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全营受命执行高原机动任务。上山扎营时，我们支援保障连所在的营房是临时搭建的板房。为了保暖，板房里安装了一个小型锅炉。锅炉的运转开始于九月下旬，散发的热气，一度曾将板房顶上的积雪融化。如今融化的雪水早已成冰，牢牢冻在房顶上，冰的上面满覆积雪。
十一月上旬，第一批运送冬菜的物资车开到营房点位时是凌晨两点。炊事班里一名绰号叫“狗妈”的下士来连部向我报告，说刚才炊事班班长带他爬上车查看菜质，发现一部分大白菜已有轻微冻损，再放一夜肯定冻烂。我走出去时，看见炊事班班长正披着大衣，在菜车旁来回转圈。
不多时，刚整理完白天视频会议记录的连长也裹着大衣出来了。我和连长一合计，吹了紧急集合哨，全连都起床出来搬菜。到早上六点，总算把冬菜都卸下车，按既定的任务时间分了菜。
第二天中午开饭时，炊事班班长又来连部找我，说指导员，那些大白菜进屋上架储备之前，必须把表面的烂菜叶剥掉，大蒜、大葱也得捆绑编扎。于是除了执勤官兵，全连又齐齐上手，用了近两天时间才将所有冬菜按要求收拾完毕。接连几天，连队闻起来像个菜市场。
那天，我拿一个摔掉了手把子的瓷缸泡了杯茶，握杯暖手时感到手掌刺痛，发现手已经被烂菜帮子磨肿了。我把军医叫来，告诉他检查一下全连战士的手，弄点防裂膏给大家抹抹。军医说，早就发下去让战士们抹了，可是像炊事班里的人，抹了还得沾水干活，熏肉、腌鱼、泡咸菜的，抹了白抹。
确实，在这个海拔近5000米的地方，只要不停地干活、训练，那么手背开裂、指缝裂开、增厚变形的手指甲开裂、脸被冻裂、耳垂被冻开、脚被冻肿，形形色色的冻伤，应有尽有。弄完菜随后几天，炊事班班长带着几个人开始剔骨剁肉、切萝卜条、撕泡菜叶、調制酱汁。有时作业时间会从上午十点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几个人的动作机械麻木，累得脸色发茄皮紫，嘴皮子黏在一起。
去年上山驻训时，炊事班班长有一次端着盆开水冲我喊，“菜等不得、肉等不得，我真想一头栽在案板上，一死百了。”讲完这话几天后，轮到炊事班班长和连队另一名战士过集体生日。炊事班班长提前找到那名战士，商量说这回不做蛋糕也不炕饽饽、锅盔，整个新鲜玩意儿。生日那天，炊事班班长把那名战士带到营房外头，指着地上一块圆形的、用刮铲修得很立整还插了根香烟的小雪墩子说，小兄弟，生日快乐，这个雪做的蛋糕也能吃，上面的烟留给你抽。炊事班班长拎着剔鱼鳞的刮刀走过那名战士身边时还塞给他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他从荒滩捡回来的玛瑙石籽儿。战士在雪墩子前蹲下来仔细端详，过会儿拔走香烟，藏进冬帽。
就是靠炊事班班长带着手底下几个人这么愣干，从我们连队倒出去的潲水都成了好东西。
去年连着几个晚上，连队的狗狂吠不止，次日清晨，清理营区垃圾池的哨兵都能发现前日清扫规整的垃圾被翻得一塌糊涂。垃圾池旁的雪地里，留着各种动物的脚印。一天夜里，两个下了哨的战士听见垃圾池里有动静，走过去看，发现有三只狼正在翻垃圾，见有人过来，六只发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手电光柱。一名哨兵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另一名哨兵赶紧捡起一块石头猛力敲击手里的铁质自卫器材，发出尖锐的声响。三只狼迅疾跃出垃圾池，遁入夜色。
驱狼一事后，连长强化了警卫等级，哨位多了防爆盾、防爆棍，两人同行成了硬性规定，出去蹲旱厕的官兵也必须带上自卫器材以防野兽突袭。
可在一个雪夜，巡夜的连长还是发现有一只大狼带着一只小狼，跑进厨房里翻到一条腌制的羊腿，叼起就跑。惊醒的炊事班班长说要牵几条狗去追，小狼跑得慢，如果追，或许还能赶上。连长一听，说算了，大冬天的，都挺不容易。
兴许因为连长这句话，随着天气愈冷、食物愈少，跑来营地觅食的冻僵的小鹰、钻进铁丝网被刮伤的狐狸，都曾被连队的战士收治。炊事班班长因此常跟班里人讲要把饭做好，饭做得好，畜牲都认。
今年负责熏制腊肉的主要是狗妈，他连续蹲在炊事班里搞了五天的烟熏火燎，一百多公斤的腊肉出炉时，他的眼睛已经又红又肿。
一天，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派一支供应保障队到西北方向的5410高地执行热食前送任务。原本应由连长带队，但前一天夜里，连长带人到一地平整场地、构筑伪装工事。忙活到深夜，连长突然抱着小腿一屁股坐地，两个战士赶紧上前帮他解开裤脚。拉开裤腿一看，一根大约十五公分长的紫红色血管像条蚯蚓一样钻到皮表。连长狠劲拍击冻伤抽搐的小腿，扯出一根鞋带牢牢扎紧靠近患处的部位，颤颤巍巍地起身，由两名战士架着，蹦着高地加快把活儿干完了才返回连队叫军医。于是热食前送的任务就给了三排长。
队伍集合时，狗妈也背着几十斤重的背囊、端着枪，站到队列里。我叫狗妈出列，说眼睛难受的话可以马上打报告，把任务交给其他人。狗妈大喊了一声，我保证完成任务！随后，我看着三排长和他们几个人抱着、提着有把手的、没有把手的各式各样的保温桶，狗妈和另一名战士抬着一只装有米饭的几十斤重的特制高压锅，出发了。
等我回到连部时，军医正在门口等我。
“导员儿，狗妈那几个出发了吗？”军医问道。
“刚走。”我说。
“你觉得狗妈最近怪不怪？”
“怪？哪儿怪？”
“前几天叫他熏腊肉，他干到每天早上五点，谁去叫他睡觉都叫不动。前天晚上来了一批药和雨衣，要卸车，本来没有叫他，他又跟着爬起来，三个人通宵把车卸完、入了库房。昨天晚上轮到他们班站哨，他一个人站了三班哨。导员儿，他这个干法不大正常啊。”
今年八月初，连队坐着大厢板上山时，一过海拔4000米的山口，山涧河道与沉积冰雪交相拦阻，行进至坑洼泥泞的搓板路上，坐在驾驶室里都能感觉到剧烈的颠簸。突然车底一声巨响，车子猛地停下。驾驶员赶紧跳下车。山风从他拉开的驾驶室的那扇门外冲进来，我像是被从另一侧车门给推下去的。驾驶员叫来三个人开始更换轮胎。我绕到车辆后方，看看车里的战士。刚走过去，正好看到狗妈捧着个刚拉开的罐头，罐头里挤出来的肉被冻成了半凝固的胶状物。狗妈从兜里拿出一把铁勺插进罐头，见到我，立刻把罐头递出来给我，说导员儿，您尝尝？我们刚吃一罐了。我接过罐头，看到大块随肉带出来的油脂裹住了勺柄。
这玩意不难吃吗？在车上颠着还吃这玩意你不难受？我问他。
不难受，像冰激凌。狗妈回答。
能生吃冰肉罐头的人，我想，很难有他吃不了的苦。
晚上熄灯前，供应保障队的人回来了。狗妈被俩人扶着，搀进了医务室。他的嘴唇受伤豁了个小口，右臂的手肘摔破了。
据带队的三排长说，狗妈嘴唇上的伤是快到连队门口时，直挺挺朝前扑倒在地时摔的。
食堂里，炊事班班长从后厨端出留好的热饭热菜。其他人狼吞虎咽时，刚在医务室简单处理了伤口的狗妈颤颤巍巍地歪着嘴端起碗。他嘴上的伤口在下唇内侧，没法正常咀嚼进食，只能喝稀汤，还得仰头用小汤勺倒进嘴里。炊事班班长在一旁看了半天，叹着气回后厨给他调了一碗不烫嘴的苞米糊糊。
三排长说，出发热食前送的路上，他们走了近九公里的路程后，缺水、干燥让人的喉咙像被钢丝球刷过一样刺疼。狗妈和另一个战士先是抬着高压锅，之后上山爬坡就开始又扛又抬，走不了几步就面红耳赤、两腿发抖，额头上冒出的汗水流到眉毛处结了冰。三排长原本让另外两个战士去替狗妈他们，但那两个战士刚抬着高压锅走了没几分钟就迈不开脚了。狗妈立刻上去换下一名战士，就在接过高压锅把手的那一刻，狗妈的身体向左一倾，脚一滑踩进了沟里，瞬间被高压锅的重力压倒在地。可还没等身边人上前扶起，狗妈就像根被压倒的弹簧一样竖了起来，迅速爬起时又抬起了锅，并对另一侧的人说，抓紧啊，前面的兄弟还等着。三排长过去伸手要抢狗妈手里的高压锅，狗妈非但没有领情，还脱掉棉手套甩在地上，冲着三排长吼叫，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等他们将给养送上5410高地，不少人都看见了狗妈的手。他的手冻得发紫，手掌上的皮都粘在了高压锅上。
返回途中，三排长带着队伍抄近路，翻过海拔最高处5376米的山口就能节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山口路险，一米多高的雪墙从路沿一侧绵延而上，雪墙外是深渊。出发没多久，慢慢下起了小雪，一行人进入山口后，小雪变成暴雪，能见度降至3米以下，道路冰滑，不到两公里的山路一行人走了半个多钟头。
好不容易到了山谷洼地，就在山中一处一侧通往我们连队、一侧通往河谷地的岔口，三排长一行人遇上了驾驶平地机在执行道路平整任务的工兵团的弟兄。见到三排长他们，工兵团的副连长立即跑上前，说他们出来时人手是够的，可刚才在附近作业的有线班的班长又叫走了两人去帮忙挖埋线沟，目前急需有人帮忙。三排长立刻把人叫到近前，让工兵团的副连长讲具体。副连长说，因为要平整的道路已经跑不动车，必须到别处取土进行平整，他们刚才四处查看，发现离道路最近的一处山坡就可以取土，但山坡上有一道手腕粗的光缆经过，得有俩人举着才行。
三排长问了一句，谁跟我去？没人应声，但狗妈已经向前站了一步。三排长还没爬上取土的山坡，狗妈就已经上前双手举起光缆，示意副连长可以取土作业了。
狗妈和三排长在漫天大雪中坚持了半个多钟头才放下光缆。再往连队走的路上，有人要去扶狗妈，都被他甩开了。于是眼瞅还差几步到连队，狗妈就地趴倒。
夜里，军医给狗妈输上了营养液。我去医务室看他时，军医下班排送药，屋里只有狗妈和炊事班班长。
狗妈蜷在椅子上，佝偻着背，抬起硕大的双眼望着我。
“打上多久了？”我问炊事班班长。
“一把牌吧。”炊事班班长说。
“想上厕所吗？”我问狗妈。
“有一点想。”狗妈说。
“那走吧。”炊事班班长说着给狗妈披上大衣，拎起输液瓶，扶着狗妈往屋外走。
外面有些地方的积雪没过了脚腕。从旱厕回来时，炊事班班长在门口猛跺了跺脚，我看见他举着输液瓶的手又紫又青，烂冻疮疙里疙瘩。
“你弄盆温水泡泡手吧。”我说。
“咋了？我这手就是颜色难看一点，好用得很。”炊事班班长说。
“班长，我自己放瓶子。”狗妈嗫嚅着说。
“你快闭嘴吧，一会儿又豁开了。”炊事班班长说着往我跟前踢了一张塑料凳子。
“狗妈，最近遇上啥事情了？”我拉过凳子坐下，“你讲话不方便可以写下来，觉得安排给你的工作太多，任务太重太辛苦，也可以告诉我。”
狗妈看看我猛地摇摇头，又留心看了眼他的班长。
“他知道啥叫‘辛苦’？”炊事班班长俯下身子扭头看着狗妈说，“比我还扛造，多稀奇。”
狗妈抿着嘴眯缝起眼睛，低头时像笑了笑。
“是最近他家里的事搞得他脑袋发胀心也慌。”炊事班班长指了指狗妈。
狗妈受了伤阖不上的嘴唇有些抖动，不置可否。
“家里怎么了？”
“他爹，就是他继父，帮邻居家架太阳能的时候从屋顶摔下去了，只躺了几天就走了。”炊事班班长说道，“他妈想告诉他这个事，打了几十个电话也接不通。上星期排队轮到他打上了卫星电话，联系上他妈想问问家里的情况。他妈没有一上来就告诉他继父的事，就老反问他，说这么长时间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一点感应都没有？你总要做个梦……干个啥，是吧？这孩子就问，说咋了妈，你咋哭了？他妈就说，你应该问你爹咋了，他说我爹咋了？他妈就说，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吗……”
狗妈被炊事班班长的话激起了回忆和痛楚，伸出没输液的那只手比比划划，“我后爸……从我九岁……就养起我和我妈，真正的好人……”
随后，狗妈将手搭回座椅扶手，耷着脑袋看自己被雪水浸湿的作战靴。狗妈已经是今年连队里第二个父亲故去時未在其身边的孩子了。
“别太难受。”炊事班班长不带犹豫地说道，“不是和你说过吗？我亲爹就在我旁边5米不到的一条河道里淹死的，我一丁点感觉都没有。”
这时我诧异地抬头，但对面的炊事班班长的表情没有一丝波澜。自从我们于北疆兵团农场的初中学校毕业，再到在连队里见面，仿佛中间这十来年的时间，他都用来消化从前那股子一提到他父亲就烧起来的刺挠劲儿。
“你是该好好干，把家顶起来，但导员儿和我坐在这里陪着你，就是因为你最近这样不叫好好干，你这是糟蹋身体。”炊事班班长接着说道，“你爹对你好天经地义，当老子的都会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子，但儿子不一定，儿子不会把最好的东西给老子，只会给自己的儿子、孙子。这个顺序是天定的，永远不会改变。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还能想着你妈，让养你的、你养的都有得吃，就算你有良心。”
“我想……”狗妈说，“我想孝顺，他说他不缺钱花，就是缺个说话的人，他说现今找个听你说话的人不容易，去喝茶聊天還要付茶位费。我当了兵，他说的话我就听得懂了。”
狗妈说罢，一时间无人接话。过会儿狗妈扭过头看了一眼快吊完的输液瓶，炊事班班长起身披上大衣正往屋外走时，军医回来了。
军医一手提着药箱，一手拽着自己的袖口，袖子上兜着他要给我们看的东西。
“快看呢哎，今天的雪花有股香气。”军医亢奋地说，“快，你们谁有绿茶？”
炊事班班长从后厨拎出来一只铝皮的烧水壶。军医脱掉手套，拿酒精搓过手，半跪着往搁在门口台阶上的烧水壶里塞入落下不久的新雪。等壶里塞得满满当当，军医吹着口哨，提溜着水壶，往炊事班后厨的方向晃悠而去。
“这是个仙人。”炊事班班长靠近了我，冲着军医的背影说，“前天早上开完饭，他跑到前面沟里没人的地方转了一圈，回来跟我说，探山如访友，这回遇见了三位两百万岁的老哥。”
“蒙你呢。”我说，“他又去捡玉了。”
“我存的小玛瑙籽儿都是他带我捡的，这人不自私，不耍奸，还可以。”
“你老喝他的茶，当然说他好。”
“你喝过他的普洱茶没有？”炊事班班长说，“那个味道我一直觉得熟悉，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刚才在屋里和你们一起说话的时候我总算想起来了，是苦杏仁，咱兵团农场那个杏园里的苦杏仁。”
“你还记得那个味道吗？”他问道。
“当然记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说的杏园，包括杏子、杏仁的味道，我当然都还记得。我十岁之前的童年就是在杏园里，和酸杏子、甜杏子、红杏子、黄杏子、毛杏子、光杏子作伴长大的。在这记忆里，那时候的炊事班班长还是北疆和静县兵团农场三连的外地农民子弟，因为他和父亲擅长从灌溉渠里边儿捞鱼，大伙儿都跟着一对四川来的兄妹叫他“鱼伯伯”，后来就叫“鱼伯”。
当时鱼伯把杏园里的大树、小树都爬了，还在很多棵杏树上做了记号——这棵是毛杏子、那棵是光杏子，这棵树上苦杏仁多、那棵树上甜杏仁多。可无论怎么挑，吃到嘴里时还得凭运气。有时候谁砸到一颗甜杏仁，嘴巴不停地嚼着给我们说，这个杏仁好甜。有时候谁砸到一颗苦杏仁，一口咬开苦得不行，啪的一口就吐了。
“你在杏园里面……”我对他，就是此时已是炊事班班长的鱼伯说，“你总是后知后觉，你总是吃到那种开始以为是不怎么甜，实际上嚼两口才发现很苦的杏仁。有一次你嚼了半天才吐出来，我们一看，那个杏仁早就已经被嚼碎了。觉得你怎么那么可笑啊，吃那么久才吃出来。”
“你还指挥我上树，记得吗？搞得我摔了腿。”他说。
“是你非要爬到树尖尖上去摘熟杏子。”我说。
“我没有和连队的人说过老早就认识你。”他突然说道，“我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
“知道。”我点头，“你比狗妈还能吃苦。”
“有什么办法。”他低声说，“我爹活着的时候好几回讲起，要不是我和我妹还小，他早就不想活了。”
“有时候在食堂看你做了鱼，还会想到你父亲。”我说，“我父母也记得他。每回渠里放水浇麦地，你们都去渠里等着浇完了关水上闸，然后捡鱼。我妈有一次路过你们家，看到你们家门口胡杨木的卡盆里全是鱼，黑的、黄的，感觉都挤得不行了。你爸见到我妈就赶紧喊住她，拿一个洗干净的小尿素袋子，装了满满一兜子给她。她晚上就把鱼洗了，裹上面粉炸了给我们吃，那个味道香死人，我现在还记得。”
“那时候你妈妈还没当英语老师，在家门前养了好多花，太漂亮了。”炊事班班长说着，放松地活动了两下肩膀，“我知道那些花都是要拿去巴扎上卖的，但我每回路过就走不动路了，站在那看，她就拔几棵让我带回家去，还告诉我怎么栽花就能活。还有第一次去你们家拜年，真给我惊讶坏了，你妈妈炸了那么高——高——的几摞馓子摆在茶几上的水晶盘子里，还有小油饼子、奶皮、酥油好多好吃的。你妈妈包着的头巾亮晶晶的，连衣裙艳艳的。后来回去的路上还问我妈，为啥咱不是回族？”
“还有一个事一直想跟你说。”他笑着很快地说道，“虽然炊事班卸菜、分菜的时候活儿不要太多，我不要太累，但是，这里……”他指指胸口的位置，“这个地方太满足了。看着成卡车的菜和肉运到我面前，码好了放在菜窖里，我感觉自己就是昆仑山的神仙，站在菜架子跟前香烟一点，法力无边。”
军医煮好了茶水，把我们叫进屋里。拔了针的狗妈正抱着军医的Kindle埋头看。
“行了，明天再接着打，你先回屋吧。”军医抽走了狗妈手里的Kindle，打发他回班排宿舍。
狗妈看了一眼正在支起的茶桌，嗅了嗅，慢腾腾地起身。
“是老家的生茶。”军医拿指关节剋了一下狗妈的额头，“但是你不能喝，喝茶兴奋，你不要兴奋了，你要睡觉。”
狗妈顺从地点头，走出医务室。
我和炊事班班长坐在凳子上，等着军医烫洗了两个搪瓷茶缸摆在我们面前。
“不喝绿茶？”炊事班班长问道。
“不知道哪个鬼偷喝了，只剩了普洱。”军医嘟哝，“我就不应该告诉这些鬼，烧不开的水，八十几度泡绿茶最好。”
“这小孩为啥叫狗妈？”我问炊事班班长。
“狗妈狗妈……”炊事班班长狐疑地看看我，又看看军医，“为啥来着？他喜欢养狗，还找你给他的狗看过病吧？”
“他之前养的，兵站送给他的那条小白狗，上山以后得的是白内障啊，又不是普通的雪盲症。我跟他讲了他不信，后面军总医疗队上来，他又抱过去找带队的主任看。我就去找他，我说小老乡，你这是侮辱我的专业啊，难道我的二等功是白立的吗？我说看不好，就是看不好。当时他还委屈，气得我……后面他找了锹、镐、雨布和盾牌，非要我帮他给那只狗在前哨点上搭个窝。你们不知道我那个运气，我在冻土上下的第一锹，一锹砸下去只看见一个白点子，给我右手的虎口都震裂了。”
“他还听得懂狗说话，他们说是真的。”炊事班班长说。
“是我教他的！”军医忿忿地说，“他去扫垃圾池的时候被狗围在中间叫，我就告诉他，哎，狗在骂你呢。”
“你咋知道狗在骂他？”炊事班班长问军医。
“有狗朝你乱喊乱叫，你就掏出手机录个音再放给它听，它要是马上跑了肯定是脏话。当时我就教了他这个，往后，狗语十级。”军医说着打了个排凉气的嗝。
“稀奇，军犬还骂人？”炊事班班长慨叹。
“怎？知识分子不打架？”军医反问。
我端起茶缸闻了闻，军医赶忙打开一块包在棉纸里的剩茶叶给我看。
“特级生普。”军医说。
“你尝尝，是苦杏仁吧？”炊事班班长盯着我说。
我嘬了口热气冲他点头，“好像是。”
“今晚上的雪水熬这个茶，出味儿。”军医笑滋滋地捧着茶缸耐心咂摸。
“狗妈身体没别的啥事吧？”炊事班班长问军医。
“没事。”军医说，“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能有啥大毛病，作都作不死。”
“是啊，是啊……”炊事班班长在杯沿儿上来回吸溜，过会儿双手捧着杯子放到双膝上，猛吸了一下被热气贯通的鼻腔。
“狗妈和我说，他继父一直不同意他当兵，天天盼他回家。”炊事班班长说，“他讲在老家总有人背后骂他继父，说眼里容不下人，把他撵到部队了。其实好冤枉，最不想他当兵的就是他继父。这次去给邻居安太阳能也是想巴结人家，给狗妈找点门路，让他趁早回家。”
“为啥不让孩子当兵？”军医问。
“79年的时候他继父在南边上过战场，两条腿都被打残了。”炊事班班长说，“他继父看狗妈，还跟过去战场上的老兵看新兵一样，不想看他受罪嘛。”
炊事班班长讲，当年狗妈的继父受伤，医务兵给他包扎完伤口后他就在草窝子里睡着了。这时他们营突然接到急令要赶赴另一个高地，走时太匆忙，狗妈继父睡着的地方草又长得太深太高，没被人注意到。等狗妈的继父醒来一看，队伍走了就剩他一人，手无寸铁，两腿骨折。实在想不到办法也站不起来，狗妈的继父就双手撑地，嚼着草根，一点点地往前爬。爬到一条水沟前，他判断部队肯定是朝南前进，就顺着水流又往山沟里爬。爬了三天才被团里出来清剿的人发现，送回指挥部抢救。腿上的伤口早就烂了，蛆在伤口里团成个球。刚缓过气来，狗妈的继父就掰着腿骂蛆，说老子还活着你们就着急吃。
“想想，狗妈他老子受过那么严重的腿伤，老了腿上更没力气，爬到房顶上能站得稳？”炊事班班长说完朝腿上用力拍打了两下。
军医给每人杯子里添上热水。再饮时，我已感到后脑勺和脚心发汗。
自打每年上山驻训，就没再有过夏天暴汗的概念。此刻看到炊事班班长，鱼伯，才想起小时候干农活时候的那种热。
夏天地里最苦最累的活儿就是打农药。每天中午太阳最大、没有露水和雾气稀释药剂的时候，各家的男劳力就背着四十公斤、按比例兑了药和水的喷雾器下田，人工打药。大片大片的棉花田要反复打好几遍药，有的男劳力忙不过来或身体有病的，就得老婆孩子一起到地里帮忙。
那种晒得人晕头晕脑的热，有时会从夏天一直延续到初秋和秋收时的晌午。
鱼伯的父亲不是当地头一个死在秋收的农民。早年还有一个从江苏来收棉花的工人，女的，有天实在渴得不行，从棉花地里跑出来，看到旱厕墙根底下放着一桶矿泉水，抱起来拧开盖就往下灌。旁边有人看到了跑过来抢夺，她才知道喝下去的是玻璃水。鱼伯的父亲也和这个人一样，在棉花地里突然感到燥热难忍，就跑到田边的河道里下水凉快凉快，不知怎么再没爬出来。为了帮鱼伯和他体弱多病的母亲，老师们在周末时把我们带去地里给鱼伯家摘棉花，把秋收抢完。
等到十一月底，我上学路过棉花地时还见到过鱼伯。那时有人包了地，收得差不多时就不再雇人收尾，觉得劳动力比剩下的棉花贵，不合算。鱼伯就去那些地里捡别人不要了的棉花，捡五公斤就能卖五公斤的钱。可冬天的早晨会打霜、起雾，鱼伯赶在上课前去弄棉花，又怕手套被棉花上的霜打湿，就摘下手套摘，没几天手上就起了冻疮。
我不知道鱼伯家的这件事对我们家有什么影响，我能记得的就是鱼伯的父亲落葬之后，母亲开始准备自学考试，要拿英语教师资格证。中午，我父亲拿上白开水、干馍馍，去跟着人家削甜菜、挖甘草，留母亲在家背书、写笔记。等我上初二时，团场走了一批老师去县城的重点中学教书，那时我母亲正好拿到资格证，就顶上了缺编。团場有三种身份的人：干部、教师和农民，托母亲的福，我们一家人都住进了知青在团场住过的小平房。
准备升初三时，为了突击升学率，校长把我们分成两个班，学习班和平行班。假期时，学习班的孩子每人交五十块钱，就在农场的幼儿园里开始十五天的补习。鱼伯当时分在了平行班，但他听从校长的安排，每天一早就来幼儿园的平房里生炉子。鱼伯起初并不太有架炉子的经验，总是弄得一屋子烟熏火燎，后来有经验了，火又被他烧得太旺，结果就是坐在炉子旁边的学生热得出汗，坐在屋子角落里的学生冻得发抖。有时候我看到烧完炉子的鱼伯蹲在小小的桌椅板凳后边，缩手缩脚，就觉得好笑。有一天，化学老师来给我们补课，我们在屋外打雪仗打得正酣。开课许久，有孩子看到化学老师就站在窗边，这才赶忙把我们喊回屋里。化学老师那时说了句话：“你们往后印象最深的，和初中同学一起打雪仗的记忆也就这一回了。”
初三正式开学后的一天，鱼伯突然在平行班里带着一帮同学闹意见、罢课，说化学老师只给学习班上课，是看不起平行班的学生。为了让他们赶紧罢休，不要吵到在隔壁上课的学习班，校长那天临时安排化学老师到平行班加一节课。化学老师讲课从来不用课本，那天他也空着手就去了平行班。在课上，化学老师说，同学们翻开第三十二页，当大家低下头翻书找第三十二页时，只听到哐当一声，再抬头看，化学老师已经倒在地上。当时我们班上的孩子以为化学老师只是晕倒了，下午上完课才听别的老师说化学老师已经去世了。那时我们才知道，化学老师有遗传的心脏病，为了带我们考学，一直拖着没去市里做手术。当初县城的重点中学也来请过他，他表示自己是当年知青教育出来的第一批兵团子弟，不能说走就走。
化学老师被葬在兵团一处叫王木槽子的墓地，离鱼伯的父亲不远。化学老师出殡时，一起去送别的同学告诉我，鱼伯和母亲搬到兵团另一个连队去了。
我有些话还没有和鱼伯说。他惦记的杏园在两片啤酒花地之间，杏树愈生长，愈影响啤酒花的产量。鱼伯和母亲搬离农场后不久，杏园里的杏树就都给挖掉了。
但杏园仍常常被我梦见。梦中，当我看见树上有了像大拇指甲盖大小的青杏子，就赶紧钻进杏园。刚摘下来的杏子在我手中胀大了从青色变为橘黄，叫我狂喜不已，可还来不及咬一口，就从啤酒花丛里传出愠怒的喊声。我慌忙跳进啤酒花丛开始玩命地采摘。啤酒花藤上长满倒刺一样的毛钩子，被我不小心地挂在身上、脸上、腿上、胳膊上，留下一道道红印。
疼痛从梦里一直带到清醒。当我白天把梦说给母亲听时，她说：“Happiness follows labour.”高一那年的九月份，我们每天下午放学后跟着大人去收啤酒花的时候，我想鱼伯一定也在某地干活，被不是啤酒花的别的什么东西扎得刺疼。
鱼伯曾告诉我，军医去年夏天被直升机紧急送至山下县城，是为对峙时牺牲的一名营长入殓。当军医解开营长的衣物，他和身边的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那名营长双眼怒瞪，牙关紧咬，双手攥拳，浑身肌肉死死绷住，完好地保持着临终前冲锋的姿态。只有头部被利器砸开的一道伤口和满腿淤青，提示众人这名营长已不在世。
喝玻璃水的女人、鱼伯的父亲，还有从装了秋收的农作物的车子上被颠下来，又被歪倒的车子砸中身故的，我那从青海迁来北疆的外公，他们也倒在了近似冲锋的时刻。很难说是不是因为对“冲锋”和其后随时失却生命的熟悉感，才让我和鱼伯重逢于这片被军医称作“地球脑袋顶上突兀的隆起、最孤独的犄角”之地。
我、连长和军医一直警惕地观察连队里的每一名战士，惟恐他们会因为吃不了苦而做出自我戕害的举动。但在鱼伯，如今的炊事班班长看来，什么都有吃完的一天，只有苦头吃不完。我们之所以出现在此地，正是血液里带来的世代对苦味的眷念。
可当我也有了孩子，或成为某个孩子的继父，难道能够向其绘声绘色和头头是道地描述的，就只有这份苦味么？
由不得我多想，替连长进行全天讲评的时间到了。我和炊事班班长走出屋子时，军医还在忘情地啜饮杯中余下的苦杏仁汤。
凌晨两点时分。我带两名哨兵绕营区巡夜回到连队，看见炊事班班长正在炊事班的帐篷跟前来回踱步。
“在干吗？”我喊住他。
他像从梦中被人叫醒，抻长了在大衣里缩着的脖子。
“不干吗，晃一晃。”他信步走过来时说道。
“几点了还在乱晃？”我说，“口令！”
他看着我笑起来。
“杏园！”他回答道。
炊事班班长告诉我，方才凌晨一点，他下了哨回到班里。刚钻进睡袋，邻旁伸过来一只手将他一把抓住，吓得他一个激灵。定睛一看，发现是睡在他身旁的狗妈，此时张着嘴，嘶哑断续地朝他说：“渴……班长，我想喝水……”他赶紧爬出睡袋，在帐篷里挨个找战士们的水壶，晃了晃发现都没水，就出来到军医屋里倒了点茶水底子回去喂给狗妈。狗妈喝了水，又继续睡了。他进进出出时呛了几口寒风，激得肚子叽里咕噜，索性在帐篷外边晃晃，等肚子不响了再回帐篷。
“你记得小时候去河坝里滑冰不？”炊事班班长说，“刮北风跟下刀子一样，可咱那一帮子人里面没哪个生病的。”
“不知道现在河坝里还能不能捡到野鸭蛋了。”我说，“那会儿捡了的都拿回家让大人卖了，好像我们就尝过一个，是你烤的吗？味道都忘了。”
“是我最早从苇子里捡到蛋的，可我一口都没吃过。”炊事班班长说，“想滑冰吗？”
“滑冰？”我问道，“这会儿？”
炊事班班长看着我点点头，“就在外边的旱厕后头不远，一块儿不大的地方，应该是地下渗出来的一些水给冻上了。但是那块冰和咱小时候在小河坝里滑的地方很像，白天你去看，冰面毛毛的，不平，可对着太阳看，它里面也有蓝色的、白色的和银色的冰花。”
“那怎么滑得起来呢？”我低头看了看鞋，“小孩的脚多大，我这脚多大，滑不动就走几步没意思。”
“也能擦着滑出去十几步。” 炊事班班长很快地补充道，“我和军医去旱厕，有时候就滑一会儿，我俩老犯痔疮和前列腺，最近刚消停。”
“没办法，忙起来就记得吃记不得拉。”他又说。
“去看看吧。”我說道，“能滑几步也行。”
走近那块冰面时，一束从山体侧面探来的月光正落于其上，让那块冰面的形状看起来像山体裸露的心脏，近乎人性。
冰面的颜色让我想起自有记忆以来，生命里最为快乐的一天。那是初一下学期一个星期五的早晨，班里一个住在小河坝旁边的同学一大早赶到班上告诉我们，小河坝的水已经冻上了，可以滑冰了。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们一路小跑连着快跑，你追我赶地冲到小河坝，看到闸口附近的冰面平滑如镜，其他地方的冰面则不平、发毛，断裂处挤满了蓝色和白色的雪花。
当时我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滑了几个小时就感觉鞋底被渗进来的水泡透了。当鱼伯听我叫着说鞋子漏水，就从附近的芦苇滩里捡出来一块秋收时落在里面的废塑料薄膜，帮着我赶紧把脚包上。包上脚后，我站起来时还费了点力，但走动了两步，就发现鞋子包上塑料薄膜后明显滑得更远。我赶紧让鱼伯在身后推我，鱼伯起初小小地使力，过会儿他先从我身后助跑滑行，随后伸长胳膊，用带着速度的惯力推我，于是我就能一直向前，滑出不敢相信的一段距离。
也是在那个下午，一个掉进了被敲开给牛羊饮水的冰窟窿的女孩被我和鱼伯发现。我拽着她的发辫，鱼伯拖搂着她的腰，将她拉上冰面，随后她跟着我们走到鱼伯家，烤干鞋和裤、袜，免去了从父母那里讨一顿打。最近，我们开始了自初中毕业后就再没有过的频繁联系。她会将自己曾被前夫踹倒在地、用脚踩住胸口的事说给我听，也会发来自己与八岁孩子的合影。我在深夜醒来时会第一时间想到她，觉得有些事很操蛋，好像我们在此累死累活就是为了让有的人腾出精力来揍女人。
我知道，如果决定要做她和孩子的倚靠，这身皮暂时就脱不下来了，还得接着干才养得起家。没有什么事是容易的，有人多一点，就有人哪里少一点。我倒不害怕少一点什么，毕竟我和鱼伯早都习惯了。等到真脱下这身皮的一天，自己经过的这点阅历就都讲给孩子，爱不爱听，都得听。
此刻，鱼伯吹起口哨，一步一颠地走在我前头。我很想叫住鱼伯好好聊聊，问他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位好父亲，就像狗妈的继父那样好的父亲。我还想到，当我也有了孩子或成为某个孩子的继父，我会向孩子绘声绘色描述的，除了苦头，也许还有我每次站上野地里某块冰面时的欣喜若狂。那种欣喜就是你随时会从冰面最脆弱的地方掉下去，但冲起来的时候一定不会顾及。
自问自答
为什么会给这篇小说起名《杏园》？
“杏园”是文中两位主人公记忆里的重要地点。对于他们不算轻松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而言，建设兵团的这座杏园里，有着他们对于快乐最为纯粹的忆想。可这样一座孩子们的乐园，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很快就因为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考量，被挖掉了。当我第一次听朋友讲到这座杏园，觉得像一个显而易见的隐喻——每个人都是从一座满是轻松和欢乐的杏园中走出来，然后再也没法找回去。而这看起来只结出甜蜜的地方，也会因为苦杏仁和酸杏子，给人留下对于“吃苦”的最初印象。
这世上没有人可以一直居留在称不上全然甜美的乐园，只有乐园中有过的笑声贮存心室，陪伴人们无数次度过苦痛时分。
为什么要在结尾时写下这样一句话？
前阵子，一句动画片《汪汪队》中的台词很流行：“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不知不觉，身边的同事朋友都开始说，有的人嘴贫还会反过来说：“没有勇敢的狗狗，只有困难的工作。”
最近这几年里，需要人们勇敢起来的时刻还真是不少。不是“胆儿肥”的不顾后果，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勇敢。在写《杏园》后半部分的时候，一天碰巧看到朋友圈里，一位家在上海的编辑朋友记录她和家人的封控生活。她写到自己的爱人成为小区的志愿者，每天起早贪黑地完成各项工作，而她作为“后方”，不遗余力地翻着花样制作便当来支持。看着她的文字和配发的照片，我感到一种人性深处很实在的想要勇敢一把的冲动。很多时候，人们对于苦味的眷恋，也是缘于深植于人的出厂设置之中的、想要尽力为他人遮风挡雨的朴素愿望。如果不想他人好过一点，就不必走出杏园去面对困难。面对十分具体的困难，也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展开十分具体的行动。不是长久地凝视，而是仔细看好手中的劳动工具开始工作。如此一来，比困难本身更折磨人的焦虑感仿佛一时间消散无形。而无论人们正在忍受着什么，“苦中作乐”都必不可少，哪怕是在冰面上滑行时短暂的忘怀。
文中有一句军医的台词，“知识分子不打架”，为什么呢？
兩年前的一次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年纪相仿的参谋，他在山上手机没有信号的三个月里，从军网上下载了五条人的演出视频来看。他很喜欢仁科，于是仁科讲的这句话也成了他很爱讲的口头禅。但实际上，他不光爱读书，有斯文气质，体能和军事素质也很好，这句话用反问的语气更适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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