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琴

　　背叛之后如何重构:三位左翼女作家的互文阅读

　　◆尹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左翼运动风起云涌，国际女性左翼文坛也是新秀涌现、佳作辈出。根据盖伊雷纳德的观点，许多女性作家与其前辈之间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姐妹情谊的互文关系( intertextuality)。因此，把处于同样时代时间轴上、属于同样的女性社会性别身份、同样用女性角度进行文学创作的不同国籍的三位女作家平林泰子、史沫特莱、萧红放在一起进行互文分析，对于我们探讨不同国家意识形态下女性觉醒及反抗可能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启发。

一

平林泰子是日本二三十年代重要的无产阶级女性作家。她的作品最早经由中国左联创始人之一的夏衍自1929年开始译介至中国。平林泰子的小说集《在施疗室》描写了多个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女性。同名小说《在施疗室》描写一个临产的妇女“我”在从事左翼活动的丈夫被捕后被送进慈善诊疗室分娩，新生婴儿因为吃了患有脚气病的“我”的母乳而夭折，“我”拖着虚弱的身躯疲惫地挪进阴暗的牢房。这篇小说因其从女性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结构多个方面思考女性命运的重大意义于1929年获得日本“渡边氏文学赏金”。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情、支持中国红色革命的著名外国友人及驻华外国记者，曾是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诸多重要场景中的现场人物。史沫特莱在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1932年上海湖风书局林宜生译本)中以女主人公玛丽痛恨性与婚姻、拒绝生育、同情下层民众的激进思想以及她参与左翼社会运动的叛逆一生，对性、性别和婚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仅抨击了男权中心主义，而且肯定了女性的主体性。《大地的女儿》被认为是美国“第一部真正的无产阶级小说”，并帮助史沫特莱在第二次美国左翼运动中完成了其左翼作家的身份建构。

　　萧红是三十年代中国颇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她在1935年发表的《生死场》曾经被鲁迅评价为“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女性问题始终是萧红创作的中心题材，她忠实于底层女性的身份和感受，倾心书写她们的苦难。萧红用创作告诉我们，中国女性文学的内涵并非仅限于“性别书写”，她的作品以立体化的生活场景和复杂深邃的人性启示我们:“性别问题绝非单一的存在，而是注定同阶级、民族、时代政治乃至个体精神倾向等多重因素融会在一起。”

　　在平林泰子、史沫特莱与萧红三人的“自传性”写作中，作者现实生活的遭遇与作品主人公的经历产生了某种精神上的同构性。平林泰子、史沫特莱与萧红不约而同地用女性洞察力和女性感受力对女性、民族、家国甚至整个人类做出了思考，并从女性意识的不同层面向我们展示出日本、美国、中国——不同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女性依然难逃相同的性别悲剧——众多女性蝼蚁不如的屈辱生活，不仅源自外族的入侵，同时也源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迫害，源自男权文化传统笼罩在女性命运上的看不见的网。

二

正如乐黛云所分析的那样:“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其最初阶段主要表现为对男权的反叛，首先是对父权和夫权的反叛。她们纷纷从父亲或丈夫的家庭逃离。”三位女性作家的作品中都出现女主人公的出走或逃离——并以此种方式表达对男权的最初反叛。

　　平林泰子的六个短篇小说(分别为《抛弃》、《在施疗室》、《嘲》、《生活》、《新婚》、《足音》)有着几乎相同的叙述模式，《在施疗室》集中的四个短篇几乎更看成是同一个故事的多个连载:女主角走出父亲的家庭，与志同道合的丈夫参加社会运动，然后再次走出丈夫的家庭(因丈夫放弃信仰或被丈夫抛弃)，在收容所里(或施疗室里)生下孩子后不久孩子夭折，随后女主人公第三次出走开始流浪生活(或开始新一段同居或婚姻生活)。

　　《大地的女儿》中的主人公玛丽不愿重复母亲和姐姐被婚姻毁灭的老路，逃离了矿区和亲人，与第一任丈夫组成家庭;但由于担心生育会使自己丧失人格自由，玛丽逃离了第一次婚姻(与第一任丈夫离婚)，第二次出走，加入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行列并组成新的家庭，不久后玛丽拒绝了第二次婚姻并第三次出走。

　　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中的金枝被爱情魔力吸引偷尝禁果，走出父亲的家庭与成业组成新家庭，在异族侵略、家国沦陷、丈夫死去后，金枝出走进城缝穷不料却被强奸。她回到家乡，母亲却赶着女儿快点回到城里去弄钞票。无奈的金枝第三次出走想到出家，不料尼姑庙的人都跑了，尼姑庵也荒凉了。

　　二十世纪初期女性作家们逃离的主题，是女子写作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破开，是对传统限定的女性身份的一次打碎和撕裂，逃离虽是一种真实生活情境，一经书写，便成为女性求取解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大都市的发展为逃离家庭的新女性提供了新的可能，她们可以拒绝家庭，投身社会，逃避寄生命运。然而，等待出走的她们的，也无非是成为都市文化市场橱窗中出卖色相的高档商品。金枝出走谋生却被当作站街女而被强奸，当其受尽凌辱回到家中时又被母亲催促尽快回城再赚钞票——金枝只有把自己异化为色相市场上的商品才能活下去。良子与小山结成婚姻，可是小山却要良子出走(出卖色相)“去找那些男人想办法弄钱”。此时，男女之间为反封建家庭而形成的共谋关系已经瓦解。一旦结婚，男子主外、女子主内的结构模式再度结合且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当良子卖却了贞操来供养这个“在他心里将一切生活责任交付给我的”小山之时，不仅没有得到丈夫的感激，反而被他利用“离婚女人”的伤口进行侮辱。《大地的女儿》中的玛丽因为参加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而与印度流亡者阿南德组建了第二个家庭，当玛丽被政敌以“外国人”、“女人”、“妻子”的生理性别和民族身份进行攻击时，阿南德却要求自己的妻子玛丽放弃革命成绩、退出革命事业，并终止了她的革命资格。

　　在分析中国“五四”时期女性主义文本时，有学者提到:“‘五四’时期女子孤身一人的叛逆，通常采用的是拒绝、出走和逃离的方式，因为“那时的女性尚不具备在政治文化或经济形式上的有效地位和反抗能力”，“出走”就成为必然的手段和结局。如果说萧红因为“还未具备经济形式上的反抗能力”第一次从父亲家庭逃婚而走是对以上说法做出详细注解的话，那么在萧红成为“女作家”而离开“这样的屈辱已经太久了”的S的家庭时，她依然没能在当时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中获得反抗的成功——新生活并不是“新”生活。即便是她与端木组建了新家庭，也没有得到新的丈夫的足够尊重。萧红大胆走出了“父亲的家”，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走出“父的家”——父权社会男权中心的阴影。史沫特莱与主人公玛丽一样，她们曾经为了异族的民族独立运动而奋斗，当“不洁”的性关系被公开之后，只能仓皇地从维护男性权威的男人包围圈逃走。曾经作为神圣的拯救偶像的爱情或婚姻，已经让位给抛弃与反抛弃、出卖与反出卖、背叛与反背叛的无休止的两性之战。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到女性需要面对的三个世界必须引起注意:内心世界、两性世界、男女共同面对的客观世界，如何把握和关照这三个世界，构成女性正确认知自身的基础。逃离家庭的女性们只是做了撕裂男权社会的开始，接下来还需要面对重重枷锁之下“世界”上的更多磨难。

三

母亲形象(母亲、母性、母爱)是文学创作中的常见话题，但母亲形象在传统文化中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建构的状态。“男性执文化霸权之牛耳，男性意识与男性创造的上帝神话一样无所不在——它通过社会化与教化的途径，直接侵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心理甚至生理，使之成为每一分子似乎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人性意识。”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里加蕾指出，母亲身份被认为是父权制度下“女性唯一有价值的命运”，它通常意味着为丈夫、为国家、为男性的文化权力生育子女从而延续父系传宗接代的线索，在父权体制下，做女人就意味着做母亲，而且是成为贤妻良母，而不是母亲本身。

　　三位女作家除了从父亲家庭逃走后，还奋力解构母性神话。萧红在小说中对母亲形象的塑造是始终如一地进行丑化和颠覆。金枝的母亲是“生气的时候，上唇特别长，而且唇的中央那一小部分尖尖的，完全像鸟雀的嘴……母亲如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暴怒的王婆面对女儿平儿的时候也是非常凶暴:“宛如一阵风落到平儿的身上;那样好像山间的野兽要猎食小兽一般凶暴。”《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用皮革狠狠地抽打、冷水浇醒、用烙铁烙脚心”。萧红笔下的母亲形象颠覆了母亲温柔慈爱、贤淑静美的形象，消解了传统母亲观念中的温馨与神圣。构建母亲神圣形象最重要的行为——生育，在萧红笔下也变成了导致女性生与死最重要的生死场——女性没有因为做母亲感到骄傲，生产之日只是她们集体遭受“刑法的日子”。萧红把金枝、五姑姑的姐姐、麻面婆、李二婶子等人的生产与狗、猪等家畜的生产进行交叉类比描写，直接把女人和动物推到了同等地位。在这里，生存和生育没有任何目的，失去了任何意义……它们成了一种机械、习惯、毫无内容的自然——肉体程序。生育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将生育职能神圣化是儒家伦理的重要支柱;对于女性而言，生育也是女性从女儿到母亲身份的转变过程。萧红对生育的丑化与颠覆性的生产生存方式书写，否定了传统生育的神圣和美丽;而她对母亲角色的否定与拒绝，也从女性社会角色转变的层面上解构了儒家伦理中的母亲神话。

　　《大地的女儿》中玛丽的母亲“像老鹰一样扑到我身上乱打——头上、背上、裸着的腿上，一直到我带着创痛和恐惧哭喊着逃出去找寻我的父亲”。“她的不快乐的结婚年代愈增加，儿童的生育愈增加，她愈加鞭挞我了。”《大地的女儿》中的女人们，一旦进入父权制的、贫困艰辛的婚姻生活中只能沦为生育机器，妇女们“生下十来个孩子，让他们在大地上四处漂流”，随后都变成了不得不依靠丈夫养活的、丧失自主性的依附者。小说中暴力、无能、不负责任的父亲约翰形象也表明，父权制婚姻不仅把一代又一代的底层妇女拖入痛苦和死亡的深渊，而且也给下层男性套上了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桎梏，让他们深受其害。史沫特莱在这部作品中诅咒父权制婚姻，抨击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双重评价标准。史沫特莱目睹了母亲和姐姐无节制生育的痛苦遭遇，因此痛恨婚姻与生育。小说对生育激进大胆的解读、对家庭温馨表象的揭露，更是把那些在性解放潮流中筋疲力尽后重新回到传统的妇女角色——在结婚和做母亲中去躲避经济衰退危机的美国城市中产阶级白人小姐的美梦戳了一个大大的口子。

　　经历过明治维新时期对“女性是真正的人”的呼喊之后，现代日本文学似乎已经走在了破之后立的路上。《抛弃》中光代的出走不再是为了逃婚，而是主动参与社会运动(追求自由和公平的社会运动)，光代再次走进婚姻(或家庭)也只是出于与志同道合的同志的两性相吸。故平林泰子作品中的女性出走从一开始就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但小说中女性对生育的复杂态度却格外清晰地显示出了女性在走向自我自觉过程中的回复及艰难。被丈夫抛弃在施疗室里的孕妇“我”想到“贫农的我的祖父、职工的我的父亲，都是为着要给蛆虫一般多的孩子们吃所以终于磨折死了”的往事时，觉得“给孩子吃”这一种强烈的要求，这是从古以来就像铁丝一样贯穿着穷苦人的传统的，是“要将母子分开的”。于是，光代开始从内心里拒斥生育，但她的拒斥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日本文学中，文化恋母情结作为一种文化原型早已内化在日本作家最深层的潜意识中。加之受余波未远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影响，日本民众心理中对生命的珍爱以及存在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恋母情结，使得此年代中的他们对于堕胎行为十分不理解，甚至认为是罪恶的。因此，小说中那位曾经照顾过从大地震中逃出来的小村夫妇的牛奶店店员，在听见光代毫不介意地要堕胎之后，“便非常吃惊地永不再来”。光代尽管害怕生育，但在复杂的民族情结与社会情感中，她对孩子的拒绝竟然开始“变得柔软”，甚至憧憬着“在监狱里养育一个日本的小布尔什维克”，可是但当“我”被丈夫因为生计抛弃之时，才明白“我从来所苦闷着的，既不是爱，也不是恋，这些，不过是承继着古来女生传统的可耻的痴情!”

　　对母亲的依恋是对儿童时代的回归，也是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最深层次的东西。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卢宾认为，恋母情结作为“人类性别化的关键”，要推翻男权的性别制度，必须“解决文化的恋母情结”。三位女作家以自身生命体验，拆解了恋母情结和母性神话，并使母性体验有了质的变化——它们深入了母亲的潜意识领域，直接反观了作为母亲的女人的内在真实，这是这些女性文本的意义所在。女性作家们作品中对形象的解构与对生育的复杂情感，则传递出女性在打破男权社会圣母枷锁、走向自我意识觉醒的成长阵痛，而这种阵痛也预示着女性真正觉醒的未来。

四

当代妇女心理学家服部正指出:“关于女性的性和爱的生活心理，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如同一个珍藏着无限问题的宝库。不妨说，各方面全面发展的女性的生存价值体系，在这里不断崩溃、变革、新生和构成。”瓦西列夫也认为:“人类性关系的描写和表现确实是一块神奇的结晶体，它使人们得以观察到任何时代和民族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借助于它的反射，爱情自身的实质也清晰地显示出来。”女性作家笔下的性意识、性心理、性行为更是她们感知社会、体味人生的重要方式。对于女性自我身体与性行为的描写，平林泰子、史沫特莱或萧红都显得有些放不开，性爱与性的隐晦在文本禁忌和叙事伦理下形成了一种张力。

　　平林泰子小说的女人公都是处于婚姻状态下的女性，然而性爱——这个婚姻生活的必然部分在小说中却处于隐匿状态，仅在小说中以某些所指符号或身体凝视的方式进行隐晦表达。《抛弃》中小村的嫂子经常“穿着零乱的睡衣”在“天将亮的时候”，从楼下掷下“点点滴滴地沾着许多黄颜色污点”、“连体温都不曾冷却”、“发出一种微温而腥酸的臭气”的粉红衬裙让肚大如箩的光代清洗。那从楼上高高掷下的粉红衬裙正是对怀有身孕、需要压抑生理欲望的光代的极大侮辱。小村嫂子用性媚声势而极力营造的欲望幻影，被从楼上传来的小村哥哥“那混着喘息的咳嗽”瞬间戳破。连下米煮饭都要亲自计量米水的小村哥哥，对于金钱的攫取欲望绝对大于对“鼻子底下生着卷毛的嘴巴”的胖妻的热情。“粉红衬裙上的点点黄斑”并不能帮助丈夫掩盖他强力伪装的男性雄风下已经虚空的身体事实，反而成了对大嫂性压抑最具反讽意味的能指符号。

　　除了性压抑的展示，平林泰子的作品中还展现了大量对身体的凝视特写。作为一种自我苏醒，凝视身体本身就是一种释放压抑的姿态。光代(“我”)的大肚子经常受到来自哥嫂、中校夫人、中国苦力、日本警察等人各种轻蔑的凝视。光代生产之后，他人的凝视变成了自我的凝视——自我凝视那突出的大肚、患了脚气病的脚以及留下妊娠纹的胸。“在像漏了气的氢气球一般地、软洋洋地挂着的乳房上面，几根妊娠线纹，留着苦闷的表情一般的丑陋的痕迹，在上面描着。”“我的两个乳房，软痛得好像死去了的猫儿一样。”在男权话语中，女性身体常常被贬为不洁或祸水，神秘的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意象，并被告诫要“用羞辱的态度对待它、抹煞它，用愚蠢的性恭谦去打击它”。有着妊娠纹的胸部成为光代“已婚已育妇女”身份最直接的身体标志，而这个身份也成了小山指使良子的理所当然的证据。《嘲笑》中小山粗暴地吼叫良子、恶狠狠地砸猫，良子刺痛的胸部也隐喻着她曾经遭受过的各种软硬暴力。在家庭暴力及其隐喻语境中，性爱身体被压抑和操控并非只是单向度的，被压抑者也有自己的因应策略，或反抗或回归自身或呈现出对男权社会的疏离姿态。良子也多次想用咆哮来回应小山的语言暴力，但最终良子还是压抑并沉默了下去，而每次压抑之后左胸的刺痛就会出现。如果说对“像吃饱了血的蚊子一样的肚子”的大肚和“好像很厚的米粉粘住了一般的软弱的腿腹”的凝视，传达出女主人公对生育神话下的圣母形象的解构;那么对于有着妊娠纹的、经常有针般刺痛的胸部的凝视，则是作者有意对女性沉默的反抗力量的强调。《嘲笑》中的良子虽有着多个男性伙伴且过着放浪性癖的生活，这一形象似乎也显示出以满足男人的需要为自己生存价值的旧式女性的现代觉醒。然而，无论放浪性癖是出于对传统男权文化道德的反叛，还是为了补偿失恋失子的痛苦，良子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沉默地顺从了小山去出卖贞操。觉醒后无路可走的不幸，也说明了现代女性的自我觉醒同自我沉沦之间只不过一步之遥。

　　与平林泰子笔下隐匿的性描写所不同的是，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中的性描写则几乎处于空置。玛丽拒斥婚姻，且认为“爱情中没有性的地位，性的含义是侵犯人身，是结婚，是卖淫”、“性的含义就是不幸，也就是所有那些我所畏惧、厌恶、立意要逃避的事情”。小说唯一一次与性相关的场面描写是玛丽与诺德恋爱期时的一次情不自禁而已:“他弯下腰来，我伸出手去大抱他的胳膊…他浑身的肌肉都在颤动……在他那极度温柔的接触之下，我的身体和心灵全都感到无限的宁静……他的嘴的温柔的抚慰，就像月光倾泻在平静的水面上一样。”玛丽拒绝婚姻，拒绝承担婚姻带来的义务、责任以及生育负担，并以此来反抗男权社会对性的双重标准——“男人有酒店，女人什么也没有”，并在小说中赞赏“曾经为她心爱的姐姐而出卖自己的身体”的海伦姨妈“和任何已婚妇女的职业一样高尚，不过她生活得更好，有更多的权利来支配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小说中的男人控制着自己的女人们，可是当铁道外人家的女儿被兵士强奸了，矿工们、父亲们却不敢吭声且没有人敢出庭作证控告兵士，只因为他们穿着“美丽坚合众国军服”。被强奸的女性身体上所发生的身体与经济、阶级、种族、性别等的冲突纠葛，使得这些事件的描写显示出她的深刻之处来，“实际上表明，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结束性暴力”。史沫特莱用小说中“本就艰苦、不过是现代的掠夺性社会制度的反射的事实”给我们指明了“妇女解放的当务之急是铲除私产制度和贞操观念，是男子压服女子的‘两块大石头’”。

　　对于史沫特莱的作品，萧红是有着深刻阅读体验的。萧红曾在两篇文章中(《〈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和《〈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作》)提到《大地的女儿》这部作品:“男权社会下的女子就是这样，女子连一点点东西都不得白得，哪管就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牺牲好话或眼泪。”萧红肯定史沫特莱“对不幸者永远寄托着不可遏止的同情”，并十分赞赏史沫特莱坚持女性主义的写作立场，“在现社会中，以女子出现造成这种斗争的记录，在我觉得她们是勇敢的，是最强的，把一切都变成了痛苦出卖而后得来的”。对于男子对女子的嘲笑、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与压制，萧红也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沉默而又有力地反抗着。《生死场》中涉及性的描写并不多:小说中写到成业与金枝野合时被描述成了“野兽吞食小鸡”，“小鸡”在想要“吞食”她的、无比凶残“野兽”面前战战兢兢，女人美妙的胴体变成了“白的死尸”，汉子带走姑娘时“就像猎犬带着捕捉物”。萧红用野兽捕猎来比拟男性占用女性身体时的女性无法自主的恐惧感，并用这种恐惧的焦虑感置换了史沫特莱笔下“如月光倾泻在平静的水面上一样”的愉悦感——“这种无法自主倒不是因为性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而是由于欲望连同贞洁的意义都由父权制决定着，且只服务于男性的利益”。随之而来的孕事以及为掩盖耻辱而成的婚事，都成为隐喻金枝作为女人在人类社会中走投无路的绝境:“她的身体如同稻草人一样，被抽空了内容，简约成一个被父权制预定了功能的能指。”

　　金枝去城里缝穷却被强奸，王婆问她“恨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金枝开始说她“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但话一出口马上纠正自己，“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因为强奸她的不是日本兵，而是中国男人。“强奸”在很多民族主义文本里更多是一种符号，“作为一个象征交换的符号，她的身体则被国族主义的议程所取代，并被否认了其特殊的女性体验的意义”。《生死场》中强奸金枝的不是日本军人，而是中国男子，萧红“颠覆了民族主义话语中受辱女人的隐喻”，“将民族认同的问题，放置在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的交叉点，并挑战了民族主义对于这种意义的控制，以及对这个身体的所有权”。与《大地的女儿》中“强奸情节”“表面上是不可调和的种族、阶级、性别之间的冲突”，而实际上与“表明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结束性暴力”的重要意义不同的是，金枝的“我恨中国人”这种颠覆更“具有了性别意义的立场，并介入了小说表面上建立起来而实际上予以颠覆的民族主义话语”。萧红拒绝让金枝身体的意义升华为国族大义的载体，她不愿片面地满足“时代需要”而去刻意书写她不熟悉的领域，她始终忠于自己的女性体验与女性立场。《生死场》中，不论是占领前还是日据时期，女人的故事使作者无法将现存的父权—男权社会理想化。国家的劫难既不能解释也不能抹去女人身体所承受的种种苦难。因此刘禾认为，萧红在《生死场》中所揭示的复杂的意义，是当时许多男性写作者“难以企及的”。

　　综上所述，三位女作家作品中对女性归宿的“安乐家庭”的解构，关于母亲形象和母女关系的透视，对男性中心性意识的颠覆都标志着中国女性意识觉醒的进程。女性意识的觉醒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人类史上女性屈辱地位的反抗。人类过去的精神文化都是以对女性的压制为基础、建构了将女性囚禁于内室之中的体制。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女子在人类史上，自始便是屈服于男子统治之下的弱者”，“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的社会主体结构统治了整个社会。三位女作家以出走作为反抗男权的第一个行动，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甚至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反抗男权社会的不公。他们的勇气是何其令人钦佩，而在反抗不公、追求自由和平等路上受到强大男权社会压制和历史惯性阻挠的磨难，又不得不令人深思。平林泰子小说中询问是否真的有上帝的十二岁少女喊出的“我早已觉得有些可怪”，反而让光代“像解决了一个问题似的”“觉得心里有了一种异样的冲动”。《大地的女儿》中的玛丽在经历了阶级、性别、种族的各种痛苦后，在两难处境下选择了自我流放——远离阿南德，也远离自己的国家。在小说的环形结构所构建的封闭空间里，玛丽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甚至企图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痛苦生活，却依然无力走出事业和感情上的困境。《生死场》中被强奸后的金枝无家可归，走投无路之下想要出家时却发现尼姑庵的尼姑跑了，庙宇也荒凉着。如果连庙宇都不能为金枝提供精神庇护的话，她将去何处疗伤?在背叛了男性中心文化之后，女性该向何处去?能否、何时、怎样在现实中构建美好平等世界?对于经济、阶级、种族、性别、与个人、国家的思考依然还要继续。

　　注释:

　　①Guy Reynolds: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fic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acmillan Press Ltd．，St．Martin's Press，1999，pp．2～3．

　　②Charlotte Nekola and Paula Rabinowitz Writing Red: An Anthology of American Women Writers 1930-1940，Feminist Press，p．21．

　　③鲁迅:《生死场·序》，奴隶社1935年版，第1页。

　　④乔以钢:《萧红与中国女性文学》，《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3期。

　　⑤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3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小说的一个侧面》，《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⑥徐坤:《文学中的“疯狂”女性: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页。

　　⑦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⑧王学谦:《母亲神话的解构——论萧红对母亲形象的书写》，《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8期。

　　⑨史沫特列夫人著，林宜生译:《大地的女儿》，上海湖风出版社1932年版，第1页。

　　⑩叶舒宪、李继凯:《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

　　?服部正著，江丽临等译:《女性心理学》，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98页。

　　?基·瓦西列夫:《情爱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75页。

　　?朱崇科:《身体意识形态》，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20页。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陶春杰译:《大地的女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97页。

　　?刘小莉:《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萧红:《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选自张毓茂、阎志宏编:《萧红文集·散文诗歌及其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萧红:《生死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5页。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