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业务员，必须在公司与代理商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实难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是公司的雇员，这一点没错，但成天跟代理商厮混在一起，与公司似乎渐行渐远，感情淡漠。代理商何等精明，他关心你的生活起居，替你张罗吃穿住行，见面的第一天，就让你先住在他家里：“反正家里房间多的是！”等你住了些天，感觉到不自在，提出要自己租房时，他又一面挽留一面表示理解：“也是，年轻人嘛，总要有自己的私生活。”等你租好了房子，他已经想你所想，将被子送到你的住处来了：“都是干净的，我老婆昨天才洗过。”并且告诉你，以后到了饭点尽管到他店里去吃饭：“你一个人搞饭不方便的，在外面吃又不卫生。”他甚至还试图攻破你的心理防线，跟你促膝谈心，谈公司对我们这些业务员的压榨，谈年轻人离家在外打拼的艰辛，谈我这个年纪势必会遇到的迷惘的爱情与水深火热的性饥渴……
这一切，虽然不至于让我们成为坚固的盟友，却也迫使我不得不拿出自己的那一份虚情假意来回报他的虚情假意。而我又是这样一个性格软弱、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面对他的似火热情，从一开始，我就显得极为被动。每次催款失败后（“老鲍，要打款了哦。”“打什么款？你的货卖得动吗？”“你别让我交不了差啊。”“过几天，等我把账收上来再说。”），我会将代理商吐给我的苦水，原封不动地倒给公司：行情不好，货卖不动，下面的客户赊账现象严重，老鲍手里也没有钱，等等。有一次，我竟然舌尖失语，不小心将老鲍的那句“进价高、利润薄”也复述了出来，气得营销总监在电话那头暴跳如雷：“小彭！你到底是哪头的人？你吃的是谁碗里的饭？你要搞清楚你的立场！”
不管我甘不甘愿，实际情况确实是——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听从老鲍的使唤。配合代理商把产品卖出去的确是我的分内工作，为此，公司每天会给我一笔定额的差旅补助，我出差跑市场所产生的交通费和食宿费都从这里面出。我跑了一段时间的市场之后，老鲍便提出让他的司机小金每天开车跟着我下去跑，既省了交通费，又可以当天去当天回，不必在外面住宿，甚至连吃饭都是由老鲍报销，这样一来，每天的差旅补助都进了我自己的口袋。“我这是给你增加收入呢！”老鲍拍着我的肩膀道。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从此牺牲了一些自由，肩负了一些压力。之前我自己跑，只需带上几张产品资料和报价表，有选择性地拜访几位我感兴趣的客户，剩下的时间就待在宾馆里写小说，从不给自己规定工作量，也没有人来评估我当天的业绩。但现在不一样了，每天早上，小金拉着满满一车的货，带着我到各个县镇去挨家挨户地搞推销。我再也不能选择我想拜访的客户。只要看到一家五金店或灯饰店，不管规模大小，小金就会将车停在路边，我们一人拿几件样品（我拿的是我们公司的样品，他拿的是其他厂商的样品）走进去开始推销。面对我们的突然袭击，那些客户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含糊其词了（“名片留在这里吧，有需要打你电话。”）——打什么电话呢，你要货吗，我车上就有！在我们进店之前，他們也亲眼看到一台五十铃货厢车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店门口，来者不善，有备而来，所以谁也不敢轻易松口，要么保持一种带有距离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冲我们摇头，要么警惕地板着脸一言不发，生怕一不小心流露出丁点儿兴趣，几箱货就啪的堆在他店里了。但也不是所有客户都这样，搞推销嘛，最有意思的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谁会买你的东西，你只管硬着头皮跑下去，总有鱼儿会莫名其妙地上钩。大多数情况是，客户店里刚好某个品种断货了，既然你都已经送货上门，他也就乐得卖你一个人情，还省得为了补货专门跑一趟。虽然他之前卖的是另一个牌子，但卖哪个牌子不是卖呢，只要能赚到利润就行。每次跟这样的客户成交之后，小金都会欣喜地陷入一种微醺状态，仿佛做成了一笔大生意似的对人家心存感激。他哪里知道，换了任何人带货来推销，也照样会成交。他今天可以因为你上门推销而随意更换品牌，等你下次再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货架上摆的已经又换成别的品牌了。这种没有任何品牌忠诚度的客户，并不能给业务员带来持续的业绩，只会推一下动一下，你从他身上获得的那点回报还不足以弥补投入在他身上的开发成本。这也是——除了懒惰之外——我不愿意扫街式地推销，只坚持有选择性地拜访少数优质客户的原因。
但是我的这套理论永远不能使小金信服。他只相信每天满载而发、空车而返的那种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每天傍晚，我们披星戴月地回到店里，在柜台前面架起的简易折叠餐桌上吃着晚饭，小金装作突然才想起来的样子，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钞票交给老鲍，嘴里塞着饭菜，满不在乎地说：“你数一下，看有没有错。”看得出来，他内心强压着的愉悦在这一刻简直登峰造极了。但如果那天业绩不佳，交给老鲍的那沓钱薄了许多，他就显得没精打采，满脸羞愧。老鲍当然也是见钱眼开的鼠目之辈，对我的那套所谓“品牌忠诚度”“优质客户”的营销理论，他岂止不相信，简直就是嗤之以鼻、极尽挖苦。据我所知，他是卖豆腐出身，后来在灯具城做点空壳生意，自己连仓库都没有，每个老板那里赊点货去卖，一直游离在市场的边缘，被人瞧不起。后来托我们公司的福，扶植他做了代理商，才有他老鲍的今天。谁知他非但不感恩，而且还不思进取（这比起不知感恩更是大忌），生意虽然做大了，思维却仍停留在卖豆腐的阶段，整个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生意场上混了这么多年，关于经商，贱买贵卖和积少成多就是他知道的全部。他尤其信奉积少成多，所以再烂的客户他都来者不拒，弃之可惜——他还指望他们为他的商业大厦添砖加瓦呢。
上有这样的老板，那么作为手下的员工，小金的那些表现就很好理解了。但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两个人的影响下，我原有的那一丁点优越感也渐渐地荡然无存，甚至我的整个心灵都被一层失败的阴云严实地包裹起来。我所有关于营销的知识、关于品牌建设的理论，到头来敌不过一个前豆腐匠“积少成多”的迂腐的经验之谈，任其烂在我日益压抑的心里；我放任自己辜负了一个业务员的光荣使命，沦为我的博弈对手手下不必付工资的员工，帮他收集着一个又一个劣质客户，甚至也开始变得像小金一样从中获得一些廉价的成就感（在那些业绩不佳的日子里，收获的则是沉重的压力和高度自觉的愧疚）；在饭桌上，当小金将大把钞票邀功似的交给老鲍时，我心里竟也会涌起一股强烈的想要提醒一下在座各位的冲动：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难道这被动的局面皆缘起于我想省下那点差旅费？这是有可能的。为了供我们兄妹俩读书，家里早已经负债累累，爸妈长年在外打工还债，作为长子，我有义务扛起家庭的重负，所以自从参加工作之后，我就尽我所能地省下每一分钱帮衬家里。业务员的基本工资都很低，每个月到手的就那么点钱，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收入主体还是奖金和提成，而这需要视年终业绩考评结果而定，干得好的话，到年底确实可以拿一大笔钱，但那已是久旱逢甘霖，远水之于近渴。更何况谁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忽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尽管你兢兢业业地工作，想尽办法提高业绩，结果却仍不遂人愿，未能完成公司制定的销售目标，那么到了年底，公司就只会象征性地给你发一点奖金，跟业绩好的区域经理比起来，奖金差距竟然高达好几倍。就算上一年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拿到了丰厚的奖金，回家过年的时候，我的心态也会完全变得跟小金在饭桌上给老鲍上交营业额时一样，交得越多越有成就感。结果就是每年正月初八返工的时候，我的资产总是再度清零。接下来的一整年，除了那点微薄的基本工资，我能指望的也就剩下差旅费了……
老鲍还没有派小金跟着我出去跑业务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发现了我和小金的共同爱好，那就是在背地里说老鲍的坏话。经过最初几次试探口风，确认了双方对老鲍的态度基本一致之后，我们便开始欲罢不能地时常找机会凑在一起，数落起老鲍夫妇身上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罄竹难书的缺点来，包括但不仅限于吝啬、刻薄、阴险、狡诈、迂腐、贪婪、出尔反尔；而偶尔作为其引发的后果（真是报应啊）的若干笑谈，如弄巧成拙、洋相百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等实例，则将这种隐秘的快乐推至了高潮，使我们几度笑得眼泪汪汪、几欲呻吟。正是基于这一点共同爱好，我和小金一块出差便不完全是一项苦闷的差使，它也可以是快乐的，令人沉迷上瘾的。因为我们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在漫长的差旅途中那烟雾缭绕的车厢内，在一起享用老鲍将为我们买单的午餐时——去探讨老鲍的人性，将他那些早已被我们反复讨论过的罪状掰开了、揉碎了，细嚼慢品——这比以前只能躲在仓库里紧张刺激地发几句牢骚（因为担心隔墙有耳）尽兴多了。不过快乐的时光仅限于此，一旦从车上下来开始干活，我和小金便陷入了紧张的敌对状态。我们各拿各的产品资料和样品走进客户店里，进门之前，小金总会下意识地昂首挺胸，好像暗中跟我较劲似的加快脚步走在前头，用他所理解的业务员的职业素养喊出那一声“老板好！生意兴隆”。我的脸立马红得发烫。唉，我为什么要跟一个货车司机一块出来跑业务？为什么容忍这个门外汉来插足我的专业领域？特别搞笑的是，他还生怕我抢了他的风头似的，难道他一点也看不出来，自从踏进这屋里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完全失去了说话的兴致吗？我此刻唯一的兴致就是看他怎么出丑。他哪里知道，搞销售不是比谁更讲礼貌，过分的尊重只会让客户如芒在背。但凡有点个性的客户在无端端被问候之后，都会勃然大怒（因为他感到被将了一军），只是不好发作罢了。他们往往会瞪你一眼，不咸不淡地嘀咕一句“生意？还行咯”，若还能挤出一丝笑意，用来代替那句没有说出口的“哪里来的傻子”，那算是相当客气的了。
但是，小金却用这种我瞧不上的推销方式给我上了一课，他误打误撞地收集来的那些劣质客户已经达到了不容我忽视的规模。成天在市场上跑，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概率便成倍增加，我不得不正视：小金的业绩已经远超我了，甚至我们公司的一些老客户都在我的眼皮底下被他抢了去。我将全部的过错都赖在这个不成熟的市场上。比起发达的沿海城市，这里要相对落后一些，特别是在县、镇一级的终端市场，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在物美和价廉之间，显然后者对消费者更有吸引力。“你们应该引导消费者树立品牌意识和正确的消费观。”我试着将这番道理灌输给那些零售商们，“不要让那些杂牌来扰乱了市场，砸了你们的口碑！”说到“杂牌”时，我大手一挥，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将客户身后的货柜上零乱堆砌的商品全都涵盖了进去，最后，我的手势有意无意地落在了小金手里的几件样品上。一场辩论在所难免。客户当然会找出各种刁钻的角度来反驳我，而让我不爽的是，小金也因为我刚才的暗示而赌气站在了杂牌那一方，卷入了這场辩论。当然，就凭他那智商，我可以让他插不上话，可是对我形成威胁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的立场，因为在客户看来，小金是我的搭档，可是连他都开始反驳我了，那么我所有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我不得不腾出手来对付小金，想赶紧结束这场混乱的内战，然后再集中火力进行攘外。可是客户已经无心再战，他乐呵呵地看着我们内讧，时不时迸发出一串咯咯的笑声，表明他早已脱身事外，这场滑稽的论战不管谁输谁赢，都跟作为看客的他无关了。
一天傍晚，老鲍的店里来了一个业务员，贼眉鼠眼，短胳膊短腿，个头比我还矮。他见到我一点也不觉得羞愧，就好像他并没有在我眼皮底下抢我的客户似的。除了用来装产品资料的业务包，他还随身拖着一只塞得鼓鼓囊囊的旅行箱。他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因为他不像我只负责半个省，从长三角到西南诸省，都是他负责的区域。“那你是大区域经理哇！”我顿时肃然起敬。“什么狗屁区域经理。”他说是因为他们公司小，请不起那么多人，老板只招了三四个业务员，拿一张中国地图只用了五分钟就把区域给划分了，每人能分到两百多万平方公里哩！我听了直想笑，怎么有点像小孩子玩过家家，到底是杂牌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了一阵之后，他便问我：“你住哪里？”我说我在附近不远处租了房。他说：“好，今晚就住你那里吧。我明天一早去安徽。”
还在路上，他就急于确定一件事情：在我房间里能不能如他所愿地看一整晚毛片。他在火车站附近买了十几张黄碟，苦于没带电脑，这两天都只能忍着。我说我倒是有一台电脑，不过是古董机，不知道能不能读碟。他说，怎么，没光驱吗？我说有。他便笃定地说，能能能，肯定能。到了房间之后，他打开行李箱，单手抓出几张碟片，像握一把扑克牌似的捻成扇形，叫我把电脑打开。结果光开机就花了很长时间。他似乎预感到了后面的不顺利，局促不安地问了好几次：“还没开机啊？”并语带讥讽道，“你这是什么破电脑？”
这是一款古早的一体机（忘了什么牌子了），咖啡色的半球体机身，小巧可爱，有点像女生背在背上的那种鼓起来的双肩皮包。买回来之后，我才发现它的运行速度慢得超出我的忍耐极限，用起来特别卡，还经常死机，所以用了几次之后，我就没怎么用过了。在等待开机的这段时间里，我的这位同行已经将自己脱得只剩下秋衣秋裤，在房间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后来，他就一脸绝望地坐在我床上等，其间可能是感觉到冷，又一把扯过我的被子，盖在了腿上。过了很久，屏幕突然大亮，放出蔚蓝的光，流畅的开机音乐响起。他掀开被子，从床上跳了下来，双手在我的电脑上到处乱摸，一边扭过头来问我光驱在哪里。我走过去，用身体将他挤到一边，伸出食指摸到屏幕下方一个暗藏的按钮，轻轻一摁，光驱就弹了出来；而他此时的反应，就像是一生都在等待一次机会的篮球明星，及时地出现在他最应该出现的位置上，然后运球、起跳、上篮，“砰”的一下，你还没回过神来，他早已准确无误地将球送进了篮筐——碟片就这样稳稳地嵌进了光驱。这几乎给我的电脑带来了灭顶之灾——它吞下这张碟片之后，便开始剧烈地抖动，发出如同刀子在它体内放肆划拉的声音，同时，屏幕上的蓝光迅速黯淡下去，变成紫色，最后慢慢变成了灰色。有那么一瞬间，我陷入了恍惚，以为桌子上摆着的是小时候家里那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在暑假里一个毫无预兆的赶集日，我爸用自行车把它从镇上驮了回来，他推着自行车走进家门的时候，它正被五花大绑着搁在后座上。不到一个月，家里的电视机就开始出现各种状况，最离奇的时候，整个画面扭曲成夸张的S形，人走在路上像直立的蛇一样扭动，而所有的特写镜头中，人物的五官也都呈歪瓜裂枣状，扭曲而流动的，如果刚好是侧脸对着镜头的话，嘴巴竟可以游离于脸外，自个儿飘浮在空气中。还有些画面恰好是两张脸并排的，那么还没开始亲嘴呢，左边那个人的嘴唇就已经深深地嵌在右边那个人的脸上了，而右边那个人似乎极力想避开左边那个人的亲吻，整张脸竟像蜿蜒的小溪一样，先急速地朝着荧屏的右框流动，一直流出了画面，安全逃逸之后再沿着头顶的方向回溯，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嘴也终于遗失在荧屏之外。此刻，我特别担忧我的电脑也出现这种状况，因为就在我回首不堪的童年往事时，它竟然慢慢地缓过气来了，它那一度面如死灰的桌面，又恢复了先前的气色，蓝得像一片阳光照耀下的大海，光标在箭头和圆圈两种图案之间来回变换，预示着后台——经过一番费劲的运行之后——即将读取光盘，激活我的播放器。我很怕童年的噩梦重现，尤其在那些人物都没穿衣服的情况下。虽然我并不是很想跟这个刚认识的男人一块欣赏那些画面，但如果这一切不可避免的话，我还是更希望那些画面里的胴体不要像披着人皮的蛇一样扭曲、蠕动，我不希望那些漂亮的乳房被扯得脱离了身体（像达利的画那样），奇怪地悬挂在空中。
“你在哪里买的这台垃圾？”
我记得，这就是继“你这是什么破电脑”之后，他抛出的第二个意在羞辱我——如果不是存心想激怒我的话——的尖锐问题。当时，我上述的顾虑已完全被打消——碟片读取成功，播放器给我们带来了两具年轻而端正的身体，虽然暂时还穿着少量的衣服，但裸露的部分足以看出他们丝毫没有变形，举手投足间，他们的动作也比较流畅。这些动作无非是两个刚见面的年轻演员相互握手、鞠躬，进行礼节性的问候，（用日语）交谈时所伴随的一些手势以及女方惯常性的掩口一笑。这时我那位同行从床上探过身去，抓起鼠标，将进度条往后拖了好长一截，画面顿时卡住不动了。
接下来他就问了我那个问题。
我这台破电脑吗？是前不久在二手商城淘到的。每当我觉得自己十分需要某样东西而又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去旧货市场买，这于我而言是个下意识的办法。我突然想到，我家那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也是我爸用一个极低的价钱从它的前主人那里买来的。我这位同行对我的消费习惯给出四个字的评价：得不偿失。“我什么东西都买最好的，要么就不买。”他掷地有声地说完后，我的目光便追随着他的目光落在他那只正躺在地板上的旅行箱上。这一瞥非同小可，我发现那只鼓鼓囊囊的玩意儿竟然是价值不菲的高档货，镶着一行不易发现的金属材质的英文Logo——这样看来，他很有可能不是在吹牛！我心里默默收回了对他身为杂牌公司雇员的同情。
他见电脑一直卡住不动，又无计可施，便干脆起身去洗澡。我趁机把电脑给强行关机了。可就在他洗澡时，发生了一点意外：热水器坏了，我听到他在里面尖着嗓门叫唤：“水冷了！哎哟，冷死老子了！快来看一下怎么回事！”
热水器就装在卫生间外面靠楼梯间的墙壁上，这样一来煤气罐正好可以隐藏在楼梯间里面，挨著墙放置在热水器的正下方。听到他叫唤，我立马跑到楼梯间，抬头看了一眼热水器，它并没有在工作。我问他是不是把水给关了。他气得哇哇大叫，水冷了我还不关掉？等着被冻死吗！我说，你再开一下看看。但他担心出来的还是冷水，所以一定要我先检查一下热水器是不是坏了。我说你不开水，我怎么知道热水器坏没坏呢？他竟然咆哮起来：“肯定坏了！妈的！什么破热水器！你从哪里买来的垃圾？你不要什么都买二手的！老子被你害惨了！”可事实上，这是一台全新的热水器，是我住进来的当天，房东的儿子亲自买来给我装上的，用了还不到三个月。而且我洗了这么多次澡，从来没出过任何状况。我说：“我知道你很冷，我也很着急，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你还不如抓紧时间把水打开一下，说不定出来的就是热水了。”他终于同意开一次水试试，条件是我必须将煤气罐的阀门拧到最大，因为继污蔑完我的热水器是垃圾之后，他又开始怀疑我的煤气罐“堵塞”了，要不就是快没气了。我本来有很多理由拒绝这么做，最主要的一条是我天生对煤气罐怀有恐惧，不到万不得已，我是绝对不会去碰它一下的，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想再节外生枝，立马同意了这个提议。但我还是留了一手，只是稍微拧了拧，并没照他说的那样拧到最大。他打开了莲蓬头。热水器马上工作了，我透过有机玻璃罩看到蓝色的火苗在喷射，电子显示屏上代表水温的数字在快速攀升。过了一会儿，他冷漠地说了声：“好了，热了。”
接下来，我有一阵陷入了迷茫。问题解决了，远比我预料的顺利，仿佛刚刚干成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业，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吗。我站在原地，目光怔怔地望着热水器上那个仍在不断跳跃的数值。这时我又听到他在里面叫我：“水又不怎么热了——你刚才拧到最大了吗？”我迷惘的心立马变得充实，我又有事情干了。“没有，我只拧了一半……”“你把它拧到底！”从这句话的力度和我所感受到的不适来看，它应该是一道命令。而我这个人，面对命令，总会同时产生两种相互抵触的本能——去违抗它，以及去执行它。我愤怒地说：“不能再拧了！水温已经显示80度了！”然而他用强大的沉默回答了我的质疑，与此同时，执行命令的本能攫住了我，我伸手将阀门拧到了最大，水温瞬间飙升到了90度。
没过多久，他又觉得水不够热了，叫我每隔半分钟就将煤气罐摇晃一下，将那些沉积在瓶底的残气给晃上来。其间可能是嫌效果不够理想，他竟然怀疑我没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做，我急于证明我为他效命的忠诚与决心，将煤气罐猛烈地撞向墙壁，搞出一些哐哐的动静。摇了几次之后，他叫我先别摇了，他说：“你把煤气罐倒过来！”我一听就觉得这是一道愚蠢的命令。我震怒了：“你开什么玩笑？你见过谁把煤气罐倒着放的吗！”他一点也不计较我极不友好的语气，而是表现出鲜有的耐心，解释道：“你听我的，把它倒过来。煤气太少了，上不来，你倒过来让管子朝下。”即使他不解释，我心里也已经在盘算：有什么可行的方案能实现这一点呢？最大的阻碍是煤气管太短了，我试了一下，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长度来让它倒立。我最终想到的办法是，只要将煤气罐抱在怀里，就能将它倒过来了。我成了一只专门为倒立的煤气罐而设的搁物架，我的客人终于能安安心心地洗个澡了。
热水器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依我之见，它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要么就是这个世界疯了——它显示的水温是108度。它两侧的散热孔开始冒出黑烟，随即有黄色的火舌蹿出。我丢下煤气罐，跑了。
我拽开门，一口气跑出门口，穿过月光下的大半个院子，躲在一棵粗壮的树后面，探出头来，冲着门口大声喊道：“别洗啦！快出来，要爆炸了！”
“是你报的警吗？”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应该是他们的队长）用手指了指我，开始发问。同时，紧跟在他身后的两名同事自动散开，一个径直朝敞开的房门走去，另一个则留在院子里四处溜达。
“是我报的警。”我说。“什么情况？”“热水器着火了。”我指了指屋里，这时他那位同事已经大摇大摆地进去了。问我话的消防员（队长）则平静地偏了偏脑袋，瞟了一眼屋内：“没看到明火嘛。”我說：“我刚才亲眼看到有火苗冒出来，还在冒烟。不然我也不会报警。”“嗯。”他说，“你报警是对的，我不是说你不该报警。我只是告诉你，没什么大的问题，你不用紧张。”这时另一名消防员也进去了；他进去的时候，屋里的那位已经开始转身出来，他拍了拍卫生间的玻璃门，撂下一句“谁还在里面洗澡？快出来，小心煤气中毒”，然后就快步走了出来。队长问了我一些问题，包括做什么工作的，哪里人，里面洗澡的人跟我是什么关系。他还问我这房子里还住没住别的什么人，我告诉他房东太太和她的儿子住在二楼。最开始进去的消防员走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向队长汇报说（但是眼睛却一直盯着我）：“没事了，热水器表面有轻度烧痕，有少量煤气泄漏，阀门已经闭合。”队长绷着脸点了点头，简洁有力地说：“嗯。注意保持通风。”这时，后面进去的那名消防员也走到门口说：“屋里的煤气味好像比刚才重了。”队长说：“那赶紧把门窗都打开。把煤气罐提到户外来。”他们都进去了，我也跟在后面进去，一个消防员叫我去开窗。他们正好走到卫生间门口的时候，那门就开了，我的同行穿着秋衣秋裤出现在门口：“我操！怎么回事？”
队长抬起手掌在鼻子跟前扇了扇，瞪着他说：“你刚才挺淡定的嘛，再多洗几下你就死在里面了。”“到底怎么回事嘛？”他也鼓起眼珠回瞪了一眼。“煤气泄漏！满屋子的煤气味，你闻不到啊？”他不好发作，犀利的眼神从消防员的缝隙中逮到了我，立马就定住了，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听到没有，老子差点死里面了！你他妈的自己跑掉，不会喊我出来啊？你这个叛徒！”我说：“我叫了你，你没听见……”“那你不会砸门啊？你不会拽我出来啊？”这时几名消防员同时嚷嚷起来：“快走！快走！”“不要挡在这里！”“一边待着去！”于是他又跟他们吵：“你们什么态度？”“我态度怎么啦？”“请你到一边去，别妨碍我们做事，OK？”“早这么说不就完啦？”“那你还杵在这里？”“速度！速度！快点腾个地儿！”……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女朋友打来的。我一边接一边从屋里退了出来，朝院子里走去。“你那边怎么这么吵？”“刚才好危险啊，”我说，“差点着火了，来了几个消防员，是他们在我屋子里说话。”“呵呵！”她笑了，“怎么回事？”“嗯，就是洗澡的时候，热水器冒烟了……”“你等一下。”说完她好像突然消失了。我在树底下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过了好一阵，她回来了：“嗯，你说吧。”“你怎么样？”“我还好啊。你时间定了没？”“我下周告诉你吧，还不知道走不走得开。”“有什么走不开的，你那工作不是挺自由的吗？”“没以前那么自由了，客户盯得紧呢，把我当员工一样使唤——我不跟你说了，他们在叫我。”一名消防员正站在门口招手叫我进去。
队长告诉我阀门和橡胶管都已经坏了，所以煤气罐不能再放在室内。一名消防员将它提了出去，扔在院子里的树下。队长又叮嘱了我几句，让我今晚最好一直开着窗，等到煤气味完全散了再睡觉。他说，以后不管哪个傻×叫你把煤气罐倒过来放，你要是想跟他同归于尽的话，那你就照做。这时，他说的那个傻×已经离我们远远的，一个人站在床边，显得十分没趣，开始往冻得直哆嗦的身上套厚厚的毛衣。“初中化学，学过没？”队长继续跟我说，“一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小，它只会往上面走，你把煤气罐倒过来，能管什么用？”我说：“课堂上是学过的，只是刚才一下子没想到这个。”“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屋里的煤气会往哪里走？”我想了想，说：“楼上。”队长说：“你现上就上楼去，务必把房东一家叫醒。”
房东太太和她的儿子已经关灯睡觉了，我摸着黑上楼去叫他们的时候，发现楼上的煤气味比我屋里还重些。他们很难接受自己差点在睡梦中死去，一想到那样的结局，就觉得无比恶心、反胃甚至想吐。房东太太想到自己为了一点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钱财，竟然差点搭上了性命，就觉得这一切实在不可理喻。“脑子烧坏了！”她反复这样评价自己干下的荒唐事。“我早就说过，不要租，不要租！”她又激动地冲她儿子吼，“咱们家不缺那点钱，犯不着把那些来路不明的外地人引到家里来住，搞得不好你有命挣也没命花！”
我带着这对母子下楼来的时候，消防员们已经走了。房东太太看到我房间里还有一个陌生人，便立马抓住了把柄，一口咬定事故的起因就在于我——一个外地人——不该把另一个外地人带进来住。我自知理亏，不便反驳，只好听任她数落。但是我那位擅长交涉的同行，才不想听她废话。他先是就“外地人”这一严重损害他感情的说法提出谴责，并顺手把事故的责任推给了房东一家。他指出，正是由于他们给我安装了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才陷我们大家于生死边缘。他声明，这件事情跟他来不来住没有任何关系，那煤气罐存在安全隐患，早晚得出事，他只不过是碰巧撞上了。也得亏让他撞上，假如发生泄漏时，这屋里只有一个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决不能容忍她这样颠倒黑白，因为他非但不是一个跟他们毫无关系的“外地人”，反而是一个跟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人——首先是他们的受害者，其次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他非常激动地说了一大通，房东太太根本没有置喙的余地。
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有意使用了某种咄咄逼人的谈判技巧，后来才发现他原来是认真的，他心里当真是这么想的。他因为平白无故到鬼门关走了一遭而惊魂未定，末了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安抚他，那些有义务来救他的人还联合起来凶他，叫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冷嘲热讽地影射他是“傻×”，这些他都忍了，因为好歹人家还救了他的命。可是房东太太！她算个什么东西？在她屋檐底下出了这么大的事，让他这样一位贵客受到如此惊吓之后，她不仅连一丝愧疚都没有，连一句关切的问候都没有，还用冰冷的语言来刺痛他。可是房东太太却永远也进入不了他的这种思维轨道，再加上刚才被煤气熏过之后，到现在脑子还有点缺氧，所以尽管她能理解他每一句话的意思，但是她根本转不过来：他到底是怎么说到这上面来的？怎么就“颠倒黑白”了？怎么突然又说到了“救命恩人”——谁是谁的救命恩人？她惊骇地认为对方一定施用了什么威力惊人的语言武器，让她一字不落地承受着那种实实在在的击打力量的同时，又丝毫捕捉不到究竟是什么躲在那语言的背后击打着她。交战至此，她的每一次苍白无力的还击，都可以看作是她为捕捉这种神秘之物所做的努力的轨迹——什么呀？——什么！——你说什么？——你这个小伙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一点也不想错过这场精彩的舌战，但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上来就是一顿怒斥：“你为什么挂我电话？你凭什么挂我电话！我话还没说完你就挂我电话，害得我还在那里一个劲地说，说了半天也没听到你有一点反应，才发现自己是在跟空气说话——你知道我多尴尬吗！”我说：“我跟你说了呀，消防员叫我进去，我是跟你说了才挂的啊。”“我不是叫你等一下吗！”“我没听到你说等一下啊，可能你说的时候我已经挂了吧。”“那不就是！我还没答应你挂，你为什么挂？”“为了活命，可以吗？”我说完这句，眼泪就流了出来。我说：“你有考虑一下我的处境吗？我说我这里差点着火的时候，你关心过我一句吗？我他妈的命都快交待在这里了，你在意的却只是我挂了你电话！”静了一会儿，“喂？”她说，像是在笨拙地搭讪，语气柔和了许多，“你怎么不说话啦？你又挂了吗？”“没有。”“那么危险啊？我不知道嘛。”“消防员都来了，你说危不危险？”“我不知道嘛。”“我求求你了，以后对我温柔点吧……”“对不起！对不起！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们以后都不要随便生气了嘛，好吗？我今天也不应该生气的，都怪我。其实我让你等一下，就是想問问你情况严不严重嘛，你看，我本来是想关心你的，可是你把电话一挂，我就只顾着生气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过了那么久才打电话来骂你吗？就是因为我太生气啦！我内心挣扎了很久。我本来想，再也不要打电话给你了，我都想过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月光如水，院子里一片阒静。二楼客厅的灯突然亮了，窗户后面映出房东太太的身影，她站在那里同情地望向我，那目光如梦如幻，紧接着便猛地拉上了窗帘。我仿佛又听见了蟋蟀——它清了清嗓子。
“我想辞职了。”我说，“我不想干了……不是冲动……我连这个城市也不想待下去了，我想搬去和你住……嗯……是，我想你了……”
这个点，好像大家都在路上。教师新村站旁，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驶来、停靠、开走，满载着下班回家的人。每天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就出门，走上十分钟左右，到这个离家最近的公交车站来接她。她一般会提前三个站发短信给我，我收到短信便出门，不过还是常常等上很久。有一段时间，我出门前总要磨蹭一会儿，估计她快到了才走过去，结果好几次她都已经气鼓鼓地自己走回来了，或是走到半道上了，像受了恶气的孩子一样，对迎面走来的我瞅也不瞅一眼。我若赶紧上去讨好，请求原谅，就会被她凶一顿：“别跟着我！你在家里上网啊，你有本事别出来啊，还出来干吗！”类似的情形经历过几次之后，我索性还是改了过来，恢复了之前一收到短信就出门的做法，宁可站在那里多等她一阵。她从公交车上挤下来之后，还没站稳——腿颤颤巍巍的——便马上用紧张的眼神在人群中搜寻，直到瞥见我，那眼神才会放松，不过并不马上笑出来，而是赶紧扭转头去，装作没看到我，然后缩着脖子从站牌前来回涌动的人潮中走出来（时不时顿住脚步，避免与他人撞个满怀），独自往回家的方向走去，这时脸上才会挂上一丝抑制不住的笑。
她说过：如果她下车后，发现我没在那里等她，我知道她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吗？
但是当她那样一扭头、一笑，我就知道她看见我了，并且她也知道我一直在看着她，但她还是会坚持把戏演下去，在那出戏里，我当然再次令她失望了，毫无悬念地缺席了一场重要的等待。我用比她稍快的速度跟在她后面。听到我的脚步声（有时是听到我在她身后两三米远处唤她：“小妞！”），她就会加快步伐，一边逃离一边惊恐地回过头来：“你是谁呀？我都不认识你，干吗跟着人家？”“小妞，”我说，“男朋友没来接你呀？你一个人回家吗？要天黑了哦。”“你想干什么？我不认识你。”“让我送你回家嘛，小妞，我会保护你的。”我若是伸手去拉她的手，或者搭在她的肩膀上，她便一把推开我，并认真地在我手上打一下：“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的啦！怎么可以随便碰人家……我要喊啦……”一天天的，两人都有点儿为此着魔……
那也是一个着了魔的时刻，那时刻本身……
是傍晚吗？我不大赞同用这种说法，因为“晚”字让人联想起毫不相干的情形：昏沉的天色啦，喘息的视线啦，空气随着暮色的加深而变得愈加浑厚、危机四伏啦，它吸收了一部分声音和影像，使人们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显得暧昧、模糊、不真实……其实不是这样的，离这种时刻还早着呢。我说的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是日子的精髓部分，像是经过一天的酿制才滴出的几滴仙露，浓缩着一个童话般纯净的梦境……这正是人们结束一天的工作、被称作“下班高峰”的那个时刻，倦鸟归林，浮云归山，天空像湖水一样蓝，光滑无痕地挂在每个人的头顶上方——即使边缘仿佛被火烧过似的卷起来，但是人们仍然对这片未曾使用过的天空充满了感激，他们行走在这片天空下，怀着某种如同爱情中的献身精神般的坚定的决心和愉快的意志。
如果是冬天，我们依偎着走回去，便可以相互取暖。天空中的光显得心事沉沉、行色匆匆，使得天色暗得比较早。人们提前启用了灯光，我们走过围墙脚下的一个路灯，又一个路灯，拖着渐渐拉长又渐渐缩短的影子。快到围墙拐角处的风口时，她都要站立不前，重新酝酿一番勇气。不过那阵风并不像她以为的那样有所停歇，她刚一探出头去，头发和围巾便被吹得狂舞起来，“啊！”她一声尖叫。我拖起她就跑：“哈哈，哈哈，你在等它过去，它也在等着你呢。”“等我干吗？”她边跑边喊，因为风饥不择食地把她的声音吞噬掉一半。“等你一探头，就吹你！”“妈的！”她恨恨地说。我们跑过风口，放慢步子，现在又来了一堵围墙，我们贴着围墙的墙脚走。走完这堵围墙，还要过一个风口和半截围墙，才到家。爬楼梯，她都要爬得喘粗气，脚步简直像砸在阶梯上。“到了没有？”她崩溃地问。一般都是我在数；她爬到后面就有点神志不清了，像在死亡线上挣扎，到了几楼根本就没有概念，所以我会告诉她：“再坚持一下，就快到了。”我总不能一开始就告诉她实情，否则她的心态真的会崩溃，甚至会不切实际地想让我背她上去。进了门，她把包一扔，又扯掉围巾，脱去外套，往床上一倒，喘着气（像是故意的）说：“我的妈呀！……累死老娘了。”隔几天，便要去洗一次澡，因为家里没有热水器，我们去浴室洗（这意味着，回来时又得爬楼梯）。我最喜欢看她忙忙碌碌地准备那些洗澡要用的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洗面乳，面霜，身体乳，浴巾，干净的内衣、内裤、袜子，擦脚用的小毛巾，洗衣液……最后用好几个塑料袋分开装起来，全部放进桶里。我不是说我真的会一直看着她干活；我会坐在一旁，要么上网，要么看书，但是我知道她在做这些，她忙得要死、急得要死（去晚了就没热水了），而我自己却很清闲，等着享用她的劳动成果，或者说我已经从这种等待中享受到了某种世俗的满足。
老板娘的目光令人发怵，她倒不是盯着你看，她会刻意淡化“看”这个动作。她努力让你觉得，她看你几眼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正是隐藏在她脑子里的这个善意的想法，使得她有意无意间瞟向你的眼神含有某种心照不宣的意味（特别是一不小心和她四目相对时）。而这种让我难以忍受的眼神总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密不透风地笼罩着我：“呵呵，来了？”“两位，一间。”（我根本不想同她废话。）“六块钱。”我交了钱。“找你一，二，三，四，四块。”有时还有：“记得把排风扇打开，有水汽的。”我怀疑，她是不是每次看到我们来，心里总要嘀咕：妈的，这两个人，又来我这里搞搞搞。那确实是很尴尬的。
她，我的女朋友，是否也承受了这种尴尬呢？我不知道。反正每次都是我去交钱，去面对老娘板密不透风的眼神和那阵尴尬，就像——这倒也公平——每次都是她准备洗澡用品一样。我交钱的时候，她会先進双人浴室里去，将那些东西摆放好，将两个水龙头拧开，再拉上里面的玻璃隔断门。水龙头冲出来的水一开始是不热的，或者只是温的，放一阵，才会烫起来。等我交完钱进去时，她会迅速将门关上，反锁起来。然后，站在玻璃门外面的隔间里脱衣服，将外套、毛衣、裤子仔细地折叠，用一个塑料袋垫着，放在水泥台上；要换洗的干净的贴身衣物用另一个塑料袋包着，早已放在一边了，而浴巾则折好放在这个干净的塑料袋上面；脱下来的秋衣秋裤和内衣内裤以及袜子全部扔在桶里备洗，这时两个人都一丝不挂、冷得发抖了，于是拎着桶（里面除了要洗的衣物，还装着那些瓶瓶罐罐），拉开玻璃门冲进去。那不是家里的那种莲蓬头喷出来的水，而是直接从大约两米多高的上方的一根弯折的金属管里泻下来的银光闪闪的水柱。水跌碎在瓷片上的声音很好听。空气中翻腾的水汽只能稍稍缓和一下刚才的颤抖，并不能马上使我们热起来，最有效的做法还是一人对准一根水龙头，冲过去。“哎哟，烫的呢！”她说，但并不躲开。水柱在我们身上溅开了花，整个人瞬间软化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过于漫长的过程。她要先洗衣服，两个人换下来的衣物洗完，我都觉得我差不多洗完澡了。其实我十分钟就能把澡洗完，不过我会故意延缓所有的步骤，每次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还能对自己的身体做些什么了。考虑到程序烦琐（秋衣秋裤、内裤和袜子都要分开洗），她洗衣服的动作算是快的了，我喜欢她这种干脆利落：搓一搓，揉一揉，用水冲净。她蹲在水龙头下洗，水流击在她的背上四处乱溅。洗完衣服，大件的、吸水性强的衣物我们就一起拧干，一人抓一头，并不交流也知道各自该往哪边拧。拧干后她将桶冲冲水倒掉，把衣服（被拧得像一条条粗虫）扔进桶里。我拉开玻璃门，提起桶放到外面的隔间去。动作慢了，她很恼火：“快点啊，热气都跑出去了！”她终于闲下来，开始洗澡……不过她真正洗澡还要等到后面，因为她刚把头发淋湿，我就会走过去，抚摸她。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两个人脱光衣服这么久还不做爱，还不碰一下对方，却在那里一本正经地做各自的事情，仿佛那些事情那么重要，仿佛忘记了某个梦想似的。我们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持续不断的水流从某次大力的撞击后，便平静地漫过我们的皮肤，另一注水流则从我身后的水龙头浇下来，激动地敲打着地面，像一个旁观者正努力唤醒我们的耻感……我从未感到另一个人如此完整地属于我，我可以对她做任何事情，这无边无际的权力让我觉得恐怖。当我想到我也属于她时，这种恐惧感才会消失。我感到一阵窒息，不好，我们吸入了太多长着毛的水汽……
稍稍陪她洗一阵（不然我会觉得自己是个负心汉），我还是先出来了，里面实在是太闷，还热得出汗。我擦干身子，穿好衣服，坐在水泥台上，呼吸玻璃门外寒冷的空气，同她说话。
“你还记得我那条秋裤吗，厚的、加绒的那条？”我冲着那扇起了雾的玻璃门说。其实这条秋裤现在就穿在我身上。
“记得。”她说，“怎么啦？”
“有一次你跟我讲过，好像是去年，我还没辞职的时候，来你这里住了几天，走的时候把那条秋裤留在你这里了。后来你一个人来洗澡，顺带洗衣服。来的时候很轻，回去时贼重——你事先没想到我这条秋裤吸了水之后就很难拧干了，害得你歇了几次才提回去的，哈哈。”
“是啊，怎么啦？”
“沒什么。”我说，“只是时不时想起这事。你说，刚才外面的人会不会听到？”
“肯定会，”她说，“我叫得那么大声。”
那叫声不可思议，似乎因为事态过于离奇而掩藏不住内心的惊讶，那惊讶被激起后就不断地涌出来而未停过，因为一个时刻比一个时刻更离奇，因为事态一直在朝着越来越离奇的方向发展，几近失控；那叫声仿佛在说，哦，你竟敢这样！哦，你这个浑蛋！哦，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对我做出这种事情！
哦，我这个浑蛋！这个浑蛋啊……
自问自答
小说___________虚构。
小说可以虚构。
应该摆脱将小说视同于虚构的观念桎梏。虚构对于小说艺术而言，只不过是可以为之、可有可无、可用可弃的手段。
艺术___________于生活。
艺术不等于生活。
艺术既不高于生活，也不低于生活；既不大于生活，也不小于生活；既可以来源于生活，也可以不来源于生活。一个“≠”，是对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最精当的描述。
只剩一个提问机会了……你还有啥想说的？
趁机感谢《小说界》。你们向我约过两次稿，主题一次是“雪国”，一次是“人约黄昏后”，你们怎么知道我最喜欢黄昏，其次是雪的？套用塞林格的话，“黄昏和雪。我不管去哪里都要带上它们的。”我写作之初，曾沉浸在黄昏的伤感的氛围中，贪恋着由光线的变化带来的异样的幸福。我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笔名就叫“黄昏”，由于它的拼音缩写是“HH”，所以我早期的小说中出现过很多名叫“H”的人物。你们两年前的那次约稿，重启了我的写作，让我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写作停滞期。更有意思的是，那次的作业写到一半，文件丢了，于是另起炉灶写了《天堂》；这次约稿时，我正好找回了丢失的文件的一部分，于是重新调整了一下构思，完成了这篇《倦鸟》。我感觉冥冥之中，跟《小说界》有一种奇妙的缘分。小说写完后的那个黄昏，我带小孩去玩沙子，抬头看到几只小鸟扑棱着翅膀掠过，脑中闪现出“倦鸟归林”这个意象，就这样，标题也有了，现实和小说之间也发生了一次奇妙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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