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张丽军

　　当代底层情感痛点的人道主义之殇
——论晓苏油菜坡系列短篇小说

　　◆张敏张丽军

　　晓苏的短篇小说题材主要集中在油菜坡的乡村和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两方面。无论是哪一种题材的写作，晓苏都力戒空泛模式化的情节描写与人物塑造，力避现实主义先锋的文学实验与技法运用，在众声喧哗的新时期短篇小说中吟哦着属于自己的质朴的歌谣，整体上呈现出属于一个孤独写作者的新质。在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短篇小说中充斥着大量底层人的苦闷感，这种独特的写作给晓苏小说中底层人情感深处痛点的人道主义之殇带来了新的质素，让他的底层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因子。

　　在新时期的底层写作中，存在着的最大的问题是:“底层的粗砺言辞无法攀上政坛、学院和大部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入主流符号场域并且得到及时的解读;多数权威的传媒版面上，底层喑哑无声——这个庞大的群体匍匐在无言的黑暗之中，仿佛根本不存在。”①而晓苏生于湖北保康，17岁时才离开家乡，自幼年起就与他笔下的油菜坡血脉相连，这让他避开了大多数学院派在底层写作时空泛的为写作而写作，他本能地拥有了一种源自民间的底层表现力。而学者的修养与积淀又让他拥有了一种“精致的民间风格”②。晓苏的民间写作是朴实而真诚的，切身的苦难意识与坚忍的人文关怀在他的作品中共同构成了他独特的写作模式。晓苏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中充斥的苦闷多源自人的原始欲望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导致的人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受难。与以往的描写底层的小说不同的是，晓苏的油菜坡系列短篇小说有一种安然随心的特质，没有嫉恶如仇，没有深恶痛绝，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深深地眷恋着脚下的土地。晓苏这种细雨式的情感表达最大的表征就是他小说中细致而又巧妙地将欲望日常化，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冲突与可能。

一、城乡空间阻隔下的情感畸恋

在晓苏的短篇小说中异地的苦闷是被日常化了的，畸恋是他很多故事发展的重要动因。在晓苏描写底层的短篇小说中，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导致夫妻双方分离，身处异地的夫妻关系遭受着严峻的考验，导致了诸多社会、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不难看出晓苏在油菜坡系列小说中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正视，作家用不同的方式为我们探讨了农民进城务工对传统社会中家庭形态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困境。

　　在《我们的隐私》中，“我”在城里打工，给家里汇款时突然发现在自己前面汇款的女人是自己的老乡。他乡遇乡亲让“我”分外激动，麦穗对“我”的关怀也可谓无微不至。但想到老婆在家乡为我操持的辛劳，麦穗又称自己是个没结过婚的黄花大闺女，理智让我没有跟麦穗相好。在春节回家时，“我”却在儿子的口中得知了有男性在家中留宿，但想到老婆的辛苦和她“你好狠心啊，一年才回来一次”的抱怨不忍戳穿一切，甚至有些原谅她。在春节后回城时，“我”因为老婆的出轨，道德底线突然发生了轰塌，悬在“我”头顶上的那一双黑色的鞋子始终让我耿耿于怀，“我”和麦穗在城里也开始了同居的生活。但让我意外的是，在我过年回乡去麦穗家找她时，麦穗口中跛脚的哥哥却是她的丈夫:麦穗同“我”一样也是一个出轨者。这样畸形的男女关系在晓苏的小说中被描摹得朴实而真诚，作家没有用一个卫道者的标准去简单化地痛斥夫妻双方的出轨行为，而是站在人性的至高层面对农民进城务工后夫妻双方的异地的苦闷予以关怀。他为我们展现了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当下，底层人真正的情感困境。似乎为了印证进城务工的夫妻间的情感困境是难以突围的，晓苏在另一篇小说《留在家里的男人》里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情感样式:女子进城务工，男子留守在家。在外务工的铁兰在腊月二十四回到油菜坡过年，憨厚的丈夫光泰见到铁兰虽然激动但仍然“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两只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只好贴着裤缝垂着，看上去想一个惹了祸的小学生”③。铁兰虽然嗔怪光泰的不解风情但也理解他木讷的性格。然而更奇怪的是光泰却不愿意去给铁兰的父亲祝寿。铁兰再三追问，光泰却对此事的原因三缄其口，铁兰怀疑光泰有对不住自己的地方，但又觉得以光泰的为人不太可能。铁兰只得在祝寿的时候问一问自己的母亲。然而事情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光泰在醉酒时误认为铁兰的父亲铁山是铁兰，半夜爬到了铁山身上。铁兰知道后半晌无语，感慨万千，但却无力解决。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困境，夫妻双方中进城务工的一方肩负着家庭中经济的重担，在家留守的一方承担着赡养老人、抚育孩子的责任。在责任无法卸载之前，等待着分离的夫妻的只能是无处可逃的情感困境和不断被累积着的苦闷。晓苏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正视着这个问题，他以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样式的情感困境，他试图摸索出造成这一困境的源头:灵魂之苦，莫大于孤;孤苦之根，当在温情之渴;而温情之渴，则缘于现实苦难④。有一方进城务工的夫妻，必然要承受因分离而带来的孤独，对温情的渴望导致双方的不忠，而导致这种困境发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贫穷给人带来的灵魂与肉体上的双重“苦闷”。

二、欺凌善良的底层世界:“庸常之恶”

“知识分子去掉自己的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境、心态、情感方式等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并且倾听到他们的心声。”⑤晓苏在他的底层写作中努力“降解”自己，他不仅着眼于人的情感冲突，还以自身深刻的人文关怀体察到了在这个被金钱、地位冲垮了道德底线的时代里，底层人步履维艰的道路与他们压抑的生活状态。世态的残酷施以这群老实人寒冷的严霜，他们遭遇的是现实一次次的摧残与洗劫，这些摧残与洗劫冰冻住他们内心的对美好的向往，凝结成他们心中无望的沮丧。晓苏从现实出发为我们呈现了一群被世态的苦闷团团围拢的人，写出了这群处于底端的人最无助的痛。

　　《钟点房》是现实对一个光棍的善良与真诚最无情的碾压。“我”善良又勤快的表弟杨倌人到四十还没有娶上媳妇。无非是村里的女人“嫌杨倌笨嘴笨舌，她们觉得笨嘴笨舌的男人傻，少心眼，缺能耐，没出息”⑥。“我”答应带杨倌去尝尝女人，并在钟点房为杨倌开了房间，我为杨倌挑选的第一个妓女小雅欺骗杨倌说她是“十八岁的处女”。善良的杨倌直称:“她太小了，我实在不忍心下手。”我听了杨倌的话“心里陡然一颤，像是被人用针戳了一下，疼痛难忍”⑦。这是我在表弟的善良前第一次产生“疼”的感觉，这种“疼”来自我对表弟单纯善良的不忍和对自己内心的反省。这是在善面前的相形见绌，同时也是对善在残酷现实前踽踽独行的同情。而第二次我为杨倌叫来的妓女是人到中年的黄花，然而杨倌仍然没有尝到“女人的滋味”。黄花欺骗杨倌自己是欠着一屁股债又拖着孩子的寡妇，善良的杨倌对她的谎言竟然信以为真。见黄花冬季穿着短裤，杨倌不仅没有见色起意反而问她为什么穿得这么少，在黄花向他哭穷之后，杨倌竟然转身出门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又不愿意浪费找小姐花的二百五十块钱，于是就在钟点房里扑向了黄花。而杨倌回来之后，手里拿着的竟然是怕黄花冷而买的一条长裤。玛丽莲·梦露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写道:“人们习惯于将我当做一面镜子，而不是一个人。他们看不见我，只看得见自己猥琐的想法。”在小说《钟点房》里，晓苏笔下的杨倌极度善良且憨厚，这样的人物形象无疑是“我”最好的镜子，映照出我人性中阴暗的一面。然而最讽刺的是杨倌这样拥有美好品质的人，在荒唐的现实中反而成为被揶揄被嘲笑的对象，他们只能怀揣着自己的美好苦闷地生存。

　　晓苏不仅把对底层的注视投向中青年群体，他也以同样的热忱关切着底层年老孤独的群体，他以一场“闹剧”的形式呈现出一位老人年老无依的“苦闷”，《陈仁投井》中的陈仁是一个儿女双全的老人，然而他的女儿地耳因为村民周大本传出的闲话上吊自杀，儿子陈义因为冤枉他偷了儿媳的内裤而将他赶出门外，而村长尚元宝在老人无家可归，请求住一住村里仓库时，因为自己的情妇要在仓库养鸡而拒绝了老人。老人在村中放出风声要投井，并分别看了这三人家的井，扬言要找一口最深的跳下去。因为“被投了井的人家，不仅井废了，而且会沾上晦气，一连好几年都会走厄运”⑧，这三个人纷纷前来找老人，周大本给老人跪下认错，陈义弄清了花裤衩并不是老人偷的而是媳妇自己放的，请父亲回去住，村长也来请老人住到村里的仓库去。因为一个老人要投井而引发的闹剧纷纷上演。在这场闹剧的背后却隐含着一位老人在现实前的苦闷:在没有想投井之前，他是可有可无的废物，一旦要投井，众人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放低了身段前来讨好央求。这种以死相逼才换来的退让是令人心酸的。众人在老人要投井，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更是让人感到世态的炎凉。娶妻生子、赡养老人是人生中天经地义而又意义非凡的事情，然而就连这样基本的希望都被碾碎在并不显赫的权势与利欲前，由此我们可以一窥底层的苦闷之深，从底层的苦闷中窥见现实庸常之恶的一角。

　　晓苏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对各种匪夷所思的生活事件进行谨慎的审视与探究，他为我们细致地描摹出底层人生活的苦闷:他们像是柳絮，只能随风飘动，任何一种力量都能让他们远离自己的初衷。淳朴善良被异化为软弱可欺，一再被现实压制和嘲弄，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无助的。晓苏在关于底层世态的苦闷的描写中倾力于这一点，作家传达出来的是作为一个“降解”后的知识分子对底层人无助的无助，也呈现出作家对人的命运抱持着一份以悲观与无奈为底色的坚守。

三、幽深、诡谲、悲哀、迷人的情欲书写

晓苏的油菜坡系列短篇小说充满了“食色，性也”的味道。晓苏自己坦言:性是人性中最幽深、最诡谲、最悲哀、最迷人的部分，如果要让自己的作品具有人性的深度，闪烁人性的光芒，那你就得直面性这个敏感的话题，大胆地写性，严肃地写性，艺术地写性⑨。他将人对性的追逐掩护在自己没有道德的审判的世界中，让性失去所有词性色彩，只保留一个词的意义，成为普通而正常的存在。在他的笔下，即使没有纲常的桎梏，所有底层人对情欲的追逐都不是魔幻而荒诞的存在，反而静谧地呈现出一种抹掉了人对性的羞耻感后的日常化。在他的底层描写中，人的情欲是被放大的一个因素，成为他很多篇小说的重要脉络。在这一系列小说中底层人情欲的苦闷这一表现是非常明显的。

　　情欲的苦闷这一点在晓苏的短篇小说中最重要的表现是在文本中男性形象在苦难现实前的委顿与逃离，《矿难者》以荒诞的因果关系重构了兄弟之间的伦常，柳絮本来是媒人要介绍给大斗的，但因为不满大斗的癞痢头而嫁给了弟弟小斗。兄弟二人在煤矿上挖煤，在大斗想要去洗头房消遣时，小斗拼命阻拦，大斗发怒时说柳絮本是介绍给他的老婆却被小斗娶了，导致他四十了还打光棍。因为这句话小斗竟然在矿中渗水的情况下向矿内跑，最终死于矿难，并留下遗言让柳絮改嫁大斗。在晓苏笔下，底层的光棍大多有一种委顿的气质，小斗没有能力为责怪自己的哥哥说一门亲事，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把老婆让给哥哥，并给家里换一点钱。大斗在小斗去世后想要柳絮改嫁自己，但他始终没有胆量亲自去跟柳絮说。在媒婆来给柳絮介绍对象时只能暗自生气，找自己的母亲为自己出头难为柳絮。他对自己生活有诸多不满，却没有一个合理的出口可以发泄或者解决，也没有直面这些困境的勇气，只能选择浑浑噩噩地活着，他们是苦闷的也是无助的。底层人突围的途径是拿唯一的生命来对抗困镜，这种鱼死网破的悲剧让我们惋惜于男性气质的缺失的同时也为底层人的命运倍感苍凉。而在《风流老婆》中晓苏用一个巧妙的反例为我们开掘出底层人在情欲上的苦闷。“我”的老婆冯春娘跟县农机局的席局长有了私情，“我”竟然没有一丝愤怒，反而觉得这是一种荣耀，尤其是因为冯春娘跟席局长的关系，周铁锤向席局长借到了两千块钱为母亲救命、张顺丰因为席局长的官威而免于被执法人员敲诈后，“我”在村里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我”因此甚至有一些沾沾自喜。因为“我”生得难看，而冯春娘是个美人儿，当初冯春娘嫁给“我”完全是因为“我”的父亲是村支书，和“我”家地里黄灿灿的油菜花，所以冯春娘“从打结婚就没在乎过我，一天到晚对我横眉冷对，指手画脚，粗声大嗓，丝毫没有把我当成男人看，我呢，因为自身条件不好，在冯春娘面前总是低三下四的，什么都由着她，像个乖乖儿”⑩。现在因为对“我”心中存有愧疚，冯春娘对“我”空前地好起来，和“我”一起吃早餐，给“我”买了毛衣，甚至也愿意提醒“我”刷牙后跟她同房，“我”借此得到了做男人的尊严，为此“我”甚至是感激席局长的。可见因为冯春娘对“我”的瞧不起，“我”无论在尊严上还是情欲上都是苦闷的，在冯春娘因愧疚而回归到一个正常女性角色后，“我”的日子是空前幸福的，这样鲜明的对照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在席局长被撤官后，“我”甚至觉得他可怜愿意让他再和冯春娘睡一觉。这样荒诞的刻画让人不禁为男主人公的麻木与委顿叹息，也为底层人的不幸而倍感悲哀。

　　在对男性的委顿刻画的同时，晓苏却在作品中大量刻画出一系列地母式的女性形象来反衬底层情欲的窘境。晓苏曾在《金米》中刻画出一位为了守护金米而被麻雀啄食而死的女性形象——九女。这是在传统意义上对地母式的女性形象的塑造，然而晓苏在将这一特质赋予那些在苦难中坚忍的女性同时，也将这一特质赋予那些在传统意义上道德上受到诟病的女性形象身上。如同奥涅尔在戏剧《大神勃朗》中将地母形象设置为妓女形象一样。晓苏小说中这些女性形象往往行走在伦常的边缘，以母性为表征的情欲因为“无私”而躲过了世俗贞操和道德文明的谴责，呈现出别样的光彩。例如在短篇《光棍们的太阳》中开篇就道:假如没有黄娘，油菜坡的光棍们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太阳这个意象本就具有母性照耀万物的色彩。黄娘作为油菜坡光棍们的太阳最重要的原因是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看不起油菜坡的光棍们，她对光棍们抱持着一种同情的态度:谁不愿意娶老婆?谁愿意打光棍?那是没办法呀!黄娘唯一一次“勾引”光棍，是山上的羊倌正脱了裤子想要与羊交媾恰好被黄娘撞见，黄娘心里头只有同情，便拉了羊倌说:“和我来吧。”在黄娘的丈夫死后她没有嫁给村里的任何一个光棍，她想若是她嫁了其中一个光棍，其他光棍怎么办呢?她用一种超越了道德与伦常的母性来包容着村里的光棍，每天在家办茶话会来抚慰油菜坡光棍们在情欲上的窘境。她每天都会让一个光棍留宿，让这些光棍觉得“有盼头”。这样有悖于传统观念里对女性三从四德要求的行径下隐含的是作家对底层人因贫穷等种种原因而受困的隐忧。黄娘在文本中作为光棍们的“太阳”带给光棍们的这种生存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晓苏对这样女性形象的塑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底层人在情欲上的苦闷更显无助。

　　晓苏以自己独特的日常化写作手法，在平静中为我们呈现出底层情欲的种种苦闷。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应该把笔伸到人物的精神领域中去，伸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伸到他们的情感末梢，去触摸他们内心里最温柔的部分、最脆弱的部分、最潮湿的部分、去捕捉他们情感中最敏感的东西、最神秘的东西、最疼痛的东西?。无论是在表现异地的苦闷、世态的苦闷还是情欲的苦闷时，他都很好地做到了既没有忽略笼罩着我们的虚无，也没有夸耀人生命中的微光，整体上呈现出对底层生命坚韧而谦卑的认识。他用自己贴近泥土的写作方式传达出来自一个有着极强人文关怀的作家对底层的深情凝望。

　　从生存欲望出发，晓苏找到了一条抵达深邃人性的艺术通道，出色地呈现了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当代底层情感痛点的人道主义之殇。

　　注释:

　　①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50～60页。

　　②贺绍俊:《〈花被窝〉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③晓苏:《我们的隐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④夏中义:《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第28～39页。

　　⑤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第48～52页。

　　⑥晓苏:《我们的隐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⑦晓苏:《我们的隐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⑧晓苏:《花被窝》，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⑨杜雪琴:《从油菜坡生长的乡村小说——晓苏先生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第9～14页。

　　⑩晓苏:《我们的隐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晓苏:《我们的隐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

　　?杜雪琴:《从油菜坡生长的乡村小说——晓苏先生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第9～14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