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

　　他在邮件里说，东门进来第一座六层小楼，四楼左起第一间是他的办公室，但东门有两个，我走错了，进了小门，先看见了球场，其后是雕像。石像矗立在冬日微雨中，高举右手，面色凝重，仿佛还在和广场上的人群挥手。我将羽绒服的帽子罩在头上，在湿漉漉的草地边看了一会儿，转身上楼去。

　　那是最老的办公楼之一。墙上覆满常春藤。叶子枯萎了，还盘结着，等待来年春天。天气又冷又阴，楼内几无光明。他的办公室也是。屋子本就不大，又塞满了文件书架。他坐在长桌旁，背后是一扇木窗，微光笼住他的头，眉毛很浓，没有笑容。请坐，他说。我伸手想把门带上。他说，要是不介意，让它敞着吧。我在他书桌的对面坐下，一伸腿，踢到打印机，稿纸滑落在地。不用捡，都是废纸，他说，打开饮水机的开关。

　　我说，之前给您发过邮件，还是那几个问题。不谈检测费高昂，且都由我们自担，美方的规定也过于严格，虽说立法还有时间，但到了生产环节，给我们的缓冲期还是太短；零售商家在立法生效前实际已限制进口；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只要求整改，我想知道，法律上我还有无别的举措？律师那边我咨询过，但他说，也可以问问您，因为有些属于模糊地带。

　　“立法肯定和基本协议相冲突，你们最终也得在框架下提起诉讼，最开始我想到的是可以援引《保障措施协议》，然后争取受理辖区就好，但你们现在的困境不单单是外部，更麻烦的是内部不松口。”

　　“是的。”

　　“内部的难办些。”

　　“是的。”

　　他说，这几年出口数据都很高，逆差一直在加大。我说是啊，大的层面，但到了我们这些小公司，尽给国家拖后腿了。

　　“冷吗。”

　　“还好。”

　　他从书稿下摸出遥控器。空调开了，扑来一股霉味，半天也没暖起。他谈论着策略与形势，我想我的预期可能太高了，他知道的并不比我多，方案也没什么实操性。

　　他看出来了：“太宽泛了是吧。”

　　“没，清晰了不少。”

　　“那就是沒用。”

　　“不是。”

　　“嗯，有用就好。”他看了眼手机，“那就到这里吧，我待会儿还有课。”

　　我起身道谢，把准备好的购物卡夹在商品册里递给他。他很坚决地退还了。我以为他羞怯，掩上房门。他绕开我，将门重新打开。走廊传出咳嗽声、吐痰声，一串水珠从楼梯滴到厕所门口。他的指尖冰凉，瘦削，执拗，我不再勉强。

　　“回头能请您吃个饭吗？”我说，我今天不走，可能还得待几天。

　　“为什么？”

　　“说不定以后得麻烦您。”

　　他弯腰捡起稿纸，摞在桌上。

　　“好，空了再说。”

　　出校门后，我打车去了“四季”，在那坐了会儿。我给他发去地址，问他空了是否愿意过来喝茶。他没回复，四点左右却忽然来了。今天是平安夜，酒店挂满藤条花环，大堂立着五六米高的圣诞树。员工戴着白胡子，穿着红外套，扮成圣诞老人派发糖果，几乎能以假乱真。我伸手接住他们抛来的姜饼。他笑道，今年你得留在这儿过圣诞了。我说是啊，我们就两个时间稍微空些，圣诞，八月，他们过节，我们也休息。他点点头：“你住哪儿？玉泉？”黄龙，我说。那儿挺好，他说。

　　“还好，您平时忙吗？”

　　“忙，考核重。免您，咱俩应该差不多大，我八八的。”我啊了一声，他说，看起来不像，对吧，很多人都这么说，很多人都说我四十了。

　　江原走后，我给那人发了一条消息，告诉他我在杭州，会待到新年。他说节日是延宕，人们创造节日，不是为了满足，而是为了延迟满足。可是人们不愿延宕，人们发明新的节日。他没回复。

　　我打车去了过去曾一起踏足的地方：丽水路，天目山路。丽水路。我在道路上反复逡巡，发现虽才两年，一切已大不一样。郁郁林木间掩映着许多新建的餐厅和茶楼。新的树木与廊桥，新的商场与河道，连灯光都愈加明亮。我找不到旧车和旅店，我找不到密林与船只。现实鞭打着记忆，我捉不住一片浮冰。

　　平安夜当天，我去了钱塘江。那里有座空中花园，园中开满山茶。我穿过高架，站在江边，注视对岸。我知道他就在那儿，地址我烂熟于心。我用卫星地图看过那街区，那大厦，知道行为危险，却仍难自控。我知道他在其中，书册、茶水、电脑、音箱环绕着他，他在他必要的、熟悉的事物中，它们予其安全和稳妥。我想象他在其中，上楼，下楼，气息落在每一层。

　　对面那栋楼是什么？有人在问。哪一栋？像保龄球木瓶的那栋。不好意思，我也是外地的。那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妻，他们问我能否帮忙为其合影。我拍了十来张，把相机还给他们。他们道谢后，慢慢走远了。

　　寒冷剔落想象，暗流也被嘈杂侵夺，现实沉重地坠向肉身，车辆在大地起伏的脊背上鸣笛、咆哮。我看着手机。七点钟。毫无音讯。沉默比石头更坚硬。我失望至极。

　　电话响了，不是他，是江原。他之前发了消息，我没回复。他又打电话来，问我还在不在杭州，我说是的。他问见了朋友没。

　　“没有。”

　　“晚饭也没吃？”

　　“没。”

　　“那一起吃个饭吧。你想吃什么？”

　　“都行。”

　　“日料可以吧。中山路有家还不错。我把地址发给你。”

　　我到时他已经点好了菜。他今天换了一套藏蓝色的薄款羽绒，戴了一条蓝黄相间的围巾。吃完饭，我们走出餐厅。对面就是天主教堂，唱诗结束了，人群在解散，建筑体腔内仍有余声起落。彩色玻璃喑哑下来，光线敛进玫瑰花窗，黑暗涌向十字心脏。祭坛上的伯多禄和保禄指天而立，穿黑衣的信徒们守在门口，聚集不去。为什么人有那么多的过错与忏悔？为什么他们可以对着无生命的木石滔滔不绝？

　　他看着石像下的碑文，默然不言。

　　“您住哪儿？我可以送您过去。”

　　保俶路，他说。

　　“离我酒店很近。您可以去我那坐会儿，现在还早。”

　　他没拒绝。但我们一直走到体育场路才打到车，一路上没人开口说话。到酒店后我带他上五楼。电梯口的玄关柜上方挂了一幅油画，画的是暴风雨中的船只，水手抓着船桅，船帆像裹尸布一样。柜上用琉璃盆装了五六只苹果，我顺手拿了一只。进房间后，我脱去大衣，挂在衣架上，他迟疑了会儿，解开外套，挂在我的衣服旁。

　　那儿有沙发，我说。他点点头，穿着外衣，经过衣架，坐到沙发上。我烧了壶水，在他对面的长榻上坐下。

　　“你创业几年了？”

　　“六年。”

　　“自己做？”

　　“不是，和家人一起。我负责业务板块。”

　　“之前呢？”

　　“在中石化下面的一家公司做进出口，麦卢卡蜂蜜、新西兰奶粉这些。”

　　“那怎么会想起做这行？感觉不挨。”

　　“我父亲那代就做玩具，做了很多年，但规模一直没怎么扩开。我们算小厂。”

　　“原来是接班。”

　　“谈不上，这方面他随我。可能他宁愿我不经商。他觉得做个白领挺好的。”

　　“但你喜欢做生意，是吧？”

　　“沒什么喜欢不喜欢，都可以，跟大部分人一样。您呢？您真的喜欢法律和教学吗？”

　　“谈不上不喜欢。”他说，“那个，你手背有东西。”

　　我低头，看见那团模糊的黑线条，不禁有些难为情。道歉后我起身去浴室洗净涂鸦，回来后看见他换到了桌旁的方椅，水留在了茶几上。他侧对长榻，但不看我，看着门口，像是随时准备逃跑。榻和椅的缝隙不大，我一坐下，他就把腿移开了。

　　“一一年我休息了大半年，不知道做什么，就翻了一本童书。有些故事还挺有意思的。”

　　“譬如？”

　　“有个故事，说的是一只小母鸡，她很怕黑，每次夕阳落山，她都想逐日而去。她在夜晚的鸡舍啜泣光明的消逝，她父亲告诉她，长大就好了。然后，她真的长大了，大到足以产蛋。第一次孕育坚硬之物，她羞涩又惊慌。父亲向她展示了一个奇迹，他用鸡喙啄碎了蛋壳。破碎的蛋壳中，闪耀着一个金色的圆圆的东西。啊，太阳。太阳在其体内。她不痛苦了。”

　　挺有趣的，他说。

　　“还有一个故事。故事里的小熊是个男孩，他也很怕黑，得看着月亮才心安。有天晚上，他发现月亮不见了。于是，趁父母睡下，他从床上爬起来，想寻找月亮。他爬过一座座高山，跨过一道道溪流，翻越一道道草垛，问过松鼠、狐狸及猫头鹰，每个人都告诉他，月亮在高处。他走啊走啊，越走越远，越爬越高，爬到树顶，再也下不来了。他害怕地大哭，脆弱又无助。这时，他父亲出现了，从树上抱下小熊，带他回家，将他安置在小床上，然后告诉他，他有了永不熄灭的星辰。说着，父亲摁亮了台灯。”

　　“这也挺好。”

　　“是的，主要是比对着读很有意思。”

　　“故事是讲给女儿听的吧，线圈也是她画的？”

　　不，儿子，我说，出门前我告诉他杭州很冷，他说，那我给你画个太阳吧，这样就不冷了。每次他惹你生气，手还没来得及举起，他就会抱住你的膝盖，说，妈妈，我给你学个青蛙叫吧，呱呱呱，呱呱呱，不可以打小青蛙。

　　他笑了，说可爱。我说，讲滑头还差不多。

　　“几岁？”

　　“八岁。”想了想，比出高度给他看，“这么高。”

　　挺高了，他说，长得像谁？

　　“以前都说像我，但看久了，长大了，又觉得像他父亲。您呢？结婚了吗？”

　　“还没。”

　　“快了？”

　　“不是。”他迟疑了，“我没女朋友。”

　　“分了还是？”

　　“是不想。没资格考虑这些。”

　　“那以后怎么办？住养老院？”

　　“不可以吗？”

　　“可以的。”

　　“结婚是最好的办法吗？”他反问，“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没说话。他仍面带微笑，但明显有了恼火之色：“我养老不急，你还不如操心手头的案子。”

　　我没说话，他也沉默下来，苹果在左右手颠来倒去。我真心真意地道了歉，然后说：“您本人比邮件短信温和。”

　　“你的意思是我的短信更不客气。”

　　我没接话。“您一直这样吗？包括上课。”

　　“我不知道。”他顿了下，“他们不怎么听，我就尽自己说。”

　　“换我可能想认真听一听。”

　　是吧，他说。

　　“是的，江老师。”

　　他将苹果放回盘中，脸和耳垂骤然变得通红。我意识到他确实比我年轻，这种爱脸红、易被激怒的特质，以及那些天真的正义、简单的偏执。第一次见面，我的印象却恰好相反。也许跟着装有关，跟环境有关。

　　“不好意思，我其实没想到您今天会找我。”

　　他望着我：“为什么？”

　　“就是没想到。”

　　“因为我很讨厌，对吧，比如这会儿。”

　　“没，我没这样觉得，江老师。”

　　“别，赵老师。”

　　我笑着摇摇头。他起身，手插在裤袋，望向窗外，转头问我这是几楼。

　　“五楼，刚才您按的电梯。”

　　哦对，他说，我得回去了，我父亲一个人在家。

　　“好。”

　　“我父亲他身体不大好。”

　　他语气略急，我说我明白。他没动弹，站在窗边，像是发呆。我看了眼手表，快九点了，室内很热，我脱去靴子，赤脚踩在地上，我说——你想洗个澡吗？

　　我梦见了他，那个晚上。我在杭州，一家糖水店。无所事事。身边还有两个朋友。朋友，也可能过去和我有过一段难以辨析的关系，但如今我们已相处自如。我在等他。我一直在等他，连与他们的碰面都不过是预演。天色渐暗，我仍在斟酌、犹疑。他打了电话过来，说他在南京，“我想见你，不可以吗？”语气略带压迫，令人难以抗拒。我问什么时候。今晚，他说。好，我说，你等我。我开始检索车票，紧张万分，颤抖不已。我一直在出错。挂钟哒哒走着，指针指向九点三十七分。街道亮如白昼。或者说正是白昼。我看见了我父亲，穿着他去世时的衣服。他试图跟我说话，但我无暇他顾。我只是专注于页面。那些讯息、字条，都滑走了。在我手下，逐一滑走。我放弃了检索，决定直接去车站。车站空荡荡的，没有售票口，只有安检口。它悬浮于地面之上。广播在空中神谕般地说着出发的时间，启程的时间。我满心绝望，试图抓住任何一个经过的人。你要去哪儿？一个保安模样的人停步问道。南京，我说，来不及了，没有班次了。他说。话音刚落，七面大钟齐响。十二点。今夜已逝。我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我醒来，身边没有人。闹钟显示十二点。他没发来任何讯息。平安夜好啊，你好啊，我很想发消息告诉他，今天的事情怎样如我预期的，有性，有吻，有交谈，又如何全都错了，换了一个人、一张面孔，“你都想不到”。不，他会说，我想得到，你就是这样的人，轻浮，虚荣，忍耐不了一刻的孤独。我无从辩驳，耻辱无比，沮丧无比。

　　这一年我常常梦到他，比在一起时多得多。每个晚上我用手机记录梦境，在场景消散前用词语固定。我记录它们，以为能读出某些征兆。大部分都关于见面：我们约定了地址，但我永远弄错。或是途中无数障碍，围栏，铰链，铁锁，山峰，深谷，界石，洪流。我越走越远，越走越混乱，迷失于丛林，失去了标记，路径被松针遮蔽。我满身血污，衣服破烂。丛林大雾弥漫，倒转成封闭的走廊，墙壁布满大门。我一扇扇地打开，寻找。门内有许多人，男孩，女孩。男孩沉闷乏味，女孩衣着暴露，容貌美丽，身上的水钻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她们喋喋不休，说着他的传闻。我终于讨厌起她们。谎言。全是谎言。我对自己说。继续一扇扇推門寻找。如此往复。要找的人始终没有出现。

　　部分曾发生，部分移植于真空，更多时刻混乱不堪，逻辑一再跳出栅栏。我看见自己正穿过黄昏与花园，寻找他的旧屋子。我忘了门牌和街道。我的皮靴沾满黑泥和玻璃。我在院中找到了苹果、月桂和荨麻。我弄乱了一切。我的家具长出了马蹄，贝壳灯在内脏里歌唱。我在夜间的密林烤火，身后是无垠的黑暗，面前只有白色的火焰，火焰的中心比冰更灼人。有人在唱歌：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我们不想在外邦唱歌可我们仍然唱了——一只手掌重重地拍在身上，将我拍入浩瀚恐怖的宇宙。从黑暗堕入黑暗。穿过它们。穿过星云、陨石、尘埃及气流。我清醒过来，看见手臂高举，裸裎在冷气中。一个坚决、突兀的休止符。

　　我很好奇他们如何保持诚实，如何身心合一，在我看来想象自我和真实自我相脱节再普遍不过，在我看来他一样过着分裂隐秘的双重生活，但他说不是，“只有你。”

　　我只能想起最后一次见面。在杭州。我住在运河边的酒店，每天下午他都来找我。每天他都说未必有空，但他仍来，两点，三点，带一只苹果，然后坐在靠窗的皮沙发上，看我吃完。

　　我们多数时间只吃一顿。一顿晚餐。酒店附近的餐厅，菜式也很少变化。吃完我们沿着河道向北散步，直到三岔路，看见龙船为止。稍作停留，再走回去。酒店楼下是座庭院，一过六点就成了餐厅。坐在楼上，可以听见刀叉碰撞盘碟，轮毂碾压草皮。人们在交谈，孩子在嬉闹。声音此起彼伏。我感到愉悦的困扰，不倦的贪婪。我关掉灯，一次次地要求他进入。他抱怨着，配合着，你在流血他说。我说我知道。九点钟，不超过十点，他穿衣离去。我送他到楼下，看着他的车辆消失，然后上楼翻看合同，直至凌晨。

　　我把两张单人床拼成了一张。我交换着使用四只枕头。有时我半夜醒来，看见自己陷落缝中，被切割成两半。我虚伪、骄矜的灵魂漂浮在半空，俯瞰着破碎、污浊的肉身。

　　我能想起的就这些：血里的性交。血作为一种润滑剂。黏合剂。在血中僭越。梦醒后我仍能感到巨手的重量，就像他撤离我的身体时，我仍能感到他的力量。它持续到了今天。它让此刻显得轻盈，虚弱。

　　你会待到新年吗？江原问我。

　　“你希望我待到新年吗？”

　　“看你，我主要是想再找几个同业问问，看看能不能想些办法。趁你还在，说不定可以碰一面。”

　　“我是要待到新年。我在等一个朋友。”

　　“律师？”

　　“不是，算同行，总部在杭州，规模比我们大些。”

　　“想提起共同诉讼？”

　　“不是。”

　　“找他给你点建议？”

　　是的，最好的情况是这样，我说，但不一定能见着。

　　“有个朋友问问是好些。”

　　“嗯，以前我父亲管得多。”

　　“现在呢？他退休了？”

　　“去世了。”

　　啊，他说。

　　“那你丈夫呢？”

　　他尽力了，我说，他以前学计算机的。

　　“明白。”

　　“但我等那个朋友，不仅仅是工作问题。”

　　他愣了一会儿。我懂了，他说，不无讥讽，我以为你和你丈夫没分开。

　　是的，没有，我说。

　　“他也没离。”

　　是的，我说。

　　“嗯，挺好，婚姻是婚姻。”他说，“现在都这样了吗，相当普遍，对吧。”

　　我没说话。

　　“你应该直接去找他，这算什么？我不是说你，我说我自己，我说你干什么，”他自嘲道，“我不也一样吗？”

　　“我的问题。”

　　他开始穿衣服，我也起身。他穿得极快，满蓄怒气，既然是你的问题，那就好好想想，不用告诉我，我不想知道，但换作我，如果对方不想见，我就回去，而不是这样。你没别的事儿操心了吗？我还以为你焦头烂额呢。

　　我承认情况确实棘手，我并非无事可做。

　　没，他说，我之前是这样以为的，很惭愧没能给出什么切实的建议，但现在我觉得还好。挺好的，人应该这样，想想情感的事情，关心自己的情绪，讲讲童话故事。那就够了。没什么，真挺好的，如果我有个女儿，我也希望她这样。

　　我没跟去楼下，也没想再主动联系江原。我们见了三次。够了。我喜欢他身上的某些特质，也喜欢这些特质转化到性上的能量，跟我想象的差不多，其他方面则不是。我们不同。无关对错，只是不同。但有那么一瞬，我想跟他说说零八年的事。当时我想去英国，预科读了，雅思考了，通知也拿了，临到交保证金，父亲跟我说拿不出钱，家里快破产了。我从上海回到义乌，陪着母亲四处借钱以期周转。那天我们一直在走路，我们走了许多路，因为车子也被抵押了。好不容易跟叔伯借到，她怕弄丢，把支票贴在胸口。

　　可说的意义是什么？证明我们并非存活于温室，气囊会消失，我们也会迎面撞上玻璃？

　　我还记得关门那天，我们去厂里收拾东西，看见工人的自行车还停在车棚里，他们以为节后还能来上班。他们大多是外地的，河南、安徽、贵州。那会儿普通工人大概每天拿三十，加班能到四十，主管六十。不交五险一金。但他们就这样干了十来年，因为厂子提供免费食宿。我父亲在工厂楼顶弄了个菜园，还养了群鸡，工人们吃自己种的菜，过节时一起砌灶杀鸡。发不出工资的时候，我父亲吩咐食堂无论如何都别关门，“让他们吃饱。”他们都觉得我父亲是个好老板。不止那些。我父亲记性极佳，只要见过一次，多年后他仍能报出对方的名字。这是天赋，也是策略。我做不到，我也不想这样。对我来说，工人只是工人，我小心翼翼，严守距离，既不温慈，也不苛刻，不算强硬，也绝不软弱。他们挣得不多，但也不用考虑房租、材料、税，不用管成本是否增加，市场是否变化。前段时间我查财报，发现十年里工资涨了五倍，但他们也没因此干得更好，或更勤快。

　　没有意义，我什么也没说。

　　我也没发给那人。今天是26号，第一次发消息给他是24号，到了现在，我已不抱他回信的期望，但我仍想留到30号。我考虑过像江原说的，直接去找他，说句话或是见一面。怎样都行。但我什么都不做。我希望藉此明确对他的情感并非是当下困境的廉价转移。我且尝试厘清。

　　时间很漫长，房间很干燥。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羽绒被褥窸窣不绝。有人经过走廊。隔壁在争论，楼上在撞击。一个个禁室，淫乱又平静。我不打开窗帘。

　　我在酒店楼下找到了健身房。每天下午三点，我换上球鞋，跑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然后回去，洗澡。读电子书，或看资料。28号下午，我从跑步机上摔了下来，当时健身房内只有我一个。我在地上趴了会儿。回到房间，脱去衣服，检查手肘、小腿和脚踝。不算严重，只是表皮破损和轻微扭伤。我简单处理了下，觉得问题不大，到了晚上，却变得难熬起来。我彻夜难眠。

　　奥斯丁打来两个视频电话，我一一摁掉，发消息告诉他不方便，在工作，要见的人很多。我母亲发来消息，问我什么时候回去，车票买了没有。还有一些朋友的讯息，公司的讯息。我把联系方式转给他们，告诉他们该找谁，然后不再回复。

　　29号我没跑步，下午吃了两粒止痛药，走路去学校。我本想去植物园，但走到三岔路口，还是选了另一条路。我在体育场围栏边眺望跑步的人群，年轻的女孩三三两两地从我身后经过，大声地探讨晚餐要吃什么。操场背后是超市，学生们进进出出，掀起门帘时带出一股煮玉米和烤肠的味道。我饥肠辘辘，决定去找点食物。那里有一排餐厅。我进了其中一家，要了一份全素帕尼尼，一杯美式咖啡，找了张椅子坐下。墙上钉着几块木板，贴满拍立得及招募学习的帖子。留学生们闲坐或聊天。离我最近的二十出头，金发带棕，一脸雀斑，派克大衣叠放在沙发，穿灰色卫衣及浅蓝牛仔裤，小腿曲起，抵住圆桌，书摊在大腿间。见我注视，他礼貌地回以微笑。我问他读的是什么，他展开封面给我看。是一本小说，老舍的《正红旗下》。我问他觉得怎样，他说还不错，你呢？读过吗？喜欢吗？我说没有，他聊起别的，多数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他总结自己到中国三个月的观察：在我看来你们不是……而是……

　　你们？我没说话。他垂下蓝灰色的眼睛，继续看书。

　　我坐到了傍晚，没有吃晚餐，走路回酒店。我收到了一条信息。高中班长说我们一个同学出了车祸，陷入昏迷。她和丈夫在高架上吵了一架，她打開车门走了出去，没走几步，就被一辆金杯面包车给撞了。班长发来募款链接，我看了下，目前共募到四万多，还有几天就截止，最终数字必远低于治疗所需。我记得她，记得她那时美丽，聪慧，热衷竞争。

　　我转去了一笔钱。我没问她能否醒来。我不怎么诧异这些：车祸，疾病，死亡，破产，离异，不忠。我对自己及他人生活的任何选择或境遇，那些被动的或是主动的变故，都感到寻常。我只是诧异我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切。我甚至记不起从何时开始，我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一切。

　　30号下午，我从黄龙洞出发，沿着水池，向着宝石山走去。小腿破损处已经愈合，受伤的脚踝还隐隐作痛。我走走停停。有段时间我想自己可能迷路了，那些山石、林木、小径都如此相似。部分树枝、灌木被修剪过，枯枝垒在地上，落叶积得很高。那里有许多竹林，土壤呈深褐色，新笋跃跃欲出。我看见了白羽的北方候鸟及松鼠，它们在林间灵巧地跃动。我再次看见了几个山洞，但平台上跳舞的人群消失了。那时我们就站在竹林旁看他们跳舞，什么也不做。当我开始回忆，我才意识到它们存在的罕缺及蹊跷，就像他说的，“一段偷来的时间”。

　　山色渐渐加深，树木趋于墨青，我到了山顶，望见北山路闪烁浮游的车流，它们像荧光乌贼，温顺地游入黑暗的海水。我决定往回走，经过巴士站，向东门走去。还是那扇错误的门。我不可避免地向着错误走去。我沿着林荫路一直走到雕塑，在冷风中站了一会儿，想了想，还是给江原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一会儿，他接了，我告诉他明天回去，他问几点的车，买票没有。

　　“临时买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那你现在呢？还在酒店？”

　　“不是，在学校后门。”

　　“不好意思，我不在学校，今天没课。”

　　我说我知道，今天周日。我四处走走。

　　“吃饭没？晚饭怎么办？”

　　我整个下午都在喝东西，不饿，他没说话，在我以为他要挂断的时候，忽然开口道：“你想来我家吃饭吗？不来也没事，晚点我去找你。”我说，我来找你吧，就是怕你不方便。我没什么不方便，他说，我父亲在。

　　我去药房买了罐红参，打车去了他说的地址。那些泥灰屋子我仿佛见过多次，也许宿舍大都差不离，开了口的方盒子。他家在四楼。我敲门，他跑来开了门，只穿了一件毛衣，一件羽绒马甲，毛衣袖子挽到肘部，女士花边围裙被他对折后束在腰际。不用换鞋，饭快好了，他说，我父亲在客厅看电视，你要进去吗？

　　客厅没有遮拦。那些木质的穹顶和转角看起来笨重且过时。沙发上铺着衍缝棉垫。门口的三层矮柜放着旧书。客厅的书柜摆着数量惊人的法律书，旁边放着一只窄桌，他的工作台。靠窗的矮柜摆着一台彩电。21寸大小，下面浮刻着TOSHIBA字样。一个老人坐在扶手椅上，很瘦，戴一顶毛线帽，帽子夹着一副护耳套，放在扶椅上的手布满深紫、赤褐的老人斑，身边是一台老式电暖气片。

　　斗柜附近堆垒着许多旧书、杂志和信封。我打了个招呼，他没回头。我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看着屏幕。电视正播送新闻，没有声音，只有画面，好像替换成哪天都可以，并没什么真正的新鲜事。

　　我离开客厅，回到餐厅，站在书柜边翻旧书。出版日期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的，我找到了一本七九年版的《罪与罚》。他把青菜放在桌上，摘下围裙，搭在椅背上。吃饭，他大声说。我说，你父亲呢？要叫他吃饭吗？他说，不用，他下午就吃过了，护工来过，才刚回去。他晚点可能会再吃点。

　　随便吃，我不大会做饭，我只会炒青菜和炒鸡蛋，大部分时间我在食堂解决，他用筷头轻敲糖醋排骨的碟沿，说，就这还是护工做的。

　　“煤气关了吗？”

　　“关了，怎么？”

　　没事，我说，怕你忘了。他皱眉道，好像有点儿暗了，能看清吧？说着起身，又打开一盏灯。白光让屋子显得更冷。我将书反扣在桌上，开始吃饭。他看了一眼书脊，说，那书是我以前从中学图书馆拿的。我说，不会被发现吗？不，书的中缝有个磁条，扯掉就行。我拿了三四本，这是其一。拿？我说，江老师，这算偷吧？他说，嗯，算。

　　我看着屋子，这里只有一间卧室。

　　“你睡哪儿？”

　　看情况，有时在之江，我在那边还有个房子。有时在这办公，客厅将就一夜，他头也不抬，你见到朋友没？

　　没有，我说。

　　“也没去找他？”

　　是啊，觉得不合适，我说，就这样吧。

　　“怎能就这样算了呢？”

　　不然呢？我装作没听懂他的嘲讽，还能怎么办，跑到那儿大哭大闹？

　　“也可以啊，管用就行。你不也等了好几天吗？”

　　是的，我说。

　　有人在叫着他的名字。他放下筷子，去了客厅。我扭头看见他的手搭在他父亲的颈上，轻轻摩挲，低头说着什么。

　　他回到桌旁：“你吃，不用等我。”

　　“没事吧？”

　　“电视的问题，机器太老了。”

　　我说，他就这样看电视？

　　“对。”

　　“他戴了耳套。”

　　“嗯，怕听到额外的声音。”

　　“什么意思？”

　　“他总能听到一些声音。”

　　我想了下，试探着问：“是幻听么？”

　　不是，他断然道，我父亲分得清，料理自己也没什么问题。

　　戴耳套能缓解吗？沉默了会儿我问，那个声音的事。

　　“我不知道，既然他一直戴着，可能多少有点用。”

　　“就你一个人照应，你母亲呢？”

　　“走了。”

　　上初中时跟人走了，他说，别这样看着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停了会儿他说：“你一直这样？”

　　“什么？”

　　没事，他说，吃饭。我放下筷子，他的碗已空了一会儿了。

　　“吃饱了吗？”

　　我说是的，想帮忙收起空碗，他摇头说不用，放着吧，“待会儿我可能还得吃点。”他并起筷尾，将盘中剩菜蓖到一处，找了只玻璃杯，给我倒了杯热水，然后推开椅子，起身进入卧室。出来时他披了件衣服，还多拿了件羽绒服。

　　穿上吧，降温了，他说，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雪，你这样不行。

　　“能下起来吗？”

　　“不一定。”

　　“要么去卧室坐会儿，床上有块电热毯。我先洗碗，待会儿找你。”

　　我推门进去。门刷成了淡粉色，粉中带蓝。不是油漆，而是年月，年月篡改了门的颜色，添加了太多杂质。东西不多，床，斗柜，衣柜。几扎书垒在墙角，其中一捆的扎绳松脱了，看上去摇摇欲坠。地板翘起了边。我蹲下看了看，不是真地板，下面是地砖，铺了一层塑料胶皮，大概为了取暖。床上被褥很薄，但垫有电热毯。因为寒冷，气味比我想象的好些，只有人体油脂的气味，只有木头与灰尘的气味，还有股淡淡的瓦斯味。近于苹果的甜味。还是那年春节，我和母亲到家时，看见窗户封着，而他不在客厅。最后我们在卧室找到了人。他躺在床上，双手交叠，两颊樱红，脚下是炭盆。我们手忙脚乱地灭掉炉子，把他送至医院，醒来后他说是取暖时睡着了，我想也是。但那味道我永远也忘不掉。他去世是六年前，喷漆车间刚换了新的生产线。

　　他进入卧室，告诉我下雪了，今年第一场雪，“想看吗？”我说好。两间屋子阳台相连，角落堆满杂物以及干枯细弱的盆栽，叶片蜷曲像纠结的鼠毛，很难猜出原先是什么植物。他父亲站在窗口，好奇、不无严肃且端凝地看着对面的楼顶，那里矗立着一只太阳能热水器。他费力地拉開那扇轻微变形、胶条脱落的塑钢封窗，然后紧紧握住他父亲的手。

　　我们站在窗前，望着那些细细的、难以辨别的雪花，它们几乎等不到落地，就已被雨水吞噬，消失殆尽。它们纷飞着，推撞着，无序又混乱。

　　“可怜啊，这么小的雪。”

　　他的脸上依然没什么笑容，不过声音听起来还算愉快。

　　“你们老家在哪儿？”

　　“我父亲祖籍江西，但在南京长大，后来因为工作，带着全家迁到了这里。”

　　“我去过南京。”

　　“嗯，觉得怎样？老一辈过世之后，我们就不怎么回去了。”

　　“只去过两次。第一次和我一个女友一起。我们坐的是夜间的慢车，红白条纹，烧煤炭的。后来我再也没坐过那样的车。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一模一样。牛角大衣，红格围巾。

　　“坐慢车是想省掉一晚住宿，其实没这必要。是想冒险吧？我还记得，从上海过去，车票四十九一张，十一点半发车，开五个小时，到时正是凌晨。我们在车上读报纸，做数独，剥桔子。不停地聊天，谁也没睡着。沿途在下雪。车灯照耀前方，雪花在黑暗中闪光。成千上万粒雪花在降落，落在生锈的铁轨和破碎的石块上。

　　“我们去了南师大仙林校区，一个高中同学在那里读书。他叫上一个室友，带我们一起去了玄武湖。湖畔许多人在放风筝，有个孩子一直放不起来，又不愿让其他人帮忙，风筝一路拖行，被地上的石子给划破了。孩子哭了起来，我们在一旁看着，莫名觉得高兴。我们还去了夫子庙和秦淮河。夫子庙的摊子上全是假珠宝，五颜六色的，看去很壮观。至于秦淮河，小时候课文里学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但那天河上没什么船只，或是画舫、妓女之类。灯不多，河边很昏暗，我们走累了，坐在檐廊下休息，同学开始给大家挨个拍照，所有人都拍完了，他才叫我帮他和我朋友照了一张。回上海后，我收到他寄来的照片，翻了翻，发现全都寄来了，除了他俩的合影。”

　　“那么多照片，不知道放哪儿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上火车后，我的女友在桌板上摊开报纸说，坐直了，我们要去旧时代了。”

　　这句话知道的吧，我说，张爱玲小说里的。当时世均从南京回上海，想到马上要见曼桢，他觉得轻松，愉悦，她写，“那种旧时代的空气，那些悲剧性的人物，那些恨海难填的事情，都被丢在后面了。”火车轰隆轰隆向黑暗中驰去，像通过一个时代。我们偏要反过来，跳到古城的灯火中去。

　　没什么，一段旧事，我说，没什么意思，忽然记起来了，就跟你说一说。

　　“是没什么意思，以后可以不用说。我的人生更乏味，没什么能分享给你的。”

　　我笑笑，告诉他，我也不存在那样的期待。隔壁的电视仍开着，黑暗中也能感受到那些深蓝色的光亮，图像、信息、词句，在墙壁的另一端无声地流过。无尽的透明的河流。角落是成捆的纪念册，相簿，信件，期刊，报纸甚至课文。想删除的和想保存的混杂在一起，很难分清什么想留下，什么想扔掉。再过一天，就是新的一年了。新的一年，会有什么不同？我还没买车票，但回去的班次很多，临时买也来得及，不会有很多人急于在那一时刻奔赴家乡，即便有人在等着。他轻轻贴近我，像庞大沉重的阴影，他的手很冰，我的也是，但也许再过一会儿，就能暖起来了。

　　 高更这幅画作会让你想到什么？

　　第一时间想到的其实是门罗的《雅加达》，不仅因为深肤妇人、异域风情等跟高更画作有些相似，还因为小说内嵌了两个跟海滨有关的小说：D·H·劳伦斯的《狐》以及曼斯菲尔德的《在海滨》。我一直都很喜欢海滨、岛屿、灯塔等意象。宽泛一些来说，海滨是边界之地，而文学书写的常常就是边界之地的故事。

　　 小说人物有原型吗？

　　没有，但有两个真实背景。

　　 今天对于小说和写作有什么看法？

　　可能每个作者一开始都会遇到几个特别想写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并不能支撑我们走很久。很多时刻，我们的工作蠢笨、徒劳，我们的笔触造作、乏味，但最重要的是不去放弃。我们努力了又努力，无非是想失败得更坦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