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庆中

　　电影《回南天》南京场放映结束后，轮到主创与观众互动，导演、编剧高鸣突然掏出手机，说就在刚才，又一次看了自己这部电影，忍不住在手机上写了一段话，想分享给大家——

　　“工作没有了，情感又厌倦了，我们的出口在哪里？我们不断地对外试探，互相伤害，它是真正的出口吗？因为自己情绪的下沉，对负面情绪敏感，很容易看到群体被困住的状态。我在想，人到底是被什么困住了？是被环境困住了，还是被彼此困住了，还是被自己的心魔困住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认真的人。专访中，他也拿出手机，点开备忘录，不时翻看朗读，看得出是认真做了准备。

　　《回南天》相当于我心里的一块砖头，必须把它搬掉

　　《回南天》是一个具有地域性的片名，用高鸣的话说，南方人听到这三个字“会有本能的体感”。回南天潮湿闷热，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笼罩着，渴望挣脱，但又挣脱不了，这也正是电影中四位主角的状态。

　　创作的初衷源于高鸣的个人经历：有段时间他患上轻微的抑郁症，“跟电影里梁龙饰演的龙老师状态挺像的，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不愿意去面对社会，不愿意去面对朋友，甚至不愿意去面对日常。”整日里无所事事，两眼放空，很想睡觉，但又无法睡着，一闭上眼睛就是电影般一幕一幕的幻象，“现在回忆起来仍旧感觉浑身都特别累。”

　　后来，他开始跑步。

　　有这样的情绪在，《回南天》注定了不是以叙事见长的电影，高鸣用碎片化的方式将四个人下沉的情感拼贴在一起，“甚至只有负面情感，没有正面”。电影中两男两女四位主角，被他设计成花朵的四个不同状态：“从含苞到开放，再到开过了，然后凋谢。”

　　除了跑步，有段时间高鸣为了缓解抑郁情绪就去钓鱼。在湖边，他忍不住幻想：“水底应该也是一座城市，对于鱼来说，它就是鱼的城市。”他说：“我特别想潜到水底去看一下，看水底世界是什么样。”

　　于是，高鸣想，在上帝的视角中，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大的湖泊，每个人都是游弋也是被困在其中的一尾鱼，“那些高楼大厦就相当于湖底我们看不见的岩洞。”有些钓鱼的人如果钓到不想要的小鱼，往往就把它们甩在湖边，“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觉得这些就是在城市打工被甩出来的人，而那些在湖里游得特别自在的鱼，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

　　关于鱼的这些思考和遐想，他也都用在了《回南天》里。电影中，鱼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和意象。主角家中的鲫鱼从水池跳到了地面上扑腾;女配放生金鱼，结果因为金鱼无法在湖水中生存，死去之后尸体浮出了水面……

　　《回南天》的剧本高鸣写了两年多，共十六稿。他需要将自己的心理情绪转为文本，再由文本转为影像，“其实非常困难，只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一步步接近自己冥冥之中想要的感觉。”好在，最终出来的影片状态他还是满意的。“其实《回南天》相当于我心里的一块砖头，我必须把它搬掉。否则，我觉得自己可能跨不过去。”

　　有人曾经问导演哈内克，他的电影暴力血腥，担不担心会把观众教坏？哈内克说：“只有看过电影里的残酷和暴力，你才知道生活的美好。”高鸣说：“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回南天》，你只有认知到了生活中的下沉，才知道你浮出水面以后的呼吸是多么宝贵。”

　　拍完电影后，高鸣说他至少现在不用跑步了。

　　小说，更有现实中的残酷性

　　《回南天》有一个特别奇幻却又令人感觉现实的结尾——

　　男主角曾经在舞台上饰演美猴王，但后来舞台被拆了，他一直希望它可以重建，让自己重上舞台，再现昔日风光，虽然现实残酷，但他心中美猴王的梦想从未泯灭。电影最后，他发现自己穿上了美猴王的戏装，浮游在城中村的半空，两边的人们吹着绚烂的肥皂泡……镜头一转，这一切都只是他的幻想，身后仍是那个破败的城中村，四下安寂，只有一个收破烂的人骑着单车自远及近穿行而过……

　　《西游记》是对高鸣影响很大的小说。他自小学习绘画，拍电影之前就已经是深圳当地小有名气的平面设计师，“我从小就建构起了特别图像化的思维，然后它给我造成了一个阅读指引，就是会对有想象力，或者说出其不意的作品特别感兴趣。”

　　他当年不但喜欢看《西游记》，画美猴王，收集所有关于孙悟空的连环画，“甚至尝试过自己重新画一套《西游记》的连环画。”

　　儿时的高鸣还会拿着《西游记》的书和电视剧进行对比。他发现，原来小说中唐僧的形象并没有电视里那样完美。比如有個情节，唐僧被抓，妖怪要吃他，唐僧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问孙悟空该怎么办？孙悟空说：“要我救你，那除非让我做师父你做徒弟。”唐僧回道：“我做你孙子都可以！”

　　“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一种影视剧的美化，而小说，更有现实中的残酷性。”

　　自《西游记》之后，高鸣就习惯于将原著小说和影视作品对照阅读。比如看了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想看一下王朔的《动物凶猛》;看了张艺谋的《活着》，也想看一下余华的原著;看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就会想看看李碧华原来那么短的小说，为什么能够通过芦苇老师的手改成这样一个鸿篇巨制。”

　　不过，最让高鸣触动的还是土耳其导演锡兰的《冬眠》，因为作家契诃夫的名字也在该片编剧之列。“我看了之后才知道电影是受契诃夫几部小说的影响，而不是单纯地改编他的作品，导演刻画出了契诃夫笔下那种中年知识分子的感觉。”高鸣因此大为惊叹，“锡兰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受作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又不是教条主义的，他有自己的东西，两者灵活运用，所以我很钦佩他。”

　　高鸣喜欢的另一个导演是胡波（笔名胡迁），他不但喜欢他的电影，还喜欢他写的小说。在高鸣看来，“胡波就是个天才！”

　　“他的处女作《小区》就很深刻。”高鸣还很喜欢胡波的《大裂》，甚至想过如果有机会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就改这一部。《大裂》写了一帮年轻人一起打架、互相伤害的故事，“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张藏宝图，说能挖出宝贝，于是一帮人就很认真地去挖。”高鸣很迷恋这种一群人特别认真地干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其实胡波小说的主题都是一致的，就是青春期荷尔蒙过剩，但你又觉得他不仅仅在描写青春，他是有一种高度在里面的。”

　　就像胡波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如果没有找大象这个意向，高鸣觉得电影就会减分很多——他很在意文艺作品中的意象和幻象，所以非常喜欢法国哲学家、《电影》的作者吉尔·德勒兹的名言：“电影，是将人们已然感知的幻象投影到银幕上。”

　　看100部书，不如拿出10部来看100遍

　　高鸣随身背一个很重的单肩包，采访中，他从包里掏出了三本书——他有随身带书的习惯，“不然没有安全感”，每晚睡前看一點，才能安心睡去，“否则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缺点什么。”

　　他看书很慢，“可能有点阅读障碍，很容易跑神”，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逼着自己读出来”，所以在家里，他经常和女儿一起给对方读书。

　　“阅读对于导演来说太重要了！”高鸣认为阅读文学是对人类的灌溉，导演的视野、眼界，甚至创作方法都可能被文学所开拓。“阅读可以改变，可以温暖，可以软化，可以让人变得有温度，可以让人变得平和……”

　　采访那天，他随身携带的那本书是雷蒙德·卡佛的《新手》。高鸣很喜欢卡佛，他无所谓大家给卡佛贴怎样的标签，极简主义也好，肮脏现实主义也好，在他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觉得卡佛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困境，以及两性关系，“还包括对于情感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这些对他都特别有触动。

　　《新手》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当年编辑戈登·利什将其中3篇小说的篇幅缩短了70%、10篇更改标题、14篇修改结尾，整体删改幅度超过50%，后以书名《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大获好评，奠定了卡佛的文学地位，但卡佛表示：“有朝一日，我必将这些短篇还以原貌，一字不减地重新出版。”这成了文学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高鸣说，他就将两本书放在一起对比阅读，“想看看以我的能力能不能看出它们两个孰高孰低。”

　　高鸣还有一个阅读认知就是：“看100部书，不如拿出10部来看100遍。”他觉得这样会比囫囵吞枣般追求阅读数量的收获大得多，“你能把加缪的《局外人》看50遍，契诃夫的《海鸥》《樱桃园》读50遍、100遍，我相信你的感受一定和看一遍是不一样的。”

　　最近，他就重读了川端康成的《雪国》。书中有一段是主人公去找艺伎，结果找到了一个乡下女孩，川端康成细致地描写了主人公对于找艺伎的期待，以及找到之后的反差，这令高鸣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次他拍完一部短片，制片人说附近有个温泉小镇，于是带全剧组去泡温泉放松，“结果发现温泉就是农家乐的后院挖了一个水泥池，连瓷砖都没有，你也不知道那个水到底是温泉水，还是农民家里烧的开水。”总之就是和大家想象中的美好完全不相干。接待的人说还有按摩服务，然后就来了一群中年阿姨，“穿的雨靴、裤子上都是泥巴，是刚下地干完活回来。”

　　“当我看到《雪国》中的情节，川端康成写得那样细腻，我为什么当时没想到要把这样的感受写下来？”他说，“其实有时候看到这些好作品，反过来就会特别自责。”

　　靠着语言在天空飞翔

　　很多人最初知道高鸣是因为他2005年拍摄的纪录片《排骨》——这也是他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排骨是个卖碟的青年，一边文艺，一边现实;一边向往都市，一边无法离开农村;一边渴望爱情，一边又不能把握爱情……很多观众都被排骨的故事吸引，纷纷打听他的下落。

　　高鸣后来也确实继续跟拍了他，片名都想好了，叫《五花》，“特别有意思的是，排骨年轻时期望的东西在中年的时候都有了，但年轻时有的东西中年时又都没了，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转，让他又开始找不到自己。”

　　这些年，高鸣积累了大概三百到四百小时的素材，“可以剪三部左右的纪录片。”其中有一部，他拍摄了一个流浪汉，“他给自己套了一个遥不可及的身份，还在这个身份中为自己编造了精彩的生活，而且描述得栩栩如生。”“中国独立纪录片第一人”吴文光导演看了素材后说：“当我们所有的人被生活击打得一塌糊涂，也许只能匍匐前进，只有他一个人靠着语言在天空飞翔。”

　　高鸣很喜欢这句话。他说自己是一个语言感知力很强的人。同时，“我自认对触觉、对空间、对人的感知也是很敏锐的。”于是他也开始了文学创作。

　　这两年，高鸣离开熟悉的深圳，去了陌生的北京。“在深圳总会有人因为各种事情来找我”，在北京，他可以安心写作，“目前大概写了7个短篇小说，5个剧本”，并且打算将《回南天》的剧本也改编为小说。

　　关于创作，高鸣说自己写东西就是写心里流淌出来的感觉。他的电脑里建了四个和写作有关的文件夹，分别是种子、小苗、长出枝桠、最后结果。“比方说我有了一个想法，就先写梗概，把它放到‘种子里发酵。然后，突然觉得它可以往前写的时候，我就放到‘小苗里，等到‘小苗开始长出东西了就到下一个文件夹……”

　　他的小说得到了作家毕亮的肯定，“其实我觉得自己的文字可能还是需要提升，但毕亮说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才是一个写作者的最高境界。”

　　在写新剧本时，制片人王磊推荐高鸣看美国作家、诺奖得主索尔·贝娄的《赫索格》。小说主角是个老教授，他的妻子出轨了他的朋友，他就郁闷地离开了。“然后他做了一个特别怪异的行为，每天给不同的人写信，但并不寄出去。”教授把信装在箱子里，提着到处走，最后回到了童年时的住所，拿到一把父亲留下来的枪，“他本来想去把老婆的情人杀掉，结果去到他俩生活的地方，在户外发现那个情人正特别认真地帮他的孩子洗澡，他就没有了杀他的勇气……”

　　让老教授写信的这一设计让高鸣非常喜欢，“给不同的人写信，然后写了不寄出去，我就觉得很有趣也很有想象力。”

　　说到想象力，高鸣不禁又聊起他拍的那部关于流浪汉的纪录片。

　　流浪汉对高鸣说自己住在满天星大酒店，但深圳并没有这个酒店。面对高鸣的质疑，流浪汉把他带到了大街上，说：“就是这里！”

　　高鸣一抬头，看到了满天星光。

　　他决定将这部纪录片命名为《满天星大酒店》。

　　（ 感谢“后窗放映”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