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庆中

　　“你也有农村生活的经历？那你进入《隐入尘烟》会更容易。可能你会抵达别人抵达不了的地方。可能，你会抵达得更深入一点。”导演李睿珺笑着说。

　　面前的他，身形精瘦，显得十分干练、利落，仿佛随时会下地干活。

　　电影《隐入尘烟》全程在李睿珺老家甘肃张掖高台县花墙子村拍摄，男主角有铁的扮演者正是他的姨父。

　　采访时，李睿珺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姨父的故事：姨父需要赶去北京参加电影首映礼，结果恰逢农忙，他就一个电话把做化妆师的女儿从横店召回家替自己下地种庄稼。“我跟姨父开玩笑，说你种一年庄稼才挣多少钱？她在剧组干两天活可能就把你一年的钱都挣回来了。”

　　“但，对于农民来说，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他们对土地，对庄稼，对生活的天然认知。”

　　世间任何角落都会有一对有铁和贵英

　　电影《隐入尘烟》讲述了两个农村边缘人的生活。半生被哥哥盘剥、只知埋头干活的老光棍有铁和患有尿失禁、身子孱弱的贵英相濡以沫，贫瘠苦难的日子却让大家看到了生活的光亮和爱情的甜美。

　　很好奇到底有没有原型？

　　同时也是该片编剧的李睿珺说起了他小学同学的母亲，“她有点像贵英，不过她已经有一点精神问题了。”

　　这个母亲每天在街上溜达，人们都自觉地远离她。然而一到春天，李睿珺这帮孩子们就会去她家旁边的老城墙捉蜜蜂，“拿空瓶子扣住墙上的洞，等着蜜蜂从里面飞出来。”这个母亲看到了，就会故意拿起土块吓唬大家，“然而她的土块是朝后扔的。”李睿珺跑远了，回头一看，发现她正在哈哈大笑。

　　那一刻，他突然觉得她是正常的，“是我们用目光把她区隔开了，区隔久了她就真以为自己不正常了。但我觉得她内心是清楚的，她希望有人交流，所以突然间来了一群孩子，她就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带来一点短暂的欢乐。”

　　电影《隐入尘烟》之所以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在李睿珺看来，是因为，“不光在农村，在任何城市，任何国家……其实，世间任何角落都会有一对有铁和贵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获得别人的注目，“我们总是会把目光投到那些我们更向往、更崇拜的人身上去。”李睿珺希望通过这样一部电影，能收获更多人的目光，触动更多人内心柔软的部分，“从而关注到身边的有铁和贵英”。

　　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电影让更多人了解农民的境遇，“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他们的心灵在经历什么？粮食是怎么来的？”为此，《隐入尘烟》中展现了农村的四季，展现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展现了有铁和贵英如何一砖一瓦修建屋舍。

　　“我们西北少雨，所以造房的傳统方式就是像电影中那样用泥土夯砖垒墙。”李睿珺从小便生活在这样的房子里，直到高中和哥哥一起去县城上学。“我的父亲是老师，刚好也调到了县城，他觉得在县城有个房子两个孩子就不用寄宿了，就让我妈妈别种地了，来做饭照顾我们。”于是他们举家搬去县城生活。

　　但，李睿珺始终都不觉得自己因此就变为一个县城人，“我依旧是农村人，只不过住在县城而已，在内心从没有离开过我们村子。”

　　电影中，有铁和贵英的房子最后被推倒了，村民被安排住进了商品房。这是农村现状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村里的房子没有了，你在乡村生活的痕迹也就没了，你的情感可能就断了。”

　　李睿珺说，像他这样从农村走出去的年轻人，假如有一天回去，老房子还在，“他会觉得我的家还在这里，我的心是在这里的，有一个精神寄托的场所，有场域帮他复原对于乡村的记忆，这是一个情感联结的纽带。”但如果房子没了，他可能想回去也没办法了，“他的记忆就被消除了，跟乡村的纽带彻底断掉了……”

　　我要拍的就是麦子跟人之间的关系

　　《隐入尘烟》中有一个情节，是有铁和贵英两人同时回忆起小时候遇见的一个疯子，那个疯子总在念叨着：“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有铁说，小时候听不明白疯子在叨叨些什么，现在活了半辈子，种了半辈子地，才仿佛明白了一丝丝……

　　其实，这是李睿珺将甘肃诗人孟子为的诗歌《麦子》进行了口语化的改编。当时他读到这首诗一下子就被触动了，“我要拍的就是麦子跟人之间的关系。我说，孟老师你好像帮我从文字上进行了概括，我想在电影中引用这首诗。”

　　李睿珺很喜欢诗，喜欢海子，喜欢顾城，喜欢欧阳江河，也喜欢余秀华。他有段时间住在北大对面，“北大旁边就是海淀图书城”，他成天泡在图书城里写剧本、看书，“记得有段时间出版了海子的全集，封皮是黄色的，上面用毛笔画了一个人。”他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每天都去书店翻看这本书，“它很厚，挺贵的，而我那时候经济上又没那么富裕，就每天都去看看。”

　　他还喜欢伊朗导演阿巴斯的诗，在很多场合都推荐过他的诗集《一只狼在放哨》，“我以前看他的电影就觉得是诗人拍的，只有诗人才能拍出这样的诗意来。”

　　其实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李睿珺和阿巴斯见过好几次，“但因为我不会说英语，就没办法交流”，只能通过他的作品去认识和接近他。阿巴斯对于伊朗传统诗歌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你会觉得他的诗里面囊括的东西很多，意味深厚。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读他的诗都会感受到非常高的文学水准。”

　　有时看到生活中的一些事，李睿珺也会忍不住写下来，“用一种接近诗歌的形式”。比如在拍摄《隐入尘烟》时，有一次和饰演贵英的海清去邻居家聊天，“他家的窗玻璃是两块玻璃拼成的，中间有一道缝，看过去，云层就好像被折叠过。”后来李睿珺写道——

　　流云踩着墙头

　　躲进门窗的褶皱里

　　探听风的消息

　　还有一次，他带海清去体验生活，“她躺在地头休息时，我就在一个被锯剩下的树墩上改剧本。”对此，李睿珺写道——

　　用笔播撒下去的

　　那些散落的语言

　　都在镜头中结出果来

　　为了拍摄有铁与贵英造房子，他们拿废弃的酒瓶敲去瓶底铺在檐下用来排水。李睿珺看着拍摄现场积攒的那一排酒瓶，写下这样几句——

　　敲掉底的酒瓶

　　卧在屋檐

　　每有风经过

　　它就以口哨的形式

　　通知我

　　“其实我也不敢称这些文字为诗，只是觉得是我看到的、思索到的、感悟到的一点我认为的生活中的诗意瞬间。”

　　短篇和中篇影视化更方便

　　在海淀图书城写剧本的那段时间，李睿珺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后来他将苏童的小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改编为同名电影，而那本书，最初就是他在图书城看到的。

　　起先，他是被这别致的书名吸引，随即就进入到了故事中，“因为我高中时学绘画，大学念的是影视广告，都是在做大量的视觉训练”，所以，苏童的文字迅速地在他脑海中变成了画面，“甚至一度觉得这好像就是藏在我身体里的一个故事，只是我没有发现，然后苏童老师帮我发现了。”

　　李睿珺非常激动，迫切地想要改编这篇小说。“管他呢，我先把它改成剧本，改剧本又不犯法。”他想着，要是将来有机会见到苏童，就把剧本给他看，否则空口无凭，“这是他能考察我的一个方式。”

　　后来，他真的辗转在南京见到了苏童，给他讲了自己的剧本，“当苏童老师听到收割水草那场戏时，说他很喜欢。”于是很快就签了版权协议，“然后我们就在他家喝啤酒。”

　　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时，李睿珺和苏童都去了现场。电影放映完毕，“苏童老师站起来鼓掌，我一下就放心了，知道我的改编至少是及格的，没有给他丢脸。”在接受记者采访時，苏童说自己看哭了，“这也是我所有被改编过的作品中，唯一把我看哭的电影。”

　　“最后版权费付了吗？”

　　“付了。”李睿珺说，苏童表示，如果他是一个学生，也许可以不要版权费，但李睿珺当时毕竟已经是一个职业电影人了，“出于对彼此的尊重，对劳动的尊重，还是象征性地收取了费用，但可以等什么时候有钱了再给。”两年后，当片方把电视版权卖给电影频道后，李睿珺终于可以把版权费付给苏童了，“真的是很少的一笔钱。”

　　李睿珺还想过改编苏童的《拾婴记》，“那时在威尼斯，都是苏童老师请我们吃饭，有次在饭桌上就聊起了《拾婴记》。苏童老师说，你喜欢就拍吧！”但因为还有别人钟情于这部小说，“就暂且搁置了。”

　　作为导演，对很多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李睿珺都会思考可否影视化。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这部小说给我的话，我可能会改编出几部电影。”李睿珺觉得陈忠实笔下的世界太庞杂了，一部电影根本容纳不了。他将其形容为交响乐，“所有乐队合作呈现出完整的《白鹿原》。假如我把小号的旋律抽出来，可能就是一首小号的独奏曲了。”

　　“我觉得从文学改编的角度来说，短篇和中篇影视化更方便。”李睿珺认为短篇比较有空间，而长篇留给导演发挥的空间已然不多，“就像是一棵繁茂的树，你要修剪枝叶，可是你该剪去哪些枝叶呢？而短篇的改编则像是嫁接枝叶，我觉得修剪远比嫁接难。”

　　在李睿珺看来，小说的影视化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有的小说根本就不适合改编，它就应该是小说。”如果非要影视化，就是在破坏它，“就像有些东西它本来就该清蒸，你非要爆炒，那就是在浪费食材。”

　　我和外国文学的那个时刻可能还没有到来

　　有人说，李睿珺这一路走来，拍摄的电影形成了一个“甘肃宇宙”，因为他都是拍摄家乡那片土地上的人与事。

　　在他看来，某些作家的写作也同样具有地域性。“比如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新疆的刘亮程、李娟，我们河西走廊的王新军，年轻作家中，班宇对于东北的描写……都是基于那片土地的。”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它让你了解某一个地域的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帮你了解你没有机会涉足的，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时代的风貌。” 所以，李睿珺觉得每一个文学创作者都很了不起，“他们帮你对生活进行了总结提炼，让你对自我和人生都有了新的认知，甚而净化你的心灵。”

　　他说，某种程度上，文学和电影都是交流方式，分别用文字和镜头跟大家交流，让人们通过看书、通过看电影去了解这个世界。因此，“我觉得能够做文学、做艺术，其实是挺幸运的事，你可以通过你的作品跟全世界交流。”

　　有一次，他和作家阎连科吃饭，两人讨论起电影和文学，阎连科说：“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我觉得你的几部电影的文学性还挺强的，可以考虑把它们写成小说。”但李睿珺认为自己并没有写小说的能力。“剧本和小说还是不一样的。后来阎连科老师就说：‘比如万一你担心有些电影拍不成，就可以先把它写成小说，我帮你找出版社出版。’可我一直没有鼓起勇气做这件事情。”

　　“所以导演，你是不是不太关注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我确实看得很少。我并没有主动屏蔽外国文学，只是天然地觉得它们对我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强，离我的生活有点远。”李睿珺说得很坦诚，“这就好比是人与人的相遇，它有一个契机。契机对了，气场对了，我们才有机会去了解对方。我和外国文学的那个时刻可能还没有到来。”

　　在李睿珺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关于他最初开始阅读的画面，“我想把它拍成一部电影。”

　　那是他上小学的时候，他和同学们惟一能接触到课外读物的地方就是镇上的新华书店，但孩子们并不总有机会去镇上，“于是书店店员就会像邮递员一样，在自行车上挂两大包书，骑着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跑。”

　　当来到李睿珺的小学，老师们会让店员进到学校，“他就拿一个床单在地上铺开，将所有的书都认真地摆好。”学生们就纷纷围过去，看他带来的《安徒生童话》、连环画《薛平贵征西》……然后趁着中午回家吃饭，会向家长要点钱来买书。“但并不是每个家长都会有闲钱给孩子买书，于是大家就围在一起读那本《安徒生童话》。”

　　假如你买了一本书，“新华书店的人就会拿出一个印章，盖在书页上，证明这本书是你买的，就不会跟其他的书混到一起。”

　　这一枚小小的印章，便是李睿珺阅读之路的开始，也是他最初的文学启蒙。

　　（ 感谢“后窗放映”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