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枝

　　

　　2021年10月7日，瑞典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籍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以表彰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其时，我与众多中国读者一样，对这个陌生的名字充满好奇，通过搜索发现，古尔纳已出版10部长篇小说和数本短篇小说集，但国内对他的译介寥寥无几，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迄今未有中文译本，不禁深感遗憾。

　　11月初，我收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宋玲女士的邀约，问我是否有兴趣“重返非洲”，翻译诺奖得主的小说。之所以说“重返”，是因为在2017-2018年间，我曾经翻译丹麦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Out Of Africa，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于工作关系，我得以两次走进非洲，也到访过肯尼亚，有幸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不得不感慨自己与非洲交浅缘深。

　　实际上，基于多年的合作经历，宋玲女士深知这份邀约对我是无法抗拒的诱惑。译文出版社已获得古尔纳10部长篇小说的中文版权，移民、身份、流散、记忆等是这些作品的一贯主题，但其中的《天堂》是身心双重意义上的“重返非洲”，因为其灵感源于作家1984年的一次东非之旅，作品呈现的是一幅殖民阴影笼罩下的东非社会的广阔画卷，1994年出版后入围布克奖。对我而言，能与非洲再续前缘，并以一己之力为众多中国读者拾遗补憾，无疑幸莫大焉乐莫大焉。

　　坦桑尼亚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早在公元前就与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等地有贸易往来，后来相继经历了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大批迁入。19世纪中叶，欧洲殖民者入侵，1886年，坦噶尼喀内陆被划归德国势力范围；1890年，桑给巴尔沦为英国“保护地”；1917年11月，英军占领坦噶尼喀。1963年6月桑给巴尔获得自治，同年12月宣告独立，成为苏丹王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国家。1964年初，苏丹王统治被推翻，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成立，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组成联合共和国，10月29日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古尔纳于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1968年以难民身份前往英国，1976年获得伦敦大学学士学位，1982年获得肯特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入职肯特大学，主要从事英语和后殖民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直至退休。古尔纳从21岁开始写作，将自己背负的对于故土及其历史的记忆揉进小说创作之中，并撰写文学评论，编辑非洲文学论文集，还担任文学杂志的主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他谈及写作的乐趣及其必要性，回首自己当年抵达英国后，由于“饱受思乡之苦和他乡生活之痛”，开始思考以前从未思考过的一些问题，并认识到写作是寻求慰藉、打破沉默、揭露谎言、保存记忆的重要方式，他还强调“要忠实地书写，那样丑陋和美德才能显露真容”。

　　在对《天堂》从阅读理解到落笔翻译的过程中，我常常不经意地将它与《走出非洲》相比较，发现两者的故事虽然都发生在约一个世纪前的东非，但由于两位作家在身份和经历上的差异，古尔纳描绘的故国家园与迪内森笔下的异域远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迪内森的非洲是清新明媚、生机勃发、温情脉脉的，而古尔纳的非洲虽然偶有花园、瀑布的美丽景致，整体上却是贫穷脏乱、危机四伏、冷硬如磐石的。如果說《走出非洲》是一首荡气回肠的恋曲，《天堂》则是一首沉痛凄凉的悲歌。

　　《天堂》首先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小故事。十二岁那年，斯瓦希里男孩优素福离开父母，跟随阿齐兹叔叔乘火车前往海滨城市。阿齐兹叔叔是一位富有的阿拉伯商人，此前带领商队前往内陆做生意时，常常在优素福父亲经营的小店歇脚，并在优素福家用餐，他每次出现总是衣着体面，友善儒雅，并毫无例外地会给优素福一枚硬币，所以优素福对他的来访总是充满期待。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离家令优素福感到惶恐不安，却还是服从了大人们的安排。抵达阿齐兹叔叔家后，优素福成为其店铺的一名帮手。店铺伙计哈利勒年长优素福几岁，以“先来者”的身份，教他工作技能和人情世故，并给他讲述各种故事。哈利勒告诉他，阿齐兹叔叔不是他的“叔叔”，而是“老爷”；优素福与哈利勒其实命运相同，都是因为父亲欠了债而被抵押给阿齐兹叔叔，成为他的免费劳工，直到他们的父亲能偿还债务——而这种希望十分渺茫。在对被遗弃的恐惧和迷茫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优素福渐渐长大，并跟随商队前往内陆，深入腹地，了解了人性的复杂和丑陋，目睹了生之苦难和死无尊严。与此同时，由于长相俊美，他不仅受到男人女人的捉弄骚扰，还几度成为人质，甚至险些成为迷信献祭的对象。阿齐兹叔叔的太太祖莱卡对他更是贪慕已久，多次提出非分要求，被拒绝后终于恼羞成怒倒打一耙。但优素福明白，“他并没有干任何可耻之事，可耻的是他们强迫他这样生活，强迫他们所有人这样生活，连最单纯的美德都被他们的阴谋、仇恨和报复性占有欲变成了交换和交易的筹码。”他不愿再寄人篱下忍辱偷生，但思来想去，发现根本无处可去，因为这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已搬走不知所踪，而他心仪的姑娘——哈利勒的妹妹阿明娜——则已成为阿齐兹叔叔的妻子。两难之际，一位德国军官率领队伍来抓壮丁，士兵们在院子周围留下了垃圾和大小便，在他们离开后，优素福看着抢食粪便的狗，仿佛看到了自己，就在那一瞬间，他终于听从内心的声音，拔腿朝渐渐远去的队伍奔去，奔向不可能更糟的未来。

　　《天堂》以殖民时期的东非为背景，显然是一个关于大环境的大故事。优素福八岁时，父母之所以从南方搬到一个名叫卡瓦的小镇经营旅店，就是因为德国人在修建一条通往内陆高原的铁路线，并把卡瓦设为一个站点，这使小镇迅速繁华起来。但随着殖民者的不断深入，小镇的繁华昙花一现。十二岁那年，优素福在火车站的站台上首次见到两个欧洲人，而在到达阿齐兹叔叔家之后以及随商队在内陆四处辗转的过程中，他不仅听到许多关于欧洲人的传说，比如他们身穿金属衣，可以吃铁，他们的唾沫有毒，可以死而复生，他们会说动物的语言，可以召唤地精为其效劳等等，还目睹了欧洲人的明火执仗耀武扬威：公然霸占原住民的土地，掠夺当地的资源，抢走商人的商品等。殖民者的到来改变了东非的社会形态，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成为常态，宗教矛盾、文化冲突和部落相残也随处可见。小说透过优素福未经世事而不加滤镜的视角，将其个人的小故事嵌于社会动荡与变迁的大故事之中，增加了作品的张力和厚度。

　　《天堂》当然还是一个关于“天堂”乐园的故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渊源深厚，《古兰经》和《圣经》中都有神创世界、大洪水、天堂和地狱、旷野漂泊等故事，两者还有许多相同的人物，只是因为语言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名字。两者描述的天堂都是一座美丽的花园，里面有四条河流，常年绿树成荫，花果飘香，住在园中的人无忧无虑，尽享快乐。但由于魔鬼的诱惑，人违背了神旨而受到惩罚，失去了乐园。古尔纳的《天堂》显然贯穿着一条伊甸园及其失落的主线。暂且不提优素福、乞丐穆罕默德、哈利勒等所承受的失去家园之痛，仅仅从目录上看，乐园得而复失的题旨就清晰可见：“有围墙的花园”是一个神秘而令人向往的所在，里面的水池、渠道、树木、花果就是仿照传说中的天堂来布局；“山乡小镇”“内陆之旅”“火焰门”喻示着旷野漂泊和试炼；“心心念念的树林”是将乐园进一步具象化；“血块”点明了神造人的初始，因为《古兰经》中多次提到真主用血块造人，说明所有人都源于相同的血脉，原本没有高下贵贱之分，但现实社会却等级森严，人对同类的歧视、剥削和压迫无处不在，就在与花园一墙之隔的深闺大院里，还关着一个曾经被丈夫利用的疯女人，以及一个代父抵债而嫁为人妇的穷姑娘——阿齐兹叔叔娶阿明娜为妻，虽然打着基于契约公平交易的幌子，但无法掩盖其通过阴毒手段强占弱女的实质。由此可见，《天堂》并非对安宁祥和之天堂的礼赞，而是人间地狱的再现。

　　作为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代入作品之中。在翻译《天堂》的过程中，撇开恐慌不谈，我还常常有卡顿之感，并深切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钝痛。究其原因，既有流散作家失落家园、不能用母语来诉说的痛，也有懵懂少年远离亲人、没有对象可倾诉的痛，还有作品中的人物群体因语言不通、沟通艰难词不达意而隔膜的痛。简而言之，由于作家的语言和人物选择以及部分人物的临时角色，我发现自己手头的文本实际上已经过作家的“首度翻译”和部分人物的“二度翻译”，我所从事的不过是“三度翻译”，因而感受到的痛苦也因为这层层转换而钝化，而变得绵长。

　　古尔纳的母语为斯瓦希里语，却一直以英语为写作语言，而《天堂》所聚焦的殖民时期的东非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并存的社会，这里不仅有说斯瓦希里语的当地人，还有阿拉伯人、印度人、索马里人、希腊人、德国人以及偏远部落的原住民等，他们的语言各不相同。作家一方面用英语讲述故园旧事，另一方面希望真實再现彼时的声音情状，于是作品中保留了不少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词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作家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语言的转换（翻译）。与此同时，由于作品中的人物分属不同的群体，使用不同的语言，而大部分人因教育所限不懂“外语”，需要依赖“翻译”来实现跨语言沟通。在原文中，translate和translated共出现24次，translation和translations出现4次，translator出现1次，这几个数字足以说明翻译在故事中的分量。从情节上看，不管是在日常交流、正式拜访、商务谈判还是文化传播中，都常常需要“翻译”作为中介来达成任务的实现。暂且不提锡克教人卡拉辛加虽然对斯瓦希里语一窍不通，却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将《古兰经》翻译成斯瓦希里语，即便那些临时充当过译员角色者，也不过是少数脑子灵活的人因生活所迫而“习得”了部分外语技能，并不能完全胜任译员的职责。他们由于能力所限或私心作祟，常常吃力不讨好，受到交流双方的怀疑和责难。不管是恩尤恩多的报复性误译，还是哈利勒的刻意省译，或者阿明娜的好心增译，乃至德国军官属下的越俎代庖，毕竟都有违译者的使命，他们的勉力应付不仅表明沟通的艰辛和意义的难以抵达，在深层次上也象征天堂的难以企及。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翻译这件事上，冷血的阿齐兹叔叔也能秉持商业精神，当恩尤恩多请求为自己提供的宝贵的翻译服务计酬时，阿齐兹叔叔（起码表面上）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

　　《圣经》神话中说，诺亚的子孙原本使用同一种语言，某日他们突发奇想，要建造一座通天塔，以传扬自己的名，并避免“分散在全地上”，于是他们同心协力，很快就建成一座直插云霄的高塔。上帝看到人类此举，担心他们以后无所不能，便下到人间，变乱（babel）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沟通，于是建塔的伟业半途而废，通天塔也就成了巴别塔（Babel），人类从此流散各处，产生了不同的语言和民族。矗立在人世与天堂之间的巴别塔喻示了语言的多样性，不仅说明沟通之艰难，更彰显沟通之必要。从这种意义上说，在语言被变乱后的今天，译者的努力正是在为重建巴别塔添砖架梯，纵使天堂无法抵达，但在实现文化相融、人心相通的理想上可以不断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