永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2017年成为“一席”第494位讲者，谈论了“在单身的黄金年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这一议题后，梁永安这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便持续发光，成为大众尤其是青年人眼中的“明星学者”“宝藏老师”。他谈论爱情、婚姻的视频截图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若是有了人生困惑，青年人会想要找他问上一问。

　　也因此，除了教学工作，梁永安还要面对来自出版社、书店、视频网站等等各处的频繁邀约合作，一会儿去北京，一会儿飞长沙，穿梭于各个书店，日程满满。

　　就在今年，他在理想国出版了《梁永安的爱情课》一书，并成为了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五位评委之一，要在几个月里集中阅读几十部新小说。

　　秋日午后，梁永安轻车熟路地来到朵云书院·戏剧店的二楼露台与我们会面。衣着朴素的他，戴着鸭舌帽，背着硕大的相机包，一坐下来，无需过多发问，便可侃侃而谈，令人有上文学课的幻觉。

　　“谈论爱情”或许成为了梁永安的重要标签，但他习惯于介绍自己是一位“平时主要教小说和电影”的老师，我们，便从这里开始了。

　　爱情其实是你最有可能实现的自由

　　梁永安今年68岁，上过许多课，带过许多学生，“现在还在带学生，但明年不带了，就上课。”

　　日常，他一般至少上两门课，“有一门课，叫作‘从小说到电影’，已经开了十几年了。这个课是讲从书写文本到视觉文化之间的变化，其实这里面潜藏着一个概念：小说，从一种经典意义上说，它是比较精英的，比较专业的，而电影产业的背后是大众文化的底子，两者之间不但有媒介的变化，创作形态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变化。”

　　在B站上，如今可以看到这门课的部分视频，梁永安从小说讲到电影，阅读量和阅片量都相当大，从博尔赫斯、萨特到伯格曼、伍迪·艾伦，都是他的教材。除了在复旦上课，每年秋季，他还要在每个周五赶到合肥，去中科大教西方文学和“从小说到电影”，“科大人文课少，很需要。我希望以后把复旦的课也调整到秋季，等于以后我在秋季就多投入上课，腾出春季和夏季，这样我有大半年可以去写自己的东西。”

　　关于“自己的东西”，梁永安的想法有很多，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也不少，其中有一个大型访谈系列，一听就觉得必将耗费很多精力。“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是一个文明的叠层，是世界上没出现过的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的新生存——爷爷奶奶那一代属于农业文明，爸爸妈妈这一代属于工业文明，而年轻的90后则带有很强的后工业文明的色彩，包含网络世界大数据人工智能方方面面，它铺设到我们中国的一切生活里去了，这里面有断裂，也有相互之间的依存，这样的中国故事，很特别。现在的文学完全应该写出在整个人类世界里面特别不一样的中国状态。”

　　为此，他计划从浙江舟山一路走访到西藏拉萨，采访、拍摄各式各样有联结的“三代”，将其呈现出来。不离身的相机，正好说明了他在影像方面的兴趣与野心。从这个计划也可以看出，梁永安最关心的问题，始终都是“社会与人”。

　　其实，这个课题，他在读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但当时还没有那么焦虑。90年代以后，个体承担了太多的压力，焦虑越来越深，这时，个体为自身的那种向心性就越来越强。以往我们讲理想主义讲为国家奉献一切，当时叫一心为公，看上去是那个时代的需要，因为国家搞工业化要靠积累，我们当时很弱，需要集合性的力量来推动，需要个体做出巨大的奉献来实现。回头看那个时代的艰苦，缺衣少食，什么东西都限定，对老百姓来说，它有价值，但这个价值是不是就是幸福，还是很有疑问的。今天，改革开放能更尊重人，更加维护人的价值，以人为本……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既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又有个人的自由幸福，两者一定要统一起来，但统一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而这，就是梁永安内心最大的愿望。

　　通俗地说，就是看见我们过得不幸福，梁老师要难过，但如果我们心中只有自己，梁老师也是要伤心的。

　　“我后来理解了一件事，就是你如果只是个人热爱一件事，做的时候很有激情，实际上要放弃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它只和你自己有关系。但如果它是在一个更大的价值里面，你有一种使命感，那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間，应该要建立起一种有机的、统一的、齐心协力的关系。”

　　身为公共知识分子，悬在梁永安头上的这个课题，是用几本书、一系列讲座无法就地解决的，道阻且长。可以说，以文学和电影的方式去谈论现实中的爱情实际上只是他的一个很小的切口，不算误打误撞，而是从日常的教学、观察中信手拈来，“从爱情开始，大家接受度更高。里面确实有极大的张力。爱情其实是你最有可能实现的自由，你为什么会放弃，你为什么会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这里面就牵扯了大量的问题……”那些牵扯出来的问题，才是梁永安真正的心念所在。

　　“那你想要纠正你身上的这个爱情标签吗？”

　　“也不用。实际上纠正也是很难的。我内心真正的愿望就是给社会上的青年一代，给20%的人一种共鸣感，给出一种推动。社会学有个原理，整个社会是二八定律，就是整个社会包括一代人，是被20%人带动的，很多人觉得孤独，他自己很有想法，但是很难获得环境的支持。如果通过你讲的话，大家聚集在一起，大家有自己的一个空间，不管是数字空间还是现实空间，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这个建设性就出来了。”

　　实际上，确实有很多人被梁永安谈论爱情的姿态击中，从而对他提及的文学和电影也产生了兴趣，引发诸多思考。这或许也从侧面反映出，学者走出校园走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的意义。

　　人应该贴近地表生活

　　身为中文系教授，梁永安日常就浸泡在文学中，想弄清楚他自身的阅读兴趣，很难，仿佛非要在大海里踏出一条路来。他总是随口就能将一本书的主要情节复述出来，佐以观点，博学之外，记忆力也十分惊人。

　　60年代，梁永安在西安上小学，语文课本一发下来，他就会一口气从头读到尾，“我那时就有个特点，喜欢在课本上批注，写下自己的想法。”比如有个讲工人去隔壁县学习先进技术的故事，他想的是：“也太没有志气了吧，为什么不自己研究呢？”读完《曹冲称象》，他就想，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称象呢，于是乎自己畅想了好多种方法。

　　“我那时就很不喜欢接受现成的东西，不能只有一种好。课本有时候好像是教给你世界上最好的方法，我很不服气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它是最好的？”和同龄人一起去看《宝葫芦的秘密》，走出露天电影院，大家都想要一个宝葫芦，“我真的是一点都没这么想，要啥有啥对我来说就等于没有。样样都有而且还不费吹灰之力，那有什么意思？”

　　这种反思精神大约与生俱来，导致他在读书时，总保留着自己的困惑。来自这本书的困惑，靠其他的书解决，书与书之间经历了漫长的互文。比如，小学时读到高尔基的《二十六个男人与一个少女》，梁永安不理解为什么面包工人心中圣洁的少女塔尼娅会与那么不堪的大兵约会，导致像囚犯一样生存的面包工人心中最美好的幻影就此破灭。“我真的不明白，所以我那时候就留下了对女性深深的怀疑（笑），就是这种复杂性，我无法理解。后来在看其他的书时，就一直带着这个疑问。”

　　这一疑惑就疑惑了十多年，直到读大学时看了莫泊桑的《羊脂球》，“看到里面对底层妇女那种把她视作欲望发泄对象，又污名化她的情节，我又回想起高尔基的那个故事。里面的少女靠给大兵洗衣服维持生活，如果她不和他约会，那么对方就会给她设置巨大的障碍，我一下子就懂得了那种不得已，那种女性的艰难的处境。我觉得在书和书之间，建立了人对感情的一种理解。那时我就深深体会到，女性有一种传统赋予她的角色，里面有一种要素就是牺牲，而这些东西是贯通的。”

　　当然，从在西安读小学，到在上海读大学，梁永安个人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包括跟随父母去云南读中学，高中毕业后又去云南高黎贡山下的芒合插队劳动了两年，体味到了人与土地的关联，用眼睛看到了劳动人民最真实的生活，“慢慢体会到人应该贴近地表生活，就像那时候读梵高的傳记一样，他在农民的靴子上看到了永恒。“

　　书本中所写，与实际经历的生活，逐渐在梁永安身上“知行合一”。

　　“在云南读中学时，老师对教育抓得很紧，也有很多书可以看。我那时就体会到，少年时在阅读方面的兴趣是会有许多变化的。比如一开始喜欢看理想的、浪漫的、充满了青春激情的那种故事，后来逐渐感觉到生活本身和书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我一开始喜欢高尔基，后来有段时间就不喜欢了，觉得他写得太土了，认为雨果有诗意，开始喜欢那种有力量感的书，能让我感觉到生活始终有挡不住的光。再后来又对历史书很感兴趣，对哲学也很感兴趣，甚至对经济学也感兴趣……”

　　去芒合时，一切都是未知的，于是他带了两大箱书到寨子里，里面装着周一良编的《世界通史》系列等等等等，来接他的牛都驮不动。

　　“那时候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红楼梦》。”梁永安本来对《红楼梦》兴趣不大，觉得不过是“一起吃吃喝喝，互相哭哭闹闹”，直到在寨子里重读，“看着看着就喜欢了晴雯，觉得她和宝玉才是真正的一对儿。”《红楼梦》里的判词预示着一切皆为注定，这本让他觉得没劲儿，但，“石头上本没有字，你选择安静地做块石头，还是去红尘里滚一遭在石头上写满了字？后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总的来说，梁永安喜欢带有复杂性的作品，“可能是小时候看书留下的一些疑问，就像为什么曹冲称象只有一种结局。我从来不喜欢看琼瑶之类的，觉得就是靠误会巧合构置出来的故事，社会生存的渗透感是很薄弱的。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一些内心深处有很大的冲突、社会生活也有非常多难题的作品。《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私奔，奔错了，我就特别喜欢看人走错了，没错的人都是没活出真实来。我觉得处处对的人很可怕，他每一步都对，那一辈子就是个大错，而那种错的人一步一步错，生命总结下来就是个大大的对，就很真切。”

　　去阅读，去观察，去疑惑，去反思，这大约能算作是梁永安带给我们所有人的礼物。就像他说的，“人生，主要是一个你自己逐渐认识世界、认识生命也认识自我的过程，我很欣赏一种生命，里面有探索有体会。如果你总是有很强的目的性，那你就不自由了。”

　　（ 感谢朵云书院·戏剧店对本文的支持）

　　梁永安×他的书单

　　认真阅读《梁永安的爱情课》，实际上就能收获一份梁老师开出的庞大书单，从杜拉斯、乔伊斯到麦尔维尔，都值得一读。《包法利夫人》当然也不容错过，提及有部分青年对包法利夫人道德上的不理解，梁永安说：“读文学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当作跟真实的世界完全一样。小说中的这种虚构，是现实中的爆发力……要看清文学的功能。”

　　他近期还着手翻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集，“因为我后面想写些小说……你在翻译的时候，会发现语言的活跃……比如说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就有好几个译本，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译林出版社的双语版，徐晓雯翻译的，我觉得很有灵气，和乔伊斯的那种语感十分相通。”当然，曾经交往过的外文系的女朋友也很重要，“当时商量将来要一起好好做翻译，分手以后也有留下一些影响。”

　　除了谈及的这些作品，有几本书，梁永安会反复翻看。

　　《印度之行》（E·M·福斯特）

　　“一个跨文明的故事。”

　　《苔丝》（托马斯·哈代）

　　“归根到底，《苔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我是什么，这两者之间是世界要改变还是我要改变。里面苔丝和她的弟弟走夜路，讨论这个世界是一个好苹果还是坏苹果，这些细节特别好。”

　　《革命之路》（理查德·耶茨）

　　“爱情的失败，常常来自于对伴侣的虚拟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