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和

　　当代文学批评的本土性建构
——关于樊星《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陈国和

　　很多人认为，批评只是对作品的演绎和发挥，是作品的附庸。作品是第一性的，而批评是第二性的。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偏见。优秀的批判家首先要有很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他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对作品的解读，更主要的是通过作品来传达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在与文学审美对话的过程中，把握对世界和人生的整体认识。樊星先生的新著《新生代作家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新生代作家创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新生代创作与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揭示了新生代创作的中国性与当代性。

一

《新生代作家与传统文化》表现出的最鲜明特点，是樊星先生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熟悉。批评家首要的工作是对作品的阅读，是对研究对象的熟悉。樊星先生对当代文学作品广泛阅读，烂熟于心，如数家珍。这种熟悉也是建立在樊星先生平时的学习研究之上的。据我所知，樊星先生每天绝早起床开始一天的阅读，并且每篇小说都做有阅读笔记。无论是王蒙、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实力作家，还是迟子建、盛可以、乔叶、姚鄂梅等年轻作家，省外的作家如红柯、金仁顺、棉棉、卫慧、徐则臣，本土作家如刘醒龙、陈应松、晓苏、普玄等都纳入了他的研究视野。在这些作家中，樊星先生对新生代作家用力最专。“新生代，一般泛指‘知青族’一代人之后的新一代……他们大致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整个60年代，成长于1976年以后的‘经济时代’。他们是‘信仰危机’的产儿。”①(除特别指出外，以下引文皆出自该著。)“新生代从‘知青族’那儿继承了以苦闷、迷惘又善于苦中作乐、开放自我为基本特征的‘世纪末情绪’，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使之更具成熟的文化品格，并创造出了全新的‘新生代文化’——这种形态的文化以自我为中心，以‘跟着感觉走’为旗帜，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为理论武器。”(第2页)在文学界，人们也常用“60后”、“70后”来称呼新生代。值得注意的是，樊星先生以创作主体的精神建构与创作实践为依据，以新生代作家作品为核心，对新时期以来活跃的“复出作家”、“知青作家”、“新生代”以及“80后”作家群体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与这些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表现出鲜明的特征。这种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隐含着新生代作家特殊的文化启蒙和成长记忆，折射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观念和方式的不同也正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后的必然产物。它对文学的繁荣发展产生了诸多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了某些潜在的影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以及急剧变化的当下社会，促成了新生代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建构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日趋多元化的文学格局。

　　在《新生代作家与传统文化》一章中，樊星先生通过大量的材料分析得出，“反传统”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当代青年的‘反传统’思潮其实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异端思想传统的延伸”(第20页)。有才华、个性的作家总是在传统文化资源中能找到适合自己精神气质、并能为我所用的遗产，这些优秀的作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创造性地去继承传统、延续传统，并为弘扬传统作出富有时代意义的贡献。如苏童坦陈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和“三言二拍”的启发。同时樊星先生分析发现，不同于寻根派作家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偏爱，新生代作家更愿意接受古典文化对其语言、色彩和气味的偏爱。新生代作家通过改写历史，抒发解构历史的冲动，在重新发现历史传统与解构历史(反历史)之间寻找驰骋自我才情的天地。新生代作家更多关注自己，生活是琐碎片段式的，更注意作品的“个人性”而不是“民族性”。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新生代作家对国民性问题独到的思考。如余华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表达了作家对民族性的独到见解。“麻木与坚韧可以水乳交融，目光短浅可以与良心、责任感鱼龙混杂。”(第32页)这种发现既不同于鲁迅的愤世情绪，又不同于一些“新写实”作家欣赏世俗的倾向。

　　在分析新生代作家与古典诗词之间的关联性时，樊星先生通过分析格非、李修文、红柯、柯平、慕容雪村、魏薇、陈染、李大卫、于坚、毕飞宇等人的创作，发现新时期以来新生代作家在创作中对中国古典诗词境界的追求，对中国古代诗人个性的模仿。李商隐的感伤气质与新生代作家“末世”情绪幽然相通;李白狂放、潇洒、才气和新生代追求思想解放、崇尚个性自由相呼应;古代士大夫的洒脱、飘逸、感伤、唯美气质在新生代作家心中激起了真诚的回应。不过，比较知青作家善于在民间文化中发现古老的民魂不同，新生代作家这种文化寻根之旅具有更多的个性色彩。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新生代作家，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无意地显示出对自然、对人情与自然对应的抒情迷恋，并善于以空灵、飘逸的文字将之表现出来。(第60页)新生代作家显示出与传统文心契合的诉求和实践。不过，与之前文学抒情传统不同的是，新生代作家以批判、审丑的眼光去打量自然、揭示人心。(第61页)

　　其实，樊星先生从事文学批评时表现出对研究对象的熟悉早为学界所知，并且成为樊星先生学术个性的最主要特征。但笔者阅读樊星先生研究成果时，常会陷入思考:为什么樊星先生对作品这么熟悉呢?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当面向先生请教。先生的回答是:记忆好，不如烂笔头。我曾认真揣摩过先生的读书笔记，心里还是一头雾水。记阅读笔记的批评家很多，为什么就很难看到这类富有才情的文学批评呢?我想还是因为先生的阅读不是一般的阅读，而是一种诗性阅读。诗性、文心是先生讲课时喜欢使用的关键词。这种诗性何尝不是先生作品研读时的情感体验呀!这种情感体验显然与寻章摘句的文学研究有本质的不同。刘熙载曾经在《游艺约言》中阐释:“文，心学也。心当有余于文，不可使文余于心。”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大力倡导:“大道无形，惟在心心相印耳，诗岂易言哉?”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大都具有诗人的气质和诗性思维的特点，或者他们本身就是诗人。他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主要采用体悟而不是推理式的思维，情感的投入大于理性推论。樊星先生继承了古代圣贤的精神气质，摒弃了功利的学术思想，秉持诗性思维，从事文学批评研究。正是这种诗性的气质，正是这种感情的投入，才使得樊星先生阅读一部部作品时是那样的兴奋和热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樊星先生作为新生代批评家的优秀代表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二

樊星先生总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着重于芜杂文学现象历史本相的还原，致力于文学思潮、文化思潮的追根溯源，将一些习焉不察的文学现象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世界文学的视野，进行学术探索和理性分析，显示出过人的学术胆识和学术魄力。樊星先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文化思潮中寻找文学的脉象、发现文化的传承，在多头并进、错综复杂，此消彼长、犬牙交错的文学思潮、文化思潮中分析新生代文学。

　　《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将文学现象的分析置于复杂的文学语境中进行分析，在各种文学思潮、文化脉络组成的文学网络中进行条分缕析地考察。如樊星先生在分析新生代作家的诗化小说时，用大量的篇幅分析这种诗化小说的特殊性。同样是写怀旧、怀乡，汪曾祺的笔触是写实的，而迟子建则具有魔幻色彩。同时迟子建和贾平凹的魔幻又有所不同:“除了地域文化的风味差别以外，迟子建的魔幻笔墨无疑显得更加清纯，更具有‘童话’风格;而贾平凹的作品则散发出诡异的气息，更显得扑朔迷离。……在前辈作家那里，‘诗化’风格常常是与温馨、优美、伤感水乳交融在一起，而在新生代这里，‘诗化’风格已经与冷漠、唯美、苍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第70页)在《新生代作家的狂放心态》一节中，樊星先生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文化、反理性思潮时，通过对默默、唐亚平、李亚伟、伊莎等人的分析，深刻地剖析了这种思潮的不同表现形式，一种是在日常生活上的狂放，新生代作家在酗酒、纵欲的书写中表达苦闷，表现现实的挤压与个性的觉醒。另一种是文化上的批判，青年们在狂放的心态中自我放逐。难能可贵的是，樊星先生将这种分析置于中西文化网络中，通过古今对话的方式深入分析新生代文学的语境:在这种时代的狂放主题中，我们不能发现西方现代派思想的幽灵和传统名士风度的遗风，这是尼采哲学重返中国的必然，同时也是传统士大夫名士风度重返当代生活的证明。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人格的狂放演变为生活的狂欢。新生代作家如邱华栋、缪永、朱文笔下的主人公一方面纵欲狂欢，另一方面又是在纵欲中愤世嫉俗、自虐甚至毁灭一切。这种自虐、变态的情绪显然不同于张贤亮、梁晓声、张炜、张承志等在政治高压年代里的受难心态，更有着个性解放、人性解放以后，现代化的幻想和人性的迷惘。同时，樊星先生积极寻找新生代作家的自我拯救，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自我控制的文学症候。棉棉、卫慧以及慕容雪村等新生代作家在经历了青春期的喧哗与骚动以后，在自我心理调节的作用下，置身生活的现代化幻象，重新面对生活的考验，学会了自审与自我控制。樊星先生表现出良好的学术素养，研究视野开阔，纵横捭阖，天马行空，在古今中外的文化脉象中，在眼花缭乱的当代文学思潮中，观照新生代作家的狂放心态，既有富有学理的理论探索，也有灵光一现的神来之笔。

　　樊星先生聚焦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关联性的研究，注重新生代作家群体特征分析。同时樊星先生也特别注意不同作家在这一群体中表现出的各自特性。如在论述新生代颠覆传统、改写经典的不同境界时，樊星先生通过对大量作品分析得出:“王小波就在颠覆经典方面写出了新的境界;变传奇为讽世，化无趣为有趣，再添加进自己针砭现实的议论，谐中有庄，‘狂欢’中寓灼见，颠覆中有重建。”(第140页)而“叶弥是有意远离了新生代作家中十分流行的叛逆与游戏之风的。她以感伤中有诗意，灰暗中有亮色的风格，在新生代作家中延续了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传统，也显示了自己卓尔不群的可贵特色”(第143页)。

　　樊星在论述这些文学现象时，表现出对当代生活和当代理论关注的广度。在论述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宏大课题时，特别警惕当下流行的西方理论话语，极力反对当下评论界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理论的注脚或附庸的不良倾向。当然，这种反对不是盲目的拒绝，而是樊星先生自身文化自觉意识的表现。《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在中西文学理论和文化实践中吸收养分，关注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生活经验，在各种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相互切合、相互作用上，建立自身文学批评的有效机制和理论范畴，建立本土性的文学批评。

　　宋代诗人王令在《上孙莘老书》中阐释:“古之为《诗》者有道:《诗》之主也;风雅颂，《诗》之体也;赋比兴，《诗》之言也;正与变，《诗》之时也，鸟兽草木，《诗》之文也。”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传统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将文学置于纵横交叉的文化网络中进行考察。横向上，将文学同其他人类活动联系起来，在将文学作品泛社会化。所谓“兴、观、群、怨”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都是如此。纵向上，则将文学作品视为历史系统和意义系统的统一:作为历史系统，文学批评特别重视作品之间的互相传承和影响，由此而形成了追根溯源的文学考察方式;作为意义系统，文学批评重视文本内部的象征和隐喻，重视对文本“韵外之致”、“言外之意”的发掘。樊星先生深得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理论的精髓，重视“中国性”与“当下性”的深度开掘，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把握文学的内在逻辑，聚焦新生代作家创作，进行全方位的文化分析，沟通了当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三

作为一代学人，樊星先生“文革”时期的知青经历磨砺了自己的意志，有幸成为新时期第一届大学生。同时在激情燃烧的20世纪80年代读研并留校。樊星先生有着这一代学人的理想、激情和担当。他切身体验到中国社会和文化在新时期改革前后的沧桑巨变，感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思潮涌入国内后文学界不同流派的变化，也感受到新世纪市场经济、世俗化潮流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他秉持对文学的初心和热情，以敏锐的眼光和直觉的感受，洞察各种文学现象，关注并剖析当代文艺界的各种文化现象。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世纪末文化思潮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同时还有韩文版)、《别了，20世纪》(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当代文学与美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当代文学新视野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大陆当代思想史论》(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樊星讲当代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当代文学与国民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新生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个人专著，主编有《永远的红色经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书。仅凭这些成果目录我们就不难发现，樊星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将当代文学研究置于中外文化网络，积极融通古今，不断走向深入，构建本土性话语体系。

　　习近平说:“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屈原、曹雪芹、鲁迅等民族魂，哪里有中国文学的辉煌?没有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罗斯良心，哪里有俄罗斯文学令世界瞩目的辉煌。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将学问之道寄以宏愿深望，担负着兴亡的重任。张之洞就曾经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一代有一代的学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那种单一的、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分化出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主要是阐释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创造，发掘文学创作新的可能性。而笔者所在的湖北地区往往对文学批评没有给予应有的学术尊重，很多学者只是将文学批评作为自己学术训练的场所，稍有心得就转移学术方向，缺乏持续追踪研究的热情，缺乏文学批评学术化的雄心。这种学术环境造成的后果是，本土作家往往难以发掘、推介，作家和批评家缺乏真诚的思想碰撞，两者难以形成良性互动。不得不说，文学鄂军青黄不接的窘境与这种导向有很大关系。而樊星先生敢于担当，在浩瀚如海的文学现象中发现优秀作品，发现创新的文学作品，感悟文学的创新品质，寻找本土的文化内涵。正是这种担当和才情，使得樊星先生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拒绝世故文章，用浑身力量去穿透文化迷雾，分析这些作品，读出别人读不出的因素，并将这种见解使用文学性话语表达出来。这本身需要胆识和勇气。笔者认为这种学术视野、文学趣味、当下意识和问题导向才是“学问之道”，才是章太炎、胡适、钱穆、李健吾、钱钟书等学术传统的当代继承。

　　樊星先生非常推崇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多次要求笔者认真研读《咀华集》。李健吾认为，批评是独立的，不以作者的是非为是非，批评者也有阐释的自由，维护批评的尊严不以贬低创作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与创作者是平等的更是谦逊的。这种平等和谦逊不是批评主体的缺失，而是与作家的交流融会中得到丰富与加强②。《新生代作家与传统文化》作为樊星先生批评研究的代表作，无疑是其学术雄心的一种展现，是与李健吾心心相印的诗性书写，是当下本土批评建构的重要成果。这在千人一面、冰冷僵硬的学院化批评、资本绑架、即时消费的媒介批评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中显得尤其可贵。

　　注释:

　　①樊星:《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②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